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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CC类趋化因子配体5、维生素D受体表达水平与产后抑郁的关系

2023-12-30张晶吕梦桥曹引丽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2023年6期
关键词:夫妻关系产后新生儿

张晶,吕梦桥,曹引丽

产后抑郁一般在产后6周内发病,表现为持续的情绪低落、睡眠质量不佳、易怒等心理异常,严重者出现幻觉甚至自杀的严重后果,我国的产后抑郁发病率较高,呈上升趋势,目前产后抑郁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1-2]。CC类趋化因子配体5(CC chemokine ligand 5,CCL5)属趋化因子家族,与炎症性疾病密切相关[3]。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血清CCL5和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stromal cell derived factor-1,SDF-1)水平升高,且女性高于男性[4]。维生素D受体(vitamin D receptor,VDR)是介导维生素D(vitamin D,VD)的一种亲核蛋白,研究显示,血清VD水平降低与抑郁症有关,相应VDR表达降低[5]。VDR在大脑组织有表达,可影响血清中5-羟色胺(5-HT)分泌,研究显示,VDR基因多态性与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状态有关[6]。本研究探讨CCL5、VDR与产后抑郁的相关性,为产后抑郁的防治提供理论支持。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2020年12月至2022年4月在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分娩的产后抑郁症患者67例作为观察对象(抑郁组),年龄23~37岁,平均年龄(27.12±5.03)岁,另选择同期分娩后无抑郁的产妇70名作为对照组,年龄22~38岁,平均年龄(26.55±4.70)岁。纳入标准:①抑郁组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诊断标准;②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13分;③单胎足月妊娠37~42周。排除标准:①有抑郁症史或家族抑郁症史患者;②孕前精神病史或认知功能障碍;③药源性或器质性病变引起的精神性疾病;④伴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妊娠期合并症;⑤感染性疾病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⑥临床资料不全者。

1.2 方法

1.2.1 血清CCL5、VDR水平检测 采集所有人员产后第3天空腹静脉血5mL,18000g离心力离心10 min,收集上清液,置于-70℃冰箱保存待检。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CCL5、VDR水平,Multiskan SkyHigh全波长酶标仪购自ThermoFisher scientific。CCL5(货号:ml037928)及VDR ELISA Kit(货号:ml060600)购自上海酶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2 研究流程 选择2020年12月至2022年4月在本院分娩的符合纳入标准的产后抑郁症患者为抑郁组及同期分娩后无抑郁产妇为对照组,排除掉排除标准中患者及血清保存不完整患者后收集临床资料,检测血清CCL5、VDR水平,比较两组血清CCL5、VDR水平及一般资料,Spearman分析相关性,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ROC曲线分析血清CCL5、VDR对产后抑郁的预测价。

分别由2位精神专科主治医师对患者进行临床评估,产后抑郁:采用EPDS对产妇产后42 d内进行评分,该量表包括乐趣、失眠、自责等共10个条目,每条0~3分,总分30分,评分≥13分表示产后抑郁,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7]。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项对患者进行评分,包含24条目,评分≥8分表示可能发生抑郁,评分越高,表示抑制症状越严重,该量表Cronbach’s系数为0.907[8]。

2 结果

2.1 对照组与抑郁组一般资料比较

对照组与抑郁组年龄、分娩时体质量指数(BMI)、受教育年限、分娩次数、分娩方式、新生儿性别、喂养方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之间夫妻关系、新生儿性别满意度、家庭月收入、EPDS评分、HAMD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

表1 对照组与抑郁组一般资料比较例数,%)

2.2 血清CCL5、VDR水平比较 抑郁组患者血清CCL5水平(113.49±20.56)ng/L,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7.52±15.34)ng/L,VDR水平(28.40±6.55)ng/mL显著低于对照组的(36.64±5.72)ng/mL(t=8.404、7.852,P均<0.05)。

2.3 血清CCL5、VDR水平与EPDS、HAMD的相关性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组患者血清CCL5水平与EPDS评分、HAMD评分均呈正相关(r=0.468、0.595,P均<0.05);血清VDR水平与EPDS评分、HAMD评分均呈负相关(r=-0.549、-0.671,P均<0.05)。

2.4 产后发生抑郁的影响因素 以产后是否发生抑郁为因变量(是=1,否=0),以夫妻关系(良好=0,差=1)、家庭收入(<3000元=1,≥3000元=0)、新生儿性别满意度(满意=0,不满意=1)、CCL5(≥101.13 ng/L=1,<101.13 ng/L=0)、VDR(<31.17 ng/mL=1,≥31.17 ng/mL=0)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夫妻关系、家庭收入、新生儿性别满意度、CCL5≥101.13 ng/L、VDR<31.17 ng/mL均是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P均<0.05),见表2。

