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雅琴

(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15)

城市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1](P1),人类社会闪耀的各种文明,在城市的发展脉络中都有迹可循。不同的地理区域拥有不同文化品类,不同历史阶段彰显不同文化性格,城市就是如此。追溯城市的文化与性格,讲述城市的人物与历史,有原始而生动的口述传播,有广阔而经典的文字记载,更有现代而潮流的影像记录。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运用不同的主流媒体工具记录着城市文化记忆。城市犹如活化石,本身便是具有文化意义生产、传递与输出的活体,浸润在城市之中的人永不停息地在追忆、书写着城市的过往、当下以及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城市空间的虚实双重属性交替下,将网络、电视、音乐画面等虚拟性传播工具构建于城市的实体性存在之上,突破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的传统进路,出现了光影声像与城市容貌互为融合、互为张力的灯光秀场景。这既是媒介视域下的城市文化传播与性格塑造,又是场景视域下的城市社会互动与意义创生。

一、灯光秀的文化生产语境

(一)从火光到灯光:祈福的文化源头

灯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远古人从运用天火到发明取火,学会了用火祭祀、捕猎、照明、取暖以及烧烤食物等,出现对火的崇拜,开启了人类运用光和热的历史。远古人在白天劳作之后,晚上围着篝火、拿着火把,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享用食物,与光和热形成古老的互动模式,这种场景便是我们现代灯光秀的最古老、最原始形态。

元宵灯会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灯光秀,是我国每年一场的靓丽秀场,一般时逢传统农历春节的收尾,场面热闹,仪式感满满。早在南朝时期,为祈求风调雨顺、天下太平,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在南京举办盛大的元宵灯会,从皇宫内院到普通百姓家,处处挂满各式各样的纸糊灯笼,张灯结彩,并在闹市人群集结,形成了固定的历史文化景观。新文化地理学者认为,人们具有构建文化意义的能力,随着各种权力和利益的博弈发展,文化象征意义不断演变,包括背后的权力关系、社会记忆等等[2]。元宵灯会正是一种集体记忆,对于美好、太平等集体向往和集体诉求,主题路线沿着历史长河源远流长,价值意义的演进关涉到了每家每户,并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表达形式。

近代意义上的灯光秀可追溯至1852年法国里昂灯光节。与我国元宵节主题类似,从文化源头上看也是为了祈福、祈平安。里昂灯光节是一个宗教节日,最初是用烛火感谢圣母玛利亚的庇护,举办烛火和灯光游行的纪念活动,祈祷不受黑死病的侵害。这一纪念活动固定在每年12月8日,一年举行一次,并且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成为了里昂最大的城市盛会之一,承载着里昂的人文关爱精神。

(二)从火光到灯光:技术加载的文化

灯的发展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历程,从远古天火到人类取火,再到燃料燃油取火,有了烛火、油灯,可控、可用到一定的场景,例如篝火、元宵灯会、烛光灯会是比较原始形态的灯光秀。在电发明之前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人类一直用火照明,只是形式上不断变化,燃料不断变化。当人们学会了对火与光照的控制运用,逐渐出现了灯笼、油灯等形式取光照明,并且能够集中布置于特定的场景,形成光与影的不同社会场景效应。

随着电灯的发明,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灯会、灯光节的烛火由电灯所取代,并且会配上闪耀的霓虹灯。尤其到了20世纪后,LED半导体照明发展飞速,成为当今灯光秀的灯光技术基础。1969年,迪士尼公司将3D光雕投影技术用于鬼屋娱乐节目灯光秀,1991年实现将数字化图像绘制在起伏的3D物体之上;英国人最早将LED屏幕组合起来覆盖到建筑物上,形成了基于城市建筑物表面的灯光秀,为城市灯光秀的创造性技术。同时,声像、声控以及集成控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灯光秀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传播艺术与情感,感受城市与文化,灯光秀成为了一种由科技加载的社会与文化场景。

