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鲜

[摘 要] 面对当前出版业融合转型遇到的瓶颈，基于整体视角，借鉴三重勾连理论框架，从物质与技术、文本与符号以及场景与空间三个维度分析当前融合出版应重点回溯和关注的问题后，发现出版业的融合转向遵循媒介技术的演进脉络，涵盖技术挪用到规范化的完整链条，其转向重点需要把握文本与符号的生产，以提升出版内容和形式的效用，从而打通与用户的意义共通空间，尤其应注重其中指涉时间性与空间性、公域性与私域性的场景耦合，以全面优化新媒介环境下用户的信息体验。

[关键词] 融合出版 三重勾连 媒介技术 符号生产 公共空间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3） 06-0043-08

Articulation， Extens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ree Directions of Integrative Publishing  Development

Wang Weixian

（Television School，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24）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ve publishing， this study takes a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draws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riple Articulation， analyzes the problems that the current integrative publishing should focus on from the three directions of materiality and technology， text and symbol， scene and space.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grative publishing industry has turned to follow the evolu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covering the complete chain from technology appropriation to normaliz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production of text and symbol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shing content and form， thus bridging the meaning space shared with users. Especially， our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oupling of scenes involving temporal and spatial， public and private domain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optimize the information experience of user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Key words] Integrative publishing Triple articulation Media technology Symbol production Public space

1 引 言

伴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出版行业朝着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目标一路高歌猛进，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然而在此过程中，数字化出版与出版数字化“两张皮”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困扰出版行业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如何实现真正的转型与升级。尤其是在“十二五”时期，“出版转型”“转型升级”一度成为行业热词，出版行业开始扭转既往粗放式的发展方式，进一步探索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在同期媒体融合的方向指引下，探索并建设出版业的融合发展模式成为顺应行业发展浪潮的重要趋势。基于此背景，2015年3月由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2022年4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出台，不仅成为出版业迈向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助力，亦推动了新时代出版传播体系的构建。当前，技术智能化的浪潮轰然而至，媒介已如同弥漫的空气，无远弗届、无处不在。融合出版应首先厘清概念与面向，结合多元要素全方位审视与深勘，故本研究的讨论基点首先置于对理念的探讨之上。

为研究新的媒介和信息传播技术对日常消费与生产实践带来的变化，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早些年以电视媒介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双重勾连（double articulation）理论[1]。顾名思义，双重勾连主要包含两个面向：首先，电视媒介作为一款电子产品，是搭载新型技术的物质客体，在被人为购买进入家庭场景以后完成了消费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用户关注的是其作为新媒介的物质与技术意义，二者间因此得以产生联结。此乃第一重勾连，主要强调物质与技术向度。其次，用户在对电视媒介的使用中不再仅关注物质客体，而会更多地关注其文本符号（如影视节目和广告等）。电视文本的制作从声音、画面到叙事、体裁都有特定的编排方式与体系，用户的阅听过程是一个囊括信息接收、意义获取与转换、传播的复杂过程，于是便形成了强调文本与符号向度的第二重勾连。基于此，西尔弗斯通還重点论述了这两重勾连在空间交换上的意义，即电视虽然作为技术装置被留置家庭这一私人空间里，但同时公共空间里的信息也能被电视文本带进私域里，从而让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与私人文化（private culture）之间产生联结。然而，西尔弗斯通却没有将探讨重点进一步放在对空间的阐释上。对此，哈特曼（Hartmann）认为，在双重勾连的基础上，“如何理解场景中的媒体使用是一个亟须回答的问题”[2]。因此，随着媒体领域的革新，相关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用户参与习惯的连续性及意义生产的塑造过程，尤其不能忽视媒体对用户日常生活的影响，场景与空间维度的第三重勾连顺此成为不应或缺的一个研究面向。

本研究旨在借鉴三重勾连（triple articu-lation）的理论框架，从认识论的角度阐释当前融合出版应重点回溯和关注的发展面向，试图回答媒介的物质性如何影响出版业的融合趋势，文本符号泛化的情况下融合出版实现了怎样的扩展与延伸，新的媒介景观下出版业的融合与场景之间又是作何勾连的等问题。

