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军,桂静怡

(安徽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以贫富差距为切入点,探讨推进我国共同富裕的路径与机理,对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2023年原银保监会在《关于推进普惠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强调, “普惠保险是保险业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的公平可得、保障适度、覆盖广泛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应具有托底的作用”。当前,限制经济发展的是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就是说收敛贫富差距是推动共同富裕步伐的重要一环[1]。作为兼具公平性、保障性、政策性和市场性的一种特殊机制[2-3],普惠保险的公平性和市场性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为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提供低成本的信贷资金[4],使其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或者参加各类专业技能培训,从而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为获取好的工作机会提供了可能[5],产生就业效应;普惠保险的保障性与政策性有利于减少教育投资失败风险,增加居民教育投资意愿,提高教育投资回报率[6],产生增收效应,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助力共同富裕。因此,普惠保险如何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普惠保险能否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作用于贫富差距?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2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

关于近年来普惠保险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缩小贫富差距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3方面的内容。一是普惠保险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普惠保险通过降低门槛效应,缓解排除效应和发挥减贫效应,且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具有基础和主导功能的业务3个方面能够显著缩小收入差距[4,7-9]。二是普惠保险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普惠保险紧跟科技进步,提供多样资金支持,促使农村教育变革便利化高效化,改变传统家庭教育观念,带动不同职业、学历程度和收入水平个体的教育投资,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10-12]。三是人力资本通过多方面作用影响农村发展和减贫工作。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对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提高机械化水平、增加农户收入有显著影响[13-15];人力资本投资也能带动非农业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投资能从知识、素养和创业精神等方面带动非农创业与非农就业,进而带动非农经济发展,影响农村减贫效果[16-19]。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普惠保险与贫富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发展初始阶段金融资源会更多地流向富裕群体,进而形成“马太效应”拉大收入差距,而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贫富差距会减小[20-22]。

虽然已有文献对普惠保险、人力资本投资与贫富差距的关系做了较多的研究,这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多数文献在分析普惠保险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时,仅仅把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或者调节变量,鲜有学者将人力资本投资视为中介变量来分析普惠保险对贫富差距的理论机制。同时更多研究主要集中于普惠保险概念的界定和水平测度,较少有学者将普惠保险、人力资本投资和贫富差距及共同富裕三者联系到一起,并进行实证分析。在此背景下,本文对普惠保险产生的就业效应和增收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实证考察了普惠保险的就业效应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增收效应与贫富差距之间的相互关系。

与现有文献成果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普惠保险、人力资本投资和贫富差距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理论分析了随着普惠保险发展水平的提高,普惠保险对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多维视角下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机制。理论研究发现,普惠保险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收敛贫富差距,并从多渠道促进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等多个维度缩小贫富差距。其次,利用 30个省份 2012—2021 年面板数据,实证验证了普惠保险对人力资本投资和贫富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普惠保险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机制;普惠保险还可以通过促进教育人力资本,进而缩小贫富差距并助推共同富裕;进一步研究普惠保险的多维增收效应发现,普惠保险对低收入家庭的相对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均有重要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为了清晰地展现普惠保险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而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本文借鉴周京奎等[23]的研究,构建一个包括普惠保险、人力资本投资和贫富差距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理论模型,并由此深入探讨与系统诠释普惠保险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对贫富差距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

(一)普惠保险的就业效应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普惠金融的就业效应表示普惠保险为农户降低信贷服务门槛,提高农户受教育与技能再培训的可能性,居民提供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使其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或者参加各类专业技能培训,减轻农户就业压力,为其提供低成本信贷资金,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影响,增加低收入居民就业机会[4-5]。普惠保险是普惠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同样具有就业效应。本文研究普惠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及贫富差距的关系,为了研究贫富差距,将生产部门分为2种家庭,一是h家庭,即代表高收入家庭,二是l家庭,即代表低收入家庭,h家庭的产出效率远大于l家庭。本文重点关注低收入家庭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将低收入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视为具有较高风险和收入的生产行为。假设在t时期,高收入家庭资本存量为Kht、低收入家庭的资本存量为Klt,Kht>Klt,考虑到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农业产出的投入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构造Cobb-Douglas生产函数:

(1)

其中,At是技术水平,Kt是劳动要素投入,Lt是资本要素投入,α表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1-α为劳动力产生弹性系数,0<α<1。根据稻田条件,当技术水平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都保持不变,接近于0,那么一阶导数的极限将接近于无穷大。当生产要素投入接近于无穷大时,那么低收入家庭产出也会随之增加,此时生产要素投入满足:

