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迎雪 陈红兵

［作者简介］马迎雪，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红兵，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山东淄博 255049）

编者按：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陈红兵教授是国内知名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专家。他长期从事生态文化、生态哲学、传统生态哲学、佛教生态哲学、传统生态民俗等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社会科学规划项目4项；已出版《生态文化与范式转型》《传统生态观与范式转型》《佛教生态哲学研究》等专著8部；先后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14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转载，代表性论文有《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载《哲学研究》2013年第7期）、《佛教生态德性论研究》（载《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局限及其当代转型》（载《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传统生态民俗内涵、传承机制及其当代建设》（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等；先后发起主办全国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传统思想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2015年）、全国“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与环境教育”高层论坛（2017年）、全国“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高层论坛（2019年）；研究成果曾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奖5项。他是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委员会常务理事和中国生态文明智库特约研究员，2019年曾参加生态环境部“倡导绿色价值观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座谈会并接受《中国环境报》访谈。

受《鄱阳湖学刊》编辑部委托，2023年5月18日，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马迎雪副教授围绕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的内涵、意义及趋势等，对陈红兵教授进行了访谈。现将访谈内容分享如下。

马迎雪：陈老师，您好！您从2003年开始研究生态文化、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迄今已有20年，请问您20年来围绕生态文化及传统生态思想文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

陈红兵：马老师好！首先要感谢《鄱阳湖学刊》编辑部安排这次访谈，我也趁此机会回顾反思一下自己20年来对生态文化及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历程，也感谢您为准备这次访谈所做的一切工作！我对生态文化的研究是与山东理工大学成立生态文化研究中心直接相关的；之后逐渐转向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并进一步拓展到传统生态民俗研究，则与2006年赴南京大学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以及2016—2020年两次承担生态环境部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项目密切相关。我的学术研究大体经历了从早期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的系统学习及研究，到聚焦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特别是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研究，再到关注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等阶段。其中对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研究着力最多，先后对佛教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佛教生态哲学思想史和欧美当代佛教生态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

马迎雪：您刚才谈到您对生态文化的研究与学校成立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密切相关，这个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后来升级为山东省生态文化與可持续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请您具体谈谈您是如何开始生态文化研究的，早期对生态文化研究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陈红兵：2003年山东理工大学生态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学校原党委副书记栾贻信发起成立的。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很有前瞻性，之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战略部署当中。学校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也在这一年升级为山东省科技厅设立的山东省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学校在国内较早成立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当时只有哈尔滨工业大学、河南大学有相关研究机构。当时栾贻信副书记将我调到中心从事科研及办公室工作，从那时开始我一直从事生态哲学、生态文化研究工作。应该说，在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的工作经历，造就了我之后的科研方向及许多方面的科研能力，我心里也一直感恩栾贻信副书记、王学真校长、苏守波校长、韩德信院长、杨晓春院长等领导20年来的栽培。

从我自身而言，由中国哲学研究转到生态哲学研究，本身也是因为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带着使命感去进行研究的。有了这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认真投入地去研究，持之以恒地去研究。

马迎雪：看您的个人简介，您在读硕期间是学中国哲学的，中国哲学与生态哲学还是有差别的，您由中国哲学转向生态哲学研究也有一个过程吧？

陈红兵：是的，中国哲学与生态哲学的确存在很大差别。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态哲学与生态科学相关，也许与科技哲学的关系更密切一些。不过，我从读大学开始就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感兴趣。记得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曾打算报考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读大学期间还专门研读过《宇宙学中的哲学问题》《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等自然科学理论著作。在进入学校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学习、研究生态文化、生态哲学之后，有一阶段还集中研读系统论、混沌学说、分形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复杂性科学理论。里面涉及的相关公式我看不大懂，但我会尽力从哲学层面理解复杂性科学理论的意义，理解其对于建立生态哲学世界观的意义。

从研究中国哲学转向研究生态文化、生态哲学，本身也有一个系统学习的过程。记得刚接触生态文化、生态哲学时，我从百度、知网上系统下载了很多相关文章及期刊论文。生态文化、生态哲学与生态科学相关，所以当时还专门从图书馆借阅《生态学概论》来学习。最初几年，我每年都会去北京西单新华书店、北京大学风入松地下图书商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书店购买生态哲学、生态文化相关图书。我还曾专程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余谋昌先生家中拜访，请教研究生态文化该从哪里下手。余谋昌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生态文化，相关专著有十余本，我都想办法购买或借阅了。再就是从2005年开始我每年都参加全国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也拜读过他们的相关著作。

生态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伊始，栾贻信副书记非常注重争取学校对中心科研的支持，鼓励我们积极申报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这一时期的学习、研究，主要结合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生态文化视野中的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哲学丛书《生态文化与范式转型》的研究进行，代表性成果有专著《生态文化视野中的科学发展观》（第三作者）和《生态文化与范式转型》，以及论文《生态文化热点问题探讨》《存在论视域中的生态哲学》《复杂性科学与机械世界观向生态世界观转型》等。

