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15 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后，以商贸发展为契机的海外探险活动日益兴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其他欧洲国家相继开通海洋贸易路线，取得贸易专擅的话语权。其中，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等商品，与海外的香料、白银等物品互通有无，与之前相比，数量更多、规模更大，中国瓷器就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交换并流转着。然而，对中国陶瓷史进行研究的学者多从中国陶瓷烧造的历史时序出发，忽略了消费地的影响，或者未意识到消费地反向对制造地的作用力。特别是陶瓷商品交换是全球化现象的一个绝佳观察角度。

克拉克瓷是 16 世纪后半期至 17世纪最有特色的一类青花瓷，以满饰开光为装饰主体（见图 1），于当时大量传播至世界各地，其传播时间之长、地域之广，已暗示克拉克瓷作为商品中的一环，与全世界的连动关系[1]60。克拉克瓷的形式为盘心圆形开光，内绘水鹭或香草龙等图案，盘周围绕有 8 个 或12 个扇形开光，以垂直带饰或璎珞间隔，扇形开光内绘有单株花叶。盘形于器腹带宽折沿并上扬是常见的器形，部分搭配有菱花口沿。另一种常见的器形为大深腹碗，此种器形为欧洲的食膳餐具，是为欧洲专门订烧的瓷器。因为克拉克名称的由来和器形与欧洲相关联，故研究者将此类器物的来源与欧洲联想在一起。又因为克拉克瓷常见于海外遗址，故给人留下专门营销海外市场的印象。然而，国内的消费地遗址中也有所见，容后详述。

图1 克拉克瓷 清代 德国赫森艺术馆藏

克拉克瓷的开光从盘心辐射至盘缘，像极了盛开的芙蓉，因此日本学者称为“芙蓉手”[2]，“Kraak”的中文翻译有“加橹”[3]和“克拉克”两种[4]，中国台湾学者又译为“卡拉克”[5]。然而，克拉克瓷是一种以装饰形式命名的贸易瓷器，与考古学上强调器形变化来分类的规则，或艺术史中以纹饰变化来归纳风格的标准皆不相同。换句话说，克拉克瓷是非传统分类下的品种，并没有被科学地分析对待。因此，研究者采取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重新认识、解析克拉克瓷。以往的研究着重阐述克拉克瓷的起源时间、地点、原因，以及生产时段分期和消费地等议题，本文探讨克拉克瓷开光装饰形式的成因。

二、克拉克瓷名称的释义

“克拉克”为外来语的译音，词语来源未有定论，有两种主流的说法：其一，以当时载运克拉克瓷的克拉克船命名[6]，葡萄牙语“Naos”，荷兰语“Kraken”，英语“Carrack”①；其二，荷兰语中“易碎”的意思[7]。第一种说法被较多的研究者采纳。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一艘葡萄牙克拉克商船，船货装载大量的青花开光型瓷器，当时人们对这种瓷器并不了解，因此以船型“克拉克”命名。而克拉克船指船身较为宽胖、吃水较深的船型，可以装载更多的货物，适于用作商船。当时克拉克瓷是贸易商品，只是正好装载在克拉克船上，克拉克船并非专门或只能装载克拉克瓷。

1517—1604 年，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远东贸易的权限，却因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东方贸易的涉入，丢失了近90年东方贸易的大权。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商人、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处购买中国瓷器，买不到便掠夺，荷兰最初认识克拉克瓷的途径，便是抢劫了两艘葡萄牙商船，将船货运至阿姆斯特丹拍卖，克拉克瓷才广泛被欧洲人认识。这两艘商船一艘为 1602 年 3 月的葡萄牙圣亚哥（San Jago）大帆船，于圣赫莲娜（St.Helena）附近被捕获，船运 28 筐瓷盘、瓷碟与 14 筐瓷碗，这批战利品被运至米德堡（Middelburg）；另一艘为 1604 年 8 月 15 日，司令官雅各布·希姆斯柯克（Jacob van Heemskerck）率兵于马六甲海峡捕获的圣凯瑟琳娜号（San Catherina），船载 10 万件瓷器，品项众多[1]62-64，英国的詹姆斯一世（James I）及法国皇帝争相购买圣凯瑟琳娜号上的中国瓷器[8]。克拉克瓷的命名缘由与目前所知的船型名称及荷兰语“易碎”之义略有关联，为克拉克瓷与欧洲语系的联系做了一定程度的暗示，因而绝大部分学者对这种销往欧洲瓷器的新兴装饰，很快便联想到是欧洲带来的影响。本文整理了学术史上对克拉克瓷的认识及探索历程，归纳其开光可能来源的研究脉络。

