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涛，韦有明

中国和伊朗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史，以陶瓷贸易为代表的丝绸之路，是中伊友好交流的历史见证。19 世纪上半叶，中国和伊朗之间的瓷器贸易总量减少，这成为中国瓷器外销远端市场由盛转衰的标志。检索 19 世纪上半叶中国瓷器外销伊朗的相关研究，尚未发现有学者对该时期有关贸易面貌和运输路线等问题，做出较为全面的探讨①。本文通过梳理实物、考古材料、中外文献，以及对新近搜集到的档案资料的思考，探讨这一时期中国外销伊朗瓷器的运输路线、转运港口、数量变化情况及其背后的原因，以期对19 世纪上半叶中国瓷器外销伊朗的整体情况和形成原因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中国瓷器外销伊朗的运输路线

首先，销往伊朗的中国瓷器主要由英国船只装运，经过长途运输抵达印度孟买，再由孟买转运至伊朗。在 19 世纪上半叶，装载中国瓷器的英国船只从广州出发，经由马六甲海峡运往印度，再由印度运往伊朗，这是当时中国瓷器销往伊朗的基本路线。印度东西两岸分布的加尔各答（Calcutta）、孟买、苏拉特（Surat）等众多贸易城市构成一组贸易链条，其中孟买是当时中国瓷器西传最重要的港口。孟买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优势，货物既可以经此销往印度的腹里市场，又可以向西运往中东及东非，故而长期是印度的商品集散地。相关记录显示，孟买的确进口了大量中国瓷器。比如，孟加拉往孟买运输了不少物品，而孟加拉又有从中国获得瓷器的情况[1]，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经由广州出口的中国瓷器主要运往孟买[2]。由一份 1836 年的出版物中可直接了解伊朗从孟买进口中国瓷器的情况：“在西方国家生产瓷器之前，中国瓷器大量出口，现在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商品……甚至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利用孟买接收他们的供给。”[3]由此可知，孟买是中国瓷器的重要集散地，且从孟买进口商品是伊朗获得中国瓷器的重要途径。

其次，中国瓷器经由波斯湾的重要港口——马斯喀特（Muscat）运往伊朗（见图1）。马斯喀特是波斯湾的贸易枢纽，在 18 世纪末已呈现较为繁荣的局面。1790 年前后，波斯湾50%以上的长途贸易在马斯喀特进行交易[4]。进入 19 世纪后，马斯喀特延续了这一态势。马斯喀特商人会主动前往印度各城市进口货物。他们从印度带回大量所需产品，其中包括中国瓷器[5]42。马斯喀特商人将从印度带回的商品运往波斯湾各个部落及港口，其中运往伊朗的数量不在少数。正如《伊朗百科全书》记载：“19 世纪初期的动荡之后展现出卡扎尔王朝的崛起，每年都有近百艘英国和阿拉伯的船只从印度和马斯喀特出发来伊朗的布什尔港（Bushire）经商。他们从欧洲、印度和中国带来了布料、香料、大象、茶叶、大米、蔗糖等。”[6]此处虽未直接说明马斯喀特的船只运载中国瓷器前往伊朗，但结合马斯喀特商人前往印度进口中国瓷器的情况，且马斯喀特是伊朗进口商品的重要来源，推测应有部分中国瓷器经由马斯喀特中转抵达伊朗。

图1 1885 年绘制部分亚洲国家的地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图2 绘制有广州出口瓷器包装及装箱的场景的外销画英国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藏