2 勾連：物质与技术的第一重面向

2.1 媒介技术的挪用

技术既是出版业的基石又是助推器。从最早引发行业变革的活字印刷术、机械印刷术，到如今不断演进升级的激光照排、3D打印等新兴技术，出版业的发展历程足可称为一部技术变迁史。然则在更宽泛的视野下，对出版技术的理解并不应仅考察物质化的设备器具与操作技术，在漫长演进历程间一同变化、发展且同可纳入技术向度的还有非物质化的理念原则及组织管理水平。一般来讲，人类出版传播行为大致包括出版物的生产和流通两个过程，由编辑、复制、发行三个环节构成，分别对应内容编辑技术、复制技术、提供复制介质的技术以及发行流通技术四个技术方面[3]。如果说数字出版关注的是物质技术的增进与套叠，重点推动编辑、复制与发行三个环节的数字化接入，那么融合出版则在此基础之上还强调非物质化的全链条汇流，视物质技术为一种挪用（appropriation）[4]。

技术挪用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技术承载力。技术具有物质性，可以提供某些特殊而具体的功能以使用，但这种使用又充分与社会实践挂钩，并受限于社会价值与规范的作用。如平板电脑可用于通讯、拍照与网络娱乐等行动，但并不用于切菜或盛饭。法拉杰（Faraj）等人认为，技术的承载力是行动的可能性和机会，它来自行动者与重点技术的接触，植根于一种关系本体论，对物质和社会都有同等的作用[5]。也因此，在应用与推广新的技术前应首先关注技术和使用技术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决定技术是否能够真正发挥效用并进行升级改造的重要前提。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技术的迭代更新，举凡流媒体技术、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等在内的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出版生产与传播的方式，为行业转型与融合提供了可能。而近些年，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智能媒体技术更是直接串联起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移动通信技术，不仅让各类媒体实现了自我进化，还深刻嵌入整个社会信息交流系统，重塑了人与媒介的互动关系。尽管在用户规模上，植根于传统产业的出版业仍占有压倒性优势，但媒介技术的演进早已将用户分门别类，不同用户占有的认知、素养以及实践能力等资源各异，令出版行业亟须重思技术与行动者的关系，并对融入出版行业的各种技术的承载力予以充分感知，以调和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对立两极。

2.2 挪用后的规范化

技术挪用是过程和时间的有机统一，它强调生产者与技术之间的互动是递进的，也即生产者在经常性的实践中塑造了技术结构，而技术结构又随着时间推移塑造着生产者的使用，进而逐步推动融合出版的规范化[6]。规范化常被用于解释新的技术、平台从肇始至完全落地的过程。如最早的造纸术、印刷术在诞生之初主要面向的就是公卿贵族阶层，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以及资源的开采丰富等才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技术成果的共享之中。承接前文提到，技术挪用的早期会受到社会价值的约束，从而限定其应用面向。然则，从挪用到规范化，一方面是契合社会价值规约的过程，而另一方面也是与社会价值不断折中、调和的过程，这期间往往会激发出创新的动力，从而推动技术超出预期地跃进式落地。如今，出版业对新媒介技术的挪用同样也遵循这样的发展逻辑。

