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 锐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 210097)

毒品问题是国际社会长期关注的焦点，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早在民国时期，面对鸦片烟毒泛滥所引发的各类社会危机，部分学者对国内烟毒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例如，罗运炎认为鸦片烟毒问题与列强经济入侵有一定的关系，“近年以来，代用药品如吗啡、海洛因者，其毒甚于鸦片，一经舶来，畅销各省，几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1)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M].上海：协和书局，1929年。于恩德认为，烟毒危害国计民生，“百余年间，吾国民生之多艰，民族之不竞，原因虽多，而鸦片之流毒，实为其重要原因。”(2)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M].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潘公展认为政府禁烟不力，是烟毒问题难以禁绝的重要原因，“在民国初年，中间虽曾严禁数次，终以禁者未具决心，吸者未明利害，以致烟毒蔓延，区域日广。”(3)潘公展.铲除烟毒与民族复兴[J].禁烟专刊，1936，(02).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禁毒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部分学者针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毒品问题提出一系列观点。例如，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志让在《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一书中认为，“地方政府不一定完全听从军阀的命令，但大体上是军阀筹集军费的机关，而地方政府将鸦片收入作为服务军阀、筹集军费的途径之一。”(4)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其次，部分学者对近代以来历届政府的禁毒工作展开讨论。例如，赖淑卿客观评价了南京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的成效，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虽然确立不移，但“格于时势之瞬息万变，法令施行之有效范围，在战争期间实难于掌握。”(5)赖淑卿.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及其成效(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二十九年)[M].台北：国史馆，1986年。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中国禁毒史研究成果，本文从整体性和区域性的视角，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禁毒史的研究进行梳理，旨在厘清发展脉络，并就发展方向提出管见。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禁毒史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毒品问题展开整体性研究，论述了各个历史时期禁烟禁毒的演变进程，形成了一系列论著。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关于专题研究的论著。马维纲1993年编写的《禁娼禁毒：建国时期的历史回顾》，汇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禁毒禁娼的29篇专题文章，以及记录当时斗争情景的照片和部分文献。马维纲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禁烟禁毒斗争的胜利，根本在于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坚强领导，以及人力、财力上的全力支持；人民政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针和政策，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深入开展宣传工作。(6)马维纲编.禁娼禁毒：建国时期的历史回顾[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苏智良199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毒品史》，对毒品的种类和中国烟毒问题的来源作了系统介绍，对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的禁烟活动展开论述，并对中国及世界的毒品问题作了展望。苏智良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华夷之辩”思想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使中国人民陷入绝望、无奈的民族心态，因而借用鸦片麻醉肉体和灵魂，促使鸦片烟毒在晚清民国时期泛滥成灾。(7)苏智良.中国毒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邵雍2004年出版的著作《中国近代贩毒史》，从“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毒贩在华活动”“晚清民初贩毒的继续”“北洋军阀贩毒的流行”“南京国民政府的贩毒”“日本帝国主义的贩毒政策”等方面展开探讨。邵雍认为，中国近代贩毒群体以及操纵毒品市场者，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者，这是最大的贩毒集团；以及宣称“寓禁于征”的官府衙门，是它们决定鸦片商人的命运和地位，决定了上市交易的毒品数量与价格，从而顺理成章地夺走了毒品贸易的大部分利益。(8)邵雍.中国近代贩毒史[M].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刘增合的著作《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为依据，深入探讨了鸦片税收与清政府财政的关系。通过研究朝野上下围绕“洋药税厘”的一系列争论，揭示了鸦片税收在清末禁烟运动的重要地位。他认为，鸦片贸易合法化后，中央和地方财政对鸦片税收的依赖性愈来愈大，在鸦片税厘并征的谈判中，侧重征税的言论不再遮掩，反而放言无忌，不再顾及国体。(9)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齐磊、胡金野合著的《中国禁毒史》，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系列禁毒工作。作者从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从中国共产党对禁毒的贡献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与扫除社会弊病、治理社会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10)齐磊，胡金野.中国禁毒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齐霁201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共产党禁毒史》，主要涉及中国共产党禁毒工作的成效评价，以及其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作者通过对时人日记、报刊等一手文献的深度剖析，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禁毒作为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禁毒法治建设，成立专门禁毒机构，采取灵活多样的禁毒政策和措施，教育、发动、依靠人民群众，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的历史经验。(11)齐霁.中国共产党禁毒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肖红松的著作《中共政权治理烟毒问题研究——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馆藏档案为重要依托，论述了中共华北政权开展禁毒运动的具体表现。他认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政府所开展的治理烟毒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禁毒史上的重要实践，是在服务于战争胜利和社会革命成功的双重目标驱动下进行的艰巨工作，这项工作涉及到中共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各个方面。(12)肖红松.中共政权治理烟毒问题研究——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第二，关于禁毒史的资料汇编。《文史精华》编辑部1997年编写了一部《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下册)，搜集了全国各地大量口述资料、回忆录，按照地区的编排顺序，反映了全国各地烟毒实景，具有文史资料汇编的性质。(13)《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998年，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委托马模贞主编了一套约210万字的《中国禁毒史资料》，该书时间起始于清雍正时期(1729年)，截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包括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的禁烟禁毒运动，搜集了大量报刊文献以及全国各地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为禁毒史研究提供一定的来源。(14)马模贞.中国禁毒史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苏智良、赵长青1998年编著的《禁毒全书》涉及“毒品及禁毒绪论”“毒品有关知识概述”“中国禁毒的历史及其现状”“毒品犯罪的惩治”“毒品查处及案例”“禁毒法律法规选编”六部分内容，分门别类，几乎囊括了禁烟禁毒方面的所有资料，涵盖了禁烟禁毒的多重视角。(15)苏智良，赵长青.禁毒全书[M].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1998年。

