疫情影响下大学生负面情绪和心理危机内生态干预系统构建研究

2024-01-17赵文永

黑龙江教育·高校研究与评估 2024年1期

摘要：受疫情影响，大学生校园生活呈现学习秩序多样、行为生活受限、就业压力骤增、网络负面效应放大等特点。长此以往，大学生往往会出现心理应激产生的恐慌焦虑、长期防控滋生的厌烦情绪、阅历不足导致的从众心理、信任危机伴生的污名现象，以及更严防控诱发的抗争情绪等负面情绪和心理危机。实现标本兼治，高校必须集成构建以风险防范为目的的心理危机化解体系、以凝聚共识为导向的信息舆论引导体系、以唯物史观为基石的科学理性认知体系、以奉献担当为核心的时代使命责任体系、以生命至上为要旨的生命教育体系和以集思广益为合力的多维联动协同体系等“六位一体”的内生态干预系统。

关键词：负面情绪；心理危机；内生态；干预系统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4）01-0082-05

收稿日期：2023-01-11

作者简介：赵文永，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副研究员，博士

当前，我国新冠感染疫情呈低水平、波浪式流行态势，教育系统人员密集，防控难度大，一直是疫情防控的重点领域。由于在校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居住又基本以公寓集中方式进行，高校疫情防控往往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严峻形势和挑战。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最为活跃、最具朝气、高度敏感的群体，在长期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受到很大的冲击及影响。再加上大学生个人的体质、性格特点、生活经验、认知水平、社会影响和应激反应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负面情绪和心理危机，从而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困扰，甚至有可能影响高校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

一、疫情对大学生的主要冲击及影响

在疫情全球蔓延的情况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了影响，国家之间的联系减少，国内的正常发展循环也受到冲击，人民群众去哪都需要查行程码、健康码，生活随时会按下暂停键，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过年回不去家，戴口罩，做核酸，不聚会，等等，生活秩序受到很大影响。在高校学习生活的大学生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有生活方面的，更多是体现在学习方面的。

（一）学习秩序变化多端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开学复课的不确定性和线上线下教学的随时切换。正常情况下，高校一般都会提前安排好每学年的教学日历，学生根据教学日历选择学习课程，并妥善安排好外出实习、返乡回校、择业求职等事宜。但现在开学复课工作受全国疫情整体形势、学校所在地和学生出发地疫情形势共同影响，何时开学何时报到往往都需择机而定。以江苏省为例，截至2022

年11月，仍有20多万学生未能返校报到。由于疫情爆发具有突然性和不可控性，疫情初期原有课堂线下为主的教学方式被迫改变，“停课不停学”的任务要求落

实主要依托网络在线上开展。从线上教学技术硬软件的匹配，线上教学普及性培训及开展，到云平台教学资源的整合，绝大多数师生都经历了从线下到线上转移的冲击、茫然、混乱、适应等过程。常态化防控过程中，高校为了应对突发疫情，减少人员聚集交叉，经常开启线上教学模式，线上线下随时切换已成常态。

（二）行为生活高度受限

为坚决防止疫情输入校园，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和聚集性校园疫情底线，高校均严格按照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属地的疫情防控要求，强化校园管理工作，严把校门关。“原则上不出省、非必要不出市、出校履行审批或报备手续”等已成为常态要求，学生在校园内生活也被反复强调“尽量不串门、活动不扎堆”。高校对校内各区域实施了划片网格化管理，对各种原因未返校的师生落实了“人盯人”的追踪安排，严格执行师生晨午检和健康巡检、因病缺勤登记及病因追踪报告、复课证明查验等制度。再加上时不时受社会面疫情波及，实行校园封闭化管理，甚或静默管理，一系列防疫措施的强化执行，给大学生的社交活动带来了更大的限制。作为最为活跃的青年群体，原本可以自由进出校园，如今却只能被“禁锢”在校园内，追求自由、开放、平等的大学生对闭环管理难免产生抵触情绪。

