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古代农书中多有如何利用野生植物来度荒的记录。在我国历史上，明代出现了以“救荒”为主题的有关可食用野生植物专书编撰的高峰，其中以藩王朱橚《救荒本草》影响最为深远。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探讨该书作者作为知识生成者的社会角色，以及知识生成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知识利用与社会实践的互动、知识呈现与技术革新等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 《救荒本草》 知识社会学 社会角色 知识生成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3） 06-0120-06

The Authorship and Knowledge Gene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Book Herbal for Famine Relief in the Ming Dynasty

Hu Chengli

（College of Humanity and Law，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records in ancient Chinese agricultural books on how to use wild plants to alleviate famine.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here was a peak in the compilation of specialized books on edible wild plants with the theme of “famine relief” in the Ming Dynasty， among which the influence of Herbal for Famine Relief by King Zhu Su was the most profoun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ocial role of the author as a knowledge genera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sociology，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generation and social real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knowledge utiliz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knowledge present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Herbal for Famine Relie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ocial role Knowledge generati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农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1&ZD33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程立，管理学博士，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古代农书对备荒的论述由来已久，西汉《氾胜之书》、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以及元代的王祯《农书》中，都简略提到了如何利用野生植物来度荒。明代农书出现了7本关于野生可食用植物的著述，数量既多，在内容和形式上亦已达到很高水平。其中以朱橚《救荒本草》影响最为深远，不仅带动了后续同类诸书的出现，而且被《农政全书》全文收录，甚至影响了《本草纲目》的内容选择。

为何明代农书中会出现这样一个独特的文献高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政治因素有何关联？《救荒本草》中的知识与当时的社会实践如何互动？要深入地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拟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展开探讨。知识社会学作为“社会学最年轻的分支之一”[1]，以研究知识与社会及其相关要素的互动关系为旨归。知识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通常认为起源于德国和法国，随后在美国逐步发展壮大。知识社会学研究指向的是知识的社会功能，即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2]。其中，知识生成是一个核心概念，它探讨了知识是如何在社会中形成、发展、传播，以及如何被使用的。知识社会学不仅关注个体和集体层面的知识创造，还研究了社会结构、权力关系、文化、制度等宏观因素如何影响知识的生成和传播。

1 《救荒本草》和朱橚的社會角色

《救荒本草》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描述研究野生食用植物的著作。“本草”最初是中国古代对具有医疗和保健功能的植物、动物和非生物等药用资源的一种泛称，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神农本草经》中。《救荒本草》初刻于永乐四年（1406），全书分上、下两卷，共记录用于“救饥”的野生植物414种，其中出自历代本草著作的有138种，新增加的有276种[3]。《救荒本草》问世以后，由于其通俗性、实用性和科学性，明代以来被多次刊刻或缩写，并先后传入日、英等国，受到了植物学专家和科学历史研究者的极大推崇。这本书的作者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橚（1361—1425），他也是明成祖朱棣的同母兄弟。在洪武三年（1370），他被封为吴王，洪武十一年被封为周王，洪武十四年被派往开封就藩，开封因此也被称为“周藩”。朱橚死后谥号定，故称周定王。朱橚的社会角色，最主要的是藩王，其次是植物学家、医学家和文学家。《明史》卷116《朱橚传》记载有他撰《救荒本草》的事情[4]。

《救荒本草》的知识生成与朱橚的社会角色紧密相连。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社会角色”，它的定义是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特定地位的人士应有行为的模式或规范[5]。朱明王朝建立之初，面临外有元朝残余势力侵扰边境，内有开国勋臣贵族集团威胁的复杂政治形势。为了稳固中央政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实施藩政，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东南以及中原各战略要塞安置藩王防御外患并维护国家统一。明代中央政权对各藩的政策，军事上消夺军权、禁预兵事，文化上则大力鼓励和倡导文治。朱橚幼年在宫中接受传统教育，成年后于洪武十四年（1381）就任开封府，开始承担起藩王的使命。朱橚将志趣转向编撰《普济方》《元宫词》《救荒本草》等书籍，某种程度上是明代宗藩政策引导和政治上失意共同造就的结果。朱橚一生都恪守王室之命，定时向皇帝朝拜，但在明朝初年的宫廷权力斗争中，他被朱元璋下令贬至云南。被贬谪到云南的经历让他亲身体验到了生活的苦难，也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百姓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政治上的颠簸沉浮，生活中的坎坷不平，促成他将自己的抱负与人生追求寄托在文化事业中。