第三，关于禁毒史研究的论文。中国禁毒史相关论著大量出版的同时，学者们也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禁毒史的学术论文，为这一时期的禁毒史研究拓宽了领域和视角。例如，王金香《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到1930年底禁烟政策诚意增加，但随着新军阀混战以及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日趋完善的禁烟政策并没有贯彻到底，不过这一时期禁烟政策的转变及完善，符合人民群众的期望。(16)王金香.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J].民国档案，1994，(02).王宏斌《试论中国禁止鸦片烟毒的经验与教训》，认为中国禁烟禁毒的经验，在于“重刑惩办”“宣传劝导”“提倡成立群众性的禁烟团体”“划分权责、严密考核奖惩”“争取国际支持、加强国际合作。”(17)王宏斌.试论中国禁止鸦片烟毒的经验与教训[J].中州学刊，1995，(01).肖红松《近十年中国近代毒品史研究综述》，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近代毒品史研究状况。他认为学者研究较为集中的问题主要有“禁毒政策与禁毒运动”“近代禁烟运动经验教训”“鸦片贸易与走私”“日本毒化中国”等方面。(18)肖红松.近十年中国近代毒品史研究综述[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2).

王玥《北京政府时期的军阀与烟毒泛滥》，论述了北洋军阀一系列纵毒活动，她认为，北洋军阀的大肆纵毒，造成中国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加深了中国社会贫困化；公开售卖鸦片烟毒，使吸食烟毒人数大幅上涨，严重摧残人民身心健康；由于军阀的弛禁，外国毒品趁虚而入，毒品祸华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军阀从鸦片税收中获取的军费，加剧军阀之间的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19)王玥.北京政府时期的军阀与烟毒泛滥[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2).刘亚军《南京国民政府“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研究》，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的过程与结果。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六年禁烟政策具有显著的成效，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烟毒弥漫的局面；然而，由于官员腐败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六年禁烟运动并没有完成根除烟毒的任务，禁绝烟毒任重而道远。(20)刘亚军.南京国民政府“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8年。

杜恩义《南京国民政府禁烟纪念日初探》，以南京国民政府禁烟纪念日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国民政府围绕禁烟纪念日所采取的禁烟举措。他认为，禁烟纪念日的设立，在社会动员、激发民族主义精神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直到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的结束，烟毒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禁烟纪念日最终也未能成为拒毒成功纪念日。(21)杜恩义.南京国民政府禁烟纪念日初探[J].江苏社会科学，2016，(01).许小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烟毒治理研究(1949—1953)》，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烟毒治理的历程，她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禁绝烟毒取得巨大成效，主要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完善禁毒制度体系、坚持群众路线、综合治理。(22)许小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烟毒治理研究(1949—1953)[D].长春：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年。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禁毒史区域性研究

