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菲菲,杨 静,彭小辉

(1.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师范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坚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可见,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的重点。但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3.89%,然而户籍人口城镇率只有45.40%,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近20个百分点,原因之一是农民进城往往是不完整的[1]。由于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以及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流动人口不愿意落户城镇,而大城市公共资源供给紧张,落户门槛较高,加之农民承包土地退出机制欠缺[2],大量农村劳动力仍然处于“候鸟式”迁徙状态。农民年轻时进城,而年迈时返乡;年轻子女进城,而年老父母留乡;经济景气时进城,而经济萧条时则可能返乡[3]。农民工仅仅把城市作为挣钱的地方而不是花钱的地方,在城市的消费节俭到极限,攒钱返乡置业、结婚生子,仍然按照农村的生活方式去消费[4],这抑制了城镇化的建设进程,不利于扩大内需和消费结构升级。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持续上升的事实与经典理论预测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忽视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候鸟式”迁徙状态。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城乡劳动力流动,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从2008 年的2.25 亿持续上升到2021年的2.93亿,较2020年增长了2.40%(1)数据来源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非农就业,其家庭收入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由农业经营收入为主逐渐过渡到多元化。根据行为经济学心理账户理论,人们会将不同来源的收入划分到不同的心理账户,而不同的心理账户的储蓄倾向(或消费倾向)是不同的[5]。因此,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引起的收入结构变化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有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中国消费率低和储蓄率高的经济结构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新冠疫情冲击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如何降低储蓄率,提振消费,畅通国内消费循环,对于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

一、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一)心理账户理论

收入与消费储蓄的关系是经济学中的经典命题。经典消费储蓄理论为了得到一个最优解,常常做一些基本假设,如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假设不同时期的效用函数是同质的,且不同财富在满足消费上是完全“可替代”的。但传统经济学忽视了心理因素对消费储蓄决策行为的影响[6],如中奖了300元足球彩票,这等价于购买的1 000股某公司的股票每股涨了0.30元,因此,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不同收入对消费储蓄的影响应该是无差异的,然而实证结果却对此提出质疑[7]。早在1957年弗里德曼提出持久收入假说时就强调,持久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在消费倾向上是有异的,他认为人们的消费并不是取决于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持久性收入,并且持久性消费倾向高于暂时性消费[8]。弗里德曼对消费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区分了持久性和暂时性收入,并意识到这2种收入的消费倾向有别,这一区别有助于解释长期消费的稳定性和短期消费的波动性,相比较收入稳定的个体,收入不稳定的个体拥有较低的消费倾向和较高的储蓄倾向,因为拥有较稳定收入的个体需要较少的储蓄以平衡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

心理账户的思想由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Thaler提出[9], 心理账户是人们在心理上对结果的分析记账、编码、估价和预算等过程。心理账户理论揭示了理性个体对预算和损益的评估管理机制,对一些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的现象给予了系统阐述[10],推动了行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心理账户理论最早应用于投资领域,并发展成为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行为金融学。近年来,心理账户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和分析各种经济现象,如房地产投资领域[11]、纳税人的纳税行为[12]、彩票选择[13]以及资产动态定价行为[14]等。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心理账户理论应用于研究消费储蓄行为,如彭小辉等[15]、田靓等[16]、孙豪和毛中根[17]等。根据Thaler提出的心理账户理论,人们会根据收入的性质或来源、收入与支出的关系等在心理划分出多个心理账户,且每个账户都有不同的偏好和支配规则,不同心理账户具有不可替代性。一般而言,心理账户由以下3类账户构成:现期收入账户、资产账户和未来收入账户。现期收入账户的消费倾向最高,储蓄倾向最低;未来收入账户的消费储蓄较低,储蓄倾向较高;资产账户的消费倾向介于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账户之间[6]。