三、对克拉克瓷开光装饰的认识

市场认识克拉克瓷是从其大量拍卖开始的，西方学者惊艳其独特的装饰布局。克拉克瓷的开光形式，与中国传统风格并不相同，且克拉克瓷多出现在欧洲市场。因此，人们会直接联想到其是受西方影响。西方学者率先从收藏于西方的克拉克瓷入手，其中以荷兰吕伐登公主堂博物馆（Museum Het Princessehof,Leeuwarden）[9]及 荷兰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为代表，这两家博物馆收藏的克拉克瓷量多且质精。

归因克拉克瓷在欧洲市场的订制流通，学者联想到克拉克开光装饰的形式源于欧洲，尤其是 16 世纪后半期主导中国瓷器的葡萄牙[10]，以及 17 世纪接手此项业务的荷兰[11]。开光装饰形式从明晚期开始大量流行，延续到清代早期②，特别是在海外沉船中发现大量此类格套装饰的青花瓷器。比如，漳州窑的青花开光花卉纹盖罐（见图 2）和荷兰格罗宁根博物馆（Groninger Museum）藏的青花花鸟纹军持[12]。青花开光花卉纹盖罐说明开光作为一种装饰方法，流行于外销产品中，不限于中国境内单一的窑口及地区。

西方研究克拉克瓷开光形式最为全面的学者为Maura Rinaldi，他将克拉克瓷的生产年代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为 16 世纪后半期，第二期为 17 世纪前半期，第一期资料较为缺乏，第二期的克拉克瓷胎体较薄，质量较第一期要高，且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交易档案记录留存至今，文献资料较为丰富，便于对第二期的克拉克瓷进行研究。

图2 漳州窑青花开光花卉纹盖罐 厦门市博物馆藏

图3 漳州窑红绿彩器开光形式 漳州市博物馆藏

西方学者从欧洲收藏品的研究出发，日本学者从流传于日本的收藏品探索开光瓷器。另一类同样生产于漳州地区的红彩器，也出现了以开光形式分隔盘心的装饰方法（见图 3）。静嘉堂文库以其收藏的漳州窑红彩器为中心，于1997 年举办静嘉堂文库收藏的“吴州赤绘”展览[13]。所谓吴州，指生产地漳州窑。“赤绘，是于瓷器上绘釉上红色、绿色，乃至黄色、紫色及青色等色彩，相当于中国的五彩。”[14]日本学者点出漳州窑生产的另一大特色──红绿彩瓷器。明晚期外销的红绿彩以东南沿海生产的产品最为常见，首推制作于嘉靖及万历时期的红绿彩瓷器。“嘉靖赤绘的代表是金栏手。这种彩画是在赤绘上加金彩，像是加了金色的边线一样，因而得名，于中国陶瓷中最为豪华绚烂。接着的万历是以赤绘的成熟期出名。”[14]提到红绿彩瓷器时，日本学者对其风格的描述也启发了笔者对克拉克瓷开光装饰形式的观察：“祥瑞赤绘、古赤绘、南京赤绘，其中芙蓉手是四周围八个花瓣状开光，配合花鸟描绘图案……”[14]红绿彩瓷器以开光形式的装饰手法，外框金彩，此点为本文从金属镶嵌器缘的角度分析开光框线，带来很大启示。值得注意的是，开光形式并非 16、17 世纪的独创，7 世纪的俄罗斯银器（见图 4）、9 世纪的伊斯兰陶器（见图 5）、14 世纪初的卵白釉玉壶春瓶（见图 6）到16 世纪后半期斗富弄出土的嘉靖五彩器，都有开光形式。这种将盘心及盘缘等量分割的形式，比将整个瓷器只用同一个画面，或者立件作品从上到下分水平带状装饰的方法更为简单。比如，于盘心置放主纹，于盘缘分隔的开光内间隔置放重复的折枝花卉纹，加上模制器形的格套，并严格管控复制的质量，是掌握实时出货的秘诀，也是民间迅速累积资本的基石。但时代相距过远，当中的细致连结与演变尚未经过验证，目前仍有曹建文与罗易扉坚持此说，认为开光装饰形式与伊斯兰装饰有关[15]。