进入21世纪后，禁烟禁毒史的研究呈现出由全国向地方、由宏观至微观扩展、由单一视角向多元领域过渡的趋势。根据不同的区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禁烟禁毒运动的研究

彭厚文《论民国初年无锡的禁烟》，利用报刊所载的禁烟案例，具体分析了无锡地区的禁烟活动。他认为，无锡县禁烟失败的原因，在于禁烟方法存在问题，以罚代刑，禁吸重于禁售，反映了吏治的腐败，致使禁烟黑幕层出不穷。(23)彭厚文.论民国初年无锡的禁烟[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3).薛丽蓉和池子华《中国禁毒史的一个断面——清末民初苏州禁烟研究》，利用《苏州洋关史料》《苏州商会档案从编》及苏州市档案馆未刊档案，论述了清末民初时期苏州的禁烟活动。他们认为，苏州地方当局厉行禁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烟毒的泛滥；然而政府仍未放弃鸦片税收，社会上层吸食烟毒行为未能有效禁绝，鸦片商人投机倒把，从中破坏禁烟成效，从实质上看，苏州烟毒问题未能彻底根绝。(24)薛丽蓉，池子华.中国禁毒史的一个断面——清末民初苏州禁烟研究[J].江海学刊，2007，(05).苏智良等人在《上海禁毒史》一书中，论述了北洋政府时期上海存土风波及上海浦东焚土事件，认为上海浦东焚土正式结束了外国鸦片合法输入并运销中国的历史，完成了中英十年禁烟协定的重大胜利，也是清末民初全国禁烟运动胜利结束的显著标志。(25)苏智良，彭善民，胡海英.上海禁毒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王彦臣《建国初期上海禁烟禁毒运动(1949—1952)》，根据上海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资料，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政府在禁毒工作中的宣传动员，从而得出结论，认为禁烟禁毒活动必须加强宣传动员和组织领导，充分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26)王彦臣.建国初期上海禁烟禁毒运动(1949—1952)[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12年。杨红运《滥举与滥捕：江苏省禁烟禁毒运动中的保甲长与军警(1934—1937)》，探讨了江苏省禁绝烟毒运动中保甲长、军警等基层官员的具体表现。他认为，江苏省在开展禁烟运动的过程中，暴露出基层官员违法失职等问题；滥举与滥捕，导致诬告盛行于基层社会中，助长基层官员的敲诈勒索气焰，最终影响了江苏省禁烟运动的成效。(27)杨红运.滥举与滥捕：江苏省禁烟禁毒运动中的保甲长与军警(1934—1937)[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郑宇《变动时局中的社会控制——战后苏南国统区的禁烟活动析论》，研究了抗战结束后苏南地区的禁烟活动。他认为，战后初期苏南地区社会环境较为稳定，为政府禁烟提供可靠保障；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政府忙于剿共，禁烟失去政治支撑；禁烟经费枯竭，禁烟失去经济保障；民众负担沉重，禁烟失去民意的支持，禁烟运动最终归于失败。(28)郑宇.变动时局中的社会控制——战后苏南国统区的禁烟活动析论[J].民国研究，2014，(25).

王学斌《1932—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禁毒活动——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上海禁烟活动的具体表现。他认为，上海禁烟运动取得一定的成绩，收缴了部分鸦片毒品，促使部分烟民戒除毒瘾，但由于上海黑帮势力与政府当局的特殊关系，致使国民政府无法从根本上扫除上海的烟毒。(29)王学斌.1932—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禁毒活动——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J].合肥学院学报，2018，(04).石庆海《抗日战争时期皖江地区的烟患与根据地的禁烟运动》，认为中共在皖江根据地开展的禁烟运动，以粉碎日军毒化阴谋为重要任务，采取“惩改结合，帮扶改造”的方针，厉行禁种、禁吸、禁售和禁贩，利用戒烟与生产相结合的方式改造烟民；皖江地区的禁烟活动，抵制了日军的毒化政策，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事业。(30)石庆海.抗日战争时期皖江地区的烟患与根据地的禁烟运动[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03).