从实证研究来看,心理账户理论得到国内外诸多经验研究的支持,主要从2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用储蓄的对立面——消费角度研究不同来源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来源的收入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在消费层面上不可完全替代[16,18-19],Antonides和Ranyard对此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梳理[20];另一方面是探讨不同来源收入对某一特定商品或服务消费的影响[21-23]。随着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就业,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过去长期占第一位的家庭经营性收入退居第二位,而外出务工收入占比上升到第一位。这种收入来源结构的巨大变化对储蓄行为的影响是重要的,尤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不完全不彻底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将对家庭消费储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24]。如果一个来源的收入增加与另一个来源的收入增加所导致的消费变化有别[18],那么其对消费的影响就会存在显著差异。徐会强、李敬强研究发现消费函数会随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而变化[25],李锐等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不同来源收入划分为不同的心理账户,研究发现收入结构差异决定了消费差异[26]。Holbrook和Stafford认为个体总的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加权,权重为每一来源收入占总可支配收入的比重[27]。可见,现有将心理账户应用于消费决策方面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消费与储蓄的原因是不同的,尽管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等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农民的消费行为[28],但缺乏对中国农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全面的诠释[29]。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户收入结构有其特殊性和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逐年走低,而工资性收入呈逐年增长态势,但这种工资性收入又显著区别于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相比家庭经营性收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具有更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为了考察不同来源收入的储蓄倾向差异,借助心理账户理论,将农户收入来源划分为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政府性转移收入等,实证分析不同来源收入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以期对中国农村家庭不断上升的储蓄率做出新的解释。

(二)模型构建和识别策略

1.传统储蓄模型。凯恩斯储蓄函数可以表述为储蓄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

St=-β0+β1Yt

(1)

其中,St为储蓄水平,Yt为可支配收入,β1为边际储蓄倾向。凯恩斯的储蓄理论表明现期储蓄取决于当期可支配收入,他将可支配收入解释为现期绝对收入,由此也受到其他消费储蓄理论的批评。其中杜森贝利认为个人消费行为不仅受到现期绝对收入的影响,还受到周围人消费水准和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其将可支配收入解释为相对收入;弗里德曼则将可支配收入解释为持久收入,并认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性收入的消费倾向(储蓄倾向)是不同的;莫迪利安尼强调消费与生命周期阶段的关系,将收入解释为终身收入,认为人们会规划好一生的收入和消费,实现终生消费效用最大化。如果说传统的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都认可消费(储蓄)与收入的关系,那么随机游走假说则完全跳出收入与消费(储蓄)的关系,并认为只有现期消费能够预测未来消费,而可支配收入对未来消费没有预测力[30]。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个体当前的经济行为容易受过去经济行为的影响, 个体过去的储蓄、消费习惯会对未来的储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储蓄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惯性”,经济学上称之为“棘轮效应”。虽然储蓄与消费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现在的储蓄就是未来的消费,但是消费的原因与储蓄的原因却是不同的。综合传统的经典消费理论和Hall[30]的研究结论,将经典的储蓄模型进一步改为:

St=-β0+β1Yt+β2St-1+β3Wt-1

(2)

其中,St为储蓄水平,St-1为上一期的储蓄水平,用于控制个体储蓄行为的惯性,Yt为可支配收入,实际上是各种不同来源收入的简单加总,Wt-1为上一期的财富;β0、β1、β2、β3为待估参数。

2.行为生命周期储蓄模型。传统储蓄理论认为不同来源的收入可以完全替代,因此式(2)实际上可以表达为:

St=-β0+β1Yt+β2St-1+β3Wt-1=-β0+β1∑(Y1t+…Yit)+β2St-1+β3Wt-1

(3)

其中,Yit为农户家庭不同来源的收入(i=1,2,3,4),主要包括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增长,将非农就业所得工资性收入与其他收入来源一起并入到农户家庭收入账户中,掩盖了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和特征,这种不确定和特征会对农户家庭消费储蓄行为产生异质性影响。基于此,追随Thaler[6]和Carriker[18]的思路,认为不同来源的收入不能相互替代,他们对于农户家庭储蓄行为有不同的影响。鉴于上述分析,借鉴Shefrin和Thaler的分析思路[5],将式(3)改写为:

θ1St=-β01+β11Y1t+β21St-1+β31Wt-1

(4)

θ2St=-β02+β12Y1t+β22St-1+β32Wt-1

(5)

……

θnSt=-β0n+β1nY1t+β2nSt-1+β3nWt-1

(6)

其中,式(4)(5)(6)中的θi为第i种收入的储蓄份额,不知道θi的取值,即不确定不同收入中用于储蓄的份额,但θ1+θ2+…+θn=1。其他变量的定义同式(2)。为了得到准确的估计,需要加总式(4)(5)(6)。由此,得到:

(7)