(三)从火光到灯光:文化的叙事秀场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灯光秀不仅仅只是承载祈福祈愿的需求,城市形象、商业发展、艺术传播等维度的需求也都聚焦到了灯光秀上来,呈现了多维立体的社会与城市面貌,成为了城市文化变奏与历史记忆的大秀场。城市灯光秀通过媒体立面(media facade)融入城市建筑物,在城市固有建筑的基础上,依托光学技术、智能控制技术与视听传播技术等科技手段,将城市灯光与城市建筑相融合,使建筑成为光的“舞台”,让灯光、建筑与故事性、音乐性等视听要素一体化,建构出一个展现城市形象、传递城市价值、突出城市内蕴的视觉信息表征系统。

灯光秀为城市回忆文化,为城市彰显性格,为城市叙述历史。耶路撒冷“大卫塔灯光秀”采用光与影高科技技术,向人们讲述了城市历史变迁,千年历史、人物群像和遗迹石头在光与影的变换中缓缓流淌。埃及金字塔灯光秀以三座大金字塔为背景,通过狮身人面像的“娓娓道来”缓缓拉开这个古老而神秘奇迹的序幕。东京著名的Caretta灯光秀,结合了日本发达的城市动漫文化,在2018年以迪士尼故事《冰雪奇缘》《魔法奇缘》为主题,将城市的夜间打造成了童话般的妖精魔法森林。以色列大卫塔3D灯光秀,在耶路撒冷雅法门附近的古堡大卫塔里,用一场3D灯光秀叙述了从3000年前牧羊孩童大卫到近现代以色列的浴火重生,通过著名艺术作品塑造了国家历史篇章。不同城市、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城市灯光秀风采,城市灯光秀呈现不同的文化认同,叙述不同的城市历史和文化脉络。

二、作为一种城市文化记忆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康芒斯认为它所承载的生活某种意义上比它本身更加重要。城市容器之说似有割裂城市与文化之嫌,我们并不主张把城市的身体和灵魂割裂开来看待,城市是一个活的、具有灵魂的“身心统一体”。城市的“心”就是城市文化,是一种城市记忆。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中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强调了这种记忆的社会性,认为个体不仅在社会环境中获得记忆,同时有赖群体的框架来唤回和重构记忆,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3]。根据哈布瓦赫的概念框架,城市记忆便是一种集体记忆,是由“多元的城市历史和集体记忆所共同孕育而成的”,是一种对于文化意义的接力传承,在时空指向下形成特定的意义传承。

无论从传统还是现代指向来理解,作为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灯或光与城市的人物、事件和环境融合,发展出具有本身在场的文化意蕴,嵌入城市文化发展和城市文明衍生的每一个时间、空间和情感维度之中,印入城市每一个个体心理和集体印象之中。在此意义上,灯光秀就是一种城市文化记忆。它不仅仅指基于各种目的而开展的有组织的灯光秀场,也包括了散落于城市各个角落的灯光场景。阿莱达·阿斯曼和扬·阿斯曼在《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中提到,文化可以理解为交际、记忆和媒介三者间的具有历史性变化的关联,具有共时维度和历时维度[4](P21)。灯光秀作为一个城市象征性符号体系基础上的技术建构和生活窗口,城市文化在这里得到了融合交汇,具有了历时性,也具有了共时性,是一个城市自然和人工相结合的文化景观,是一个城市文化传播的现代媒介,也是一个城市记忆框架下的文化互动。

