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兰，李金梦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由于农村环境污染主体分散，村民环保意识相对薄弱，环境污染的随机性较大，防治成本和治理难度增加，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的问题较为突出。随着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建设“宜居、宜业、宜养”的农村人居环境的需求也日益迫切。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重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村容村貌，加强村庄规划管理，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①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EB/OL］.（2018-02-05）［2023-07-30］.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5/content_5264056.htm.。2021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为解决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总体质量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度和加大整治力度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①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EB/OL］.（2021-12-05）［2023-07-30］.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2/05/content_5655984.htm.。

在国家政策支持和村民现实需求的双重推力下，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治理成效的可持续性还存在较大隐忧。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政策认知层面，行政与自治的失衡削弱了村庄的公共性生产，产生行政替代和自治缺位的问题②朱云.超越“二元博弈”：行政与自治均衡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65-173.。在自我加码、事本主义和去政治化的逻辑下，国家的精细化理念、标准化管理和刚性化指标与村民的理性化、不规则和总体性生活之间发生偏离③冷波.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过密化及其解释［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3）：156-162.，这种知识悬浮困境导致国家知识体系与当地认知体系的错配④韩玉祥.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治理新困境及其突围——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48-56.。第二，在政策执行层面，追求短期效应极易偏离政策设计的初衷，从而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以完成阶段性任务为目标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较多出现涂脂抹粉的“面子工程”和千篇一律的“量化工程”⑤陈志钢，侯玲玲，李冬青.因地制宜优化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管护长效机制［EB/OL］.（2022-03-01）［2023-06-25］. https：//nrra.gov.cn/art/2022/3/1/art_56_194230.html.。因此，如何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唤醒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动，实现乡村资源的有效重组并提高其利用效率，对于进一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建设行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相关研究回顾、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

（一）相关研究回顾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持续推进，如何有效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效并逐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成为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议题。学界主要聚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探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

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方面，重点围绕“制度、组织、价值”三个层面展开，分别回应“如何治理、谁来治理、治理方向”等关键问题。第一，在制度供给层面，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历经空白、初创、提升、深化和创新等五个阶段⑥闵继胜.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环境治理的变迁［J］.改革，2016（3）：84-93.，以政策发挥效用为轴线，逐渐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策体系。针对正式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出现的制度悬空、执行效力差等问题，需要社会舆论、乡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的协同配合。第二，在组织运作层面，政府依靠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开展工作，基层组织通过委托、代理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任务⑦齐琦，周静，王绪龙，等.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28-136.，行政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形成互补关系⑧石伟，张金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女性参与：实践形式与组织机制［J］.中国环境管理，2023（3）：143-148.，并通过弹性化的治理方式，吸引村民自主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⑨汪国华.二元通体论：转型期城乡工业污染的产生与延续［J］.探索与争鸣，2020（3）：135-142，196.。第三，在价值关怀层面，构建“宜业、宜居、宜养”的农村人居环境，既是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取向⑩保海旭，李航宇，蒋永鹏，等.我国政府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价值结构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20-130.，也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努力方向。

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能力方面，重点围绕环境、社会和治理的关系，探讨治理结构及其社会意义。第一，从嵌入性视角来看，提出“嵌入—协同—参与”的治理路径，赋予农村居民环境自治能力。围绕多元责任主体，提出“以点带面”的治理模式，在行政主体、市场主体、家庭主体与自治主体之间构筑一个相互补位、彼此支撑的治理网络①冯川.嵌入村庄公共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广西H 县L 镇清洁乡村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69-80.。第二，从合作治理视角来看，把握地位平等、责任共担、秩序共建、成果共享的核心价值②胡洋.农村人居环境合作治理的制度优势与实现路径［J］.云南社会科学，2021（2）：84-91.，在政府、市场、村庄、社会组织及个人之间建构环形相交的治理结构和合作平台③陈水光，孙小霞，苏时鹏.农村人居环境合作治理的理论阐释及实现路径——基于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对学界争论的重新审视［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81-89.，体现国家与多元主体之间的一种合作关系④冷波.行政引领自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与机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5-22.。第三，从生活治理视角来看，强调生活者视角，重构村民健康的生活方式，探寻环境治理的社会意义。由于异化的生活秩序产生不可持续的生活实践⑤张斐男.日常生活视角下的农村环境治理——以农村人居环境改造为例［J］.江海学刊，2021（4）：125-131.，需要通过“汰换实践”和“再造实践”⑥范叶超.重构实践：乡村日常生活转型与环境治理——以闽西溪地水土流失治理为例［J］.学习与探索，2021（9）：36-44.，建构人、社会与环境间的友好关系，从而走向生活者范式的环境社会学⑦鸟越皓之.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M］.宋金之，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50-55.。