(二)关于西北地区禁烟禁毒运动的研究

杜继东《民国初年新疆禁毒研究》，探讨了民国初年新疆烟毒问题的由来及表现。他认为，新疆禁毒运动具有一定的历史经验，禁烟禁毒必须清源绝流，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正确的舆论宣传。(31)杜继东.民国初年新疆禁毒研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02).史志诚在《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一书中，根据陕西省档案馆的馆藏史料证实：早在苏维埃政府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广泛发动群众，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禁止鸦片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效。(32)史志诚.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尚季芳以甘肃省档案馆的禁毒资料为依托，先后讨论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烟毒治理状况。在《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一书中，他认为，民国时期甘肃省禁烟运动的失败，原因在于政府统治能力薄弱，地方军阀、土匪、土劣等各种势力都将鸦片作为自己的财源；基层政权由于经费缺乏，也在鸦片上寻求利益，致使政府推行禁烟阻力重重。(33)尚季芳.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在《建国初期甘肃省的禁烟禁毒斗争——兼与国民政府时期的禁政对比分析》一文中，通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国民政府禁烟禁毒运动的对比分析，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省禁毒运动能够取得辉煌成果，主要由于人民政权对地方基层组织进行彻底改造，民众政治地位提高，有利于民众的禁毒参与；摒弃过去禁税并重的禁毒政策，实行雷厉风行的禁绝手段，成效显著；国家统一、政权稳固、政治整合是政府社会治理成功的重要保障，禁烟禁毒必须要广泛深入基层社会。(34)尚季芳.建国初期甘肃省的禁烟禁毒斗争——兼与国民政府时期的禁政对比分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02).

齐霁《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区对毒品问题的治理》，以甘肃、青海、宁夏、陕西、新疆等地方政府为例，分别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地区的烟毒治理措施。他认为，从西北区的禁毒历程来看，禁烟禁毒必须要重视法治建设，确保政治廉洁、组织高效；动员群众和倚靠群众，多管齐下、宽严相济、区别对待；将禁毒工作与其他社会改革有机结合，才能有效根除毒品问题。(35)齐霁.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区对毒品问题的治理[J].兰州学刊，2015，(12).贾龙霞《民国时期宁夏马鸿逵地方政府禁烟活动绩效评价》，以宁夏禁烟活动为切入点，重点探讨了马鸿逵主政宁夏期间所采取的禁烟举措。她认为，马鸿逵势力禁烟立场不够坚定，既要遵循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要求，又要通过鸦片烟毒牟取暴利，维护封建军阀的利益需求，因而禁烟弊端丛生，禁烟举措执行不力，烟毒依然盛行于市，烟毒问题仍未彻底禁绝。(36)贾龙霞.民国时期宁夏马鸿逵地方政府禁烟活动绩效评价[D].银川：宁夏大学人文学院，2017年。

(三)关于西南地区的禁烟禁毒运动

秦和平《清末民初贵州禁烟运动研究》，探讨了清末民初时期贵州的禁烟运动。这一时期，贵州巡抚庞鸿书积极响应清政府的禁烟号召，厉行禁烟，以10年为限，以缓进为主，加强对贩运烟毒的管制，取得一定的成效，然而边远地区偷种鸦片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37)秦和平.清末民初贵州禁烟运动研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2).曾娟《1935—1940年间四川大竹县禁烟的历史考察》，以1935年至1940年四川省大竹县禁烟活动为考察对象，她认为，四川省及大竹县政府的禁烟机构，为巩固禁毒成果做出了贡献，为禁烟禁毒做出了难得的努力，为六年禁烟工作画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六年禁烟虽然控制了烟毒的大规模泛滥，但大竹县种烟制毒的现象仍然长期存在。(38)曾娟.1935—1940年间四川大竹县禁烟的历史考察[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0年。

范连生《略论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的禁烟禁毒运动》，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黔东南地区的烟毒治理问题。西南军政委员会采取严厉禁吸烟毒的措施，对烟民实行强制戒毒，并与康复、劳动就业相互结合；严厉打击各种烟毒犯罪行为，与“三反”“五反”运动相互结合。黔东南地区禁烟禁毒的胜利，净化了社会环境，为黔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良好社会条件。(39)范连生.略论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的禁烟禁毒运动[J].铜仁学院学报，2012，(06).马克敏《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北禁绝烟毒运动情况考察》，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北行政区的禁绝烟毒运动，川北行政区党委和行署将禁毒斗争列为中心工作之一，颁布一系列禁烟法规，广泛宣传禁烟禁毒，大力取缔烟馆，查处没收烟毒，对烟民实行劝戒和勒戒。川北地区烟毒案件数量逐月下降，有利推动禁烟禁毒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川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40)马克敏.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北禁绝烟毒运动情况考察[J].党史文苑，2016，(06).