(2)

近年来,即使我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都有所提升,但城镇贫富差距仍然在逐渐扩大。本文重点分析普惠保险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和低收入者收入,进而缩小贫富差距并助推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因此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产出水平也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生产函数表示为:

(3)

假设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劳动力投入要素不变,生产函数简化为如下形式:

(4)

根据式(4)生产函数简化形式,则可得城镇家庭资本存量增长函数为:

Kt+1-Kt=sYt-δKt,0<δ<1

(5)

其中δ为折旧率,s为储蓄率。

(6)

(7)

(8)

(9)

根据式(6)、式(7)、式(8)与式(9)可得,低收入家庭的产出水平Yl,t+1和产出增长率水平gl,t+1分别为:

(10)

(11)

高收入家庭的产出与低收入家庭的产出之比越大,则贫富差距越大。参考学者姜杨和朱显平[25]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本文采取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之比来测算贫富差距,因此在t+1时刻贫富差距ξt+1为:

(12)

原银保监会向各保险机构下发《关于推进普惠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要求“坚持公平和适当的理念,填补保障空白,降低保障成本,提升服务可及性、便利性,满足人民群众基础性保险需求,助力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兼具公平性、保障性、政策性和市场性的一种特殊机制[2],普惠保险的公平性指能保障低收入者享受相对平等的金融待遇;保障性能实现风险分散减少因灾致贫或返贫的发生;政策性指通过政府实施的保费补贴政策,保证低收入群体通过低成本享受产品与服务;市场性是指通过市场运作,为其提供抵押担保,从而更容易通过信贷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

普惠保险的公平性和市场性促使信贷资金的门槛对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有所降低,从而增加受教育机会,提高就业竞争力,产生就业效应,缩小贫富差距。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同时包含公平性、市场性、保障性、政策性的普惠保险函数ph(gpx,scx,bzx,zcx)测度普惠保险发展水平。普惠保险的公平性、市场性、保障性、政策性水平提高,普惠保险指数越大,表明普惠保险发展水平越高,普惠保险发展水平与积累方程满足:

ph(gpx,scx,bzx,zcx)=phgpx+phscx+phbzx+phzcx

(13)

根据(13)式,将普惠保险发展水平对公平性、市场性、保障性和政策性求导:

∂ph/∂phgpx>0,∂ph/∂phscx>0,∂ph/∂phbzx>0,∂ph/∂phzcx>0

(14)

公式(13)表明,普惠保险公平性、市场性、保障性和政策性越高,普惠保险发展水平越高。普惠保险的公平性gpx与市场性scx水平越高,低收入者继续接受教育或技能培训的意愿(C)就越强,其在劳动力市场能获得的就业机会(S)也就越多。普惠保险的公平性和市场性通过降低金融服务准入门槛,提高低收入者就业竞争力,增加低收入者就业机会,产生就业效应(jy),则有:

(15)

参考学者宋凌峰等[26]研究,将普惠保险的就业效应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到生产函数中变形可得:

(16)

其中,others代表其他影响农业生产力的因素,t表示时期。参考尹志超等[27]研究,假设人力资本投资函数为hu(jy,zs),则满足:

hu(jy,zs)=A(jy)φ(zs)φ

(17)

其中,普惠保险对人力资本投资就业效应影响通过φ来表示。低收入和弱势群体通过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从而能继续接受教育和各类技能培训,有助于增加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的就业难题。对式(17)中的就业效应求导得:

(18)

结合式(15)和式(18)可得:

(19)

根据式(19)可得,普惠保险的公平性和市场性水平越高,普惠保险产生的就业效应越强,越能够提高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意愿。由此提出研究假设1:普惠保险的公平性和市场性产生的就业效应,有利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意愿的提升。其经济含义为:普惠保险的公平性和市场性降低了金融服务准入门槛,使低收入群体能继续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其就业竞争力,扩大就业机会,产生就业效应,就业效应进一步增强人力资本投资意愿。

(二)普惠保险的增收效应与缩小贫富差距

普惠保险的增收效应指在政策保障下,一定程度上增加参保率,从而减少教育投资失败风险,增加教育投资回报率[6,28]。普惠保险的缩小贫富差距是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参考郑军和伍安琪[29]、姜杨和朱显平[25]的研究,以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之比来衡量贫富差距。

