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闻达，郭三娟

唐宋以来，中国瓷器已由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世界各地，加之 16 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助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争相在中西贸易中寻求巨大利益。这一时期，中国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对中西视觉与物质文化交流产生深远影响，而海外的大量需求也促进了国内制瓷业的繁荣发展。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较为关注16—17 世纪中欧瓷器贸易与文化交流。有关澳门开埠后的中葡瓷器贸易，早期的相关文章主要是对葡藏中国瓷器的介绍。比如，文德泉神父（Padre Manuel Teixeira）的《中葡贸易中的瓷器》[1]195-215，以及金国平、吴志良的《流散于葡萄牙的中国明清瓷器》[2]。王冠宇的博士论文《市场变迁中的瓷器生产——澳门开埠前期(1553 年—1600年) 中葡贸易瓷器研究》[3]，是该领域目前最为细致的研究。王冠宇认为，在澳门开埠前期，克拉克瓷的生产已初露端倪，并对瓷器面貌发生转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王冠宇还曾对里斯本桑托斯宫的收藏以及旧圣克拉拉修道 院（Mosteiro de Santa Clara-a-Velha）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研究[4-5]，并对比分析了中国瓷器在中东及欧洲市场的销售情况[6]。此外，曹建文曾通过分析早期中葡贸易，探讨了克拉克瓷的起源[7]。而关于输出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澳门出土的贸易瓷器[8-9]。学者也较为关注 17 世纪以来荷兰主导的瓷器贸易。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部分学者利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对中欧瓷器贸易进行了探讨[10-11]。另一部分学者针对克拉克瓷进行了探讨。比如，意大利学者莫拉·里纳尔迪（Maura Rinaldi）的《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对中国外销瓷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2]。20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结合窑址资料，针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以及中欧瓷器贸易展开了研究[13-16]，并基于出土材料，对克拉克瓷的创烧时期、造型、纹饰特征、分期、窑口判定及其仿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7-19]。学者还较为关注 17世纪中国外销瓷在欧洲绘画中的镜像呈现，从艺术史角度审视镜像的功能与象征意义[20]。

总之，以往从生产端出发对 17 世纪中欧瓷器贸易的研究较为充分，而从消费端进行的考察还有待深入。从绘画媒介角度进行的讨论，仍需进一步与陶瓷贸易史相结合。且从佛兰德斯画派（Flemish Renaissance painting）到荷兰黄金时代，静物画的风格一脉相承，但事实上这两个时间段的主导贸易国家、贸易路线、港口以及交易物品等存在一定差别，这一问题较少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待进一步辨析。

本文首先对 16 世纪以来中欧陶瓷贸易的史实进行梳理，将16—17 世纪绘有中国瓷器的静物画分为佛兰德斯画派与荷兰黄金时代两个时期，分别叙述这两个时期的静物画题材以及陶瓷贸易的特征。进而利用相关的考古、文献与图像资料，对 17 世纪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并结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探讨这一时期中国瓷器在生产与销售层面的重要转变。

一、贸易竞争：有利可图的瓷器市场

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追捧以及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使 16 世纪初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沿海后，辗转广东、福建及浙江等地的多个港口，开展了近半个世纪的走私贸易，直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明朝政府允许葡萄牙人开埠澳门，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21]。西班牙人则沿着哥伦布开辟的航线，绕过美洲南端，横渡太平洋，于 1521年到达菲律宾群岛及中国沿海[22]。1571 年，西班牙人征服吕宋，将其作为贸易据点[23]，开启连接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再跨越太平洋至美洲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隆庆开关（1567 年）以后，中国与欧洲的贸易进入鼎盛期[24]。