（三）就业压力叠加骤增

一方面，2022届高校毕业生突破了1 000万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下滑，国内外众多行业企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大面积裁员信息不时见诸报端，就业岗位需求降低，政策性岗位拓展空间有限，就业市场环境恶劣。同时，为了减少感染风险，自疫情开始，大学生便按规定遵守政府和学校的防疫政策，每个人都减少了不必要的外出，在这种情况下，就业机会和途径也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高校春季招聘会、线下招聘会和校内宣讲会的相继取消，又给大学生就业渠道拓展带来了很大影响。由此可见，就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毕业生的择业就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四）网络负面效应放大

受疫情影响，原来线下的课堂学习、求职择业、社会交往等活动都依托网络在线上开展，原来双线结合的采购消费、娱乐消遣、信息阅读等活动也均转向以线上为主，网络被大学生在更大的范围内使用。对学生的交互活动缺乏有效控制，而网络教育又更多地替代了双向交流互动的线下教学模式，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效果。西方发达国家“网络霸主”似的信息垄断行为致使其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在网络大量汇聚，致使大学生受西方价值观念影响的威胁加大。主要取决于使用者本身自觉和道德责任感的网上行为约束方式和网络行为的虚拟性特点，会造成大学生道德责任感的削弱和自由意识的泛滥。部分大学生自制力较差，还出现了“娱乐休闲过渡”的情况，疯狂追剧、刷“抖音”等时间过长的比例均超过40%，“吃鸡”无节制、沉溺网络小说的比例均超过20%[1]。

二、重大疫情影响下的大学生常见负面情绪

和心理危机

心理活动活跃、不稳定性高是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结构特征，他们往往具有善于思考而又缺乏辨析能力，追求独立但又缺乏自律自控等矛盾特点。新冠感染疫情爆发以来，疫情传播广、毒株变异快、感染渠道多、防控难度大、影响周期长，给处于心理、生理和社会适应力等方面发展成形阶段的大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使他们出现了各种过激反应，诱发了各类心理危机，产生了心理健康隐患。

（一）心理应激产生的恐慌焦虑

面对危险或者未知情况时，人们往往都会产生一定的恐慌焦虑。心理学上，把这种恐慌心理或状态称之为心理应激（Psychological stress），即机体在内外环境的作用下，因客观要求与主体应付能力的不平衡所产生的一种适应环境的紧张状态[2]。由于重大疫情具有爆发起因的不确定性，传染的广泛无差别性，对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性，以及人们对其了解的匮乏性，致使民众高度恐慌焦虑，心理极其紧张，处于长期高度应激状态，生理、心理和行为也都因人差异产生不同的反应。

应激状态下产生的这些身心及行为反应是一种自我防御的心理机制，是人们面对危险情景的一种自然、正常和必要的反应，也是激发人们追求平安和安全的动力[3]。社会公众的恐慌焦虑是正常的心理应激，大学生作为广大社会公众的普通一员，有不同于寻常状态的身心不适状况也是正常的应激状态。而且大学生还处于生理快速成长期、心理急剧变化期、社会阅历增加期，面对特殊情况产生的应激状态还可能强于一般社会大众，恐慌焦虑的程度也往往比社会公众剧烈。面对重大疫情，心理应激反应强度适度，可以提高警觉水平，激发身体机能潜力，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反应强度过度，超出机体承受的上限，则会损害人的身心健康，甚至造成更严重个体危害，进而影响疫情平息工作。

（二）长期防控滋生的厌烦情绪

长时间以来，为了打赢疫情狙击战，公众饱受出行受限、生活受扰、情绪紧张、心理负压等困扰，厌烦情绪弥散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2020年上半年，近70%的大学生未能返校正常参加学习。虽然后来高校相继开学，寒暑假相继恢复正常，但大学生入学报到、校内生活、校门出入仍受到诸多疫情防控措施限制，长时间的非常态学习生活，再加上校园防控措施相对严格和社会秩序逐步放开的矛盾，大学生厌烦情绪可能超出社会公众的一般水平。这种情绪在大学生密集的日常交往生活中交织渲染，并通过网络发酵蔓延，很多学生成为“键盘侠”“手机党”“无脑愤青”和“口水喷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对现状的不满。当他们的情绪积累超出自己的自控能力，就容易迷失自我，为一些琐碎之事苦恼纠结，语言行为就会有宣泄表现，继而有可能发展演变成群体事件。