进入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对我个人科研进步影响挺大。做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办公室工作，要与学校文理科兼职研究人员及各职能部门打交道，还要与相关高校、科研机构同行联系，由此意识到科研不是一个人埋头做自己的学问，要想做出成绩来，还需要与学术界交流，与学校相关部门打交道，一方面让学术界了解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

马迎雪：您刚才提到2006年到南京大學攻读博士学位后，开始转向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请问您读博期间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工作？攻读博士学位是如何促进您转向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的呢？

陈红兵：2006—2010年间我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前期仍延续生态哲学、生态文化相关研究，后来开始自觉转向传统生态思想研究。一是围绕生态哲学丛书项目，撰写著作《生态文化与范式转型》。二是2007年成功申报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生态观与科学范式转型”。这一时期围绕生态哲学世界观、中国传统科学范式与复杂性科学、中国传统儒家道家生态思想和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论题发表了系列论文。

学术界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一般局限于传统生态哲学思想，如儒家、道家、佛教生态哲学。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关注传统科学范式，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传统生态思想研究还应进一步拓展到传统科学。中国传统科学范式是中国传统社会在天文、气象、物候等观测及农业生产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阴阳五行八卦模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文化内涵。

我对传统科学范式的学习、研究，是结合当代复杂性科学理论学习、研究进行的。个人认为，研究生态哲学世界观，其科学基础不应局限于生态科学，还应将研究视域拓展到系统论、自组织理论、分形理论、混沌学说等复杂性科学理论。复杂性科学理论与生态科学理论密切相关，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兴起也意味着从机械论世界观向生态整体论世界观的转型。不过，环境哲学领域中很少有学者关注复杂性科学理论。

马迎雪：您自进入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后一直到读博期间，都很注重生态哲学、传统生态思想研究，出版了《传统生态观与范式转型》《生态文化与范式转型》，这两部著作主要从哪些方面研究了生态文化及传统生态思想，对此后的生态文化研究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陈红兵：这两部著作中的很多章节在研究过程中都在相关期刊上发表了。《传统生态观与范式转型》一是论述了生态文化对近现代文化的转型，主要包括生态世界观对机械论世界观的转型，生态价值观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转型，生态思维对现代思维方式的转型，以及生态生产生活方式对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四个方面；二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对中国传统儒家、道家道教、佛教生态哲学的研究，传统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意义，以及中国传统科学范式与当代复杂性科学的融合及其生态意义三个方面。①《生态文化与范式转型》除了论述生态文化对近现代文化的转型之外，还论述了生态哲学的思想基础，包括生态科学基础、复杂性科学基础以及当代西方生态文化思潮，论述了从古代文化到现代文化到生态文化的历史发展。这本书还有一部分内容关注生态文化与科学发展观、文化大省建设的关系，注重将生态文化理论研究与国家战略或意识形态相结合。科学发展观强调改变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式发展方式，突出可持续发展，因此与生态文化理念相一致。文化大省建设是当时山东、广东、福建等许多省份关注的现实社会发展战略。①这一部分内容是在栾贻信副书记引导下撰写的，也是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即理论研究注意保持与政府发展战略的一致性，相关论文因此也更容易被期刊接受。记得当时撰写的论述生态价值观与科学发展观关系的论文投给《理论与现代化》期刊，很快就发表了。这一阶段关于生态哲学、传统生态思想近十年的学习和研究，对我此后研究生态思想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对生态哲学、传统生态思想有了系统整体的了解，为进一步开展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知识结构和基础。

马迎雪：您这一时期发表的《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对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及其生态文化建设的启迪意义作了系统论述，请问这对您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有什么启迪意义？

陈红兵：西方生态文化思潮本身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等属于生态中心主义，此外还有生态社会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生态社会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比较强调将生态环境问题放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考察。写这篇论文时，我专门研读了奥康纳的原著《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②奥康纳像马克思一样注重从劳动实践来谈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生产劳动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对生态环境问题原因的考察也注重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结合，并且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将人与自然之间或资本主义生产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③当时研读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时，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与生态中心主义有显著差别。生态中心主义观念过分强调自然生态环境这一方面，多主张将人与人类社会纳入自然生态系统中考察，倾向于否定人的主体性。中国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界早期在主导思想方面有点倾向于生态中心主义，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的参会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很少。我早期撰写的论著包括《生态文化与范式转型》也多少有点偏生态中心主义观念，所以当时研读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著作，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生态文化研究最终还是要应用到社会政治经济实践中，生态环境问题还是要放到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当中进行思考。

马迎雪：您博士论文写的是佛教生态哲学，但佛教与生态思想有关系吗？您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从哪些方面研究佛教生态哲学思想？