综上所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既包括对村庄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和村容村貌的美化提升，又包括对农村居民的生活重构和乡村空间的系统再造。空间是村庄多元主体进行环境治理实践的行动场域，也是村庄内部环境治理机制运作的平台⑧沈笛.空间再造：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及优化路径［J］.探索，2023（4）：76-87.。既有研究大多关注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而从空间视角探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研究较为不足。本文以空间再造为分析视角，探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底层逻辑和动力机制，打造高品质的乡村生活空间，以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助力乡村建设行动。

（二）分析视角

在马克思、涂尔干等人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列斐伏尔开启了社会空间理论的当代转向。他以三元辩证法为哲学基础，提出空间具有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三重属性，分别对应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⑨高春花.列斐伏尔城市空间理论的哲学建构及其意义［J］.理论视野，2011（8）：29-32，5.。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有三种内涵（即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性的空间），分别代表空间的物质建构维度、空间的生产关系及其秩序层面、直接经历空间的生活层面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4-12.。基于空间生产理论，Halfacree提出了乡村空间三维模型（即乡村地方性、乡村表征与乡村日常生活）○11HALFACREE K： Trial by space for a “radical rural”： introducing alternative localities， representations and liv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7（2）：125-141.。基于现实空间与非现实空间、具象空间与抽象空间的分类，乡村空间结构发展为“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12李红波，胡晓亮，张小林，等.乡村空间辨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8（5）：591-600.。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这三重空间呈现动态建构过程，衍生出“空间形塑—主体实践—文化势能”的分析框架○13王杰，洪佩，朱志伟.乡村振兴的空间之维——基于福建土楼修缮的案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46-154，185.。空间生产在改变乡村社会现有的空间形式与空间关系时，进一步重构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具体表现为生产要素集中、资源结构优化与生产方式转变等○14庄友刚.何谓空间生产？——关于空间生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2（5）：36-42.，增加了村民的生计来源和增收渠道，拓展了现有资源向经济资本转化的生计空间。

本文基于空间理论的视角，以“结构—情境—行动”为分析框架，依据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引入生计空间这一因素，建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生计空间”四维圈层的空间结构，形成“资源重组—关系重构—价值重塑—增值增收”的空间形态，探讨农村人居环境的空间再造的行动逻辑和动力机制。其中，物质空间是服务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实体空间和具像空间，通过空间形塑，实现空间结构功能重构；社会空间是村庄多元主体生产生活的实践场所，通过组织关系重组，实现空间秩序重构；文化空间承载村民文化活动、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通过文化势能的空间生产原则，实现村庄文化的价值重塑；生计空间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产物①付少平.赵晓峰.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8-16，136.，通过不断丰富村民的生计来源，更好地调动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实现村庄生计发展的可持续性。四维空间相互作用，物质空间形塑空间结构，加速社会关系和文化体系转变；社会空间借助主体实践生成社会秩序，塑造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文化空间为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发展提供长效动力，通过文化势能唤醒村庄公共意识和集体记忆；生计空间借助资源转化，实现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增值增收（见图1）。