16 世纪以来，随着葡萄牙人与东南亚及中国的贸易路线趋于稳定，东方货物定期运送至里斯本和安特卫普，并转运至其他欧洲城市。葡萄牙人在安特卫普设有代理店，尼德兰可以直接从代理店获取东方商品[25]。1566 年，控制北欧市场的尼德兰人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斗争。1588 年，葡萄牙与西班牙合并后，尼德兰人与葡萄牙的贸易受到限制。1595 年，菲利普二世下令禁止荷兰船只出入里斯本进行贸易[26]。在这一形势的逼迫下，刚成立不久的荷兰联省共和国开始派遣舰队前往东方，1596 年 6 月，由阿姆斯特丹远方公司组织的第一支荷兰舰队成功绕过好望角驶抵万丹[27]。1602年，荷兰数家东方公司合并成立东印度公司（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荷兰文为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28]。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开始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国势力竞争，在亚洲各地开展商业据点，并设立了一系列商馆，逐渐形成庞大的贸易网络。1619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雅加达，将总部转移至此并命名为巴达维亚[29]，以此为据点开展瓷器贸易。1624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台湾南部，开始以热兰遮城为中心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此后，荷兰相继占领果阿、马六甲，使葡萄牙在亚洲的势力消失殆尽。17 世纪中期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了从好望角至印度、东南亚的贸易路线，在中欧瓷器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异域的组合：静物画中的中国瓷器

（一）16 世纪后期葡萄牙人主导的瓷器贸易

欧洲各国与亚洲地区频繁的贸易往来，不仅带来繁荣的经济市场，而且对当时艺术创作的题材产生深远影响。16 世纪以来，安特卫普是连接大西洋与北欧的重要港口，是当时欧洲发达的商业城市。因其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葡萄牙人便选择在此地经销从亚洲运来的香料等货物，同时也有大量中国瓷器涌入安特卫普。南尼德兰统治者伊莎贝尔·克拉拉·欧亨妮亚大公（Isabel Clara Eugenia）及其丈夫阿尔伯特大公（Archduke Albert VII of Austria）收藏在布鲁塞尔的瓷器中包含许多中国瓷器[30]，也许是从安特卫普转运而来的。

受益于安特卫普市场中极为丰富的物品，佛兰德斯画派的作品中容纳了来自全球的商品。17 世纪初，佛兰德斯画派的静物画受到广泛认可。比如，老扬·勃鲁盖尔（Jan Brueghel the Elder）和大安布罗修斯·博斯查尔特（Ambrosius Bosschaert the Elder）以花卉静物画著称于世。除花卉静物画外，餐桌画（banquet pieces）、早餐画（breakfast pieces），以及厨房画（bodegones）在当时也较为流行。比如，克莱拉·佩特斯（Clara Peeters）、奥夏斯·贝尔（Osias Beert）等画家热衷描绘桌上的奶酪、面包、生蚝、水果、酒水等食物（见图 1）。

弗兰斯·斯奈德（Frans Snyders）和阿德里安·范·乌得勒支（Adriaen van Utrecht）等画家开创了奢华静物画（pronkstilleven）的先河，以展现当时人们富足的生活。画面充斥着奇珍花卉、水果、食物，以及各类杯具器皿。正是世界性的商贸活动将这些来自异域的商品汇聚在一起。通过静物画，画家描绘了全球贸易的情景，无论是动植物还是艺术品，皆是大航海时代繁荣贸易的产物。此类以赞颂社会繁荣为主题的画作，普遍受尼德兰及佛兰德斯中产阶级的喜爱。

图1 佛兰德斯画家奥夏斯·贝尔的静物画作品格勒诺布尔博物馆藏

此外，还有寓言系列静物画（Allegorical paintings），这类绘画通常画幅较大，描绘有不同材质的物品、植物、动物及人像。佛兰德斯巴洛克画家主要的服务对象为贵族和教会。珍宝画（Gallery paintings）通常是为展示委托人收集的繁杂庞大的收藏品，以彰显其奢华的贵族生活。随着中西贸易的开展，愈来愈多的中国瓷器成为欧洲贵族的收藏，价值高昂的中国瓷器逐渐成为上层阶级体现审美趣味的艺术品，象征着拥有者的修养、身份和地位。收藏在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的《五感寓言》系列画是老扬·勃鲁盖尔与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合作的画作，原是赠予南尼德兰统治者的，画面展示了中国青花瓷的陈列。其中《视觉寓言》的丰富室内陈列如同博物馆一般，摆放着大量古典绘画与雕塑、东方地毯、绘图及观测工具，中国瓷器在画面中作为收藏品系列出现，揭示了其在欧洲贵族心中的重要地位（见图 2）。