陈红兵：我当时一直在做生态哲学、生态文化研究，导师希望我博士论文做佛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就考虑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2007年博士论文开题的时候，导师们都很认可这一选题，也是因为这个选题将佛教与现实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具有可行性吧。在此之后，我也相继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佛教生态伦理思想研究”（2008年）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佛教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2010年）。

至于佛教与生态的关系，应该说，不如道家道教与生态的关系那么直接，因为道家道教直接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记得我当时打算研究佛教生态思想的时候，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还很少，但关于道家道教生态思想的专著已经出版了3本。不过，佛教与生态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西方学者关于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研究就有很多成果，形成了护教论、建构论、批判论、德性论、语境論等不同研究方式。西方学界早期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多关注《华严经》中因陀罗网蕴含的全息整体论世界观意义。佛教生态思想文化中最突出的生态环保意义在于不杀生戒律以及慈悲观念中蕴含着动物保护理念。另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佛教自然观有不同的内涵，如印度佛教将荒野视作怖畏之地，而中国佛教受道家思想影响，则倾向于将自然神圣化，主张与自然融为一体；禅宗所谓“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即肯定山水即是清净法身，能够像佛一样宣说佛法，而自然的神圣化显然有利于促进人们尊重自然、爱护自然。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于2011年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主要从佛教生态价值论、佛教生态德性论、佛教生态存在论、佛教生态环保实践及其思想基础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佛教生态哲学思想。其中，在价值论方面突出佛教关于解脱和“利乐有情，庄严佛土”的追求对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的消解，对关爱生命、建设理想生态环境的关注，以及对“众生皆有佛性”“无情有性”思想中蕴含的生命平等观、生态平等的阐述；在德性论方面从佛教生态人性论、生态德性修养论和生态美德三个方面探讨佛教生态德性论的内涵；在存在论方面论述佛教不同形态缘起论的生态存在论意义，主要从存在的缘起性、生存境界缘起和缘起整体性三方面阐述佛教缘起论的生态存在论内涵。①当时宣方所撰《欧美学界关于佛教与生态的研究述评》，对西方佛教生态思想五种研究方式有较系统的介绍。我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也试图依循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发展逻辑，超越以佛教思想论证西方生态思想的比附式研究方式，注重从佛教自身理论主题出发研究佛教生态哲学，如将佛教生态价值观与佛教解脱论、生态德性论与佛教心性论、生态存在论与佛教缘起论相结合，突出心性论在佛教哲学中的基础地位，将佛教生态德性论作为佛教生态哲学的主体部分，突出佛教生态哲学的自身特质。

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导师建议不要突出德性论在佛教生态哲学中的主体地位，所以在《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中德性论还只是佛教生态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博士毕业后，我先后发表的《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佛教生态德性论研究》等文则突出了德性论在佛教生态哲学中的核心地位。②我认为，佛教是以个人的精神修养和解脱为取向的，佛教生态哲学要反映佛教自身特质，就应当体现佛教对精神修养和解脱的追求，从西方学界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从护教论、建构论到批判论再到德性论研究的发展逻辑。西方学界佛教生态德性论研究的代表人物有斯朋伯格、库珀和詹姆斯等。其中，斯朋伯格突出纵向发展维度对于横向关联维度的意义，突出主体意识的升华对于体认人与自然万物一体性的重要性，但他对于德性修养所具有的生态意义语焉不详；库珀和詹姆斯的德性论研究主要偏重于佛教美德所具有的生态意义，忽视了美德修养的过程。因此，我主张佛教生态德性论研究应将两者结合起来，从心性论基础、德性修养过程、相关美德的生态环保意义等方面系统研究佛教生态德性论。

马迎雪：我看您这些年一直在从事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研究工作，对中国佛教生态哲学思想史、欧美学界佛教生态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请问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您对佛教生态思想研究获得了哪些方面的认识？

陈红兵：应该说自博士毕业后，我的主要研究工作还是集中在佛教生态思想文化方面。2010年我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佛教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2014年南开大学乔清举教授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我主持其中的子课题“中国佛教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2017年我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欧美当代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因此，自2007年以来我一直从事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研究，对佛教生态思想文化认识更加系统深入了。

我于2021年4月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中国佛教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总结了中国佛教史上30多位思想家的生态哲学思想，并且从天人关系论、生态共同体论、生态本体论、生态修行观、生态德性论、生态境界观、生态范畴论等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佛教生态哲学的基本内涵，该研究成果共计50万字，此外还在一些期刊及学术论文集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因而真切地意识到中国佛教生态哲学思想与印度佛教存在较大差别。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中国佛教因为吸收融合了道家特别是庄子的思想，具有很鲜明的亲自然特征。比如《寒山诗》中描写的隐居生活，即为一种热爱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活，一种自足简朴的生活，一种关注精神追求的生活。相比而言，印度佛教总体上体现出亲文明特征，比如其理想社会是人口稠密、村庄挨着村庄，城市连着城市的社会。中国佛教着重阐发了无情有性、无情说法观念，肯定山河大地、草木丛林均有佛性，时时在向人们宣说佛法，实际上赋予了自然万物神圣性，也体现了亲自然特征。