图1 农村人居环境空间再造四维圈层结构

（三）研究方法

本文聚焦农村人居环境的空间再造，研究对象不仅限于空间内的人，还包括空间内的物。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能够成功进村入户，离不开“巷邻坊”、村民理事会等党群服务点的支持，其中村骨干人员发挥了关键作用。2022年10月和12月、2023年6月，笔者先后多次前往上海市郊Z村开展驻村调研，通过访谈法、观察法和比较法，对比农村人居环境改造前后村容村貌的整体变化。访谈对象的选取遵循判断抽样和滚雪球抽样原则，以保证信息达到饱和。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实地考察了乡村空间的基础设施改造、宅前屋后建设、房屋和庭院改造等，深入观察示范“埭”、示范户、美丽庭院的整改情况；与村支书、村主任、支部委员会书记等进行访谈，收集政策落实信息；选取村民理事会成员、村民小组组长、村党小组组长和信息员等进行访谈，收集环保政策进村入户的情况资料；与多位村民、清洁员进行访谈，收集他们参与环境治理的情况资料（见表1）。

表1 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三、圈层结构：农村人居环境空间再造的整体变迁

乡村空间呈现分散性、复杂性和交互性等特点，不同空间的属性和功能存在差异，不同空间范畴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践逻辑各不相同。农村人居环境的整体变迁有赖于共识达成、综合整治、专项行动、条块协同的工作机制，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和生计空间的再造过程正是村域资源重组、关系重构、价值重塑和增值增收的过程。

（一）资源重组与物质空间再造

物质空间是实体的几何空间，是可以被直接感受触摸的具象空间①张琦，杨铭宇.空间治理：乡村振兴发展的实践路向——基于Q市“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28-139.。在乡村场域内，物质空间是指村庄土地及土地上的一切附属物，是村民日常活动的空间场所，其功能可细分为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所谓物质空间治理，是通过空间形塑，对人口、土地和产业等空间组成要素和资源进行优化重组，以达到人、物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按照公共性骤减和私密性骤增的趋势，乡村空间可进一步划分为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②陶自祥.差序整治：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地方化实践［J］.思想战线，2023（4）：98-106.。

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初期，外部资源通过政府项目进入村庄公共空间，对公共区域的要素通道、三产通道、设施通道和公共服务通道进行改造③戈大专，陆玉麒，孙攀.论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J］.地理学报，2022（4）：777-794.，主要涉及村庄地理环境、建筑物和生态系统改造。在Z村的基础性改造建设中，有序开展“宅基净化—田园洁化—村庄绿化”等改造项目；实施“四清四化”项目，包括路面硬化、墙面白化、路灯亮化和路边绿化，清理黑臭水体、清理生活垃圾、清理私搭乱建和清理残垣断壁；开展“三线整治”运动，对公共区域的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进行捆扎合并和沿墙走线；发起农田生态系统保护活动，清理田间污染物、禁止秸秆焚烧、改造农田水利系统等；改造村庄绿化带行动，在村庄道路两旁栽种植物，整治村民在公共区域私自种菜的行为。

没改造前，很多人在绿化带种菜，看到旁边有一点点地都会去种。2022年开始，在村庄道路两边改造绿化带，不让村民在绿化带种菜了，但还是有人在绿化带里插种，后来就发动党员及其亲戚、小组长带头，去做这些事情（不在绿化带种菜和监督维护绿化带的环境）。（G03）

半公共空间介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是国家治理进入私人空间的过渡带。村委会作为第一责任单位，对半公共空间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拥有管理权。Z 村将村民宅前屋后的“小三园”建设、杂物堆放、农户畜禽养殖的管理要求纳入村规民约，有序指导村民参与环境自治。根据区级标准，村委会在种植要求、棚架搭设、围栏设立和工具选择等方面制定管理标准，以遵循自然规律和废物利用为原则，打造兼顾实用性和观赏性的“小三园”；在宅前屋后的畜禽养殖与杂物堆放上，根据实际情况将村域空间划分核心区与非核心区，前者禁止在宅基地范围外饲养家禽家畜或堆放杂物，后者需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操作。

以前每家都要在房子周围种点东西，看起来乱糟糟的，管理后确实不一样了，看上去整整齐齐的，感觉舒服多了。（V03）

私人空间的再造是通过整改村民的房屋和庭院，改善其日常生活居住环境，实现生活世界的品质提升。Z 村的入室改造较早完成了旱厕变抽水马桶、燃料方式改革等，私人空间的物理改造则主要聚焦污水处理、垃圾分类和庭院美化。在生活污水处理方面，以户为单位进行截污纳管，以此代替露天式污水处理池，减少了生活污水带来的细菌感染和气体污染；在垃圾分类方面，进行厨房干湿垃圾分类，在每家每户的庭院前放置分类垃圾桶，在村庄公共区域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站；在庭院改造方面，将种植、养殖迁到宅前屋后的圈定区域，帮助村民利用环保材料打造美丽庭院，鼓励农户参与区级美丽庭院评选活动。