《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保险风险保障功能,保险服务的渗透水平以及使用效率都在不断地提升”。普惠保险的保障性和政策性越高,越能减少投资失败风险(f),提高教育投资回报率(r),从而增加居民收入,产生增收效应(zs)。即:

(20)

同样参考学者尹志超[27]的研究思路,假设包含就业效应和增收效应的人力资本投资函数为hu(jy,zs),并且函数满足:

(21)

结合式(3)和式(4),假设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投入高于低收入家庭,则有:

hht>Klt,Lht>Llt

(22)

可得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产出比较为:

(23)

对于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而言,教育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取得收益后是否将资金再次投入教育或各类专业技能培训,由教育投入意愿(Y)所决定,教育投入意愿(Y)越大,则会有越多的资本用于教育投入。假设资本积累中的Ylt+1部分为低收入家庭的资本投资,则t+1时刻的低收入家庭产出水平为:

(24)

参考姜杨和朱显平[25]的研究,以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之比来衡量贫富差距,此时,t+1时刻的贫富差距(ξt+1)为:

(25)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强调“强化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普惠保险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从而为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提供继续教育与技能培训机会,增加教育资本投入意愿,提高教育投资回报率,则有:

YI,h,t+1>Yh,t+1

(26)

结合式(8)(9)(10)以及式(26)可得:

ξph,t+1<ξt+1

(27)

进一步可推导出普惠保险、人力资本投资与贫富差距的关系:

(28)

式(28)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越高,城镇贫富差距越小。

在式(10)(11)的基础上,结合式(27)可得:

(29)

结合式(19)和式(29)得到普惠保险、人力资本和贫富差距的关系式:

(30)

根据式(30)表明,普惠保险的公平性、市场性、保障性与政策性发展水平越高,普惠保险产生的就业效应和增收效应越强,越能够提高人力资本投资,进而缩小贫富差距并实现共同富裕。

因此,基于以上理论推导得出研究假设2:普惠保险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缩小贫富差距。其经济学意义为,普惠保险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扩大居民就业面,提升教育回报率,有助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生活质量,缩小贫富差距。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一)计量模型

首先,理论模型式(28)表明,普惠保险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基于理论模型(28),本文首先将贫富差距(ξit)作为被解释变量,普惠保险(phit)作为解释变量,并通过构建式(31)检验普惠保险对贫富差距的影响:

ξit=φ0+φ1phit+φiCi+εit

(31)

其次,为检验人力资本投资在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的中介效应,本文参考学者温忠麟和叶宝娟[30]的研究,将人力资本投资(humanit)作为被解释变量,普惠保险(phit)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式(32)检验普惠保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humanit=η0+η1phit+ηiCi+εit

(32)

理论模型式(31)表明,普惠保险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缩小贫富差距,即人力资本投资是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的中介机制。式(33)基于理论模型式(31),将普惠保险、人力资本投资和贫富差距纳入式(33)中,分析二者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并检验人力资本投资在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的中介效应。

ξit=γ0+γ1phit+γ2humanit+γiCi+εit

(33)

其中ξit为贫富差距,phit为普惠保险发展水平,humanit为人力资本投资。C为一系列控制变量,i表示选取的省份,t表示选取的时间。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贫富差距(wealth):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通常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数值越小,表示收入分配越平均,贫富差距越小;数值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贫富差距越大。但基尼系数存在不能反映各个收入组的动态变化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参考李兰冰等[31]研究,以家庭实际获得的收入水平衡量家庭富裕程度,使用高收入与低收入家庭收入之比来表示。比值越小,贫富差距就越大。

2.解释变量。普惠保险发展水平(ph):为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以综合指标衡量。本文参考孙蓉等[31]对于普惠保险的衡量标准,由于其中小额保险缺乏权威数据,且主要研究普惠保险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缩小贫富差距并助推共同富裕,即重点关注的是普惠保险在城镇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中间所发挥的功能作用。参考郑军和伍安琪[29]、孙蓉等[31]学者的研究,选取7个指标反映普惠保险渗透性、可得性和使用性特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普惠保险指标构建方法采用熵权法计算各省份普惠保险发展指数(见表1)。

表1 普惠保险指数的构建指标

3.中介变量。人力资本投资(hu):本文参考杨怡等[33]的研究,选用受教育年限来反映人力资本投资。具体计算公式为:hu=(Pri×6+Mid×10.5+Hig×16),其中Pri代表文化程度为小学、Mid代表文化程度为初中、Hig代表文化程度为高中。