图2 老扬·勃鲁盖尔和彼得·保罗·鲁本斯合作的作品《五感预言》之《视觉预言》 普拉多博物馆藏

佛兰德斯静物画体现了 16 世纪晚期至 17 世纪初期葡萄牙人获取中国瓷器的面貌，可与贸易沿线考古出土器物以及葡萄牙本土收藏互为补充。目前与中葡瓷器贸易相关的遗址包括输出港口澳门、贸易沿线的港口与沉船遗址，以及位于葡萄牙的消费地遗址。根据传世与出土器物以及相关画作可知中葡贸易瓷器的特征。首先，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社会应属于不易获得的奢侈品。16世纪后期，中国瓷器多被身份显赫的贵族收藏，如国王菲利普二世、伊莎贝尔与阿尔伯特大公[31]。1562 年，葡萄牙不拉卡大主教（D.Frei Barlomeu dos Mártires）曾指出：“在葡国，他们拥有比黄金和白银更有价值的东西——瓷器……它精美光洁，像玻璃和石膏一样精美。他们用蓝花装饰瓷器，其图案如青云一般。”[1]210由此可印证中国青花瓷在当时的价值[32]。其次，这一时期中葡贸易瓷器应以景德镇窑生产的相对精致的产品为主。比如，位于科英布拉的旧圣克拉拉修道院与葡萄牙皇室关系密切，这一遗址曾在 1995年经过系统性发掘[33]，地层中发现数量较多的 16 世纪上半叶至 17 世纪初期的中国瓷器，几乎均为景德镇窑生产，与东南亚及中东地区发现的贸易瓷器组合有明显区别。再如，16 世纪实际被葡萄牙人控制的东非斯瓦西里地区，2010—2013 年，北京大学曾对该地的马林迪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整理了格迪古城出土的中国瓷器，发现出土的明代中晚期青花瓷绝大多数为景德镇窑生产，反映了景德镇窑青花瓷是 16 世纪葡萄牙控制远途贸易的主要产品。根据上述葡萄牙的消费地以及沿途贸易中转地，还可以发现葡萄牙人大规模参与环球瓷器贸易应是在 16 世纪 70 年代之后。旧圣克拉拉修道院遗址发现的中国瓷器在 1565 年以后迅速增加，而格迪古城出土的中国瓷器中万历时期（1572—1620 年）的数量明显增加。从前述静物画中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画作中出现的中国瓷器大多有着较为成熟的外销瓷风格，多有开光装饰，与在中国发现的内销产品有所区别。

16 世纪晚期以来，随着中葡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景德镇窑业逐渐调整产品的纹饰、造型和尺寸，以满足消费者在功能、审美、使用上的需求。而 16 世纪末出现的克拉克瓷器，以薄俏的质地、别致的纹饰受到欧洲人士的追捧。在马来西亚东海岸沉没的万历号（约 1625 年）可能为葡萄牙帆船，出水了大量景德镇窑及漳州窑生产的克拉克瓷器。关于“克拉克”的由来，最早出现于 1639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执行官写给荷兰商人的一封信：“……我们想从你们那里得到器型完美、装饰精美的克拉克瓷器（原文作craek/caraek）。”[34]而对这一词汇含义的推测，学者多认为其意指葡萄牙商船，即葡萄牙商船所运回的瓷器。

（二）17 世纪前期荷兰介入瓷器贸易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曾通过劫掠葡萄牙船只获取中国瓷器，1604年其从“凯瑟琳娜”（Catherina）号大帆船掠夺的大量中国瓷器在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10]22，使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极高利润，在荷兰乃至欧洲造成轰动，促使其开始重视瓷器贸易。在贸易初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主要通过印度尼西亚的万丹和北大年等贸易据点购买中国瓷器。1619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巴达维亚，并以此为据点与中国开展瓷器贸易。1624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中国台湾南部[35]，开始以热兰遮城为中心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就此进入贸易的繁荣阶段。