3.识别策略。由于模型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St-1,因此模型从静态模型转变为动态模型。动态模型中的滞后项与随机误差存在相关性,因此采用OSL、面板固定效应等传统估计方法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且不一致[31]。为了得到一致且无偏的估计结果,一般采用广义矩估计。广义矩估计有差分广义矩(Difference GMM)和系统广义矩(Sys-GMM),差分广义矩适合时间跨度大、横截面小的面板数据,但对于时间跨度小、横截面大的面板数据,该方法容易受弱工具变量的影响[32]。对于时间短、横截面大的面板数据,Blundell和Bond[33]证明了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比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有更优的估计性质。系统广义矩充分利用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所包含的信息,即使不引入外部工具变量,也可以从变量的历史变化中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得到一致且无偏的估计量。本文数据为山西省1986—2017年农户数据,是典型的N大、T小的面板数据,根据上述分析适合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与此同时也采用OLS、静态、动态面板固定效应回归作为参考,增强结论的稳健性和严谨性。考虑到农户家庭财产性收入在整个观察期占比仅有1.87%,且样本中存在较多缺失值,因此在实证估计过程中不考虑财产性收入,只考虑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3类。

二、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1.数据来源。本文采用山西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跟踪观察样本,该调查系统采取分层抽样确定调查村、户,每年调查10个村,每个村100户左右,年均950个左右的调查样本。该调查系统已成为观察和了解中国农村居民生活、生产重要变迁的微观数据,也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微观农户数据。由于在整个调查期间,存在个别村庄合并,跟踪观察户的消亡、分户等情况,因此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农户调查表自2003年增加了对家庭成员就业信息的调查,因此,本文的数据周期为2003—2017年,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和异常值后,得到有效样本14 170个,样本年度分布如表1,其中存在劳动力转移的农户样本为5 526个,占比39.00%。

表1 农户样本分布情况

2.变量选择。储蓄水平:储蓄水平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表中不直接涉及储蓄指标,本文根据万广华等的研究,采用农村家庭(纯收入-生活消费支出) 来计算家庭储蓄水平[34]。考虑到物价因素对数据的影响,经过历年山西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去通胀处理(2003年物价指数为100)。

收入水平:农户收入是主要解释变量,用家庭人均纯收入表示。在行为生命周期理论中进一步将收入按照不同来源划分为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3类,同样经过去通胀处理。相关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详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3.描述性统计分析。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非农就业,导致家庭收入结构日益多元化,图1展示了山西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及发展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山西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观察初期的1986年,农户家庭收入的第一大来源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高达78.79%,其次是工资性收入(13.67%),第三是转移收入(包括政府和亲友赠送收入)(6.78%),最后是财产性收入(0.75%),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到2017年,主要家庭收入来源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上升到第一位(45.94%),家庭经营性收入退居第二(41.18%),转移性收入占比排第三(10.84%),最后是财产性收入(2.04%)。从时间变化趋势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呈逐年波动下降趋势,由观察初期的1986年的78.79%降至2017年的41.18%,整个观察期下降了37.61个百分点;与经营收入占比变动相反,工资性收入呈逐年增长态势,由1986年的13.67%大幅提高到2017年的45.94%,增加了32.27个百分点;转移性收入在新世纪之前呈波动下降走势,但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2003年中央“一号文件”重新集聚“三农”问题,以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补贴为核心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35]显著提高了农民的转移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占比由2003年的5.21%上升至2017年的10.84%,已成为近年来农户收入的第三大来源;财产性收入占比呈先升后降的“∩”型,由1986年的0.75%增加到1998年的4.80%,为观察期以来的最大值,之后进入新世纪农户财产性收入占比逐年降低,但自中央政府出台文件从“有效保障农民财产权利”(2013年“一号文件”)到“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2014年“一号文件”)再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2015年“一号文件”),农户家庭财产性收入开始扭转下降颓势,转入增长趋势,到2017年占比上升至2.04%,但占比仍然很小。可见,在现有农村土地制度下,要激活农村要素资源,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仍然任重道远。农户家庭收入来源结构变化清晰地表明,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非农就业,传统上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的收入结构逐渐演变为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主,这种收入来源结构性变化可能是影响农户家庭储蓄行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候鸟式”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不利于农民消费方式城市化[4],也不利于扩大内需和实现国内大循环。

图1 山西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及其变化趋势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表3的估计结果看, 无论是静态面板固定效应回归,还是动态面板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均显示农户不同来源的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是不同的。表3中,模型1农户人均纯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为0.48,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均不相等,这说明不同来源的收入在储蓄层面是不能完全替代的,这与传统消费储蓄理论的预测不一致,但与行为生命周期理论的预测一致。

表3 估计结果

续表

表3中,模型5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AR检验扰动项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Hansen统计量为59.27(P=0.26),表明可以接受“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回归结果显示,不同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是不同的,表明不同收入在储蓄上是不能完全替代的。家庭经营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为0.21,工资性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达到了0.49,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转移性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较低,仅为0.10,可能的原因是转移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较低,并且缺失值较多。财富滞后项的系数为正,与理论预期一致。储蓄滞后项的系数为0.22,且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过去的储蓄行为会显著影响当下的储蓄行为,储蓄行为存在明显的“惯性”。