朱橚周围的许多学者中，在文学和经学上颇有建树，还有些人在医学等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他们不仅是朱橚的助手，也担当着他的老师的角色。朱橚就藩开封，“辟东书堂以教世子，长史刘淳为之师”[6]。右长史刘淳，寿议大夫、周府长史卞同，以及长史王翰、良医李恒、府学教授滕硕等，都为当时杰出的人才。这些学者在治学思想、著书立说等方面对朱橚进行了指导和帮助，促使他不仅重视文学研究，同时也注重在植物学和医学领域的探索，成为他在学术追求道路上的重要支持。周世子有燉“博学善书”[7]，不仅能够代替父亲处理政务，还亲自参与书籍的编写，成为朱橚的重要助手。

朱橚编纂《救荒本草》之时，正值明初相对较为安定的“雍熙泰和之治”[8]，天下和乐升平。朱橚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了避免因荒年导致的粮食短缺引发民众叛乱，从而消除可能引起社会危机的不稳定因素，他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提醒人们居安思危。 朱橚的左长史卞同在《救荒本草·序》中说：“神农品尝草木以疗斯民之疾；殿下（指朱橚）区别草木欲济斯民之饥，同一仁心之用也。”明确地道出了朱橚编撰这部书的宗旨。李濂重刻《救荒本草》序强调了“是书也有功于生民大矣”[9]。书中内容紧紧围绕“生民”做文章，意在帮助老百姓充分地利用植物，承托救治灾荒的主旨。

在编撰《救荒本草》的过程中，朱橚的藩王角色和政治遭际发挥了作用。作为藩王，他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政治背景和资源调动能力；他一度被贬谪民间，深刻体会到底层民众的生活疾苦；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将志趣转移至医药及文学方面，他对于《普济方》的编撰，为后来《救荒本草》奠定了知识基础。凭借藩王的特殊身份，朱橚组织人力、物力将系列研究成果绘成图谱，记录成文，最终编撰成书。

我们可以借用社会学中的“中心－边缘模式”，来解读朱橚编撰《救荒本草》这一现象。第一，政治中心与藩王的边缘地位。明代的中央政权是政治的中心，而藩王则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地位。藩王们受到限制，不能轻易进入京城，也不能干预中央政务。编书可能是藩王们在这种政治边缘地位中寻求政治合法性、文化影响力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朱橚所筛选输出的知识体系正统、全面、权威，语言风格端庄，内容适用，形式精美，无一不体现出皇家气派。第二，文化的中心与边缘。明代文化的中心是围绕儒学的复兴与变革进行的，朱橚的《救荒本草》将一些可能被视为“边缘”的知识（如野生植物的利用）用在帮助民众度过荒年，同时也为统治者提供了一个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政权的工具。如此一来，这些“边缘化”知识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也得到了提升。藩王编书可以通过知识和文化的传播活动，将自己从政治的边缘地位转移到文化的中心地位。

2 社会现实影响知识生成

为了降低自然灾害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荒政，他们努力在灾难发生前进行预防，在灾难期间采取应对措施，并在灾后提供支持和援助。早在先秦时期，《礼记·王制》中就有了关于防灾备荒的经验的记录。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极为注重荒政。他在继承和发扬传统荒政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封建时期的荒政思想和实践，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了提高小农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朱元璋命各地官员积极推进水利项目的建设，令各州县在境内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设置预备粮仓，号召百姓广植桑、枣、柿、栗，以补充粮食之不足。朱橚编撰《救荒本草》正是在太平盛世“饱食暖衣”之际，延续朱元璋的备荒主张未雨绸缪而展开的。

我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数量之多、种类之复杂，以明代为甚。据邓拓《中国救荒史》：“明代共历276年，灾害之多，竟达1011次，这是前所未有的纪录。”[10]在当时灾荒频发、五谷歉收的情况下，民众不得不寻找食物以求生存，可食用野生植物成为重要的补充。因此，迫切需要一些能够帮助百姓识别野生植物救饥度荒的书籍。

朱橚在就藩开封之前，长期居住在江南。那个时期，江南地区经常发生灾荒，导致粮食短缺。百姓为了生存，只能到河流、湖泊和池塘中捕捉鱼、虾、螺、蚬或者采集菱角、芡实、水藻等食物，勉强维持生计。朱橚到开封以后，发现中原地区同样饱受天灾之苦，人们往往只能依靠野菜来糊口度日。但由于对野生植物的外形和特性认知不足，人們时常误食有毒植物，导致中毒甚至死亡的事件频发。《救荒本草》的出现，不仅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更是社会现实影响知识生成的有力证明。