具体而言，有鉴于传统出版的三个基本环节，融合出版对技术挪用后的规范化模式可相应概括为生产式、传布式与交互式。首先，作为出版的基石工作，任何出版物的生产都离不开编辑这一环节，同时出版物的批量制造又必须借助复制行为，编辑与复制从而共同构成了出版活动的基础生产环节。生产式融合出版即强调编辑与复制活动的转型升级，并将之视为出版融合路径的基础工程，着力推动出版物制造技术（如激光印刷与数字出版技术）的改造与升级，寻求开发探索区块链出版以及人工智能出版等新技术的落地，同时全面接轨时新的印刷介质（如电子等）生产技术。其次，发行作为基础出版活动的最后闭环，是招揽用户购买、促成出版物流通的关键节点。传播式融合出版意在指向当前这一视觉文化的时代，传播行为的本质是注意力的争端，融合视阈下的出版业应顺此利用好多元化的平台和终端，促进出版物的推广与传播。其中，社交媒体在网络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而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扮演出版推广的角色也是做好传播式融合出版的破局之路。再次，尽管传统出版行业也重视大众反馈，但受限于技术条件，传统的出版工作只是一种单向喂养的模式，鲜少采用或适应多向传播与触达的交互模式。然而，随着网络传播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底层逻辑，各类大众评价网站与软件如豆瓣、大众点评等的兴起与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话语权的下放与分化，提供了多向传播实践模式的可能，出版业与大众交流互动的拓展建设也因此可以提上重要日程。

有必要强调的是，此三种模式虽于微观视野下同属一套完整的出版流程，但宏观上来看各自持重、相对独立，亦彼此关切、不可分割，共同勾连起了融合出版的第一重指涉物质与技术的面向。

3 延伸：文本与符号的第二重面向

3.1 文本与符号的生产

作为印刷出版、电子出版和数字出版等多种出版形式的结合，融合出版的核心目标在受众侧，提升出版内容、形式的价值与效用都是为了给阅听人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体验。也因此，在基础的物质与技术向度之外，文本与符号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文本，狭义上专指以文字形式表示的信息形式，广义上还涵盖各种专用符号表达的信息形式；而符号则是一种以图形、图标为形式的意义象征物。由于广义上的文本也包含特殊字符，同时文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一种特殊的符号，故本研究将文本与符号纳入统一概念范畴述之。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取代了传统社会那种“讲故事”的传统，描述了新的电影作为一种新的视觉文化表征代替了以说故事甚至阅读书籍的话语文化趋势[7]。但本雅明的论述并不单概括了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出现与取代，还指涉图像、影像等视觉符号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冲击，揭示了当代文化消费品的本质是对注意力的争夺。出版物作为搭载文本与符号的视觉产品，成为当代社会信息传播与交流的主要载体，奠定了印刷文化在当代文化中显著的地位。文本与符号通过字、词、句、标点符号以及图画影像等的排列组合，并借由印刷、电子与数字等多种形式来呈现复杂多元的信息。由此可见，文本与符号虽是出版物内容中的最小单元，但亦归其核心。文本与符号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信息和传达情感，还在于它可以简化信息和抽象世界。在以可见性争端为主的视觉时代，大众的注意力持续时间短，对碎片化、简单化和可读性高的内容体现出强大的需求，而这实际上是对文本与符号的排版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不同的媒介出版形式中，文本与符号的排版各异，承载与传递的信息也不尽相同甚至天差地别。融合出版就是要探索弥合这种差距的可能性，追求最大限度地打通不同媒介之间的壁垒，减小获取和理解信息的阻力，增进用户对出版内容话题的兴趣。在数字出版兴起的早期，文本和符号仅限于简单的格式，如纯文本和静态图像。一些纸质出版物比如教材、杂志会随书附赠数码光盘，光盘里存储的信息通常为纸质出版物内容的补充或是延伸，读者可以通过对应的光盘读取器获取这部分生动的视听内容。虽然这种方式较为繁琐且增大了信息获取成本，但不失为串联不同媒体介质的一种有益尝试。在技术的迭代下，光盘读取已逐渐淡出市场，文本与符号现在已经可以通过更加便捷的形式交互，新的出版技术正深入嵌刻进大众日常生活。其中，最值得被提及的当属二维码技术，二维码因其具有庞大的信息携带量，能够编制和存储海量信息，用户可以直接使用移动设备扫描获取相应信息，故目前在大量的多媒体出版物中都不乏二维码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连接出版物和数字媒体等方式并不限于光盘、条码等特定的增值手段，增强现实 （augmented reality，AR）技术正为融合出版提供了新的可能。增强现实是一种利用计算机系统产生三维信息来增强用户对现实世界感知的新技术，强调通过交互来增强用户对现实世界的感知[8] 。AR技术可以通过特定编码技术将出版物上的文本符号与对应的数字内容连接匹配，用户同样只需通过移动设备扫描即可查看丰富的多媒体内容，这种强交互性的技术成为扩展用户内容感知的重要方式。