从储蓄倾向上看,工资性收入的储蓄倾向最高,其次为家庭经营收入,最后为转移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是家庭经营收入的2倍还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储蓄率不断上升的事实。因为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其家庭工资性收入逐渐上升,并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第一大来源。工资性收入具有最高的储蓄倾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2点:第一,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即使长期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也无法享受到城镇居民应有的福利,而这些福利包含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强调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但目前仍有大量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无法与本地居民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群体虽然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但身份却还是农民,即使在城市拥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但仍然难以享受市民化待遇。因此,农民外出非农就业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既包括收入的不确定性,又包括消费的不确定性[36],农民工需要更多的储蓄以应对上述各种不确定性,因此工资性储蓄倾向较高。这与Piracha 和 Zhu研究国际移民所得结论相似[37],他们针对德国本国居民与外来移民储蓄差别的研究发现,移民比本地居民有更高储蓄倾向,一方面是移民就业高度不稳定性,未来收入风险比较大;另一方面是增加储蓄以降低未来的就业风险,当东道国就业条件恶化时可以返回母国就业[38]。显然,在中国特殊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农民工与国际上暂时性移民的储蓄行为具有相似性。第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面临高度不稳定性,为了应对抵抗风险,他们更倾向于将工资储蓄起来。农民工外出就业机会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如2008年次贷危机、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以及节能减排减产的压力,为了确保空气质量指数达标,每到冬季各地纷纷关闭一些污染较大的工厂或者安排轮休以减少排放,由此也造成了大量农民工返乡。为了应对不确定的就业,他们更倾向于将工资储蓄起来,当城市不再需要他们,他们可以带着储蓄回到家乡。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面临着就业、收入和消费“三重”不确定性,这使得农民工将工资性收入视为一种暂时性收入[39],而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消费理论,消费者主要根据持久性收入做出消费决策,而暂时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较小,换句话说暂时性收入对储蓄的影响较大。综上,在收入、消费和就业等不确定性下,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较高。随着中国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民外出就业,家庭收入来源已经发生结构性变迁,到2017年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户收入的第一大来源,而工资性收入又在所有收入来源中具有最高的储蓄倾向,这是农村家庭储蓄率持续上升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中国农村家庭储蓄高的原因之一。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行为生命周期理论,采用山西省1986—2017年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跟踪观察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不同来源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是不同的,即在微观家庭储蓄层面不同来源的收入是不能完全替代的。进一步,从储蓄倾向上看,工资性收入的储蓄倾向最高,其次为家庭经营收入,最后为转移性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储蓄率不断上升的事实。因此,政府决策者在关注农民收入变化以及制定扩大内需的政策时,应该关注农户收入构成和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对农户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结构不协调也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明显偏低也是众所周知的,在新冠疫情冲击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如何提振消费,畅通国内大循环,对于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经济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是制定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这恰是传统经济分析中所忽视的,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因素引入经济分析,对于深刻理解转型中的农户经济行为有重要价值。从生命周期假说到行为生命周期假说再到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引申的政策建议有2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不同来源收入对农户家庭储蓄行为的研究中,本文发现占农户家庭收入第一大来源的工资性收入具有最高的储蓄倾向,这与农民工面临的收入、消费和就业三重不确定有关,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导致农民工面临多重不确定的制度障碍。因此,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大力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向常住人口全覆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当前农民工面临着多重不确定,严重抑制了农民工的消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向农民工延伸和覆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增进他们的归属感和幸福感,降低他们在城市生产生活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仅有助于稳定预期提振消费和畅通国内大循环,而且还是破解城乡二元发展结构的必然选择。

第二,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和实证发现,不同来源的收入和结构变化会通过心理因素对农户消费储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这意味着政府可以根据不同收入政策和补贴政策的特点,甚至可以通过收入、补贴政策的名称、支付频率和支付方式等特征进行刺激消费的宏观调控,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家庭收入的第一大来源,并且工资性收入的储蓄倾向是家庭经营收入的2倍还多,因此刺激消费要抓住主要矛盾——降低工资性收入的储蓄倾向。结合心理账户的特征,降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储蓄倾向,可以考虑以下2个方面措施:一方面,将农民工工资发放周期从一个月降至半个月,增加工资收入的支付频率可以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增加农民工失业保险,降低农民工的失业风险,解决后顾之忧,有助于降低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从而提高消费倾向,最终达到刺激消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