（二）关系重构与社会空间再造

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社会空间既是社会关系结构在空间中的映射①王晓磊.空间与实践——西方空间观念的历史演变、局限与出路探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58-63.，也是治理主体进行权力运作的场所②丁波.空间治理：空间变迁视角下乡村治理重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02-107.。社会关系不仅泛指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互动关系，也指向其背后蕴含的权利与资本联结。干群关系的性质决定着乡村社会关系结构③张琦，杨铭宇.空间治理：乡村振兴发展的实践路向——基于Q市“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28-139.，村庄关系的秩序重构势必引发权力结构重塑，进而形成资源与利益分配的新格局。根据权力布局与资源占比，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包括政府主导的牵引式治理和村民主导的自发性治理。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的空间再造过程中，Z 村通过建立干群合作和利益关联的协同机制，在政府与村民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基于服务自治路径，Z 村实行“巷邻坊”制度和村民理事会，重构了村庄内部的干群关系，带动了村庄多元主体合作参与环境整治。“巷邻坊”是设立在村民家中的党群服务点，由老党员志愿队、妇女志愿队自发组织，一般开设在村民小组组长、党小组组长、信息员或有威望的村民家前厅。其是每条“埭”上的学习教育集中点、民生事务受理点、村民自治议事点和社情民意反映点，不仅协助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下乡到点，也对村民的日常生活开展精细化服务，成为基层政权介入私人空间的桥梁，从而提高了农户的环境治理意愿。村民理事会是村组里的“自治小网格”，由村民小组组长和乡贤能人自发组织，自下而上地推动垃圾分类、宅前屋后建设与监督工作。

我们每个人（理事会成员）对接7户或9户人家，以前主要教他们怎么进行垃圾分类，后来是监督“小三园”的清理工作。年轻人上手比较快，老年人需要多教几次。（K01）

多元主体的互动沟通，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拓展了村级治理结构，构筑起结构互嵌的多维立体空间，形成横向治理结构与纵向治理结构的融合。在横向治理结构方面，村民理事会分担村委会的行政事务，代替村干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动员、协商与监督工作，被村民称为“24 小时不下班的小村委”；在纵向治理结构方面，村委会向上承接环境项目，向下调动村民环境自治的积极性，将宏观政策与当地实践相结合，形成“外部项目嵌入—基层组织转化—当地村民内化”的三化治理路径①常亚轻，黄健元.项目进村与社区回应：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94-100，112.。Z 村成立村容村貌优化提升工作小组，由村书记和村主任任组长，相关工作人员任副组长，全面统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行动；依托村民理事会、村民自治组织的力量，协调农村人居环境的排查、清理和监督活动；通过“巷邻坊”站点，发挥乡贤能人群体的带头作用，广泛动员村民参与环境自治。

（三）价值重塑与文化空间再造

文化空间包括有形空间和无形空间，前者是承载人们文化活动、文化符号和集体记忆的自然环境，后者是产生并传承精神意识、价值观念和民俗信仰的人文环境，两者相互作用、互构共生。乡村文化空间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相互建构，形成农民的文化表达与涵盖文化资源、文化活动和文化机制的实践空间②杨龙飞，疏仁华.情感与仪式互动社会下的当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塑造［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26-34.，宗祠、寺庙、文化广场、乡村阅览室等基础设施成为村民参与文化服务活动的场所。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中，Z 村通过重组村庄文化资源，重塑价值分配体系，切实有效地把国家环境保护战略与生态文明理念通过文化共同体的表征符号传递给村民，植入乡村文化空间。