3 知识利用与社会实践的互动

朱橚在编写《救荒本草》时，充分汲取了历代有关本草方面的成果，紧紧围绕“救荒”二字，开创了我国可食用野生植物类著作编撰的范例。这与他编撰《普济方》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救荒本草》承袭中国古代“药食同源”的思想，“期与《图经本草》并传于后世”[11]，所载414种本草中有138种出自历代本草，约占其整体篇幅的三分之一。从秦汉到明清，有关本草的著作累计达到400多种。《救荒本草》卞同序中称：“本草书中所载多伐病之物，而于可茹以充腹者，则未之及也。”[12]古代农书中虽有言及一些野生植物可以用来救荒、备荒，但过于简略，未详细描述这些植物的生长环境、特征、性味和食用方法等。在“本草”的基础上，叠加野生植物如何辨别和食用等用于救荒的内容，《救荒本草》体现了本草学与农书编撰的交叉。

知识来源于实践，又反哺于实践。知识利用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在《救荒本草》中得到了鲜明体现。朱橚不只是高高在上的藩王和坐在书斋里的学者，他还深入实际生活，重视实地考察和征集实物。他不仅亲自跑遍了河南一带，认真进行实地调查，而且为了帮助民众减轻由于流离失所带来的苦难，以及缓解青黄不接时期的粮食短缺，朱橚向当地农民和乡下长者购买了四百余种不同类型的野生植物，在开封专门开辟了一片园地，对这些植物进行种植和培养。他每天亲自观察和研究这些植物，记录它们的生长情况。等到这些植物“滋长成熟”，找出它们的花、果、根、茎、皮、叶等可以食用者，召集画工，绘成图样，并且详加文字说明。这些史实，在《如梦录·周藩记》中有详细记载。朱橚对实地考察和实物收集的重视，为明清时期的众多学者所效仿，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全书充斥着大量实际比较观察及采访民间辨药经验，就是效仿朱橚治学方法完成的。

从所记内容的地域属性来看，《救荒本草》主要记开封周边及河南一带植物，一方面，受当地气候、生产条件、风俗习惯所限，地方性农书反映的都是各地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因地制宜，操作技术切实可行，当地百姓容易接受。在部类设置上，《救荒本草》也注意切合于民众的日常认知。根据《救荒本草》的总目及详目，该书先将414种本草划分为草、木、米谷、果、菜五部，再按照植物可以被食用的部位不同分为15个单元。部的名称尽可能以老百姓熟悉的词汇概括，与民众生活分类相通，十分通俗易懂；单元的名称突出一个“食”字，只要循着可食部位的单元归属，就可直接利用这些植物，方便百姓与自然对接。

《救荒本草》中对每种植物的描述和记载，突出实用性，充分体现知识反哺于百姓的日常生活。描述的文字内容由四部分组成：第一，植物名（包括俗名以及各地不同的叫法）。不同地域的百姓都能准确区分，同时运用形象的比喻，记述植物名称的由来，如马兜零（铃）“结实如铃，作四五瓣。叶脱时，铃尚垂之，其状如马项铃，故得名”[13]。植物名下，分述产地、样态、颜色、性味等植物特征。第二，植物插图（工匠绘制的写生图片）。写实的绘画手法直观再现植物的外形，百姓可以按图索骥，大胆地采择食物。第三，“救饥”条（用于救饥的食用方法），便于百姓掌握安全食用的方法。第四，“治病”条（指示出治疗、治病之用）指明药用价值。此外，书中针对难字都进行了注音。无论是植物的名称、古称、地名，还是对植物特征的描述，文字中难免出现一些让人读写困难的字。朱橚耐心地为这些字一一注解了发音。整部书中，注音的字数达到了数百个，以方便民众认读。如“稗（音拜）子”[14]“獾（音欢）耳菜”[15]。

《救荒本草》是明代知识利用与社会实践互动的经典之作。朱橚通过实地考察、与民众的互动和细致的研究，确保了书中的内容既科学又实用。他的方法强调了知识的实用性和与社会实践的紧密联系，使得这部书籍不仅为当时的民众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同时也为后世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研究知识与实践关系的典型案例。

