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焕,何超宇,陈豪诚,李箕君,武欣,柳娜,张宁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感染具有传播范围广、速度快,传染性强等特点,据WHO报道目前全球新冠感染人数已超过5亿例(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covid19.who.int/)。新冠康复期,仍有较多感染者存在不适症状[1]。目前,国外已有多项研究对新冠感染康复后症状进行跟踪随访,2021年4月《Lancet Psychiatry》的一项研究对美国23.6万名新冠感染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6个月内神经精神疾病发病率为33.6%,其中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障碍、焦虑障碍、睡眠障碍和物质滥用比例居高[2]。另外一项对美国54所医疗机构6万名新冠感染幸存者研究发现,精神疾病的发病率达18.1%[3],初步提示新冠感染者康复期精神疾病的患病风险大幅提升。影响个体生活质量,增加社会疾病负担。因此新冠的康复不仅要关注躯体转归,也应重视精神心理健康,且疫情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精神心理状况及影响因素可能存在差异。

本研究旨在调查国内疫情政策全面放开后,就诊于精神专科医院新冠感染者康复期焦虑抑郁及失眠现况,并探究焦虑、抑郁严重程度可能影响因素,以期为不同人群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手段提供参考。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为2022年12月20日至2023年2月20日南京脑科医院医学心理科门诊及住院初步诊断为失眠、焦虑状态、抑郁状态及焦虑抑郁状态的患者,对电子病历现病史中记录于新冠感染康复期出现焦虑抑郁失眠的患者进行分析。入组标准:门诊患者以本院高级职称精神科医生进行的初步诊断为依据,住院患者需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诊断标准。排除标准:①严重神经系统疾病;②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1.2 方法

1.2.1 研究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在高级职称精神科医师指导下制定病历回顾资料调查表,统一填写标准,使用客观记录材料为准,由2名精神病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对电子病历进行查阅并核对一致性后录入计算机,并由其他人员对填写内容随机抽查核对进行质控。

1.2.2 调查工具 ①人口学和临床资料收集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入组者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既往史、家族史、精神科诊断、共病情况、临床症状等。②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4]:该量表由Hamilton于1960 年编制,包括24个项目。0～7分无抑郁,8～19分轻度抑郁,20～34分中度抑郁,>35分重度抑郁。该量表在临床上具有良好信效度[5]。③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4]:该量表由Hamilton于1959年编制,包括14个项目。0～6分没有焦虑,7～13分轻度焦虑,14～29分中度焦虑,>29分重度焦虑。该量表在临床上具有良好信效度[6]。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人口学和临床资料进行统计描述;对分类变量进行χ2检验;对连续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焦虑、抑郁严重程度的相关因素分析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取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检出患者一般人口学及临床资料

新冠感染康复期焦虑抑郁失眠患者共检出865例,其中门诊744例,包括男性181例(24.32%),女性563例(75.68%);年龄(53.36±13.69)岁;首次发病310例(41.67%),复发或加重434例(58.33%)。住院121例,包括男性38例(31.40%),女性83例(68.60%);年龄(56.79±11.67)岁;首次发病60例(49.59%),复发或加重61例(50.41%)。门诊及住院检出者在性别、年龄及是否首发上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2.2 新冠感染康复期焦虑抑郁及失眠检出情况

新冠感染康复期焦虑抑郁及失眠就诊人数及检出率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总检出率11.24%(865/7696),其中门诊检出率9.93%(744/7492),按初步诊断划分,失眠9.53%(158/1658),焦虑状态11.27%(329/2920),抑郁状态7.95%(167/2100),焦虑抑郁状态11.06%(90/814)。住院检出率60.20%(121/201),按入院诊断划分,焦虑障碍27例(22.31%),抑郁发作46例(38.02%),复发性抑郁障碍48例(39.67%)。

2.3 不同人口学及临床资料患者焦虑、抑郁严重程度比较

由于门诊患者HAMA、HAMD量表缺失较多,本部分仅纳入201例住院患者进行分析。HAMA总平均分为(20.75±7.18)分,轻度焦虑41例(33.88%),中重度焦虑80例(66.12%);HAMD总平均分为(24.79±7.53)分,轻度抑郁42例(34.71%),中重度抑郁79例(65.29%);住院患者总体处于中重度焦虑、抑郁水平。不同性别、不同抑郁水平患者的焦虑严重程度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不同性别、既往是否存在精神疾病史、不同焦虑水平患者的抑郁严重程度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2。

表1 不同焦虑严重程度住院患者一般人口学及临床资料比较(例数,%)