图3 海湾阿拉伯至古波斯沿海一带发现的瓷片

图4 英国斯塔福德郡于 1846 年生产的转印印花陶器

图5 销往伊朗的青花釉里红盘

中国瓷器抵达伊朗后，通过沿海港口或陆上交通运往伊朗的沿海和内陆城市。在伊朗的众多港口中，布什尔港是伊朗进口中国瓷器的重要港口。从孟买和马斯喀特运来的中国瓷器到达伊朗各港口后，会再分配至沿海城镇，或借助通往主要内陆城市的路线运输至伊朗的设拉子、伊斯法罕、德黑兰等内陆城市。在进口中国瓷器的伊朗港口中，布什尔港是最重要的商贸港口，19 世纪20—30 年代的一些档案记录了该时期陶瓷贸易情况。一份记录了1881 年出口至波斯湾地区的瓷器表格显示，在 1881 年，波斯湾地区进口中国瓷器最多的港口是布什尔港，且当时中国瓷器只运往布什尔港，其他港口并没有进口中国瓷器的记录[7]，这说明布什尔港在当时仍延续了进口中国瓷器的传统。

二、中国瓷器外销伊朗的数量变化

1817 年，伊斯法罕总督尼扎姆·杜勒（Nizamal-Dowleh）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约翰逊（John Johnson）曾有一次对话，尼扎姆·杜勒表示，虽然知道波斯已经可以制造玻璃和瓷器了，但质量低劣，他急切希望约翰·约翰逊能为他邀请玻璃和瓷器生产商来伊斯法罕定居[8]。由此可知，19 世纪初期，伊朗所产瓷器的质量相对低劣，无法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大部分仍依靠从中国进口瓷器。19 世纪，中国瓷器外销延续了 18 世纪晚期以来以中、低档瓷器为主的趋势，当时瓷器已成为和白糖、桂皮地位相似的一般产品②，但这一时期的中国瓷器仍沿用传统制瓷工艺，具有瓷质稳定的特征。相较伊朗瓷器，中国瓷器的质量较好，在伊朗市场仍占据一定份额。相较中国瓷器，英国瓷器当时在中东地区的贸易规模可能极小。目前阿拉伯半岛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欧洲进口瓷器是英国的奶油陶器及珍珠陶器，年代为 19 世纪的前十年，数量并不多③。由此可知，相较英国，外销伊朗的中国瓷器在 19 世纪的前 30年仍处于优势地位。

随着英国瓷器外销伊朗的增多，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销往伊朗的中国瓷器逐渐减少，多为价值较低的日用品。一份记载波斯湾商业情况的贸易报告显示，1829—1830 年，由孟买销往伊朗布什尔的瓷器共有 246 箱，估值为 40 130 印度卢比[5]90，平均每箱瓷器的价值为 163 印度卢比；1832年 10 月至 1833 年 8 月，由孟买销往布什尔的瓷器共有 155 箱，估值为 31 000 印度卢比[5]90，平均每箱瓷器的价值为 200 印度卢比；而 1833 年 11 月至 1834 年 5 月，仅有 35 箱瓷器从孟买销往布什尔[5]92。贸易报告还显示，1856—1857 年，从孟买出口到布什尔的主要货物中已没有瓷器这一项[5]25-26。虽说这份贸易报告记录的数字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却反映了大致的贸易情形，即销往伊朗的价值较低的瓷器在 19 世纪 30 年代逐渐减少，且到 19 世纪50 年代在伊朗市场所占份额可能已经很少了。

上述报告记载的伊朗进口瓷器的信息较为重要，但这些瓷器是否来自中国，值得探讨。从重要的档案文献和图像资料可窥探一二。其一，1832 年到达中国的外国船次中，有 31 次来自孟买[2]123。鸦片战争前夕，经由广州外销的中国瓷器主要运往孟买，可知孟买进口了不少中国瓷器，并可能由此转销至伊朗。其二，嘉、道时期的部分外销画上，绘有广州的工人包装外销瓷的场景（见图 2）。由这些外销画可知，碗、盘类日用品用木箱装载，且一个木箱能装载的瓷器并不算太多。这不仅和贸易报告记载的销往伊朗的每箱中国瓷器价值较低相符，也与 1834 年在广州的外国人评价广州“现在出口很少”[9]瓷器的实情相印证。其三，考古出土文物的面貌进一步补充了文献记录。阿曼的苏哈尔地区曾出土 18—20 世纪的中国瓷片，器型多为碗、盘、碟、杯等（见图 3），与在海湾阿拉伯至波斯沿海出土的瓷片标本相同[10]，进一步印证了档案资料记载的真实性。综上可知，该份贸易报告所记瓷器应当大部分来自中国。