近两年我开始系统研究欧美学界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相关论著。我很认同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斯威勒教授将欧美学界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区分为护教论、建构论、批判论、德性论、语境论五种研究方式的观点，因此我对欧美学界佛教生态思想的研究也大体循着这样的分类。近期由于深入到欧美学界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原著中，我对这五种研究方式的评判，较此前又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此前我比较认同佛教生态思想的德性论研究，并且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了相关论文，但我现在则认为这五种研究方式均有其优势、特点，对于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也撰写完成了数篇学术论文，包括刚刚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发表的论文《欧美学界佛教生态世界观研究》。①

就五种研究方式各自的优势而言，护教论研究注重以佛教思想论证西方生态文化理论，似乎是对西方生态理论的比附。但我最近发现，护教论研究具有其他四种研究方式所没有的优势：一是它的研究视域比较开放，对佛教生态世界观、自然观、动物观、发展观、佛教禅修的生态环保意义、佛教生态环保实践均作了相关研究；二是它非常注重实践，护教论代表作《法盖娅：佛教与生态文集》《法雨：佛教环保主义资源》文集均注重佛教禅修实践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体认，注重记述当代佛教生态环保实践。②护教论著名思想家像斯奈德、梅西本身就是生态环保活动家。斯奈德提出自然社区观，并亲身建立自然社区。梅西注重运用佛教禅修方法对生态环保活动家进行心理调适培训。建构论研究注重从社会层面考察佛教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如施密特豪森注重分析佛教教义对于生态环保的意义，主张根据现实生态环保需要对佛教教义进行适当的调整。佛教中有真谛、俗谛的说法，从一定意义上说，德性论、建构论分别关注的是佛教真谛、俗谛的生态环保意义，两者如同佛教生态研究的双翼。批判论研究的最重要意义，则是让我们意识到佛教与生态伦理并不是一回事，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考察佛教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语境论强调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佛教思想与实践。比如法比奥·兰贝利的《草木成佛：日本佛教教义对救度无情的思想影响》，将日本佛教无情成佛思想纳入当时佛教与国家、地方之间的权力争夺中考察，认为佛教倡导无情成佛是为了争夺或维护自身权益。①今天泰国佛教环保运动之所以给树木授皈依仪式，也是考虑到这种方式更能让民众自觉保护社区森林，体现了泰国环境僧侣的生态智慧。对欧美佛教生态思想的系统研究，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探讨佛教生态思想文化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而且，欧美佛教生态思想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60多年发展，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式均比较成熟，中国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只有借鉴国外已有研究成果，才能在该领域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对话。

马迎雪：您刚才说到2016—2020年先后两次承担生态环境部环境教育专项课题，将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进一步拓展到传统生态民俗研究。请问您博士毕业回校后，在传统生态思想文化方面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

陈紅兵：2015—2019年山东理工大学先后主办了全国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传统思想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2015年）、全国“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与环境教育”高层论坛（2017年）和全国“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高层论坛（2019年）。也是这一因缘，我承担了生态环境部“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专项课题，组建相关研究团队，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进行系统研究，先后完成了《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两部著作，从而将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进一步拓展到传统生态政治法律制度、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传统生态民俗等更广阔的领域。3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以及与生态环境部的合作，也扩大了我们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在国内相关领域的影响。

2021年我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传统生态民俗内涵、传承机制及其当代建设》一文，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生态环境部项目成果《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基本内容的凝练与升华。该文从传统民俗的生态环保内涵、传统生态民俗传承机制、传统生态民俗的当代承传与建设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传统生态民俗内涵、传承机制及其当代建设。

在传统民俗的生态环保内涵方面，该文系统论述了传统渔猎、牧业、农业生产民俗的生态内涵，传统服饰、饮食、民居等生活习俗的生态特征，传统人生社会民俗的生态规约，以及传统民俗中体现的生态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等内容。

在传统生态民俗的传承机制方面，该文认为，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相对完整的体系，如自然崇拜及祭祀对民众敬畏自然、感恩自然万物的情感具有熏陶作用，民间规约体现了对民众自然资源保护行为的规范，民间歌舞、民间戏曲、民间故事等文艺形式则起到对生态环保知识及观念的宣传教育作用，这三个方面涉及情感熏陶、行为规范和宣传教育等方式，大体上构成了较完整的生态民俗传承体系。