(一)作为一种文化景观的城市记忆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概念源自文化地理学范畴,主要是指人类活动对自然景观的改变,能直观地反映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5](P301)。所以,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自然景观、公共建筑等都是文化景观的重要形式,但从概念上分析,文化景观包含了人类活动对于自然景观的改变,正如美国“伯克利学派”的卡尔·索尔(Carl Sauer)所认为的那样,文化景观本身就是文化族群对自然的塑造。灯光秀是现代光学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它与自然景观、公共建筑相融合,包括自然风光、建筑、城市、社区、交通工具和道路等所构成的文化现象复合体,对特定的地理空间进行塑造与建构,反应一个城市的文化意向,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物。在当前城市现代性的建构中,灯光秀已经成为城市意向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是城市形象构造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以地理媒介的形式发挥强化城市形象、整合城市资源的重要作用,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技术水平和生活方式联结与展现的重要场景。在灯光明暗交汇的框架下,在音符节律的跳动中,灯光秀陈述着城市的历史过往,憧憬着城市的未来发展,展示着城市的文化性格,与城市文化演变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从城市文化景观视角分析,灯光秀不仅仅是在一定地理空间上的景观呈现,而且具有了融入文化的能力。每一个灯光秀的背后,都孕育着城市的历史、人文与地理特征,蕴含着特定的文化意向。这便是杰克逊(Jackson)和丹尼尔斯(Daniels)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者所坚持的观点,文化景观不只是“原真”和“他者”的社会的现代呈现,更是在权力博弈中曲折发展并推动其象征性意义的演变的产物[7]。简单地说,人们在设计灯光秀的过程中赋予了文化意义,灯光秀也便具有了构建文化意义的功能。这种文化赋予的灯光秀,也是权力框架下人们对于文化的主动选择,不仅体现在宏大的自然和历史景观中,比如在节日氛围中的国庆节、中秋节、元宵节的宏大场景灯光秀;而且也体现在日常照明景光中的灯光秀,如街道两旁的灯光设计、城市墙面灯光秀的设计等等。因此,生活在上海的市民,肯定不乏上海外滩的70周年国庆灯光秀的“浦江追梦,光耀中华”文化印象,也不乏上海老弄堂里中秋灯会的文化记忆。20世纪杭州老城站的“人造小太阳”,按照当时的设计理念,可能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城市文化融入,但是“人造小太阳”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城市记忆,被赋予了一种老杭州城市文化印象。灯光秀在走向一种生活化的场景文化融合,与城市中的每一个时空交相辉映,与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具有了城市文化记忆功能。北京八达岭上的“光毯”会让人铭记中华民族的苦难和曲折历史;上海外滩灯光秀的繁华兴盛会让人感慨回忆起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杭州西湖上的梁祝音乐灯光秀让人想起这个城市的绝美爱情故事。灯光秀是娓娓道来的色彩语言,是讲述投向四方的历史画笔,是写进记忆的美轮美奂。

在城市意象对城市空间的整体认知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时间要素,并通过历史的演进和变迁创造出符合时代的集体认同[2]。正如哈布瓦赫(Halbwachs)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中所指明的那样,个体不仅在社会环境中获得记忆,同时有赖群体的框架来唤回和重构记忆。身处城市生活中的人们,对城市灯光秀有自己的理解和记忆,也有对于灯光秀的共同回忆。这便是时间要素维度下的城市灯光秀的历史记忆功能,也是我们的城市文化记忆。例如,杭州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市,作为城市景观的灯光设计和布局也历经了巨大的变化。“西湖时代”的灯光秀,以西子情为主题,围绕西湖及其周边的断桥、雷峰塔、保俶塔等设计灯光,在灯光、音乐以及场景等形式上虽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不变的是对文化的记忆,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是雷峰塔下的白娘子传奇,是白堤长长灯光下的唐时“临安诗人”。随着城市发展步入“钱塘时代”,潮水、莲花、丝绸成为象征城市现代性的元素,这些元素是江南水乡的文化标志物,钱江新城的灯光秀围绕着这些元素雕刻造型,在现代性中融入了历史典故与文化内容,呈现具有“中国气派、江南韵味”的色彩画卷。杭州灯光秀彰显了在城市文化框架下“西湖”主题与“钱塘江”主题之间的变迁与融合,从“西子西湖”走向“诗画钱塘”,折射出杭州作为一座历史名城和现代都市之间的文化张力。