吴会蓉《民国时期西康政府的禁烟及其成效》，分析了民国时期西康省政府的禁烟措施及其成效。她认为，西康省政府通过禁烟宣传，西康民众对待鸦片的态度有所改观，鸦片贩运和吸食得到一定遏制；然而，西康省的禁烟成效未能达到国民政府禁烟的期望，也未能彻底禁绝西康省境内的烟毒。(41)吴会蓉.民国时期西康政府的禁烟及其成效[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3).郭志强《抗战中后期大后方禁毒活动研究——以重庆为中心的考察》，利用重庆市档案馆未刊资料，研究了抗战期间重庆市政府的禁烟运动。他认为，尽管重庆市政府对于肃清烟毒的态度明确而坚决，但由于时局动荡和战事频仍，制约了重庆禁毒工作。烟毒销售和贩卖的较高利润，促使大量毒贩不惜铤而走险。禁烟执法部门本身的缺陷和不足，迟滞禁烟的善后工作，重庆市政府难以完成彻底禁绝烟毒的使命。(42)郭志强.抗战中后期大后方禁毒活动研究——以重庆为中心的考察[J].西部学刊，2019，(18).王娜《中国共产党川陕老区禁烟禁毒运动研究》，论述了中共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禁烟成效，认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厉行禁种禁吸，初步形成较为健全的禁烟禁毒系统，治理成效在各革命根据地中取得较大的突破，然而，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反动军阀和匪帮重新实施鸦片开禁，加深烟毒泛滥的局面。(43)王娜.中国共产党川陕老区禁烟禁毒运动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年。

(四)关于华北地区的禁烟禁毒运动

肖红松在《近代河北烟毒与治理研究》一书中，研究了民国时期河北省政府查禁烟毒活动，通过对大量报刊和档案资料的分析，认为河北省的禁烟禁毒活动，存在“禁烟执法部门之间的纷争，以及基层机构的软弱与失控等问题，从而引起人们群众的极度反感。”(44)王宏斌.禁毒史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王宏斌在《禁毒史鉴》一书中，论述了中共在华北地区开展禁烟运动的成效，立足于档案、报刊等一手资料，他认为，中共华北区颁布的《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是共产党人在大区域施行禁毒政策的开端，使禁毒成为了一项群众性的活动。(45)肖红松.近代河北烟毒与治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霍佳佳《1935至1940年河南省的禁烟运动研究》，重点讨论了南京国民政府六年禁烟时期河南省的禁烟运动。她认为，河南省的禁烟运动与以往禁烟活动相比，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然而，由于国内时局变动，政府未能坚持既定的禁烟方针，致使烟毒问题始终无法彻底根绝。(46)霍佳佳.1935至1940年河南省的禁烟运动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10年。

马玉林和梁忠翠《浅析韩复榘与山东烟毒治理》，分析了韩复榘主政山东时所采取的禁烟举措。他们认为，韩复榘主政山东期间，全省贩毒、吸毒情况大为好转，取得巨大的成功。然而，韩复榘在推行法治的同时，经常以微服私访等特殊方式随意断案，而且为筹措军费，不惜重新开放烟禁，向全省强制摊派烟土。(47)马玉林，梁忠翠.浅析韩复榘与山东烟毒治理[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03).位轩《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市禁烟禁毒研究》，以天津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为依托，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市禁烟禁毒运动。他认为，天津市禁烟禁毒运动的成功，充分彰显了党和人民政府彻底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勇气和能力，展现了党和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禁烟禁毒工作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然而，这一时期禁烟禁毒工作，主要是由政府官方主导，存有打击过严、过宽等问题。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已经不再适用于当时中国的禁毒斗争。(48)位轩.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市禁烟禁毒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15年。