在传统生态民俗的当代承传与建设方面，该文主要从传统生态民俗的科学研究、当代承传和适应性建设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关于传统生态民俗的科学研究，首先要求结合古典文献、民间搜集与实地调查等多种方式，对传统生态民俗材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其次要求应用生态科学理论研究传统生态民俗的内在机理，以促进传统生态民俗的传承。关于传统生态民俗的当代承传，认为应突出继承传统民俗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方面，注重科学阐释传统生态民俗背后的生态内涵，避免将传统民俗当作落后的迷信轻易抛弃。关于传统生态民俗的适应性建设，提出：一是要协调传统民间规约与现代法律法规不相适应的方面；二是要改变传统社会自然崇拜及相关祭祀仪式的迷信形式，将其转化为尊重自然、爱护生命的典礼，激发人们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的情感；三是要将现代生态环保知识融入到民间歌舞、民间戏曲、民间故事当中，发挥民间文艺对生态环保的宣传教育作用；四是要适应当代社会生产生活实际需要，建设新的生态民俗。①

马迎雪：从研究历程可以看出，您近20年逐渐将研究方向确立在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方面，请问您为什么关注传统生态文化研究？

陈红兵：这有数方面的原因。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结合自身知识储备及学术爱好的自觉选择。我在武汉大学攻读中国自然辩证法史硕士学位期间，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系统的学习，个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更为认同，因为我觉得西方哲学更偏向形而上的理论思维，中国哲学更注重修养体悟。我学习、研究哲学30余年，不大愿意再钻到名词术语中转圈子，但对传统道家、禅宗思想文化很熟悉，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人的心性具有很好的陶冶作用，也愿意从内心去认同、去实践。其次，我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还与自身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责任感、使命感相关。我觉得生态环境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对自己将一生的主要心血放在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上是很认同的。我将此作为自己人生的使命去完成，会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心里会觉得很充实。再次，传统思想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文化内容，值得我花时间去研究。比如传统思想文化都强调“天人合一”，儒家强调农业生产生活乃至政治法律制度均应合乎自然界季节性变化规律，道家强调人的自然本性，认为人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强调遵循天道，二者均强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此外，我最终转向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也与人生的机缘相关。比如我们学校栾贻信副书记敏锐意识到生态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2003年成立生态文化研究中心；我到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们能够认可、支持我进行传统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研究。这么多年走下来，有学术界那么多同人和我们学校、学院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让我能够将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持续做下去。

马迎雪：您是如何理解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您觉得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应该注重哪些方面的研究？

陈红兵：学术界一般言及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主要讲的就是儒家、道家道教、佛教生态哲学思想，更宽泛地讲则包括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涵摄先秦诸子百家生态哲学思想。但我认为，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应拓展其研究范围，比如前面提到的传统生态政治法律制度、传统生态科学范式等。传统生态科学范式即建立在传统天文、气象、物候观测及农业生产生活经验基础上的阴阳五行八卦科学范式。更拓而广之，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还应包括传统农学、风水学、地学等传统科学中的生态思想，以及各民族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这方面学术界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之前我们在搜集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资料的时候，买了约20本相关专著，像藏族、蒙古族、侗族、彝族、黎族等均出版了民族生态思想文化的著作，所以研究各民族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学术界应该能够认同，只是我们言及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这一大主题时，可能很少去强调这一方面，而且研究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的学者，也很少与研究各民族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学者进行交流。此外，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还应注重研究传统生态民俗。在生态民俗这一领域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很少，在我之前只有乌丙安、江帆明确提到“生态民俗”，江帆撰有专著《生态民俗学》，但在学术界影响不大。我觉得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不能局限于精英文化层面，生态民俗文化研究也很重要，因为生态文化要成为一种文化，最终必须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落实为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传统生态民俗文化中民俗教育、民俗规范、民俗传承有自身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在当代生态文化宣传教育中仍值得借鉴。我们团队做的《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成果，便从传统农业、林业、牧业生产民俗，传统服饰、饮食、民居生活习俗，个体人生社会民俗，自然资源保护禁忌规约，以及民间自然崇拜和传统民间故事等方面，对传统生态民俗作了较系统的论述。

马迎雪：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形成、应用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本质的不同，那么传统生态文化研究在今天还有意义吗？