(二)作为一种城市文化的艺术媒介

灯光秀将艺术审美融入与“生活的过程、经验性的交互与(受众)的相互感染之中”[6],以现代光影技术结合自然物的场景,通过灯光色彩、音乐以及自然环境等相互融合呈现出高度品质化的审美追求,又用城市故事、主题文化以及传播心理相结合等更接地气的方式使受众喜闻乐见。在表现形式上,随着技术进步,艺术呈现形态越来越多样化,无人机打造的灯光秀创造出了一种更具现实感、体验感的“在场”性表演,以沉浸式投影为技术支撑的灯光秀给受众带来了视觉上的巨大冲击和沉浸式体验感受,全息水幕灯光秀利用全息技术与水幕特效相结合达成“水、声、光、电”完美结合图景。灯光秀是视听实验下的审美品质化产物,成为了一种具有传承城市文化的新型艺术媒介,它通过灯光的艺术设计和表现,更好地展现出所要传播的内容和主题,达到更具艺术效果的传播效应。

媒介的变化使得社会记忆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灯光秀是一种立体的场景式传播媒介,具有存储记忆功能,也具有社会记忆的功能。完成从手写印刷到电子存储技术的过渡是媒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灯光秀的出现并演进成为具有记忆功能的载体,不能不说是现代社会性嵌入现代艺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必然结果,由此产生的存储功能对于社会记忆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意义上,社会记忆从原始的感官记忆到文字印刷物形式、进而进化到数字化电子形式并且再演化为有具体感官知觉的场景化形式,这是一种从具体化到抽象化再到具体化的社会记忆形式演进。“视听媒介的普遍存在将按字母排列的文字密码的文化优势完全打垮”,“是向器官感知和对具有广泛交际网络的全球化世界的回归”[4](P41)。灯光秀的社会记忆功能在于融入了主题性、主体性和场景性,可以与社会主体产生互动,进而也带来了社会交际结构的变化。

“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由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创造,字面意思是记忆所系之场所。“记忆之场是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这些统一体已经转变为任意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元素”[7]。

灯光秀是一个城市历史与文化的“记忆之场”,这是由灯光秀的时空场域性质及其历史传承功能所决定的。它作为一种新媒体艺术,融入了城市文化主题,是一种经过选择性裁剪、构造甚至创作的集体特征,它们一起构建了相对稳定的记忆形象。这种记忆形象“既承载了过去的共同理解,也参照了当下的意象,常常关联了某种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由此沉淀和确定为具有集体意义的集体记忆结晶和框架”。例如,我们对于延安的印象是一座充满了革命记忆的红色城市,灯光秀《延安记忆》重温了革命历史,是一个关于20世纪30年代一批具有革命热血的文艺女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故事记忆,典型地创造并反映了对于城市文化的集体记忆。因为,我们一想到延安,就会回忆起关于革命圣地、一批革命青年和许多革命故事。

诺拉认为,记忆之场具有物质性、象征性以及功能性。灯光秀置于一定的具有代表性或者含义的场所进行布景,有着实在性和物质性的场所空间性,也具有强烈视听功能和传播功能的现代媒介,如水幕、灯光、音乐、视觉、Hi-light show and Mapping等可以带来多重体验。根据诺拉所区分的“建构之象征物”和“施加之象征物”,灯光秀可以构建象征物,通过某种机制或人力共同作用使得人物或者事物更具有象征意蕴,例如泰国清莱府白庙的冬季大型“Wat Rong Khun Light Fest”灯光秀,采用3D激光投影映射技术“点亮白庙”,圣洁的池塘在绚丽灯光的映射下,梦幻纯净的许愿井洗涤着人们的心灵,看生、老、病、死的自然之光,感悟人生真谛。灯光秀本身也可以作为“施加之象征物”,即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共知的城市标识,具有了城市象征和纪念意图,例如印象西湖的大型山水灯光秀、杭州运河灯光秀等已经成为了杭州城市文化的标识。正如诺拉对于历史书写中“场所”研究的那样,“重要的不是辨认场所,而是展示这个场所是何种事物的记忆”。灯光秀作为一种“记忆之场”,不仅仅是“场所”,不只是城市历史或者城市发展中的客观事物本身,而是它们背后的文化含义和文化影响,所呈现的城市故事、人物和主题,是基于城市公共空间所共有的回忆,是城市精神和城市历史延续。