4.控制变量。本文参考前人研究,纳入了一系列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控制变量。一是经济情况(gdp),采取各地区人均GDP来表示经济增长,反映其对居民收入的作用。二是财政支农水平(gd),财政支农水平是收敛城镇贫富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采取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反映[34]。三是城镇化率(urr),选取城镇化率(urr),用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城镇化率表示[35]。四是产业结构(is),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36]。五是对外开放程度(ope),采用进出口总额与GDP比值来表示。

(三)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普惠保险(ph)、人力资本投资(hu)和贫富差距(wealth)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仅仅需要政府政策支持,也需要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从而促进普惠保险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的路线图”。可见在影响普惠保险发展的因素中数字经济占据重要地位。本文参考梁双陆和刘培培[37]的研究,选取互联网普及率(internet)作为工具变量,以缓解内生性问题。

工具变量的选取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从外生性来看,互联网普及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普惠保险的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从内生性来看,选取的互联网普及率并不会直接对贫富差距产生影响,所以以此构建模型。由此可知,选择2012—2021年各省的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符合要求。

(四)描述性统计

本文剔除了我国的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数据,仅选取剩下的30个省份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12―2022。数据都是从对应年度的《中国保险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和EPS数据库等整理得到,其中缺失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填补,具体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

(一)基准模型

1.基准模型回归分析。为验证普惠保险与贫富差距的关系,对式(29)采用混合回归(OLS)和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FE)验证普惠保险与贫富差距的作用,结果见表3。

列(1)—(4)估计结果表示,系数都为正,并且都是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普惠保险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同时,对比列(1)(3)和列(2)(4)的回归结果,发现列(2)(4)的普惠保险系数为0.262和0.145,即使系数有所变化,但结果仍然显著,这表明普惠保险对贫富差距的抑制效果有所降低。综合上述分析,验证了假设2。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2.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DEA-CCR(数据包络分析法)计算方法对样本进行重新估计(见表4)。列(1)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当年最高水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数值越大,表示差距越小,共同富裕水平越高。列(2)用最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值占最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数值越大,表示差距越大,共同富裕水平越低。列(3)用基尼系数表示贫富差距,数值越大,表示差距越大。列(1)—(3)估计结果显示,普惠保险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为进一步验证普惠保险对贫富差距的综合影响,本文将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参考已有研究,用保险赔付率衡量普惠保险发展水平并代入回归。

(3)剔除直辖市。由于考虑到直辖市的人均收入偏多,普惠保险对于贫富差距和共同富裕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剔除4个直辖市后,对样本进行重新估计。回归结果显示,普惠保险系数显著为负,表示普惠保险可以缩小贫富差距。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3.模型结果分析。首先,在表3中,普惠保险系数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在稳健性检验中,除了列(1)普惠保险系数出现不显著的情况之外,其余列普惠保险系数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对比列(2)(4)的回归结果,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混合回归估计的普惠保险系数分别为0.036 4、0.092 7和0.022 3,列(4)系数绝对值相较于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前有所上升,列(2)(4)结果显示普惠保险对贫富差距的收敛作用存在差异性。结合表3和表4可以得出,普惠保险对缩小贫富差距及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作用。2021年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指出要“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受教育水平,重点帮扶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投资决策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增加低收入群体就业机会。

其次,对比未加入控制变量,发现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普惠保险系数有所下降。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农规模、产业结构的系数为正,这说明这些变量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可能的原因在于:在各地区经济条件不同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更有机会接受教育或者参加技能培训,从而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促进就业[5];政府支农水平的提高通过增加生产积极性,扩大农户种植规模,从而影响经营收入水平;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农村劳动人口就业市场竞争力,吸纳乡镇企业转移和集中,既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又能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系数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城镇化水平发展的不平衡可能会导致在一些先进的城镇化地区大量优质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涌入城镇,使目前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优质劳动力大幅度减少,从而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有利于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扩大市场规模,最终增加了高技术劳动者的收入,从而扩大不同技术水平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普惠保险影响贫富差距并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分析

1.普惠保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式(32)(33),本文采取OLS以及2SLS,实证检验普惠保险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缩小贫富差距及实现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验证普惠保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中结果可知,除列(1)结果出现不显著的情况外,其余列普惠保险的系数都为正,并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从整体上来看,普惠保险对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从而验证了假设1的结论。同时,通过对比列(3)和(4)的回归结果,加了控制变量后的列(4)的普惠保险系数明显要小。