（三）阅历不足导致的从众心理

从众，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4]。这种从众心理，极易受个人阅历和社会经验的影响。大学生知识体系构建还不完善，缺乏社会历练，对社会的认知大多来源于父母言传身教和对书本网络内容的阅读，缺乏对社会现象的认知知识和方法，缺少深层次溯源探析。在对社会事件进行认知和判断时，极易受到群体的影响（引导或施加的压力），会怀疑并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朝着与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大学生面对重大疫情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重大变革，以其社会阅历和知识储备难以作出正确的认知判断，很多时候自然而然地盲从，人云亦云地“随大流”，以从众心理来掩饰或回避自我认知不足的尴尬。

（四）信任危机伴生的污名现象

1963年，加拿大社会学家戈夫曼将“污名”（Stigma）一词引入社会心理学领域，将其作为一种消极的社会心理现象从人际互动的角度背景开展研究，并视其为个体异于常人的一种非正常特征[5]。后来，学界又将其扩展到指向更多群体，普遍认为是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贬损性或侮辱性的标签，可与躯体和外貌、心理与行为或者社会特征相联系，并存在于特定对象（如残障人士、精神障碍患者、癌症患者、艾滋病人、非洲黑人等）中[6]。界定是否存在污名现象，需要全面考察是否存在贴标签行为，是否存在消极刻板印象，是否存在孤立现象，是否存在歧视现象等基本元素[7]。在疫情爆发期间，污名现象往往与信任危机相辅相生。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不成熟，大学生也极易陷入信任危机和污名现象的叠加误区。

考虑到病毒的传染性和对人的生命危害性，公众普遍会对疾病患者及疑似患者产生恐惧，继而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疑。从疫情防控的角度而言，采取相对封闭的管控措施限制社会人员流动是防止疫情蔓延的最有效办法，隔离是防止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触人员将病毒传染给他人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但这种隔离管控措施又加剧了公众对病毒的恐惧，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们在面对任何陌生人时，都有可能充满着敌视与不信任。大学生由于学习、生活、居住的密集性，生源地区的广泛性，日常个体出行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这种相互的防范，更容易产生信任危机。一方面，学生间会因疑似病情症状的汇报而产生裂隙，有症状的学生因不主动汇报被指责为“不讲道德”“素质低下”，检举汇报的学生又被指责为“无情无义”“落井下石”。另一方面，因对隔离学生的防范和恐惧，进而会产生一种“多数正常人”对“少数患者”的歧视。因担心自己成为被歧视的“少数”，往往又会陷入竭力對“少数”的污名之中，提高对他人的不信任度，扩大对“少数”的负面夸张和渲染。

（五）更严防控诱发的抗争情绪

由于超过千万师生跨省份、跨地市流动带来的疫情防控难度和传播风险，相比社会其他公共场所防控要求，高校校园防控措施更为严格。以2020年新冠感染疫情为例，高校全面开学复课，每校上万名师生聚集在一起学习、生活，为了守住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底线，许多高校更是在教育系统高于社会防控要求的标准上继续加码，希望能为校园多筑一道安全屏障。这就造成了常态化防控条件下社会管理趋于宽松和校园管控措施依然严格的矛盾。同时，国内大多高校的教职工家属区都在校园内，对于教职工及其亲属进出校门的管理工作很难做到同学生“同标准、同要求”。这种校园和社会间、教职工同学生间管理差异带来的矛盾，必然会致使价值上追求平等待遇的青年大学生产生抗争情绪。抗争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往往又会因为后勤服务、教育管理、招生就业等涉及学生切身利益事项引发群体性事件，给校园安全稳定带来严重冲击。

国家提出二十条优化措施强调科学精准防控疫情后，不同地区执行政策标准不一、要求不一，一些地方采取的防控措施不精准，少数地方涉疫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充分，个别基层工作人员工作方法单一、态度生硬、缺乏耐心，这些信息均通过网络倒灌进学校，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学生的抗争情绪。这种情绪就会影响学生，使其不能以理性的角度来看待与服从学校所在属地和本校有关疫情防控的政策要求、管理倡议，而是更多以批判的心态来挑剔、指责各种防疫要求。这种非理性抗争情绪，往往又会引起各种错误认识，比如有的“谈疫色变”，不相信政府疫情防控措施，质疑学校不把学生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有的不把疫情防控要求当回事，在公共场所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感觉学校有点小题大做，质疑学校漠视学生自由学习生活的权利；有的甚或怀疑属地和学校发布的疫情通报信息，歪曲正解、以讹传讹，引发更大恐慌。这些错误认识都给学校的教育引导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挑战，继而给高校既要做好“疫情”防控，还要做好“舆情”防控的要求带来很大困难。