透过技术外象观之，任何应用在出版业的媒介技术实际都是为了更好地呈现并丰富文本与符号。近年来，伴随着技术升级，出版业可谓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行业改革，多元融合的媒体形式被广泛应用于教材、杂志、儿童读物以及漫画小说等常见大众出版领域。然而，一个完整的出版活动传播链条还应包括用户的理解与使用，这就指涉融合出版改革背后的意义生产实践问题。

3.2 意义共通空间的形塑

就文本与符号的生产及传播而言，融合出版的出现既是一次彻底的革新，又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诸多挑战中，最为根本的便是如何建立出版物与用户意义共通的空间。在电子书、网络杂志、博客以及交互网站等新兴内容呈现形式革新出版内容的生产、分发及消费的背景之下，传统出版业的受众逐渐流失，出版业与用户之间的关系亦因之被重塑。对出版商来说，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移动电子设备成为触达用户的发展途径与重心，同时，用户对信息内容的选择也已经实现了从形式偏好到内容定制的转向。为了打通与用户意义共通的空间，三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重点关注。

其一，建设成本问题。在融合出版早期阶段，为了实现文本与符号创作排版的革新，提升用户体验，出版商需要投资、改造及引进最新的技术和软硬件设施，相应对可投入资金的需求非常高，但这于很多出版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出版商和自行出版的创作者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同时，融合出版不仅需要更多的资源和人力，还对人力的质量提出更新和更高的要求，这又涉及对传统业内人士的培训以及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引进成本。而在当下这个万物皆媒的时代，整合营销传播成为热门，出版物无法避免通过社交媒体、电子邮件和付费广告等各种线上线下渠道进行分发与营销，传播成本的重要性愈加显著。此外，用户体验和交互成本、测试和质量保证成本以及运营和维护成本等也都需详细纳入成本考量中来。

其二，用户的接受与理解问题。融合出版由于应用结合了多种不同技术，容易导致出版内容在不同媒介中呈现异步或非一致性，例如同一出版物可能出现数字版本图像错落而印刷版本图像又不够清晰的问题。当文本与符号以数字、代码等形式创建时，出版物的格式可能会受到诸如设备尺寸、屏幕分辨率以及软件兼容性等各种物质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文本与符号显示偏差甚至错误的问题，进而影响用户对出版内容的认知与理解。此外，不同用户群体的属性差异也应被纳入考量。例如，为使一些残障人士、老年群体顺利访问多媒体内容，就须特别注意无障碍、适老化功能的开发与推广；而对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用户来说，不同语境下的文化与文化之间可能存在意义差异与交流障碍的情况，如同样的文本与符号在不同文化里可能指涉完全相反的意涵，为避免信息遗漏或误解，则有必要重视解决符号的跨地区跨社会流通问题。

其三，作品版权与隐私安全问题。开放式的数字环境下，文本与符号的复制传播越来越容易，个人及组织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复制、分发与销售盗版内容资料的现象愈加突出。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出版内容转型数字化或在线分发，加之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兴起，遭遇网络攻击、数据泄露和版权侵犯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尽管数字版权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技术已经广泛被用于加密等安全措施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复制和分发内容，但也存在过度限制消费者合法获取与使用内容权利的问题。如何平衡内容保护与用户访问的问题，出版业或许在诉诸科技公司的帮助之外还應兼及与政府机构的合作，以保证充分掌握媒介融合时代的出版内容版权和安全保护的新技术与法规制度。

总之，无论是从文本与符号生产传播的本体视角切入，还是从文本与符号延伸的意义空间形塑问题观之，不难发现，文本与符号是融合出版最核心的面向，也正因此，对其的理解与关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版业转型的成功与否。