表5 普惠保险对人力资本的回归结果

其次,进一步分析普惠保险影响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本文分别通过混合回归和最小二乘法对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展开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普惠保险(ph)与居民教育投资意愿(int)的交互项(ph×int)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列(1)—(4)结果显示,除了列(2)(4)结果系数不显著之外,其余列普惠保险系数均显著为正,可以看出,在加入交互项后,普惠保险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教育投资意愿来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对比列(1)(3)和列(2)(4)的回归结果,普惠保险的系数分别为0.560、0.443和0.542,系数有所减小,这表明控制变量会削弱普惠保险的正向影响,即普惠保险的公平性和市场性降低了金融服务准入门槛,增强居民教育投资意愿,提高低收入群体在劳动市场的竞争力,有利于提高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因此验证了研究假设1。

表6 普惠保险影响人力资本的机制分析

2.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中介效应分析。根据上文理论推导模型可知,为了验证普惠保险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这一渠道作用于贫富差距,通过混合回归和最小二乘法检验中介效应,结果如表7所示。

列(1)—(4)回归结果显示,加入中介变量人力资本后,通过上文理论模型可知,普惠保险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收敛贫富差距的结果都为正。列(1)(2)的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投资的系数为0.005、0.019,都于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明显降低,表明普惠保险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对缩小贫富差距的间接效应有所降低。

表7 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并助推共同富裕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验证人力资本投资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直辖市进行稳健性检验。加入中介变量后,表8与表7的系数高度一致,说明表7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进一步验证了理论模型中的假设2。

表8 稳健性回归结果

3.实证结果分析。首先,普惠保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结果为正向显著,其中OLS回归和2SLS回归中的普惠保险系数分别为0.564和0.178,表明普惠保险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在普惠保险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机制分析中,普惠保险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意愿的交互项系数基本表现为正向显著,其中OLS回归和2SLS回归中的普惠保险系数分别0.013和0.112。依据普惠保险对人力资本回归分析和普惠保险影响人力资本的机制分析,可基本确认普惠保险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其次,在中介效应回归中,普惠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表现为正向显著,其中OLS回归和2SLS回归中的普惠保险系数与人力资本投资系数分别0.561和0.156,这表明普惠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二者的共同作用有利于收敛贫富差距,从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重点帮扶低收入群体。同时,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较,普惠保险系数有所降低,即人力资本投资存在中介效应。同时在城镇地区的系数大于农村地区。综上所述,普惠保险可以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从而缩小城镇贫富差距,即存在“普惠保险→人力资本投资→贫富差距”影响链条,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2。

(三)普惠保险对贫富差距影响及其助推共同富裕的异质性分析

1.教育投入水平异质性。考虑到家庭教育投入水平越高,弱势群体或低收入者的市场竞争力就越强,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也就越强。为此,本文根据教育投入水平的不同,将研究样本按照教育投入水平高、教育投入水平低分为2组,分别进行异质性回归,结果见表9。

表9 教育投入水平异质性回归结果

首先,表9列(1)(2)结果中,普惠保险系数均在0.0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即普惠保险显著缩小了贫富差距,列(2)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不论在教育投入水平高低的家庭中,普惠保险均存在缩小贫富差距的中介机制。说明教育投入水平低的家庭,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的影响小。

其次,普惠保险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对于教育投入水平低的家庭,家庭受教育水平程度不高,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意愿不强。教育投入水平较高的居民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更有优势,其教育回报率会更高。同时,居民教育投入水平愈高,在使用金融工具实际操作中也会更占据优势,普惠保险在其中的增收效果也愈好[6]。二是教育人力资本投入的扩大,居民可以通过教育与各类专业技能培训积累各项技能与经验,从而提高预期教育与经营回报率。同时,教育投入越多的家庭对于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重视度越高,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越强,越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形成良性循环。2022年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推进企业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直补快办”助力稳岗扩就业的通知》中强调,要组织“保险补贴政策‘直补快办’”行动,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支持企业扩大不同群体就业范围,从而缩小贫富差距。

2.受教育水平异质性。受教育水平是构成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38]。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高,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可能会越高。因此,本文对所选取的研究样本进行分类,按照小学及以下、初高中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分为3组,进行异质性回归,回归结果见表10。