张亚东《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毒品治理研究》，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文献，梳理了北京市政府治理烟毒的措施。他从北京市禁烟禁毒运动中得出结论：“人民政府的清正廉洁、组织高效是禁毒工作取得成功的保证；宽严相济、行之有效，是禁烟禁毒的关键因素；宣传动员广泛深入，紧密依托群众路线，是禁毒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础。”(49)张亚东.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毒品治理研究[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7，(03).肖红松和郭晓辉《雷霆扫毒：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烟毒治理问题研究》，综合运用河北、内蒙古、天津、北京、山西等各省档案馆所藏未刊档案，以华北地区为研究视角，全面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地区烟毒治理状况。他们认为，华北地区的治理烟毒运动具有华北特色，《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早于全国禁烟禁毒法令的公布。华北地区开展的禁烟禁毒运动具有时代共性，表现为华北区上下联动和省市之间的内外联动，以及烟毒治理的层次性，循序渐进。(50)肖红松，郭晓辉.雷霆扫毒：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烟毒治理问题研究[J].河北学刊，2019，(06).

三、中国禁毒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学术界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禁毒问题的研究，已经在若干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成果也日益丰富。然而，由于研究背景和方法的局限性，这一时期中国禁毒史的探讨，仍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足，需要从以下方面予以拓展。

第一，关于禁毒史的研究区域。由于西北和西南地区自近代以来就成为国内重要的毒品受害地，因此引起学界的较多关注。东部沿海地区是毒品贸易和消费的中心地带，然而相关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关于东部地区毒品问题的研究，侧重点主要在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域的研究较为短缺，仍有值得探讨的空间。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的禁毒工作由于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禁毒行动一脉相承，所以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与中共革命根据地相关的地区，如陕甘宁地区、川北行政区以及华北解放区，等等。然而，由人民政府接管的原国民党统治区域，如苏南、上海、浙北等地区，大多作为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禁毒运动的某个例证，缺乏相关的专题性研究，仍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

第二，关于禁毒史的研究深度。民国以来的禁毒活动研究较晚清时期相比，内容更加全面丰富，呈现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多种学科交叉、民间档案和近代报刊等多种史料相结合，以及禁毒视角向社会大众下移的趋势，促进学界用全面综合的眼光看待社会治理问题，深化近现代以来政府社会治理效能的认识。

第三，关于禁毒史的研究对象。学界目前关注点较多的是禁毒法律法规，以及涉毒案件审理和判决，主要从法律、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探讨，而关于烟民施戒、限制毒品贸易等医疗卫生、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缺少深入的探讨。关于禁毒行动的发起主体，学界目前主要是从政府或基层社会任选其一进行论述，缺少足够的整合。基层社会主要还是以保甲、军警等基层官员的活动为关注点，缺乏对普通民众活动的论述。

基于此，中国禁毒史的研究仍有值得挖掘和深化的地方，例如“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等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运用，地方文献和跨学科知识的相互结合，理论研究与社会调查的相互配合，以及如何避免学术研究“碎片化”的问题，需要引起学界的重视和深思。首先，加强禁毒史宏观与微观的融合性研究。以往禁毒史的研究，多是全国宏观性研究和区域地方微观性研究相互独立的状态。全国性与区域性研究相互结合，全国与地方、政府与社会相互联动的角度和成果还不够丰富，需要进一步推进融合研究。其次，拓宽禁毒史研究的范畴。以往研究大多是从政治和法律的视角作为切入点，但随着近年来医疗卫生的兴起和应用，在传统禁毒史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可适当加入医疗卫生方面的内容，尽可能使领域更加宽广，文本更加丰富和充实。再次，创新禁毒史研究的方法。禁毒史研究要突破既定思维模式，在常规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基础上，综合运用描述性研究法和统计方法，将研究对象的原貌尽可能全方位地展现，注重叙事的逻辑和严谨；通过量化分析，增强研究内容的可信度。在理论上，可借鉴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医学等学科知识进行分析；通过某一案例，适当运用个案研究，增强文本的丰富性。在可操作性上，应充分利用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为深化禁毒史研究提供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