尊重村民生活智慧，重组村庄文化资源，为环境治理政策进村入户提供文化支持。Z 村将村庄的古建筑、名人故居、地标建筑等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改造计划，在翻新重建房屋、庭院等建筑物的同时，进一步挖掘物质实体蕴含的文化价值；依托村庄的传统文化，激活闲置文化空间，打造村民文化广场、文化纪念馆，并在村庄公共区域增添休闲娱乐区、学习阅读区、亲子活动区，释放物理空间的文化势能，丰富了村民休闲娱乐与社会交往空间；在“小三园”建设中，基层干部就植物耐受力、棚架搭设方式、围栏设立高度等问题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利用村民的生活经验与生活智慧，搭建兼顾实用性与美观性的“后花园”。

什么花好养活，到季节该种什么蔬菜，怎么给黄瓜、丝瓜、番茄这些有藤的作物搭建棚架，村民们比我们熟悉多了，而且主要是他们在打理自家的“小三园”，所以我们在保证整体上不杂乱的基础上，更多是听他们的想法。（G01）

再造乡村文化空间，释放地方文化势能，引导村民更新环境认知，使村民的环保意识转化为环境行动，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嵌入路径。“巷邻坊”站点是环保知识教育的宣传阵地，通过定期在村民家前厅举办环保主题讲座，邀请相关专家为村民普及环保知识，选取环境卫生文明家庭分享优秀经验；村民理事会成员定期上门开展环保实践教育，为村民科普垃圾分类知识；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改造，借助短视频或影视资料向村民传递环保理念，在地方文化和环境治理实践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有机的传递与联结方式③沙垚.乡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转向［J］.南京社会科学，2019（9）：112-117.。

家里不用的瓶瓶罐罐总是舍不得扔，后来就在里面种种菜、养养花，然后越养越多，村里的领导就说我可以在院子里建个花园，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后来院子也越建越漂亮，还参加了美丽庭院的遴选活动，我也经常在大会上分享经验。（V02）

（四）增值增收与生计空间再造

生计空间是人们生计实践的复合系统，涉及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要素④付少平，赵晓峰.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8-16，136.。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通过重组空间资源、重构空间结构和重塑空间格局，提升了空间的整体利用价值，丰富了农村用地的功能类型①何建民.陈志军.乡村旅游聚落用地与空间结构模式演变研究——以婺源篁岭为例［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58-71.，村民的生计空间实现了由单一收益向多元收益的转变。借助优化的人居环境和生态优势，Z 村大力发展生态农庄、特色种植业、采摘业等农事旅游，激活了闲置村房的租赁价值、家庭用房的商品价值和特色住宅的观赏价值。在村庄的半公共空间，以“埭”为单位划分为若干区域，包括民宅住宿区、休闲娱乐区、饮食文化区和手工艺展示区等多功能空间，结合各区域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基础，充分挖掘半公共空间的经济价值；在村庄的私人空间，村民的房屋和庭院在改造中逐渐被打开，私人空间的闲置资源价值逐渐被发掘和利用。

村民自己的房子比以前舒适了，屋前宅后的环境很明显提升了，尤其是改造的那几条“埭”。村民们都非常感谢，还送锦旗表示感谢。（G02）

通过农村人居环境的生计空间再造，Z 村村民享受了生态红利带来的经济收益，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可行之路。首先，旅游公司入驻村庄，开展旅游活动需要人手，增加了本地的就业岗位。为了控制成本并兑现带动村庄经济发展的承诺，旅游公司优先使用本村村民作为协助活动开展的工作人员。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支付劳动报酬让村民参与环境工程建设、环境卫生监督、垃圾回收等工作中，既动员了村民参与环境治理，也保障了困难家庭或个体的生计。其次，开展旅游活动需要场地，村民的闲置房产便成为优先选择，实现了闲置资源的增值增收。最后，旅游活动的规模化吸引了外地人前来游玩，打开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房子出租的话是2000 元一个月，用人是200 元一天，他们（旅游公司）只有活动的时候才过来几个月。游客喜欢买一些农产品，像土鸡蛋、红薯、米糕等，村里现在有很多加工米糕的店。我们是希望来玩的人越多越好，也带动村里发展吧。（K04）

四、情境—行动：农村人居环境空间再造的实现机制

农村人居环境的空间再造推动了四维圈层空间结构的整体变迁，并通过宜居情境和村庄认同、关系情境与集体行动、体验情境与场景营造、宜业情境与生态驱动，实现了物质空间再造的共识达成、社会空间再造的互构协同、文化空间再造的设计赋能和生计空间再造的资源转化，共同构成了农村人居环境空间再造的实现机制。