销往伊朗的中国瓷器减少后，英国迅速填补了这一市场份额。一本记载毛里求斯和非洲其他英国附属地情况的书中这样描述道：“（毛里求斯）一项有限的贸易（瓷器和丝绸）也在马斯喀特和其他阿拉伯港口进行，它们以前从中国供应，现在往往从欧洲获得。”[11]“从欧洲获得”的瓷器应指英国瓷器，其伴随英帝国的扩张而销往世界各地。马斯喀特及其他阿拉伯港口进口英国瓷器的增多，使中国瓷器进入伊朗市场变得困难。

综上可知，19 世纪上半叶，销往伊朗的中国瓷器仍保有一定数量，但以中低档的日用瓷为主。在19 世纪30—40 年代，销往伊朗的中国瓷器不仅数量在减少，而且产品价值在降低。至 19 世纪 50 年代，中国对伊朗的陶瓷贸易活动加速递减，所占市场份额可能已经很小了。与此相反的是，19世纪 30 年代后，英国外销伊朗的瓷器数量稳步提升，并逐渐取代中国瓷器的地位。

三、中国瓷器外销伊朗数量变化的原因

（一）英国瓷器对伊朗市场的占领

首先，英国在波斯湾地区的殖民扩张，为陶瓷产品销往伊朗提供了便利。英国对波斯湾的经营早在 18 世纪已开始，并通过与各酋长订立条约保持自己在波斯湾的势力。英国于1800 年与马斯喀特的酋长签订了《通商条约》，于 1820 年与波斯湾的多个酋长签订了停止掠夺和海盗行为的《波斯湾总和平条约》，这一条约将英国人过去建立的监督海湾阿拉伯沿岸各酋长国领海秩序的权力予以合法化，并为实现海湾贸易垄断创造了条件[12]。1800—1841 年，英国曾先后 4 次与伊朗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国从中获得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国内关卡税收的豁免权、在伊朗各地购买土地的权力，以及在德黑兰、大不里士等地设立商业代办处的特许[13]。英国在这一时期逐渐在波斯湾稳定下来并进入扩张阶段，英国瓷器也伴随英国在波斯湾的扩张而销往伊朗。

其次，转印技术在英国瓷器上的普遍使用，加速了英国抢占伊朗陶瓷贸易市场份额的进程。18 世纪晚期以来，英国转印印花产品大量外销，带有阿拉伯文字的瓷器几乎总是通过转印技术制作，进而不再需要画工频繁书写阿拉伯语，既省时省力，又确保文字不会出错。画工将阿拉伯文字与欧洲装饰元素相结合装饰于器表（见图 4），受到伊斯兰消费者的欢迎。19 世纪初期，英国瓷器往往出口到距英国较近的欧洲大陆和北美洲。以英国维基伍德（Wedgwood）瓷厂的商业活动范围为例，“从巴黎到彼得堡，从阿姆斯特丹到瑞典最远的地方，从敦刻尔克到法国南部的尽头，每一家英式旅馆都提供了（维基伍德陶瓷）的服务。对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有供应；船上装载着它，运往东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和美国本土。”[14]但到 1840 年前后，这些市场已经饱和，英国瓷厂便在别处寻找顾客，于是对伊斯兰世界大量地输入陶瓷产品。