三、构建大学生负面情绪和心理危机疏导的

内生态干预系统

大学生负面情绪和心理危机疏导不及时，矫正不得当，就极易引发心理问题，继而诱发危机事件。这就要求高校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也必须强化大学生“心理疫情”的防控。当然，技术层面、医学层面的心理抚慰、情绪疏导和医疗救治确实能很大程度避免大学生因负面情绪而引发更为严重的心理疾病，具有防止其因心理问题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的战术意义。但是从标本兼治的角度来看，构建以心理危机化解、舆情引导、科学合理认知、时代使命责任、生命教育，以及工作协同体系为一体的内生态综合防控系统更具有战略意义。

（一）构建以风险防范为目的的心理危机化解体系

1985年，南京脑科医院翟书涛教授率先开展了我国心理危机干预和自杀预防工作，并在随后几年内相继把国外心理危机干预成果引入国内，并成立了国内第一所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开始了对国外相关理论的综述与移植工作。21世纪以来，相继爆发的非典型肺炎疫情（2003年）、马加爵事件（2004年）和“5.12”汶川大地震（2008年），都对民众的心理健康产生了影响。受此影响，也使得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社会灾难引起的心理危机研究进入学者们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扩招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对大学生也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大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危机事件逐年增加，学者们逐渐开始了针对大学生心理危机现状的干预研究。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国内学者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预防系统、预警系统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各高校在应对心理危机事件进行应急处置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探索等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工作思考和经验，并慢慢形成了具有学校特色的心理危机化解体系。但是，近来相继发生的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暴露出我们在精准化风险防范方面还存在工作疏漏和不足，在组织机构、保障体系、工作流程、队伍建设和评价方法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心理危机体系的建设。

（二）构建以凝聚共识为导向的网络舆情引导体系

重大疫情爆发时，海量信息充斥在微信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和其他媒体，从预防知识、进展动态、病毒分析到怎样治疗，各种消息让人眼花缭乱，从专家建议、现场目击、权威解读到内部消息，各种消息真假难辨。网络信息的集聚爆发、纷繁复杂、泥沙俱下恰是其从量和质上有别于传统媒体信息的主要特征。而舆情调控力度的差异则是网络区别于传统媒体的发布主体异质。网络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发言人，人人都是宣传员。现实中网络舆情还往往呈现这样一个现象，与主流媒体相对抗的舆情往往更会赢得其他网络民众的关注和追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现代人质疑主流构筑的标新立异心思在作祟，也可能是因为网民对传统媒体生硬灌输的反弹和不屑，还有可能只是为了表达在现实生活中的不满和压抑。

社会普遍现象映射到高校场域，往往还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特点。大学生社会阅历浅、思想活跃、情绪热烈、好奇心强、同质性高，网络舆情往往会呈现自由性、多元性、碰撞性以及盲从性等特点。从社会关注角度来看，社会普通公众高度认同高校“精神坐标”层次的价值引导地位。对于大学生本身的界定，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的“天之骄子”演变到现在的“知识劳动者”，但是其聰明睿智的身份形象依然未变。这种对高校和大学生的正面认可，在遇到负面网络舆情信息时，往往会加剧大学生在理想期盼和现实之间的心理冲突矛盾，加剧其与主流媒体的对抗。从而造成社会普通公众很多时候选择性忽视舆情信息本身内容，而不断聚焦和放大高校其他工作的缺陷和不足，一定程度使负面信息被不断扩散、演化、丰富、发展和集聚，负面信息累积到一定程度，很有可能演变成次生危机事件[8]。结合高校网络舆情呈现的新特征、新情况，高校如何妥善处理好来自校内外两方面的信息聚焦和普遍关注，主动出击，通过科学的方法、有效的手段，切实化解舆情危机，为学校发展营造良好的校内外舆论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三）构建以唯物史观为基石的科学理性认知体系