陈红兵：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在今天依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是能够为我们今天批判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提供思想文化资源；二是其基本原则依然适用于现代社会生产生活；三是其宣传教育方式对于我们今天宣传生态思想文化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传统生态哲学、生态政治法律制度、生态民俗等在今天仍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如传统儒家、道家关于人与天地万物相互依存、共处于统一的自然造化过程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反思近现代机械论世界观，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而传统儒家将人的价值纳入天人一体性关系中考察，将“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视作人应尽的道德伦理责任，而不是单纯关注人自身的利益，这对于消解近现代文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同样具有借鉴意义。传统生态政治法律制度注重生态治理的整体性智慧，注重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多方面治理措施的综合运用，也启发我们面对今天的生态环境问题应具有整体的眼光，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生态治理措施，逐渐完善生态环保制度、法律法规体系，注重经济措施、道德教化、乡规民约等多方面措施的协同运作。传统生产民俗是长期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与当地生态系统相耦合的生态智慧和技能，这些生态智慧和技能对于今天的农牧业生产乃至生态工业园区设计，仍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传统生态民俗如乡规民约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生态治理的功能，在今天仍然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弥补政府生态治理的不足，发挥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作用。

马迎雪：您认为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还存在哪些不足，未来应当加强哪些方面的研究？

陈红兵：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提及。我个人觉得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应拓展自身研究范围，如在传统生态哲学之外，还应关注传统生态政治法律制度、传统生态民俗、传统生态科学、我国各民族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实际上各领域都有学者在做，有的做得多些，有的还比较薄弱，比如传统生态民俗、传统生态科学等。再者，虽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各领域都有相关成果，但我们言及传统生态思想文化时，学术界大多首先想到的是传统生态哲学如儒家、道家道教、佛教生态哲学，这也表明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各领域的学者应加强交流合作，有一个传统生态思想文化整体观念。此外，参与全国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的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学者还比较少，这也要求我们以后要充分利用年会这一平台，将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各领域的学者吸引过来，进行充分交流，以发挥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还应注重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适应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及建设。这个问题我在《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局限及其当代转型》和《传统生态民俗内涵、传承机制及其当代建设》等论文中均作了相关探讨。①与此相关，我们还需要重视传统生态民俗现状的调研，即传统生态民俗在今天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人们对其看法如何，它们在当代还能不能发挥作用，我们当前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到底还需不需要传承、发展传统生态民俗？假如需要，我们该如何去重视，该如何分别在国家层面和民间层面发挥其作用？这确实需要我们花大力气进行调查研究。学术界也确实有一些学者从自身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兰州理工大学常丽霞教授曾围绕传统民间规约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协调、民间权威在当代生态治理中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相关调研，②但涉及的相关领域还是有限。

马迎雪：您在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领域耕耘多年，成果斐然，在治学方面一定有不少经验。例如您经常参加学术研讨会，请问您如何看待学术交流对于治学的重要性？

陈红兵：很多高校老师做科研不太重视参加学术研讨会，但实际上参加学术研讨会，加强与学术界同人的交流挺重要。山东理工大学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刚成立的时候，栾贻信副书记就非常强调要多参加学术研讨会以扩大学术影响，且要求我们参加学术研讨会一定要发言，说参加研讨会如果不发言那就等于白去了。也因此，我参加研讨会一定会发言，而且发言首先介绍自己最近在做什么课题，以及发言论文与该课题的关系，这样与会专家会了解你在做什么方面的研究，无形中会扩大自身研究在学术界的影响。我从2004年第一次参加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2005年首次参加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2007年第一次参加佛教学术研讨会至今，近二十年来参加了100余场学术研讨会，也因此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佛教学术圈的同人均了解我一直在做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特别是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研究。而让学术界了解我主攻的研究方向，也会给自己提供进一步提升、发展的机会。比如余谋昌教授了解我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当时《深圳大学学报》林莎老师约他组一组生态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余谋昌教授便推荐我撰写相关论文，我也因此与林莎老師建立联系，得到她多次帮助。又比如南开大学乔清举教授当时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也是了解到我在做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研究，让我承担其中的子课题“中国佛教生态哲学思想史”，并邀请我参加相关学术研讨会。

我也因为撰写论文投稿，与不少期刊编辑老师交流，于其中也学到很多。编辑老师一般非常注重细节。记得2021年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传统生态民俗内涵、传承机制及其当代建设》一文时，编辑部林日杖老师就论文修改、细节跟我电话联系多次，看得出林老师看论文看得很用心，非常感动于她对编辑工作的认真负责精神。早年在《河北学刊》发表《存在论视域中的生态哲学》③时与田卫平主编联系，他非常注重论文选题及题目的设计，当时就我的这篇论文题目反复斟酌了多次。田主编是资深优秀主编，后来曾任《学术月刊》主编。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曾帮我推荐论文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他当时认真审读了我的论文并提出修改意见，建议我在论文一开始简要介绍与论文主题相关的学术界研究现状，我觉得非常中肯，之后写论文时也注重提醒自己这一点。基于个人的亲身经历，我深深意识到，参加学术研讨会，与学界前辈及同人以及期刊编辑老师等的交流，能够让自己在学术研究的许多方面得到砥砺、提升。非常感谢这一路走来众多学界前辈、同人以及期刊编辑老师的支持和帮助！

马迎雪：您非常注重将自己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识背景、民俗学教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请问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的关系？