表2 Logistic回归分析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

2.5 ROC曲线分析血清CCL5、VDR对产后抑郁的预测价值 血清CCL5可辅助诊断产后抑郁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46(95%CI:0.775~0.902,P<0.01),截断值为101.13 ng/L,敏感度为80.60%,特异度为78.57%。VDR可辅助诊断产后抑郁 的AUC为0.825(95%CI:0.751~0.885,P<0.01),截断值为31.17 ng/mL,敏感度为76.12%,特异度为81.43%。血清CCL5、VDR联合辅助诊断产后抑郁的AUC为0.931(95%CI:0.875~0.967,P<0.01),敏感度为92.54%,特异度为81.43%,联合辅助诊断显著高于单独辅助诊断(Z=2.098、2.546,P=0.035、0.010),见图1。

图1 血清CCL5、VDR水平对产后抑郁的预测价值

3 讨论

约有20%的产妇会出现产后抑郁[9],若病情得不到有效的干预,对产妇身心健康、婴儿身心发育造成严重影响,还可能会引发机体器官的功能障碍,因此对产后抑郁及早识别,积极治疗具有重要意义[10]。

炎症反应是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之一,研究显示,趋化因子与神经可塑性神经递质的分泌等密切相关,多种趋化因子如CCL2、CCL8、CCL3等在抑郁症患者血清水平升高,可通过诱导神经炎症,参与疾病发展[11]。CCL5表达于T细胞、巨噬细胞表面,招募并调节炎性细胞活性,调控炎症反应与免疫耐受,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12]。在神经系统中,CCL5在角质细胞与神经元中特异性表达,CCL5可与其受体结合,发挥促进神经炎症、调节突触活动、保护神经等作用[13]。研究显示,在精神分裂症大鼠模型中,前额叶组织内皮细胞CCL5表达增加,增加炎症反应,诱发认知障碍[14]。董慧等[15]研究显示,抑郁大鼠血清 中CCL5水平升高,但氟西汀的干预不能有效影响CCL5表达。本研结果显示,抑郁组患者血清CCL5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CCL5表达水平与抑郁发生有关,CCL5可能参与介导神经炎症过程,并与抑郁的发生密切相关。

VD的缺乏与炎症性疾病、心血管疾病、肿瘤等疾病有关,多项报道显示,VD水平与抑郁症状相关,VD水平低的孕妇抑郁症状较为明显[16]。VD主要通过与VDR结合发挥作用,研究显示,VDR在人体大脑的海马、丘脑、黑质等区域均有表达,而这些区域与抑郁的病理生理机制有关[17]。Lye等[18]通过分析VDR基因多态性发现,TAC(BAt)单倍型与重度抑郁症风险增加有关。另有研究显示,在卒中后抑郁症小鼠模型(PSD)中,小鼠海马中VDR表达降低,通过注射维生素D3(VitD3)治疗后,增强了海马VDR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表达水平,改善PSD模型小鼠的运动功能障碍和抑郁样行为[19]。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组患者血清VDR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其可能的原因与VD的缺乏有关。

产后抑郁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研究认为与遗传因素、内分泌因素、社会心理等有关,家庭经济条件、夫妻关系、新生儿满意度及血清激素水平、炎症因子水平等是产后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20]。本研究结果显示,产后抑郁患者夫妻关系差、新生儿性别不满意度、家庭收入低的患者比例及EPDS评分、HAMD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抑郁组患者血清CCL5水平与EPDS评分、HAMD评分呈正相关,血清VDR水平与EPDS评分、HAMD评分呈负相关,提示血清CCL5、VDR水平与患者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相关。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夫妻关系、家庭收入、新生儿性别满意度、CCL5≥101.13 ng/L、VDR<31.17 ng/mL是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提示CCL5水平升高,VDR水平降低使产后抑郁发生的风险增高,可及早识别产后抑郁患者。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CCL5、VDR联合辅助诊断产后抑郁的AUC为0.931,敏感度为92.54%,特异度为81.43%,且联合辅助诊断显著高于单独辅助诊断,提示CCL5、VDR对产后抑郁有一定预测价值。

综上,本研究表明产后抑郁患者血清CCL5水平升高,VDR水平降低,二者联合对产后抑郁的发生有一定预测价值,有利于早期发现产后抑郁患者并给予及早期有效干预,但CCL5、VDR的临床应用仍需后续扩大样本量做更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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