表10 投资者受教育水平异质性回归结果

表10列(1)—(3)回归结果中,普惠保险系数分别为0.025、0.156和0.752,且列(2)(3)均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即显著缩小了贫富差距,列(1)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不论在任何学历分组中,普惠保险均能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产生异质性可能的原因:一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居民,对于风险的承担能力相对偏弱,普惠保险通过政策性、公平性、市场性及保障性,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以及保险购买成本,减少风险所带来的损失,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36]。原银保监会印发《关于推进普惠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到2025年,普惠保险会具有更加完备的高质量发展体系,更大的保障范围和覆盖面,更多的产品体系,以及更加完善的政策制度、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二是对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来说,在人力资本决策过程中会更占据优势,对于市场信息的分析和掌握能力会更强,从而有助于提高教育回报率,增加再投资意愿和居民收入,从而缩小贫富差距。

(四)普惠保险的多维增收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普惠保险的多维增收效应,本文参考学者吴强等[39]和学者黄倩等[40]的研究,采用低收入家庭相对收入(relative income)与生活水平(standard)(家庭恩格尔系数)来反映多维增收,并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地区视为低收入家庭,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

表11 普惠保险的多维增收效应回归结果

表11列(1)—(2)回归结果中,普惠保险系数分别为0.325、0.525,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显著地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与生活水平,从而多维视角上缩小地区差距并助推共同富裕。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普惠保险通过其风险保障功能使其有继续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机会,有利于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增加人力资本积累量,进而提高家庭相对收入。二是普惠保险通过其政策补贴缓解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负担,减少家庭生活成本,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拉动居民要素投入与消费。《关于推进普惠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要努力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可负担性、提升保险的可获得性与保障性,以实现普惠保险的高质量发展”。普惠保险能有效减少居民因投资失败等风险而产生的损失,从而提高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进一步增强家庭的幸福感。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普惠保险兼具政策性、公平性、保障性和市场性,是收敛贫富差距、助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而现在随着共同富裕理念的提出、完善与发展,普惠保险在其中发挥出了怎样的作用?其中的影响机制又如何?本文采用2012—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这其中的作用机制。

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普惠保险推动人力资本投资是收敛贫富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普惠保险通过其公平性和市场性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增加教育和技能培训机会,提高就业竞争力;普惠保险通过其保障性与政策性增加居民教育投资意愿,提高教育投资回报率。其次,普惠保险对缩小贫富差距及助推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教育投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异质性,教育投入和受教育水平越高,普惠保险对缩小贫富差距影响越显著。最后,普惠保险对提高低收入家庭相对收入、生活水平均有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5点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普惠保险相关制度体系建设。政府应当加大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力度,完善落实监管措施,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保险公司相关部门风险内控以及消费者金融知识普及,发展信息化普惠保险,开展农险与理赔电子化试点,完善农险理赔业务体系,提高普惠保险在各个环节的服务水平,为普惠保险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和谐的环境。第二,加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强保险服务的可得性、渗透性和使用性。在区域发展与资源分配不均的大环境下,特别是乡村基础设施落后,使得金融服务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因此需要在通信、网络、交通等方面加大提升力度。与此同时,还应降低金融服务费用,提升服务效率。鼓励保险公司把资金投向重点优势农业产业以及本地区有自己传统优势或地区特点的农业产业,并大力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险种产品,让被非自愿性金融排斥的弱势群体可以平等地享受到服务的价格,从而推动贫困人群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第三,全面鼓励支持家庭创业。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要不断地丰富自己的产品体系,不断地开发出适合于新创企业或者中小微企业新的金融服务,健全网络金融体系,让居民能够更加快速、安全地进行支付结算,提升贷款审批的效率,减少居民的信贷约束。与此同时,国家还应该加大对新创企业的财政和金融补贴,降低其交易成本,使其在选择创业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风险,从而使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得到更大的提升。第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普惠保险应正视东中西部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东部区域要从技术创新、方式创新、管理创新3个层面入手,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高端转变和升级;中西部区域要完善公共服务,注重环境保护,避免重复建设,加速要素和产业集聚。与此同时,侧重将经济资源引导到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加强区域相关保险设施的建设,使普惠保险能够更好地为农村及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有效地将他们的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风险进行分散与保护。第五,重视教育人力资本投入水平。一方面,教育人力资本的投入能增加人力资本积累量,加强家庭财富管理能力,有助于提高教育回报率;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训等多种手段和方式,增强居民保险知识水平储备,提升低收入阶层和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增加弱势群体和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从而收敛贫富差距助推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