三、社会互动场景中的文化记忆

在谈到历史与记忆的时候,诺拉认为,记忆场所是残余物,“博物馆、档案室、公墓、集会、节日、周年纪念日、条约、记录、纪念碑以及朝圣地和社团,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是对永恒的幻想。”[4](P99)灯光秀在集会、节日、纪念活动时往往是具有标志性,负载着历史的、文化的记忆内容。在记忆功能中,人们与历史、记忆的内容发生关联,产生思考,便具有了当下性,这种当下性也就具有了互动的意义。城市是一个由团体和各种机构所组成的集合体,在其完整的意义上是一个地理网状物,“一方面,它是一个为日常民用和经济活动服务的物质结构。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有意为了有着更重大意义的行动以及人类文化更崇高目的而服务的戏剧性场景。”[1](P507)城市灯光秀是戏剧性场景中的一种美学象征物:它讲述了什么,关于历史、关于文化、关于城市本身等等;被我们感受到什么,通过视觉和听觉等感官刺激,将集体记忆呈现出来,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我们和它共同构建了什么,社会个体或群体参与灯光秀的集会场景,或者说置于戏剧性场景,成为城市场景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单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的灯光秀不仅仅是它自己本身,还有与之相关联的“行动者”。灯光秀在城市社会性场景中,具有社会互动性。

灯光秀是文化记忆、艺术媒介与文化景观,根本上仍是传播媒介,与各种传播媒介一样,具有“话语性”与“物质性”两个传播功能。一方面,从话语性传播看,传播总是具有符号与象征、信息与意义、逻格斯的修辞策略以及丰富的情感表达等等,在此种视角下,传播是一种具有携带意义、传递符号和产生反馈的媒介通道;另一方面,传播活动所依赖的基础设施、空间、技术等也渐成焦点,传播活动本身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物质性进程”(a material process),无论它是物理意义上的,还是机械性或者数字性的[8]。因此,灯光秀本身也是一种“物”的存在,“无论是传播活动发生所凭借的‘媒介/技术’,还是其行动得以展开的‘场所/设施’无一不是依靠特定的物质性载体。”[13]

(一)灯光秀在话语性传播中实现互动

这种传播互动大体上以叙述为主,光和影携带着象征性符号、语言等进行叙事与重构行动,从媒体传导到受众,大多数以单向性互动为主。

正如巴赫金(M.M.Bakhtin)所指出的那样,语言总是在一种对话性(dialogism)之中才能体现其意义,它总是体现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之中[9],作为语言视听化延伸的灯光秀也通常以叙事的方式呈现。例如布卢瓦皇家城堡(Chteau de Blois)灯光秀,就通过灯光与建筑立面的投影,讲述了城堡主人家族跨越百年的演变史,将法国历史中生动鲜活的故事通过灯光秀演绎呈现出来,客观上是一种单向性的呈现。

灯光秀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合于新技术、新科技的发展状态之中,用更具现代化、更富未来感的方式把传统文化元素融于光影互动之中,达到“旧曲新唱,传承创新”的效果。罗兰·巴特指出,“文本只有在一种活动、一种生产之中才能被体验”,作为文本创新化形式的灯光秀,它同样在“引语、指涉、回声”[10]的相互作用中“编织”意义。例如2016年G20杭州峰会以来,以“城、水、光、影”为主题的杭州钱江新城的灯光秀,就将中国传统文化、杭州特色与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大气、开放”的杭州时代精神相结合,通过“城之魂”“水之灵”“光之影”三个篇章,完美秀出了“中国气派、江南韵味、杭州元素、新城特色”,以及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大气、开放”。这是一种旧曲新唱与创造新曲的结合,但是从这种视角来看,仍是单向传播,缺乏良好互动性。

(二)灯光秀在“物”的场景中实现互动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认为,“行动者”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非人行动者。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拉图尔主张认可非人的行动者角色,指出“行动者”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个体的或者民众的、拟人的或非拟人的,并赋予非人以与人类行动者相对等的能动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来理解灯光秀在城市社会互动中的角色,它便是一个行动者,也具有能动性。有学者提出[8],依据在不同层面对社会互动的限制,将物分为“对象”(object)、“场所”(place)以及个体的“身体”(body)三个类别,但是这三者有时候是无法区分的,灯光秀便是如此,可以纳入到第二种“场所”类别之中,从一个城市文化景光的视角进行理解,与广场、公园、博物馆等同属一个物的类别。但是,灯光秀也可以被理解为构建城市文化的“对象”,也可以被理解为关于“身体”的社会化、外显化属性。在此意义上,灯光秀是一个“物”的场景,人们在这个场景中构建起了实现社会互动的现实基础。

