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贺,余 璇,陈 林

(1.江西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2.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南昌 330031;3.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一个政党的形象、名声与威望,不仅直接影响政党自身的发展道路,还直接影响所系国家、民族、人民的发展前程与未来图景。换言之,一个政党的国际形象在一定意义上象征着这个政党的建设状态、行事风格与责任担当。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把握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关键历史节点,向世界全面、真实、立体地讲述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要时代命题。本文立足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历史经验、实践探索、理论供给、创新理路的综合考量,从国内、国际、党内、党际多个维度,深层剖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等国际形象建设的价值功能与理论蕴含,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细致把握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现实困境与问题挑战,继而理性研判并系统思考推进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未来路向,为塑造立体全面、敢于负责、勇于开拓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提供理路选择,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由百年大党向世界强党的历史转变提供价值遵循和现实依据。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价值蕴含

立足伟大新时代,国际形象建设的重要价值与关键作用更加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党的形象和威望,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1],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是一项宏大、长期、系统、艰巨的复杂工程和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迈向世界的强力象征,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和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必要考量。

(一)国际:有利于加快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彰显中国之理的重要路径。坚持塑造做事正派、勇于担当、积极向上的政党国际形象,有助于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诋毁与压制,提升国际影响力,争得国际话语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谋求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条件。

作为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着力探索新型国际外交关系,积极遵守并坚决维护联合国与全球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主体地位,始终秉承以联合国宪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宗旨的国际秩序与国内现有体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淬炼出一系列具有历史开创性的理论成果,如“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共建共享共治共赢”等。党的国际形象是党的政治理念、性质纲领、精神风貌、能力作为的客观反映,可以通过经济活动建设、文化教育传播、社会环境熏陶等各种途径投射到公众心中,从而形成对中国共产党的综合印象与整体评价,而党的形象无论是国内民众认同还是国际形象传播,都是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新时代党的国际形象塑造有助于提升党在公众中的亲和力与影响力,增强中国的舆论引导力与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交往中锻造了一系列彰显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实践,“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始终坚守世界和平的坚决倡导者、有力捍卫者,坚定不移地维护了人类和平与进步的正义事业”[2]。如,面对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国共产党秉持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联合110多个国家的240多个政党和国际组织共同呼吁,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和病毒标签化;面对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中国共产党根据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场,积极推动俄乌冲突、叙利亚战争、朝鲜半岛核问题等重大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等等。传递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党形象,有效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二)党际:有利于全面深化党际交往以彰显大党担当

党际交往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际交往作为党开展对外工作的独特渠道,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及中心任务服务,开创了既顺应时代发展,又符合党情国情的对外工作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拓创新,遵循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原则,积极寻求高层交往,巩固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寻求与世界大国大党更深层次的机制化交往,密切同周边和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交流合作,拓展同世界范围内新兴政党交往,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多边政党活动。目前,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6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4]。中国共产党与各国政党深入交往、交流、交心,通过增强同各国政党的多边友好交往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有助于不断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网络,搭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多形式、多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平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5]。在这一历史方位,对一个政党而言,好的国际形象意味着广泛的正面影响力。2021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以“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为主题,表达了与会政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共同愿望,160多个国家的500多位政党和政治组织等领导人以及超过万名政党代表等出席会议[6]。2022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视频方式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致力于促进全球马克思主义政党深度交流合作,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真理的光芒照亮人类前行之路[7]。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和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力捍卫者,积极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负责任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为了使党的对外工作具备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人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为蓝图,通过举办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世界政党高层论坛、冬奥会等“政党+”活动,加强与各国政党的交流与对话,彰显和平发展的理念,为全球经济政治的新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贡献了中国力量,切实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爱好和平、勇于担当、胸怀天下的国际形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8]。可以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塑造的讲和平、促发展大党形象有助于推动新型政党关系走深走实,针对党的国际形象塑造提出的新论断、新观点与新思路,使得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呈现出最美的“名片”,彰显了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应有担当。