（一）宜居情境与村庄认同：物质空间再造的共识达成机制

所谓村庄认同，是指农民在生活成长过程中与村庄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认同、依恋、归属等情感联结关系②胡珺，宋献中，王红建.非正式制度、家乡认同与企业环境治理［J］.管理世界，2017（3）：76-94，187-188.，包括对村庄的身份、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③唐林，罗小锋，张俊飚.社会监督、群体认同与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基于面子观念的中介和调节作用［J］.中国农村观察，2019（2）：18-33.。Z 村通过开展基础设施改造，创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提升了村民的生活幸福感和村庄认同感，加深了村民对村庄的依恋程度。同时，较强的村庄认同感催生了村民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使他们更愿意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有利于农村人居环境走向善治④王亚星，杨安华，杜焱强.空间再造能促进农村环境善治吗？——基于苏北W村的个案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21（1）：114-121.。

一方面，通过打造观光型河边步道、增设村民文化广场、扩大村庄绿化面积、建设“小三园”、建造美丽庭院或家园等，极大提高了村民的居住体验感。以家庭、村组、“埭”和村庄为单位开展农村人居环境评比活动，深化了村民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认同；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垃圾分类，不仅动员更多家庭成员参与环境自治，也增强了家庭荣辱感与凝聚力；以村组、“埭”、村庄为单位与其他村庄竞争示范户、示范“埭”、美丽乡村示范点，让村民产生内外群体意识，从而加深了内群体的认同感。

自从村庄环境好了之后，孩子们也愿意回来了，还拍照发朋友圈。之前村里环境不好的时候，他们每次回来都抱怨条件太差，都不愿意在家里住，现在可以在家里住上几晚。对我们老人来说，孩子们愿意回来，我们心里就特别高兴。（V04）

另一方面，村庄认同影响村民的环境参与行为。当村民拥有较高的村庄认同时，会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表现出更加友好的态度，并积极自愿地参与环境治理之中。首先，村庄认同减少了村民破坏农村人居环境的短视行为，较高的村庄认同感让村民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①李芬妮，张俊飚，何可，等.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1007 个农户调研数据［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4）：1027-1039.；其次，村庄认同促使村民更加自觉践行环保意识，村民的环境保护认知能力得到提升，从而更加容易接受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最后，村庄认同培育了村民的环境友好态度，直接影响村民对环境资源的态度与行为②HERNANDEZ B， MARTIN A M， RUIZ C， et al. The role of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in break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10（3）：281-288.，这种基于地方依恋形成的“人—地”关系意识和村庄认同，促使村民产生环境保护的支持态度和亲环境行为③CARRUS G， BONAIUTO M， BONNES M. Environmental concern， regional identity， and support for protected areas in Italy［J］. Environment & Behavior，2005（2）：237-257.。

环境好了，路更加好了，我们也住得舒服，不管怎么样，看上去是更加光鲜亮丽了。晚上吃完饭，还有地方去散步、锻炼身体，心情也好。你们进来的那条公路，花开的时候，外面很多人来拍照的。（K03）

（二）关系情境与集体行动：社会空间再造的互构协同机制

社会空间是人类社会行为建构的空间关系网络，来源于生活实践、生产行为等，受人类自身因素和地理环境的共同影响④李红波，胡晓亮，张小林，等.乡村空间辨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8（5）：591-600.。社会空间治理不仅要关注空间内多元主体的关系互动，也要重视生活者的行为实践。Z 村通过建立激励引导机制和规则约束机制，合理界定多元主体间的责任与分工，发挥内外力量的融合效用，迈向“村民自治+社会治理”的生活治理新路径⑤刘燕舞.生活治理：分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视角［J］.求索，2022（3）：116-123.，提高了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积极性，重塑了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