此外，英国商人对市场供需的敏锐观察，是英国瓷器能够占领伊朗高端瓷器市场的重要原因。1832 年，英国驻土耳其特拉布森的副领事詹姆斯·勃兰特（James Brandt）撰写了一份有关伊朗贸易的报告，他观察到昂贵的瓷器“价格合理，但需求量有限”[15]。特拉布森是黑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主要向伊朗运送货物。詹姆斯·勃兰特指出：“精美的茶具非常受欢迎，迄今为止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由于供应量的增加，这些利润现在减少了。各种冰冻果子露碗也有同样程度的需求，价格也同样高，它们不再需要了。”[15]詹姆斯·勃兰特敏锐地观察到英国的高档瓷器向中东大量供给并占领了高端市场，且精美的瓷器需求较为有限，这为英国商人后续调整销售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

最后，英国商品出口至伊朗需要交的税费较低，这也是英国瓷器能够大量销往伊朗的主要条件。布什尔商人常抱怨西方商人只需缴纳 5%的进口税，而布什尔商人在设拉子、伊斯法罕以及其他城市销售瓷器还需支付额外的杂税[16]。另外，英国还享有豁免伊朗国内关卡各税的特权，使英国商品在伊朗各地的销售畅通无阻。较低的税费使英国瓷器可降低价格以拓宽市场，带来的结果便是 19 世纪 30—40 年代开始，进入伊朗的欧洲工业品快速增加，而伊朗本地手工业品的产量急剧下降。1837 年，伊朗商人抗议欧洲人在大不里士建立商站，1844 年，大不里士的英国领事向伦敦报告，该地的许多商人要求禁止进口欧洲工业品，遭到官府拒绝[17]。到 19 世纪 40 年代，欧洲工业产品几乎完全占领了伊朗市场。此时英国瓷器逐渐取代中国瓷器在伊朗的地位，中国瓷器外销至伊朗变得艰难。

（二）外销伊朗的中国瓷器质量和数量的下降

18 世纪晚期以来，随着中国风在欧洲的褪去和欧洲制瓷业的发展，外销欧洲等远端市场的中国瓷器出现新的特点。欧洲所需的中国瓷器，特别是高档瓷器的数量逐渐减少，销往远端市场的中国瓷器逐渐以中低档产品为主。从外销至伊朗的中国瓷器来看，这些器物以碗、盘、罐等日用器为主（见图 5），高档订烧器较少，较 18 世纪外销中东、欧洲等远端市场的器物出现了明显的质量下降现象。瓷器品质的整体下降在纹饰上得到明显反映，此时景德镇瓷器所绘图案出现程式化的趋势，“（画工）一个人勾花卉轮廓，另一个人画宝塔，第三个人画山川”，最后简化生产，减少装饰图案。到 1815 年，80%至 95%的瓷器都用 3 至 4 种精选的山水纹样了④，这种程式化的做法被当时的欧洲人认为“每个人都走在一条老路上，没有丝毫构思或改进的尝试，也没有在他们的欲望中引入新的想法”[18]。相比英国瓷厂设计的纹饰，程式化的图案不够精美，审美适合度方面也不如英国产品贴近伊朗市场，这是外销伊朗的中国瓷器数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销售中国瓷器获得的利润减少，是外销伊朗的中国瓷器数量下降的原因之二。在19 世纪上半叶的外销货物中，瓷器的重要性远不如茶叶等大宗商品，属于“零星物品”[19]，装运中国瓷器远程销售虽可获得一定利润，但与 18 世纪相比，已下降不少。此时普遍外销质重价低的中国瓷器，不少外国船主选择装载部分质量较重的日用瓷以起到压舱的作用，并减少了精细瓷器的数量。比如，1794 年“约翰·杰伊号”（John Jay）的押运员就收到指令，要求用箱装的瓷器代替船舱外的生铁以作压舱之用⑤。瓷器作为压舱物，以碗、盘、罐等中低档日用器居多，装运的数额较少，且到达远端市场后其价格远不如精细瓷器。