明清瓷器的主要生产窑口首推江西景德镇，然而沿海地带也有漳州地区的瓷器，其生产质量略次于景德镇。两者区别在于底部制作的精细程度，漳州窑以“砂足器”著称，不少瓷盘的足底及足端皆沾上窑床上铺垫的砂粒。克拉克瓷出产地以景德镇及漳州为大宗，而砂足是辨别漳州及景德镇制品的最大特征。但在科学充分发掘实例以前，不排除部分广东省境内窑口也生产砂足器，这些产品不一定属于现今福建省漳州市范畴，即广东省与福建省的接穰处，饶平、大埔等地[16]，只是在广东省瓷窑材料进一步发表之前，笔者无法贸然下定论。

英文著作常可以看到以“汕头瓷”（Swatow）的名称指漳州窑生产的克拉克瓷，部分研究者相信汕头出口漳州及潮州窑口的产品③，故以当地地名为其命名。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之所以称为“汕头瓷”是因为 17 世纪中期欧洲从汕头港登陆，并于邻近的地方找寻订制景德镇之外的克拉克瓷[17]，但仔细比较其运输路线，漳州窑产品应由九龙江下游的月港输出，作为对外海港的汕头地处粤东，紧邻闽南，在山区境内生产不少清代青花瓷，惟此处生产状况不明，现今两地被行政区划所区分，推测当时应该或多或少存在较为相近的手工业生产窑业基础。而从汕头出口的贸易瓷，应该是以邻近的福建及粤东产品为主。

图4 7 世纪的俄罗斯银器 列皮约夫卡出土艾米塔什博物馆藏

图5 波斯（伊朗）萨曼王朝 多彩釉钵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6 卵白釉玉壶春瓶 爱尔兰国家博物馆藏

随着对米白釉细小开片瓷器生产窑口的兴趣，中国学者在 19 世纪 20 年代兴起一阵“走出书斋”的瓷窑窑址探源活动。19 世纪 50 年代，故宫博物院及福建省博物馆对米黄釉带细碎鱼子开片的“漳窑器”感兴趣，尝试探索制造漳窑器源头的所在地，因而在漳州地区进行了调查，虽未直接找到漳州米黄釉的原生窑址，但对漳州辖下的东溪窑区域首次进行了系统调查，之后几次的调查活动中，也在平和县的南胜、五寨一带发现了克拉克瓷的生产迹象。之后对漳州窑系生产状况进行探索，先后挖掘了平和南胜花仔楼窑址、五寨大垄、二垄窑址[18]、南胜田坑窑址[19]、五寨洞口窑址[20]、华安东溪窑的下洋坑窑址，以及马饭坑窑址[21]，探明漳州窑系内几个重要的生产区域。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栗建安多次整理发掘成果，对漳州窑的生产面貌、生产范围、从明至清生产重心的转移、窑炉的复原及漳州窑产品的面貌给出完整归纳[22]。整体而言，漳州窑的窑炉与福建省明末清初流行的窑炉相一致，皆为横式阶梯级窑，即窑室的宽度较进深长，每个窑室前的燃烧沟左、右各有窑门，有效加强了单次加热的火距，且窑室并列，前后起券，各窑室之间有效利用余热，为下一室的燃烧提供了便利，也因为窑室的空间充足，供热较稳定。因此，适合装烧克拉克瓷大盘或大深腹碗一类的物品[23]。窑床略斜，为求满窑稳固，以铺砂及匣钵为满窑时的铺垫、间隔与稳固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漳州窑产品的足底及足端皆沾上铺垫的砂粒[24]。

综上所述，烧造克拉克瓷可能的窑址有景德镇观音阁窑址[25]、福建漳州窑及粤东一带的窑址，但粤东没有克拉克窑址相关的发表或发掘。景德镇观音阁窑址出土的克拉克瓷不到全体出土瓷片的百分之一。换句话说，景德镇观音阁不是主要生产克拉克瓷的窑址，克拉克瓷从别处运至此处，作为产品、使用器或参考物，景德镇确切生产克拉克瓷窑址的状况仍然不明。曹建文、罗易扉曾多次在外文期刊发表其在景德镇调查克拉克瓷片的所见，受到国外研究学者的较多关注，但研究止于地表瓷片的采集，生产克拉克瓷的窑址及作坊等遗址情况仍然不明。目前海外所见克拉克瓷产品档次较高、烧造较讲究，一般相信生产窑址应该在景德镇昌江沿河附近，可惜仍未有进一步发掘的证据。国内发现墓葬出土、作为陪葬明器使用的克拉克瓷胎质淘洗较粗糙、青花发色较灰青。因此，学者判定次一级的产品可能于福建窑址生产，生产重心从明代的平和地区逐渐转移往至清代早期的东溪等地区。