第一，发挥物质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的双重引导作用。在物质性激励中，实行村庄福利与环境治理参与度挂钩。“美丽庭院”“美丽家园”会获得区级或村级的荣誉与奖金；而不积极配合环境治理的村民，村干部会适当减少其可享有的特色福利，如老人送餐服务、为金婚家庭拍婚纱照、以工代赈等。当然，不同村民对环境认知存在差异，物质性激励无法对大多数村民产生作用，便需要将社会性激励（如面子、荣誉或舆论等）作为补充。对于环境卫生文明家庭，地方政府会授予“美丽庭院”“美丽家园”等荣誉称号。信息员每周给每户家庭的环境卫生进行打分，得分高的家庭会获得“新尚户”的荣誉。Z 村通过适当的激励和精细化的服务，重塑了生活者的环保认知和行为规范，重构了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与村庄认同⑥郝海波.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移风易俗和乡村社会秩序重塑——以河南省N县农村高额彩礼治理为中心的考察［J］.治理研究，2021（2）：92-101.，进一步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第二，发挥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双向约束效力。在正式规则的强约束力方面，引入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与行政命令，围绕空间再造的整体规划、村容村貌的持续提升等，建立具体的考核标准并强制执行。通过河长制管理村庄水域环境，组织工作人员定期巡河和清理河道，安装摄像头监督村民行为，禁止将生活垃圾投放河道。在非正式规则的软约束力方面，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要求写入新版村规民约中，为村民集体行动提供地方标准。在示范区制定“埭”规“埭”约，自发建立每日检查制度及月度村庄清洁制度，推动环境自治工作的有序开展。基层工作者抓住村民的关系情境与熟人社会的面子文化，建立有效的激励引导机制和规则约束机制，实现了村民的环境自治与相互监督，形成了社会空间再造的互构协同。

增加了环保理念宣传后，大家自己都有想法了，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也就体现出来了，如果哪家没有规范使用有机肥，就有人会提醒或者举报他们。（K02）

（三）体验情境与场景营造：文化空间再造的设计赋能机制

乡村空间并非浑然一体，而是按照空间功能自成格局，不同空间有其内在的结构与秩序①朱凌飞，曹瑀.景观格局：一个重新想象乡村社会文化空间的维度——对布朗族村寨芒景的人类学研究［J］.思想战线，2016（3）：24-30.。文化生产应当与经济生产和政治生产相分离，重塑乡村文化体系的正当性。空间与地方融合的过程也是人化的过程。在孵化地方文化的过程中，文化空间被不断赋予地方特色和现实意义②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5.。Z 村通过挖掘村庄的内生性文化，引入先进的外源性文化，唤醒村庄文化共同体的符号势能，实现了文化空间再造的设计赋能。

第一，引入外源性文化资源，实现村域文化空间的设计赋能。首先，引入先进的环保理念，通过村庄文化共同体的符号传递，介入村民的生活世界，影响村民的环保实践。其次，借助乡贤的名人效应，以免租的方式吸引名人工作室入驻。专业艺术人士不仅为房屋描绘墙画，而且根据村庄特色精心设计房屋的外部结构与内部装饰，提高了村民的居住体验感，也增添了私人空间的美学价值。最后，将艺术活化乡村的理念融入农村人居环境改造中，打造稻田文化景观，设计“二十四节气公路”，构成了“一户一景”的景观空间和体验情境。艺术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既保留了乡村的原有底色，也赋予了景观空间的文化内涵。因而，挖掘自然景观的经济价值，建构人文景观的艺术活力，不仅提升了农村人居环境的品质，也释放了文化空间的商业价值。

我们村之所以搞艺术进村，主要是当时邻村在弄，加上陈芳（化名）的好多朋友都是搞艺术的，来了之后都觉着不错，想住在村里。然后我们顺势而为，为他们的工作室入驻村庄提供优惠政策，免费提供场地和房子，条件就是要求他们每年要在村里办几次艺术展或拍卖会。（G04）

第二，挖掘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培育内生性文化空间。基层工作者把生硬的标准转化为村民易懂的生活常识，通过文化涵养帮助农户较快理解环保政策并参与环境行动。农村地区素来有垃圾分类的传统二分法，即“能喂给家禽和不能喂给家禽的、可卖钱和不可卖钱的”。因而，在垃圾分类的前期宣传中，村委会干部和志愿者将垃圾四分标准与养猪经验相结合，以猪的食性为标准，区分干湿垃圾、有害垃圾和非回收垃圾。大多数农户自觉收集有价值的垃圾，并卖给废品回收人员，以此获得零碎收入。可见，基层工作者善于从地方性文化中寻找突破口，将环境治理与村民生活实践相结合，不仅减少了治理障碍和成本投入，还调动了村民环境自治的积极性。