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大学生群体思维更为活跃，更易接受新鲜事物、外来思想和流行文化。受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侵蚀影响，部分大学生在继承弘扬传统优秀历史文化和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出现认知模糊，陷入“一切都无所谓”的价值相对主义、“碎片化”的价值多元主义和“怀疑解构”的道德虚无主义误区，片面追求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强调多元、追求个性自由，“反对理性和传统、反对基础主义和确定性、反对本质主义和中心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主体性，以及反对普遍性和同一性”[9]。从根本上讲，部分大学生知行歪曲正是其精神世界价值荒芜、追求迷茫、非理性泛滥的客观产物。

而从整个哲学发展的进程中看，在西方文艺复兴高扬人本大旗，以及启蒙运动确立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产生的唯物史观，既体现出人类能够认识和发现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人类主体性与理性精神，又有着浓厚的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诉求，体现出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人本性价值导向[10]。唯物史观的诞生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唯物史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实践性为基础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着重强调科学理性与社会发展规律。基于以此为基石的认知体系构建，利于从根源上防止认知歪曲的产生。

（四）构建以奉献担当为核心的时代使命责任体系

精神空虚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病，一般表现为空虚丧志、否定一切、寻求刺激快樂、得过且过混日子等病态心理。聚焦到大学生这一青年群体，部分人产生精神虚空的根源在于价值感的缺失，逃避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责任。毛泽东同志曾说，“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引导青年大学生积极同各种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在压力面前缴械、在困难面前低头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紧跟党的脚步，不忘时代重托，不负人民期望，担当在先，奉献在前，在应对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中发挥积极作用，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抱负、有志气、有担当、讲奉献、讲作为的新时代青年，就成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回避、不可延迟的重大课题。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时代要有新作为。青年大学生要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将自身梦想、家庭梦想与中国梦紧密结合，奋勇投身新时代国家、民族前进和人民奋斗的伟大洪流中，用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人生航向汇聚成伟大时代的中国梦。

（五）构建以生命至上为要旨的生命教育体系

1968年，美国的杰·唐纳·华特士提出了生命教育的概念。20世纪末，生命教育被引入我国。经过20余年的发展，我国高校的生命教育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不可回避的是，长期以来受社会发展、生源质量、就业压力以及竞争力评价体系等方面影响，高校发展规划的重心往往都是综合改革治理、学科优化发展、科研水平提升、学生专业核心竞争能力培养等内容，对学生道德情操、人文素养、人格塑造、意志磨炼、审美情趣和心理承受力培养的重视不够。处于“隐形教育”范畴的生命教育更是重视欠缺，大多高校只是在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有过短暂的教育反思和内部呼吁，很少能形成有体系的生命教育课程和生命感悟实践体验。即使在少量涉及的生命教育中，也仅是对“生”的阐述，回避“死”的话题。我国生命教育起步晚和高校生命教育欠缺的现实，必然会使学生缺乏对生死的基本认知和思考，不能构建生命层面牢固的价值世界。在压力骤增时，在面临困境时，在负面情绪集聚时，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心理抗受能力。

基于个体而言，知行歪曲引发的最大恶果就是个体生命的消逝。因而生命教育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正确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和热爱生命，树立生命至上的思想信念。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生命教育”等话题再次被聚焦。全国人大代表尤立增“把生命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议，引起了众多代表“不谋而合、所见略同”的热议。大学阶段作为大学生进入社会前的最后一个缓冲期，提高心理抗压能力，树立正确生命价值观显得更尤为重要。当然，生命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简单通过几次报告讲座、几门课程讲授就能实现教育目标。高校需要系统谋划、整体思考，将生命教育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导向作用，引导生命发展，激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价值。

（六）构建以集思广益为合力的多维联动协同体系

无论是心理健康教育、生命安全教育，还是理想信念教育，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范畴。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高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统筹办学治校育人资源，建立健全了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全员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党委领导、部门多维联动的工作机制在构建

“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全面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协同联动机制同样要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心理疫情防控工作，绝不能再陷入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或学生工作处单打独斗的无助怪圈。实际上，无论是应急式的危机化解、应急处置，预防性的理念教育、价值引导，还是常态化的日常管理、活动组织，都离不开党委的统一领导、高校内外多部门间的协同配合，一定要切实发挥部门联动、群策群力的工作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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