关于国内消费地的出土情况，零星墓葬里出土的克拉克瓷大盘，置于墓主头下作为陪葬明器使用，经姚澄清、姚连红较为系统的整理，基本确定烧自漳州市平和县一带的窑口，部分出土于有明确纪年的墓葬中。因此，该类瓷器可以作为标准器。目前所知最早的克拉克瓷为明万历元年（1573 年）的景德镇产品，最晚为清康熙初年（17 世纪后半期）的福建漳州窑大盘。除了墓葬出土之外，其余克拉克瓷片散见于辽宁省新宾县赫图阿拉城址[26]、故宫南大库瓷器埋藏坑[27]、明清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署[28]及太原晋王府[29]等地，项坤鹏与赵瑾以故宫南大库为例，推论克拉克瓷不只用于地方随葬，少部分用于宫廷的日常生活[30]，刘朝晖从上述出土带官款的克拉克瓷推测出土于藩王或官府等地的克拉克瓷不是偶然，或许作为馈赠之礼也无不可，意图将克拉克瓷的使用等级向上拔升。

除了克拉克瓷的起源年代、使用范围、外销市场及内需市场的供给问题之外，对克拉克瓷的探究，集中于纹饰的探讨，即从兔纹、鹿纹、鸭纹[31]、戏曲版画[32]、盆景盆花[33]等，然而对框饰可能的来源，除了伊斯兰文化的相似程度，尚未有文章列举伊斯兰陶器任何一张形式上关键性比对的诠释。

三、对瓷器金属镶嵌的认识

本文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从消费地反向对生产地生产模式影响的观察。将克拉克瓷判断为海外市场专供的刻板印象，多见特殊器形是主要因素，如大深腹碗、茶具及军持[34]等，符合西方的饮食风尚。海外市场对克拉克瓷的订购，除了现存有器形订制的样稿外，部分消费者会因使用需求加装、修改或修缮进口瓷器。因此，器缘的金属镶嵌有功能上的变化，有当下的改装，也有因瓷器破损后才加装的滞后性变化。

同样是出于消费地的研究，外国学者率先从金属镶嵌角度对馆藏瓷器进行整理。弗兰西斯·沃斯顿爵士（Sir Francis Waston）于 1970 年[35]、1980 年[36]及 1986 年各出版涉及与加镶金属瓷器主题相关的图录，长期对镶嵌过金属的瓷器进行探究，研究对象主要来自外国博物馆的瓷器藏品，当中不乏克拉克瓷，甚或克拉克瓷装饰影响下的日本伊万里瓷器，而出版于 1999年的图录中加装金属镶嵌案例的时间多集中于 18 世纪[37]。

吴文婷以瓷器为一种介质，认为从生产地至消费地诠释的转换，除了修护破损瓷器的功能外，也对中国瓷器这种“质材”所发挥的功能较前代更为明确。文章集中探讨了 18 世纪以来，欧洲对中国瓷器所做的金属镶嵌，以洛可可的华丽风格对中国瓷器进行改造，以向希腊、罗马古典时代艺术致敬[38]。

刘朝晖及其学生围绕欧洲金属镶嵌的中国瓷器进行分时段、分区域梳理。针对早期（17 世纪以前）英国金银配饰的中国瓷器，复旦大学的李雅淳做了一定整理，其观察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包括青瓷（见图 7）、白瓷及青花瓷皆有加装金属镶嵌的情况，根据金属附件上物勒工名的工匠印记，集中讨论了几件在英国加工的制品，从而做出 17 世纪以前欧洲直接接受中国瓷器的结论。然而往后直至 18世纪欧洲市场向中国订制外销瓷的基础，乃是以使用金属镶嵌改变原有器形，进行了“型态改造”（physically transformed），也有以改变原有器用或装饰等目的的“概念改造”（conceptual transformed）[39]。

关于 18 世纪法国对瓷器的改装及应用，刘朝晖及其学生[40]做了梳理，认为 17、18 世纪消费地（欧洲）对中国瓷器的改饰有加彩、刻划及金属附件镶嵌三种，并以法国为中心，影响遍及其他欧洲地区。而金属镶嵌不只局限于中国瓷器，其他异材质的工艺品（如玻璃器）改装也曾出现在欧洲地区的绘画中。文章总结了法国对瓷器加装金属镶嵌的三种可能性：其一，以金属镶嵌为中国瓷器加固结构性上的弱点。其二，改变中国瓷器的器用。其三，增加附加装饰，以欧洲洛可可风格为“中国风”的华丽装饰诠释[41]。