（四）宜业情境与生态驱动：生计空间再造的资源转化机制

乡村的生计空间再造是通过对乡土资源的合理开发，营造宜业情境，释放生态红利，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从而增加村民的生计收入③陈德顺，李开.空间再造视野下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对M村的调查分析［J］.思想战线，2022（6）：76-83.。

第一，将环境资源转变为符合消费市场逻辑的经济资本。物质空间的自然环境改造、宅前屋后的景观营造、美丽家园或庭院的建造催生了文化空间的名人效应、古建筑的保护与修复、特色文化活动和农产品的挖掘，这些都是吸引游客前来消费的因素。农文旅的融合发展带动了村庄普通住宅由单一的用地功能向房屋出租、餐饮、住宿等多经济功能转变，给村民带来了切实的经济效益。

第二，生态驱动的生计空间再造提升了村民的资源转化能力。村庄旅游业的发展拓展了闲置资源的开发途径，如出租闲置房产、出售农产品、雇佣劳动力等。部分村民在享受到生态红利后，把资金投入农村人居环境共建中，从而获得了可持续的经济来源。

第三，宜业情境的生计空间再造使村庄农文旅产业发展初具规模。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拉动了村庄产业结构升级。在住宿、饮食等服务业获得较大发展的同时，传统手工艺品制造和特色农产品种植也获得长足发展。

我们村在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有挺多人过来的，他们（旅游公司）过来办活动，有时候就会用我们的房子，一般是租两个月左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租给他们。他们办活动需要用人时，我就过来打扫卫生，我老公给他们搬东西，打打下手，也能挣一份钱。（C01）

生计空间的资源转化是实现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的动力机制。一方面，Z 村借助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项目，重组空间内部资源，重构乡村空间结构，重塑乡村社会秩序，释放村域空间内的商业价值与环境优势，将环境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本；另一方面，农村人居环境改造促进村庄绿色产业发展，由此带来经济报酬和社会报酬，又为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更新升级提供经济支持。乡村农文旅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让村庄有更多资金投入人居环境整治。这样，Z 村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产业发展之间建立了一种良性互动机制。对于村民而言，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仅改善了自身的生活环境，而且延展了增值增收的实现路径。同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放大了村庄资源禀赋和市场潜能，引导村民创造出更加符合当下审美价值的乡村景观，顺势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从而为村民带来多元化的生计来源。

五、结 语

本文基于空间理论，立体呈现Z村在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和生计空间等不同空间范畴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内在逻辑。物质空间依据空间形塑原则，重组空间资源，重塑空间结构，重构空间布局，拓展了空间结构功能，提升了村民的村庄认同感；社会空间基于互构协同机制，聚焦多元主体的关系联结和行为实践，再造合作空间和治理空间，通过激励引导和规则牵制的行为约束机制，引导村民构建环境友好行为规范；文化空间通过设计赋能机制，培育内生性文化，引入外源性文化，释放空间的文化势能，从而实现乡村环境善治；生计空间则基于资源转化机制，将空间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本，实现了由单一收益向多元收益的转变，逐步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农村人居环境的四类空间再造并非呈线性发展逻辑，而是彼此交织、互构共生的。当然，在不同的空间情境中，农村人居环境的空间再造又遵循相应的行动逻辑，从而共同形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整体效能。

本文尚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作为一项经验研究，调研对象局限于上海市远郊农村。作为超大城市，上海市经济形态和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上海郊区农村人居环境的空间再造是否对全国其他城市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具有解释力，还有待进一步的经验检视。第二，农村发展类型多样（包括纯农业型村庄、工业型村庄、农文旅融合发展型村庄等），本文选取农文旅融合发展型村庄作为分析对象，其农村人居环境空间再造的行动逻辑、实践机制和治理效应与其他类型的村庄发展是否相似，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