(三)国内:有利于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新飞跃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打铁还需自身硬,内秀于中才能外慧其表。树立新形象、重塑新格局、构建新气象、体现新面貌,塑造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行”的形象,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的形象,才能切实体现并展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形象。

经济上,中国共产党牢牢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切实突出人民主体地位,着眼增进人民福祉,通过深化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发挥中国共产党对外经济联络、关系组织、平台构建的优势,融合有关部门、单位、组织和地方的对外交往需求,探索办好“政党交流”“国际合作”“务实共赢”“政商对话”等多样化的国际活动,积极服务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乃至教育高质量发展。建党百年来,中国已经从国际经济贸易的被动参与状态转变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政治上,中国共产党站在国家建设和全球治理的最前沿,积极主动发声,有力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文化上,中国共产党追求平等、开放、和平的价值理念,提倡双向互动的交流互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在国际范围内寻求更大程度的重视与认可。综上,中国共产党通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自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中找准坐标,在推进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塑造了服务实际、追求进步的大党形象,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新飞跃提供不竭动力。

(四)党内:有利于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

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场合乃至不同国际环境下,党的国际形象建设的策略转变也需要根据不同任务、不同需要、不同国情的具体情况进行转变,无论是从时间维度上的前后相接过程,还是从空间维度的相互交融过程,抑或是国际秩序重构的相互促进过程,其本质内容与根本宗旨都统一于党的基本建设之中,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繁荣富强与人民幸福的实践探索之中。从百年大党的国际形象建设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建设符合党的建设规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发展规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做好自身建设,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发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全面深化从严治党的治本之举,明确提出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取得新成效、呈现新气象。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友好往来”的思想理念根植于工作实践。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共产党发挥民间外交形式灵活、领域广泛、直达基层的优势,组织举办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等多边活动,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在相关国家援建学校、饮水设施、开展“光明行”等活动,筑牢国家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根基,夯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在国内大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创新创造,带领人民书写追赶时代、引领时代的传奇,并在革命性锻造中铭记初心使命、走在时代前列。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建设历程中塑造的守纪律、为人民形象能够发扬党内干净廉洁、公道正派、务实求真的政治文化,保持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面临的现实挑战

伴随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高科技、大数据和信息传播环境的迅猛发展,在为中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构成了一定现实风险。“逆全球化”浪潮侵袭、新霸权主义显现、突发国际冲突事件不断等,不仅影响着世界安宁,也时常威胁着中国安定与社会稳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三大陷阱”逻辑视角来分析,党的国际形象受到的影响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所贩卖的“修昔底德陷阱”和“塔西佗陷阱”。换言之,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偏狭否定与主观诋毁,使得党在国际上没有被充分、客观地认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塑造与构建依然需要我们认清风险形势,找出问题短板,这才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与保护人民安居幸福的前提保障。

(一)世界多极化加速与大国竞争“修昔底德陷阱”抬头

“修昔底德陷阱”由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阐明了在一种对抗式(或称“两极结构”)的国家关系中,作为后起之秀的“崛起国”势必会引发“守成国”的战略恐慌,并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达尔文森林法则”的指引下,守成国的“排他性竞争与焦虑”会被无限地放大,最终两国必将兵戈相见,通过战争方式打压对方,以巩固或夺取世界霸主地位[9]。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大国间的激烈竞争与零和博弈逐渐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等不同领域乃至不同层面展开。当今发达国家掌握世界舆论的主导权,国际社会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认识主要来自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形象加工、意识传播和话语建构,而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文化价值观差异及其长期国际战略谋划等原因的影响,部分欧美国家、政府和政党逐渐在国内政治和外交需求的两重压力下左支右绌,陷入冷战思维难以自拔,自我建构过时、扭曲或歪解的“修昔底德陷阱”形象,企图通过“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等,长期污蔑或刻意诋毁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假说与言论,肆意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这些行为直接影响并严重危害了国与国、政党与政党之间的正常交往。与此同时,西方媒体的“矜争之心”与“喧嚣之慢”甚嚣尘上,部分媒体故意塑造中国负面形象,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建构真实情况出现误解、偏差,国际受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产生消极印象与评价。这种以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给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带来了结构性的约束与隐藏性的限制。