综上所述，欧洲对玻璃、鹦鹉螺、鸵鸟蛋、象牙及中国瓷器等各种质材的异域奇珍，或有修补[42]，有改装金属镶嵌工艺的行为，其中中国瓷器的质材特别容易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单独提出讨论，也对该质材扮演的“介质”角色，甚至“能动性”有着特别高的期待。笔者从欧洲金属镶嵌与瓷器上的装饰纹样关系切入，试比较单色釉及青花彩绘纹饰的两种瓷器，金属镶嵌于器壁的加固容易垂直阻断装饰的观赏性，以单色釉为例没有这类困扰。克拉克瓷则需要将金属附件对齐边饰带，以免遮盖主纹（见图 8）。这一点提醒了笔者，青花除了受西方市场的欢迎之外，在订制渠道不直接的年代，输出至西方市场的中国瓷器的装饰纹样或多或少反映了当时的消费市场，特别是上流阶级的偏好，克拉克瓷是在这样的消费市场极力需求中大量产生并流行的。

四、结语

明清之际，贸易陶瓷的研究重心从消费地向生产地转移，研究者从作品出发，初步就作品所见外观，利用艺术史研究方法归纳作品风格，以器物纹饰的差异对应不同时期的变化。然而纹饰是推类分期的单一标准，在数据库基准扩充过程中，已无法满足研究者的愿望，也越来越难以通盘解释大部分状况。因此，希望探求更多材料和更多元研究方法的意识开始抬头，于生产地的考古发掘随之展开，接下来的研究阶段也纳入产地出土的资料，分类分期方法也将器形的变化考虑进去，而以器形变化为主要考虑因素，是考古器形学研究方法的要点之一，但考虑历史时期及贸易陶瓷的高装饰性，将器形与装饰的变化一并纳入分期因素，是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43]。

图7 伦纳德杯 大英博物馆藏

在克拉克瓷的研究案例中，研究者选择以最明显的开光特征为单一讨论标准，但类似的开光器在景德镇及漳州也有生产。因此，除了以生产地单一窑口生产产品作整体考虑的方式，加上消费地同时期及其后改制的案例，借用了更多线索，通盘交叉考虑，或许可以解释克拉克瓷特殊的产销情况。

本文力图从消费地的市场视角反观生产地的装饰缘起，16 世纪晚期至 18世纪正是中国外销瓷热销世界的时期，特别是 18 世纪衍生出订制瓷的畅货模式，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的，生产地能接收到市场开出的需求。然而，18 世纪以前，消费者辗转收到不完全符合需求的中国陶瓷时，透过金属镶嵌的方式修改或改造瓷器原形，甚至在欧洲大陆也发现加装金属镶嵌的青花军持，此种应是符合伊斯兰社会风俗用途的器形，因故落脚于欧洲，也对应了欧洲不同的社会器用而改造。金属镶嵌虽为瓷器进行了加固，但其框架也为彩绘瓷器的观赏带来些许干扰。由此可知，克拉克瓷的流行可能是为因应加饰后与金属框饰搭配的观赏效果，先在地纹便将器表分隔成几个较小的单元，如此分工绘饰、满填都形成了可复制的方式，也为流水线分工的生产，顺应海外出口带来助力。

图8 克拉克瓷加装金属镶嵌

图10 加装金属镶嵌的青花军持阿什莫林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藏

注释

①《也谈克拉克瓷的定义》一文整理了卡拉克瓷命名来源的四种说法，并探究其语音可能的来源，唯独将“Carrack”和“Carevel”等船型混为一谈，误认为是一脉相承的船型演变，实际上是不同船型为适应时代需求的转换，彼此之间不一定存在直线演进的关联性。参见范梦园.也谈克拉克瓷的定义[C]//.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逐波泛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陶瓷外销与物质文明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2012:53-59.

②熊寰整理了克拉克瓷纪年器的时代排序，得出克拉克瓷烧造时期应从嘉靖至康熙时期的结论。参见熊寰.克拉克瓷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3):113-122.

③谢绮媚讨论了汕头出口的潮州窑为青瓷，并未实际见到潮州窑开光器的迹象。谢绮媚.广东明清青花瓷分期研究[D].北京: 北京大学,20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