4 重塑：场景与空间的第三重面向

承接前文所述，哈特曼在西尔弗斯通提出的双重勾连基础上，强调了场景与空间维度的第三重勾连。在媒介融合视阈下，出版业就场景与空间面向的重塑又可具体化为物理意义与社会意义之分。

4.1 时间与空间的边界突破

任何媒介技术都有其侧重的功能特征，也即具有特定的偏向。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中提出并论证了传播与传播媒介具有的时间与空间的偏向性。在他看来，传播媒介依照偏向性可划分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和偏向空间的媒介，前者因为笨重不便携的特征而适合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如羊皮纸、石头和粘土等；而后者因其轻巧易运输的特征更适合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如报纸、莎草纸等。传播媒介的偏向实际上映射的是文明传承的偏向，时间偏向的媒介有助于维持统治的稳固与延续，而空间偏向的则有助于帝国的开疆拓土[9]。然而随着时代的嬗变，从广播、电视再到互联网、人工智能，媒介的时空偏向性逐渐得到颠覆性重塑。在重新审视网络社会的媒介时空逻辑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社会、空间与时间的物质基础正在转化，并环绕着流动空间（space flows）和无时间之时间 （timeless time）而组织起来”[10]。时空的新支配形式主导了一个后设网络（meta-network）的出现[11]，权力、价值与文化符码掩藏在看不见的深层逻辑中，全世界的人民、活动和地域之间的结构性意义逐渐消失。近些年，有学者更是提出沉浸传播的概念，揭示了“以人为中心、以连接了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介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播现象出现[12]。

从最初受限于复制、介质技术等硬性条件而具有的显著偏向性，到如今媒介融合下时空偏向的不断弱化与新偏向的出现，关于技术时空偏向的讨论历程实际也刻画了出版业发展演进的脉络。过去，出版业受地理边界和实体店铺摊位营业时间的限制，其实际触达的受众局域化特征明显。多媒体平台、移动设备的普及让出版内容可以虚拟化的形式存在，而云计算等技术的兴起也让出版生产与分发去中心化，突破了传统出版活动中无法避免的时空限制。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各种交互式和沉浸式的出版物借由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技术不断问世，场景成为出版业的关键词。用户从虚拟化、临场化特征明显的出版物中获取到的沉浸感和参与感，都是传统出版无法提供的体验。出版行业的大众化是融合出版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另一表现。一方面，出于平台的去中心化特质，专业内容生产的门槛降低，大量用户生产内容（UGC）涌现，大众出版规模日益增长；另一方面，线上办公逐渐发展成熟，自由职业不再是小众择业选项，居家工作、旅居工作等职业形式被越来越多的大众接纳，出版业的大众化成为无法忽视的发展趋势。

文化哲学视野下的时空“不是客观物质世界的自然规定，而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规定”[13]，这在点明时间与空间具有的物理性与自然性之外的特性时，也揭示了融合出版在打破传统时空限制之外重塑时空的意义。如果说以国别为单位构筑起的物理空间、自然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文化空间的范围，那么出版业融合发展导致的跨地区跨文化交流成为常态，则意味着文化空间作为一种意义空间被无限拓宽。虚拟数字出版物的传播无远弗届，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人民在数字世界里就能实现一定程度的精神交往，文化文明的横向传播在代码与信息的转换之间即可完成。传统意义上，文化的历史传承依赖时间偏向型媒介，而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这种媒介选择的风险，数字出版物的纵向传播时限被无限拉长。此外，融合出版由于对多种出版形式进行耦合，能最大限度扩展历史记录的留存空间与丰富程度，加之逐渐广泛的区块链技术介入，历史记录的稳定性与不被篡改性也有了更大的保障。

一言以蔽之，就时间性与空间性而言，融合出版一方面适应技术发展趋势简化并扩大了媒介触达，从而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对文化交往与传承的革新又重塑了横纵向的时间与空间，形成了文化交流与历史传承的通途。