(二)历史虚无主义蔓延与“塔西佗陷阱”的警惕

人类、历史及其人类历史的创造活动在本质上都应该建立基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基础之上,并强调历史“本身”的重要意义。历史虚无主义借此得以寄生,并通过学理阐释、价值渲染、政治抹黑等新样态出场,以割裂人民英雄与民众的历史关系,消解科学历史观为目的,企图消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削弱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的价值认同[10]。

“塔西佗陷阱”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其本意是指“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或无论有什么样的行为,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11]“塔西佗陷阱”的关键,是公信力背后的公权力所导致的人心向背。公共信任风险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负面信息不加控制地传递,以及信息传递过程中无限放大的结果。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中国社会要求更高层次的发展,意味着中国人民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政府公信力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但出于意识形态、资本利益驱动等因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中国作为威胁其国际霸权地位的“假想敌”,公然质疑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价值合理性,进一步否定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解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从根本上否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所擘画的发展性前景,使其失去公信力,进而陷入“塔西佗陷阱”。具体而言,西方政党利用互联网不受限制的传播特点,借助各类媒介平台鼓吹其自身狭隘的“民主”“平等”“自由”,并企图向世界各国乃至各族人民展示一个被抹黑的中国,继而影响国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实认知。以史为鉴,上世纪末,历史虚无主义向苏联灌输错误的历史观,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极度混乱,致使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合法性丧失,社会主义联盟失去凝聚力,国家失去团结奋斗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把握并时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对民心党心的瓦解作用,坚持不懈地开展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斗争,发挥社会协同效应,坚决跨越“塔西佗陷阱”。

(三)推进伟大事业与“七个有之”问题同时并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顺应时代发展之需,把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四个伟大”思想[12]。“四个伟大”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总结,是严格规整、科学合理的治国理政话语体系,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与从严治党的新方略[13]。同时,“四个伟大”还是新时代的理论精华,蕴藏着深厚底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调:“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14]同样,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从中总结其经验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对当前党内所存在的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了“七个有之”的抽象总结,包括“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15],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与问题针对性。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肩负着推进伟大事业的光荣任务,而且时刻面临着“七个有之”现实问题与隐藏风险的并存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总命题”,是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持续推进的伟大事业,也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由之路。“四个伟大”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彼此之间相互贯通、环环相扣、相辅相成,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的基本遵循,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8]为此,在新时代场域中,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党必须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更高阶段,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平坦。但与此同时,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出现理想信念偏移、政治信仰坍塌、政治立场对立等问题,导致政策制度形式主义大行其道、行政管理官僚主义风气弥漫、社会服务享乐主义奢靡盛行。特别是“七个有之”问题的出现,和一些媒体所报道出的与共产党人信仰完全背道而驰、三观尽毁、为官失德酿出的恶劣事件,严重影响、败坏和玷污了我们党为民服务、为国担当的纯洁形象,其中包括在国际上的形象。“七个有之”本质上是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是破坏党的国际形象的具体危害之处。部分党员的“帮派”“团伙”以利益为核心,以权力为纽带,以牟利为目的,搞个人利益“小圈子”,最终成为各类权钱交易的“温室”,破坏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恶化政治生态,损害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在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同时,必须时刻保持对“七个有之”的高度警惕,深刻认识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切实增强遏制和防范“七个有之”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

(四)多元社会思潮流变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

社会思潮的发生与发展通常表征着一种理念、思想或认识从不存在到存在或从不确定到确定的生成过程。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出现和流变,大体离不开时代环境变迁的熏陶、多元化主体人群的支持以及互联网传播媒介的技术赋能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影响[16]。然而,在此环境下,多元化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在理念认识、知识结构以及传播途径等多个方面相互交织,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结构性与系统性的矛盾。