陈红兵：前面说过，我之所以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是因为我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学的是中国哲学，有自身的知识背景和知识结构基础。2012年我给本科生开设民俗学课程，之后我们的社会学硕士点设立了民俗与地域文化方向专业，所以对民俗及民俗学科有了较多的了解。2018年完成生态环境部环境教育专项课题“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之后，生态环境部有意让我继续主持新的项目，而我在完成“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项目过程中，意识到系统研究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的重要性，所以接下来的两年带领团队完成了环境教育专项课题“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并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鄱阳湖学刊》等期刊陆续发表了相关论文。

您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确立个人科研方向的问题。我觉得一个人要做出科研成绩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确立适合自己的科研方向，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这个方面。而要确立自身的科研方向，除了要结合自己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兴趣爱好之外，还要将自身的科研纳入国家战略主流中，因为一个人的科研方向只有与国家战略相合，才能得到国家（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就好比我们个人的研究工作只有与学校学科发展方向相结合，才更能得到学校层面的支持。从科研的责任感、使命感来说，我们的科研方向与时代需要、时代精神相结合，也更容易作出重要贡献。

马迎雪：我了解到您非常注重给研究生传授科研及论文写作的经验、方法，能请您简单谈谈自己科研及论文写作的经验、方法吗？

陈红兵：我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就比较注重科研，在30多年的学习、科研过程中注重向前辈及编辑老师学习，因此摸索和学习到一套自己的科研经验和方法。这些年指导研究生课程论文、毕业论文，希望他们能够从我掌握的科研经验、方法中学到一些东西，少走弯路。我一般会给研究生系统讲解并训练他们从搜集资料到撰写论文过程中主要环节的要求和方法。

首先是资料搜集与阅读力求系统全面。一是在资料搜集方面，我要求研究生对知网上的相关论文，通过不同的关键词进行全面系统的检索，检索出来的论文标题要求全部浏览，并将相关论文全部下载到文件夹中；相关著作能借阅就借阅，不能借阅的想办法买到，一些专著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就能够买到。二是阅读要全面系统，不能因为怕花时间功夫而不愿意去阅读，阅读过程中要将相关材料整理到笔记中。实际上，我们假如养成系统阅读材料的习惯，就会发现阅读某一类主题的论文，往往只需要认真细看论文前面30%的内容，后面70%的内容与前文基本类似，所以会看得很快，不能被下载的两三百篇论文吓倒。之前我参与导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研究”，负责撰写前面两章，即搜集、阅读了2000多篇论文，做了60万字的笔记。刚开始阅读的时候，没有必要细看具体内容，直接将相关内容复制粘贴到相关笔记文档中就行。待全部笔记完成后打印出来，再认真细读笔记，这时候就会知道哪些材料更重要。

其次是要做好笔记索引。这是我个人在科研写作过程中摸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是在做笔记的时候，每一段话来自哪篇论文或著作的第几页要用简要符号在段首标记出来；二是设计好写作纲要后，将笔记的相关内容的标记符号索引到纲要的相应部分。这样在撰写论文的每一部分时，通过纲要索引，就能了解该部分能够参考的资料有哪些、在哪里，要用的时候能够快速找到，做注释或参考文献的时候也能准确、快速做好。索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避免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找不到自己先前已经阅读过的资料。

再次是要注意论文撰写的整体性、条理性。一是要理清楚整篇论文从哪些方面围绕主题展开论述，各个部分之间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注重论文框架的整体性和逻辑性。二是要注意语言表达的条理性，每一节要首先写一段引言说明本节的主题，下文将从哪些方面论述。每一段话的第一句话要点明本段主题。我在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不大注意这一点，往往看到最后才知道他这一段的主题是什么，乃至一段话可能存在好几个主题。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导师洪修平教授曾专门为我们讲了一堂课，强调这些要求与方法。此外，研究生论文初稿往往是材料堆砌，不知道将自己潜在的思路表达出来。只有将自己的思路通过引言、段首语、段落层次的衔接、结语表达出来，论文才会呈现出整体性、层次性和条理性。

最后是语言表达要符合学术规范。我在指导学生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学生表达口语化。实际上，我们看的学术论文多了，注意揣摩期刊论文的引言、段落主题及展开、结语，无形中就会受到学术语言的熏陶。我也曾为一些期刊审稿，发现有些作者喜欢生造词语，所用的概念、词语不是学术界通用的，让编辑或者读者读起来很费劲。我们写的文章是给读者看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语言的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你随意生造词语、自说自话，等于没有将自己的学问融入学术界的语言环境中。我读博士的时候，南京大学校长张一兵教授为我们开设了西方哲学思潮课程，他每次课前10分钟都会给我们讲一个如何做学问的主题，有一次曾讲到论文的选题、觀点应站在学术前沿，只有这样才有创新性，但又要特别注意不要跑得太远了，脱离了与当下学术界的联系，那样的话别人看不懂你在说啥。我们要站在学术前沿，是指在学术界前面领跑，并不等于说脱离学术界。