荷兰与中国展开大规模瓷器贸易后，大量中国瓷器运往阿姆斯特丹、米德尔堡以及荷兰其他主要城市。17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一部分荷兰艺术家受佛兰德斯画派的影响，进一步丰富静物画的内涵。在黄金时代的尼德兰地区，以威廉·克莱斯佐恩·赫达（Willem Claesz.Heda）和威廉·卡尔夫（Willem Kalf）的画作为代表的奢华静物画愈发流行。劝世静物画（Vanitas）描绘具有不同隐含意义的物品，以强调生命的短暂，有明显的宗教意味。同时，在这一时期部分画作中还出现了中国瓷器与非洲黑奴，画家以此展现荷兰海洋帝国的影响力，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荷兰的贸易垄断及殖民主义。

通过沉船出水瓷器及船货记录，结合画作中的中国瓷器，可以一窥 17 世纪荷兰人对中国瓷器的使用情况。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1613年）、印度毛里求斯海域的班达号（1615年）为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这些沉船出水了大量景德镇窑及漳州窑生产的克拉克瓷。以白狮号沉船为例，船货中的中国瓷器以各类碗、盘、杯为主，还包括一定数量的壶、瓶、军持等类型[10]23。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货记录可知，根据不同的用途，瓷碗有不同的类型，进入欧洲的中国瓷盘包括大盘，不同尺寸的黄油盘，水果盘，餐盘，以及不同大小的盘具组合，碟，小碟、大碗、碗及小碗、折沿碗（Klapmutsen）、小型折沿碗、不同尺寸的平底考德尔杯，以及各式啤酒面包杯等[10]25-33。这与画作中展现的中国瓷器可以互相补充。比如，在静物画中常见的折沿碗，其纹饰的重复性较高，折沿处多间隔装饰兽面纹，以缠枝纹连接，外壁如意形开光内绘有花卉纹，此类器物在白狮号沉船及哈彻号沉船中较为多见，可能针对的是尼德兰地区的消费者（见图 3）。静物画中常见的一类折沿盘，其部分口沿模印菱花形，折沿处多绘以单线间隔的平行开光，或是以串珠纹间隔的扇形开光，开光内装饰折枝花卉纹或杂宝纹，外壁多绘简化的花卉纹（见图 4）。此外，还多见菱花口的碗与杯，外壁饰以单线间隔的平行开光，开光内绘折枝花卉纹（见图 5）。这类带有开光装饰的模制轻薄器皿，即为景德镇在 17 世纪前期为满足欧洲需要大批量生产的克拉克瓷。上述三类产品在圣迭戈号、白狮号、万历号及同时期的沉船中大量出现，可见当时欧洲对类似产品的强烈需求。

三、影响与融合：17 世纪销往荷兰的中国外销瓷

随着东西方往来日益密切，17 世纪初期，得益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两次大规模瓷器拍卖，更多的欧洲人被中国瓷器吸引，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中国商人也感受到外销瓷贸易的巨大利益，从克拉克瓷的出现到大量生产欧洲所需的瓷器品种，体现了中国制瓷业对新兴海外市场的积极应对。

图3 《锡铅合金酒壶和两只明代碗》作品中的折沿碗 扬·扬斯·特雷克 英国国家美术馆藏

图4 《馅饼与银质大口水壶静物画》中的青花折沿盘 威廉·克莱兹·海达 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藏

随着外销瓷源源不断的出口，欧洲对中国瓷器的个性化需求随之增长。荷兰东印度公司针对欧洲的需求变化采购不同类型的瓷器，所需的瓷器种类、器形、尺寸及功能极为明确。结合艺术作品中的中国瓷器，可以观察到依据不同的就餐需要，欧洲人使用的餐具类型有所区别。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有用于盛装烧鹅、鱼类等食物的大盘，也有用于分餐及各自进食的餐盘；针对不同的食物，有盛装黄油、水果、海鲜、肉类的瓷盘、碗、杯等（见图 6）。文献中瓷器的不同名称正是对其不同功用的强调。比如，克拉克瓷中大量出现的折沿碗，应为欧洲人日常所需的一类器形，这一词汇被认为源自荷兰的羊毛帽子，对其有需求可能因为其与欧洲长且重的金属勺子更为搭配。此外，欧洲市场对具有中国风纹饰的器皿十分推崇。比如，1637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指示巴达维亚的代理：“根据上一批瓷器的销售结果，我们发现不论销路或评价，绘有荷兰人物的都不及中国画风的作品。”[36]而从上述诸多画作中也可以发现，欧洲人钟爱青花瓷，所绘纹饰主要为花鸟纹、折枝花、杂宝纹，以及 17 世纪中期以后较为常见的山水人物。