2.4 不同焦虑、抑郁严重程度的相关因素分析

以不同焦虑、抑郁严重程度为因变量(0=轻度,1=中重度),将临床中可能影响焦虑抑郁严重程度的因素及本研究中χ2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二分Logistic 回归方程,以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既往精神疾病史、焦虑/抑郁严重程度为自变量,采用向前逐步回归法(Forward)。结果显示中重度抑郁更易出现中重度焦虑。见表3。女性、年龄>56岁,精神疾病史、中重度焦虑更易出现中重度抑郁。见表4。

表3 不同焦虑严重程度相关因素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4 不同抑郁严重程度相关因素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

3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新冠感染康复期因焦虑抑郁及失眠于精神专科医院就诊人数居多,总检出率达11.24%,其中门诊焦虑状态检出率较高11.27%,失眠9.53%,抑郁状态7.95%,焦虑抑郁状态11.06%。与既往研究部分一致,针对美国人群的研究发现新冠感染后6个月内焦虑发生率为17.39%[2]。一项Meta分析也提示新冠感染者焦虑发生率较高,约47%[7]。Mazza等[8]报道,新冠感染幸存者抑郁焦虑患病率分别为31%和42%,较本研究检出率更高。除了感染引起的生物学改变外,急性期严重呼吸道症状、疾病预后不确定性、自身与家庭成员感染、对健康的过度关注等均可能增加焦虑抑郁的情绪反应。此外,不同疫情阶段焦虑抑郁的发病率及影响因素也存在一定差异。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全球焦虑症较前增长25.6%,抑郁症增长27.6%。大流行期间疫情的快速传播、感染率的增加、人口流动性减少、隔离措施导致的人际疏离感及信息过载等都可能与焦虑抑郁患病率升高有关[9]。陆林院士团队报道,新冠流行期抑郁的合并患病率从幸存者的23.1%,到大学生的43.3%,焦虑的合并患病率从老年人的25.0%到孕妇的43.3%。该研究还发现普通公众、卫生工作者和大学生中的精神问题流行率随时间推移而增加,而在受感染患者中则有所下降[10]。本研究康复期感染者焦虑抑郁检出率较既往流行期文献报道的发生率低,各研究间发生率的差异可能与纳入研究的国家地区、人群范围、随访时间或评估工具等不一致有关。

本研究在进一步对焦虑抑郁严重程度影响因素分析中发现女性患中重度抑郁的风险约是男性的3倍。与多项研究结果一致[11-12]。Huang等[13]也发现女性感染者更易遭受严重抑郁的困扰。女性更易受到疫情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以及承担更多照顾其他感染成员的家庭责任和负担[14]。此外,也可能与性激素对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有关[15]。本研究还发现存在精神疾病史在新冠康复期抑郁程度更高。Lotzin等[16]也发现共病精神疾病会增加个体罹患焦虑抑郁的易感性,可能与该群体应对压力和负性事件的脆弱性较高有关。精神疾病患者在遭受应激刺激后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如疾病加重或自杀风险增加[17]。此外,抑郁发作尤其是多次复发者需长期维持治疗,从临床观察部分患者在感染期间停药或减药,这可能也是病情波动的原因。本研究还提示新冠康复期高焦虑个体更容易出现高抑郁水平,反之亦然。新冠感染后焦虑、抑郁发生机制尚不完全清楚,部分研究提示其可能存在重叠的生物学机制,涉及中枢神经系统直接感染,大量炎症因子释放、小胶质细胞激活等免疫反应[18],这可能是感染后焦虑抑郁常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的潜在生物学因素。Zhang等[19]还发现心理复原力与新冠康复期抑郁水平呈负相关。长期处于高焦虑应激状态可能会削弱个体心理复原力,也可能减少愉悦感,从而增加抑郁等负性情绪体验。且应激水平越高,消极心理越严重[20]。因此,应重点关注高焦虑抑郁群体,早期干预,避免自杀冲动等消极行为的发生。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调查样本量较小,调查对象相对集中,缺乏一定代表性,且局限于横断面回顾性研究,门诊回顾数据部分缺失。未来可结合多地区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队列随访等。另外,本研究未涉及生物学机制的探索,新冠病毒持续神经损伤、直接或间接免疫反应、炎症机制等可能在感染后神经精神疾病中具有重要作用,未来可综合生物-心理-社会多因素,帮助更全面理解新冠后焦虑抑郁失眠的潜在机制。

综上,本研究发现新冠感染康复期焦虑状态发生率较高。焦虑、抑郁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治疗上可根据不同风险人群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如针对康复期轻度焦虑抑郁人群可加强科普宣教,给予心理支持与疏导。针对重点高危人群,建议及时到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接受诊治,进行精神药物规范治疗或联合心理治疗,促进身心健康及社会功能全面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