4.2 公域和私域的动态交换

实际上，结合时间尺度来谈的空间更多聚焦的是大众广泛参与的公共空间，或称公共领域，而与此相对的则为私人领域，指涉的是“以个体独立人格为基础的私人活动与私人交往空间”[14]。关于公私领域的讨论最早与出版活动密不可分，如哈贝马斯曾将公共领域最突出的特征概括为“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15]。可以说，现代公民社会的运作离不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间的动态相叠与转换，出版活动在之中既充当桥梁般的角色，又是构筑一切的基底。随着信息生产、分发与消费方式的改变，以及空间生产权利的重新分配，媒体融合时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正趋于一种新的动态交换状态。

平台技术的兴起为个人参与公共讨论、交流思想并形成公众合意提供了场所，传统的由精英主导的公共领域逐渐走向分裂和重组，多元而交叉的大众化、网格化的公共领域出现。由于公民新闻和自媒体的发展，信息出版成为公共领域变革造成影响显著的领域之一。媒体化的公民和组织不受行业约束与规范，虽然享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但由此带来的风险也需自担。这种风险是内外双生的，一方面，其具有包括操作违规、报道不当以及侵犯版权等内生风险，而另一方面的风险则是外溢的，由于公民出版的信息质量总体低于专业新闻出版，加之去中心化的融合媒体生态，公共领域在形成公民合意方面的能力可能会被极大削弱，从而使其信誉面临分裂破损的风险。

公共领域的重塑还体现在其与私人领域的界限趋于模糊。作为个人处理自身关系和事务的空间，私人领域的本质就是个人化与私密性，而在融合出版视野下这一本质成为了动态的概念。新的信息技术赋予个人进行大众传播的能力，让网络民众之间更容易交流和共享信息，借助虚拟身份与他人建立连接。例如，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博客类网站（如豆瓣）出版书评、日记，而一些专业度较高的用户还可直接通过原创文学网站（如晋江文学）出版网络小说等。一方面，个人通过注册账号进入网络平台出版的信息既可以设置为私人可见，也可以开放为公共阅读，只是后者提供了一种弹性空间，信息存在扩大传播的可能，而当信息辐射的范围扩张甚至形成大规模传播效应，则可以说成是实现了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一次转换。在融合出版的意义上来理解公私领域，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模糊的尺度，除了个人信息隐私权与信息安全更容易被监控而形成的私域衰落之外，公共空间的活跃与注意力经济的兴盛让个人网络形象呈现面临迎合主流规范的压力，所以在大众认知上也很难存在一个明确的私域。

尽管挑战尚存，但融合出版的出现至少印证了公私域间动态转换的可能，从而对日后如何在新的视阈下推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重塑建立一个发展基点，也为大众的数字化生存与交往提供可选项和最优解。

5 结 语

出版业的融合转向遵循媒介技术的演进脉络，涵盖技术挪用到规范化的完整链条，是一个渐进式而系统化的過程。在此过程中，最核心的准绳就是把握文本与符号的生产，提升出版内容和形式的效用，打通与用户的意义共通空间，提供更加全面和良好的信息体验。而这一信息体验还包括关注当前媒介环境下用户所置身的新场景，尤其是对其中时间性与空间性、公域性与私域性的相互关系的探讨。本研究从整体视角阐述了出版业融合转型应重点关注的三重面向，从物质与技术、文本与符号以及场景与空间三个维度探析了融合出版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为一个充满潜力和远景的领域，融合出版是当前出版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对于过程中不断凸显的结构化问题，亟须更多研究介入。

注 释

[1] Silverstone， R.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M]. London： Routledge， 1994：83-84

[2] Hartmann， Maren.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ICTs. Media as technological objects， symbolic environments and individual texts[M]//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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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西] 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76，577

[12] 李沁.沉浸传播：第三媒介时代的传播范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43

[13] 苗偉.文化时间与文化空间：文化环境的本体论维度[J].思想战线，2010（1）：101

[14] 李红春.当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拓展与大众文化的崛起[J].天津社会科学，2002（3）：108

[15][德] Ｊ·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J].社会学研究，1999（3）：35

（收稿日期：2023-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