马迎雪：您最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欧美学界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看得出您非常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视野，请您谈谈学术研究中国际视野的重要性。

陈红兵：学术研究的国际视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今天进入全球化时代，网络发达，有更好的条件获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资源，而且即便在同一领域，不同国家学术界研究的时间和研究方法也都不一样。假如某一领域有的国家已经研究很长一个时期了，研究方法也很成熟了，你还局限于国内学术资源，眼界就很有限。比如大陆学术界真正重视佛教生态思想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但是欧美学术界最早关注佛教生态思想的是美国桂冠诗人斯奈德，他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开始论述佛教生态思想。又如护教论者最早于1990年出版《法盖娅：佛教与生态文集》；建构论者施密特豪森1991年在日本作《佛教与自然》的报告，1997年发表《早期佛教传统与生态伦理》；①哈里斯的批判论研究系列论文大多发表于1994—1997年间；德性论研究稍晚一些，斯朋伯格最早在哈佛大学《佛教与生态》论文集（1998年）中发表的论文提到德性论研究，但德性论真正成熟的代表作是英国杜伦大学库珀、詹姆斯分别于2004年、2005年出版的《佛教、德性与环境》《禅宗环境伦理》两部著作。①由此可见，到2005年，欧美学界佛教生态思想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研究方法都已经很成熟了。因此，我们要研究佛教生态思想就需要有国际视野，这样能够让我们少走弯路，及时站在国际学术前沿。

我觉得大多数学者囿于国内学术成果，一是因为缺乏借鉴国外学术成果的意识，二是因循学界传统。我们这一代学者一般英语口语听力不大好，会以此作为国际学术交流的障碍。但实际上，只要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就可以很好地参考、借鉴国外学术资源，而且现在语言翻译软件功能强大，翻译的准确性甚至能达到80%，我们在熟悉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借助语言翻译软件充分借鉴国外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我的个人体会是，借鉴国外学术研究成果还需要结合自身课题研究进行。如果你不是为了自身课题研究需要，只是去看国外的那些论文、著作，可能会有很多内容被你忽略掉，但假如你是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要应用那些材料，要将其要点表达出来，就会认真细读、揣摩，真正消化这些材料，将其变成自己的东西。比如哈里斯就佛教生态思想的批判论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虽然我之前也认真读过并做过笔记，但在具体论述其对佛教生态整体主义的批判时，才抓住了其中的思想要点：一是批判护教论者没有意识到佛教与生态伦理的根本区别。生态伦理强调生态环保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环境有价值有目的的观念基础上的，而佛教并不关注自然的价值，因此无法在佛教基础上建立生态伦理。二是认为佛教生态整体主义实际上无意识当中吸收融合了过程神学观念，在佛教缘起论中加入了应急的目的论，因此佛教生态整体主义不同于传统佛教世界观，是以过程神学改造过的新的佛教世界观。

责任编辑：胡颖峰

①陈红兵、谭洪进：《传统生态观与范式转型》，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

①陈红兵、唐长华：《生态文化与范式转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②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化建设》，《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①参见陈红兵：《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

②参见陈红兵、张子礼：《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哲学研究》2013年第7期；陈红兵：《佛教生态德性论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

①陈红兵：《欧美学界佛教生态世界观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②Hunt Allan-Badiner， Dharma Gaia： A Harvest of Essays in Buddhism and Ecology， Berkeley： Calif. Parallax Press 1990; Stephanie Kaza and Kenneth Kraft， eds.， Dharma Rain Sources of Buddhist Environmentalism，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2000.

①Fabio Rambelli， Vegetal Buddhas： Ideological Effects of Japanese Buddhist Doctrines on the Salvation of Inanimate Beings， 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2001.

①陳红兵、秦克寅：《传统生态民俗内涵、传承机制及其当代建设》，《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①参见陈红兵、杨晓春：《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局限及其当代转型》，《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陈红兵、秦克寅：《传统生态民俗内涵、传承机制及其当代建设》，《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②参见常丽霞、崔明德：《藏族牧区生态习惯法文化的当代变迁与走向——基于拉卜楞地区的个案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常丽霞、袁峥嵘：《藏族生态伦理观的当代变迁——生态习惯法文化的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③陈红兵：《存在论视域中的生态哲学》，《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

①Lambert Schmithausen， Buddhism and Nature，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1; Lambert Schmithausen， “The Early Buddhist Tradition and Ecological Ethics，”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vol. 4， 1997.

①David E. Cooper and Simon P. James， Buddhism， Virtue and Environment，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2005; S. P. Zen James，  Buddhism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Aldershot： Ashgate，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