当城市举行灯光秀活动的时候,围绕着灯光秀形成了各种社会行动,构建成行动者网络关系。一是从社会行动基本形式上看,灯光秀的主题是什么,运用什么风格、面向什么受众对象、采用什么色彩基调、选择什么音乐、场景、场所等等;二是这些不同的形式会被习惯化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模式”,节假日、庆典、集会甚至商业活动时举行灯光秀,人们接受这个信息并参与,这便形成了一种似乎具有某种习惯化的模式;三是人们参与灯光秀,并与灯光秀共同构成一种场景,并在场景中形成信息交换与互动,随着灯光秀的不同变幻随之产生不同的体验,产生评论、惊呼、感叹等带有情绪或者情感的心理过程,变成了互动性。当城市文化成为主题时,人们对城市的历史、文化脉络便有了新的认知和体会。

从行动者网络关系理论分析,灯光秀的互动性在物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构建,既包括一种非实指性的关系,也包括了实际互动关系。从物与人的关系分析,灯光秀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是拓展城市感官体验、重塑城市固有形象、促进城市公共交往的重要手段。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技术可以实现对人体感官性延伸与扩展,通过引入人间事物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实现对人的感受性的更新与改造[11]。作为一种新型信息传播方式,灯光秀整合了地理媒介与虚拟媒介的共通性,受众身体感官被各类交叉的媒介所延伸,其对城市的理解不再拘泥于单纯的物的层面,而是从声、形、意等多角度产生一种更加具体、更富多维度的认知理解。例如,杭州与西安作为集聚中国古典意象的代表性城市,人们对它们的印象关键词往往是“西湖”“兵马俑”“传统文化”等等,杭州钱江新城灯光秀通过梳理杭州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将作为“互联网之都”的杭州时代印记融入其中,营造出杭州创新之城的形象特点,彰显城市的科技感、未来感与其发展的强劲内生力。而“西安年·最中国”系列灯光秀,则将西安的传统民俗、民间艺术等内容通过如“唐代仕女在现代”“古典长安在当今”“锣鼓秦腔与摇滚”等展演方式,让西安的传统文化形象更迭出新意。

从人与人的关系分析,在灯光秀场景下,人们集体参与、也在集体中产生互动。2019年新中国70周年国庆时,人民网策划“向祖国表白”城市灯光秀系列活动,从9月初至月底,全国26省(市、自治区)48个城市84个地标建筑同时点亮。作为特定时节性的系列灯光秀,其极大地汇集了前来观赏的城市居民,拓展了城市中不同层次人群间互动与交流的交往空间,促进了受众者之间的交往。在这种偶遇性的集会场景上,人群共同参与到国庆倒计时的灯光变幻之中,不同群体之间就可以凝结一种无形的耦合感,既让人们对城市群体这一想象共同体保持更多的自我亲密,又可以让他们对城市乃至祖国的文化与内涵产生极大的自我认同。灯光秀是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但又不仅仅于此,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反向作用力下又孕育、产生、推动着城市发展,呈现城市文化,负载着一个城市、一个场景的文化记忆。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灯光秀中也运用了二次元来表达,人物塑造、形象创造、场景想象等等,更加勾勒出了灯光秀是一种现代文化图像。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灯光秀场景中的互动将实指性地产生于参与者和场景中的机器人之间,在后台大数据的支持下,机器人将灵活地与参与者对话、沟通,灯光秀可随着对话主题变换场景、变换内容、变换人物等等。因此,随着人工智能的推进,灯光秀与参与者沟通具有即时性,将拉近参与群体和城市历史、文化之间的距离,灯光秀的文化记忆化石将得到“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