4 技术革新影响知识呈现

在明代，随着技术的进步，书籍的呈现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救荒本草》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先进印刷技术，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救荒本草》做到了有植物即有图，改变了过去历代本草中某些植物有名无图的现象。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论及图谱的重要性，认为古今之学术，共有十六个种类“有书无图，不可用也”[16]，其中就包括“要别名物者，不可以不识虫鱼草木，而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17]。李濂《重刻〈救荒本草〉序》称“图以俏其形，说以著其用”[18]，点出了图、文分别起到的重要作用。

《救荒本草》的植物图均来自实物写生。朱橚在开封的植物园中，对于所观察的植物，“候其滋长成熟，乃召画工绘之为图”[19]，书中如兔儿伞、婆婆丁（蒲公英）、刺葡菜（小葡）、大葡、土黄草（黄草）等图谱，绘制得十分逼真，配有精美的木版雕刻图示，这比欧洲最早的同类书籍1475年奥格斯堡版的昆特·冯·梅根伯格《自然辞典》要早69年出现[20]。美国植物学家李德（H.S.Lead）在他的著作《植物学简史》（1942年）中高度评价了《救荒本草》插图的精准度，认为其超越了当时欧洲的水平[21]。

朱橚之所以重视书中插图，有主客观两方面的考虑。主观方面，朱橚不仅有“期与《图经本草》并传于后世”[22]的追求，而且他认识到如果不以严谨的态度配置插图，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在《重刻〈救荒本草〉序》中，李濂以东汉永兴二年汉桓帝“诏令郡国种芜菁以助食”为例，说明各地气候迥异，物产性状不同，名称繁杂，百姓真假难辨，强调如果不以“图列而详说”，最坏的结果可能无异于杀人[23]。例如，将剧毒的鸟喙（也就是附子）误认为是具有滋补保健功效的昌阳（即白菖）而食用，有可能导致严重的中毒甚至危及生命。因此，朱橚从发凡体例、拟定纲目，到行文编纂成册，都采用了丰富的图文并茂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普通民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理解困难。这种方式使得复杂、专业的内容变得更加直观易懂。

客观方面，《救荒本草》插图的高水平，得益于明代印制技术的重大革新。明代在活字印刷上的探索和彩色印刷的尝试，使得明代图书插图大为盛行，应用范围涉及各种民生日用图书[24]。明代插图是图书出版的重要组成内容，与出版业的发展水平相呼应，明前期洪武至弘治时期的图书插图风格主要表现为沉稳古拙，这一点在《救荒本草》中有直观体现。永乐四年初刻的《救荒本草》在工艺上延续宋后期刻书版式之遗风，行格疏朗，纸墨精良，在质量上远超明初大部分印本。

5 结 语

《救荒本草》不仅是明代农书中一部杰出的植物学著作，更是一个时代知识、文化和技术交汇点的缩影。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生成是如何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知识利用与社会实践如何互动，以及知识呈现如何受益于技术革新的。朱橚这一具有多重社会角色的知识生成者，深入实地考察、与民众的深度互动以及对当时印刷技术的巧妙应用，将这部作品塑造成了一个知识传播与技术进步相辅相成的经典。这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和技术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只有当知识真正融入社会，与实践和技术紧密结合，它才能发挥出真正的价值，为人类带来更大的福祉。

注 释

[1][德]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10

[2] 黄晓慧，黄甫全.从决定论到建构论：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轨迹考略[J].学术研究，2008（1）：91

[3][9][18][23] 李濂.重刻《救荒本草》序[M]//朱橚撰；倪根金校注.救荒本草校注[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2009：1-2

[4][6][7]（清）张廷玉撰.明史 一至六册[M]. 长沙：岳麓书社， 1996：1876，1876，1876

[5][英]彼得·伯克著；李康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7

[8][11][12][19][22]卞同.《救荒本草》序[M]//朱橚撰；倪根金校注. 救荒本草校注[M]. 北京：中國农业出版社， 2009：1-2

[10] 邓拓.中国救荒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25

[13][14][15]（明）朱橚撰；倪根金校注. 救荒本草校注[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21，217，97

[16][17]（宋）郑樵撰. 四库家藏 通志略 4[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21，22

[20][日]天野元之助著；彭世奖，林广信译. 中国古农书考[M]. 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2：153

[21][美]富路特，房兆楹原主编；李小林，冯金朋主编. 明代名人传 哥伦比亚大学 2[M].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354

[24] 缪咏禾. 明代出版史稿[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321

（收稿日期：2023-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