随着中荷瓷器贸易的不断深入，荷兰对所需瓷器的要求愈加具体。1639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代理人的信件中明确提及不同器形的样品编号，并对产品的绘法，乃至器形的具体细节均有要求[10]43。荷兰商人曾将欧洲日常生活所用器皿的木质模型带至中国，请工匠依据模型做出相同器形的中国青花瓷器[10]37，兼顾时人审美需求和日常生活所需。

图5 《水果》中所见青花碗盘弗兰斯·斯奈德斯 普拉多博物馆藏

当中国专用于出口海外的外销瓷大量输入欧洲时，这些瓷器不只体现了商品属性，还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流与技术发展的见证。为生产与中国瓷器质地、光泽类似的产品，荷兰代尔夫特自17 世纪上半叶开始改良胎釉配方及工艺，并模仿青花瓷器的纹饰风格生产欧洲本土器形，其仿制的产品在外观上已与中国瓷器十分接近，在欧洲受到广泛认可，可以说是欧洲瓷器仿制与创新的一次成功尝试。有趣的是，1678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请求中国瓷器匠师模仿荷兰代尔夫特的陶器烧造青花瓷，包括盘、碟、细颈瓶、烛台等[37]。可见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薄俏质地与东方风格的纹饰十分青睐，但仍习惯使用本土日常所需的器形，由此形成双向模仿的中西艺术融合与互鉴。

17 世纪以来，中国瓷器逐渐在生产中进行调整，以满足欧洲市场的复杂需求。不同功能的中国瓷质餐具在欧洲人的就餐过程中划分得日趋精细，这无疑是中国瓷器融入欧洲餐具系统的重要体现。与 16 世纪后期葡萄牙人主导的瓷器贸易不同，这一时期荷兰人对进口的中国瓷器在纹饰、器形等方面有明确需求，荷兰东印度公司把不同区域的销售信息迅速反馈回中国，连接了瓷器生产者和消费者，为中国瓷器注入世界各地的文化因素，从而真正赋予中国瓷器生产和销售的世界性。

图6 《有肉、鱼、蔬菜和水果的静物画》雅各布·凡·霍斯登克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四、结语

随着 16 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争相参与全球性瓷器贸易。这一时期中国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对中西视觉与物质文化交流产生深远影响。16 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瓷器通过安特卫普销往北欧及其他地区，使佛兰德斯画派得以在画作中对中国瓷器进行准确描绘。根据出土器物以及相关画作，可以观察到中国瓷器在当时的欧洲社会应属于不易获得的奢侈品，16 世纪 70 年代以后，葡萄牙开始大规模参与环球瓷器贸易，输入产品应以较为精致的景德镇瓷器为主。17 世纪以来，荷兰东印度公司所购买的大量中国瓷器进入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中国瓷器也在荷兰黄金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有充分表现。17 世纪前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瓷器均为带有开光装饰的模制轻薄器皿，即应对西方审美而逐渐形成克拉克风格，这一时期根据欧洲人的使用需求，在器形分类上进一步细化，并针对荷兰人的饮食习惯而产生新的器形。同时，海外的大量需求也促进了国内制瓷业的繁荣发展，中国瓷器逐渐在生产中进行调整，以适应欧洲这一全新市场的复杂需要。荷兰人对进口的中国瓷器在纹饰、器形等方面有明确需求，荷兰东印度公司把不同区域的销售信息迅速反馈回中国，连接了瓷器生产者与消费者，从而真正赋予中国瓷器生产和销售的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