当中国瓷器进入伊朗后，相比英国瓷器性价比较低，是外销伊朗的中国瓷器数量下降的原因之三。1826 年，苏格兰旅行作家詹姆斯·贝利·弗雷泽尔（James Baillie Fraser）对销往伊朗的陶瓷评价道：“我对（陶瓷）的种类没有特别的了解，但有大量陶瓷从中国进口，通过博卡拉和印度，我毫不怀疑，咖啡杯和茶杯、盘子和碟子等，如果是艳丽但又不太昂贵的英式瓷器，将会有很好的（市场）反应，它肯定可以比从中国进口的便宜。”[20]此时英国瓷器正在欧洲等地畅销，正如詹姆斯·贝利·弗雷泽尔的预料，英国瓷器确实在不久后大量销往伊朗并逐渐占领伊朗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瓷器出口的关税标准进行了修改，试图抑制中国瓷器的出口，这成为之后中国瓷器出口下降的重要外在因素。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瓷器经由广州出口的关税标准为“洋瓷器、细瓷器每百斤各税三钱，中瓷器每百斤税二钱，粗瓷器每百斤税一钱，土瓷器每百斤税三分”[21]。但在 1843 年，英国将中英贸易中中国瓷器出口的关税调整为“粗细各样同例……每百斤五钱”[22]，这使得外销的中国瓷器需交的税费大大提高。以日用器为主的外销瓷本就利薄，提高关税标准使中国瓷器外销遭遇困境，与此同时，英国瓷器更加容易抢占伊朗市场中原属于中国的份额。

四、结语

19 世纪上半叶，中国销往伊朗的瓷器逐步衰退，是政治、科技等原因下的结果。由古观今，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综合国力是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下中国瓷器参与国际竞争的宝贵历史借鉴。有关 19 世纪上半叶中国瓷器外销伊朗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还需进一步查阅档案文献资料，并持续关注考古出土的新材料。同时，19 世纪英国的制瓷技术、外销瓷器贸易数额，以及在华英商的贸易行为等，是后续研究的重要对象。

注释

①Jaap Otte 和Willem Floor 认为在19 世纪前 30 年，中国瓷器在伊朗仍占有一定份额，但并未对此展开论述。参见JAAP OTTE,WILLEM FLOOR.English ceramics in Iran 1810–1910[J].Northern Ceramic Society Journal,2020:91-125.柯玫瑰（Rose Kerr）提及部分中国瓷器在 19 世纪运至伊朗并成为当地人的日用品，但并未进行详细论述。参见柯玫瑰,孟露夏.中国外销瓷[M].张淳淳,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172.彭晓云对 19 世纪上半叶中国陶瓷对外贸易发展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并未对中国瓷器外销伊朗的相关情况进行论述。参见彭晓云.19 世纪上半叶中国陶瓷对外贸易发展及相关问题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2):76-86;133.

②道光十七年（1837 年）广东出口英国的贸易商品记载中，瓷器已与串珠、樟脑、桂皮等器物并列，共同统计贸易数额：“今以道光十七年广东与英夷贸易出入之数计之……白矾、串珠、樟脑、桂皮、磁器……百二十二万六千员。”参见魏源.海国图志 一卷(1-12)[M].长沙:岳麓书社,2011:45.

③SETH PRIESTMAN.Late Islamic ceramic distribution networks in the Gulf:New evidence from Jazīrat al-Hamrā' in Ras al-Khaimah[C]//.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2020: 293-306.转引自JAAP OTTE,SETH PRIESTMAN.European trade ceramics on the Arabian Peninsula 1800—1960[J].Arabian Archaeology and Epigraphy,2022(1):6.

④HENRY CROSBY.Hills and streams:landscape decoration on Chinese export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a loan exhibition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China Trade Museum:catalogue[M].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Foundation,1982:1.转引自约翰·海达德.中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 [M].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43.

⑤ JEAN MCCLURE MUDGE.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or the American trade,1785-1835.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1981:102.转引自刘淼,胡舒扬.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