意识形态工作是政党形象建设的第一要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政治灵魂。反观当前,社会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纷纭激荡,主流意识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相互交织与碰撞,极易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陷入多元化社会思潮的价值“迷失”困境。国内环境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格局多元多样多变趋势日益明显,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意识独立、多变差异、个性自由等意识特征显著增强,极端享乐主义、精致利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占据一定生存空间,纳粹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拜金享乐主义等社会思潮此消彼长,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更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在国际社会中,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特别是“中国威胁论”“中国殖民论”“中国霸权论”等不断渗透,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无政府组织”等论调伺机冒头,不断输入蕴含西方价值理念的文化产品,借机实现西方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隐性渗透,妄图挑战、丑化和打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指导地位,从而攻击、排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国际道路与国际贡献。此外,碎片化的信息呈现形式与多元化的网络媒介类型,构建了纷繁复杂的多元信息传播结构,打破了传统媒体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系统性,网络用语深刻改变着网络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方式、语言习惯和思维模式[17]。总体而言,当下多元社会思潮流变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交锋已成为客观存在,其长期并存、相互矛盾、彼此冲突的趋势更为显著,这也使得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任务更加紧急迫切而又任重道远。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未来路向

面对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复杂多面的评价状况,亟须明确党的国际形象建设的目标策略与行动方略,主动为中国共产党正名,建构积极正向、敢于担当、勇于开拓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1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要向国际社会展示大党风采,应当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建设,理顺党的国际形象融通机制,注重党的国际形象内外宣传,强化国际话语叙事逻辑的全面表达,扩大党的国际形象传播效能。

(一)加强顶层设计,理顺内外宣传的融通体制

党的国际形象塑造建设、宣传推广与普及认同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夺取革命胜利、建设完善、改革创新、构建未来的重要思想武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的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19]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宣传作为“展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需要联动协调系统中各部分才能发挥总体最优效能。

我们应当牢固树立内外宣传一体化的正确发展导向。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发展,事关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和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内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导向。”[20]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对外宣传工作的根本导向,时刻坚定政治立场,把握舆论导向。因此,无论是微观向内还是宏观对外,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工作都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统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正确方法路径,严格坚守政治站位,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发挥积极、正确的思想引领作用。与此同时,还需高质量运用内外宣传协同发展的统筹策略。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构建工作需把握发展逻辑,将向内与对外作为有机整体统筹谋划,既遵循内外有别的基本原则,又做到内外联动、同频共振,做到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协同发力、协调发展,做到“内宣外宣不分家”。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走内宣路线,从国内视角阐释、宣传并推广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在实践中探索、深化并体悟对党的国际形象宣传工作的科学化认识与规律性思考。另一方面,要创新走外宣路线,要合理考虑各国社会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寻求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和情感共鸣点,打破西方国家传统观念上对中国的僵化固识与表面印象,从而使国内与国际两个舆论场产生积极正面的联动效应,体现党积极探索、提高国际传播力的决心,表明党积极探索、提升国际形象的态度,适应全球传播的新形势、新要求,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自信开放的大国形象。

(二)注重精准传播,提升国际形象的传播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21]。这是实现“听得懂、说得清、能沟通、深交流”的基本策略,同时还是对于严峻国际传播形势的理性研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指明前进方向。

提升国际形象的传播效能应注意完善中国声音与中国故事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和分众化表达的精准化传播模式,根据特点勾勒国际受众的精细画像。在国际传播中,对目标人群或受众拥有基本认知是提升传播效果的重要前提。我们需要合理区分、精准识别、科学研判其不同语言体系、文化背景与立场观点的国际受众,深入挖掘不同主张国家和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已有的理念认知,并针对国际上不同行为主体对党的国际社会角色、国际事务作用、国际合作地位等认知情况进行原因分析,进一步强化积极认知并消解消极认识,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并消除其负面舆论。同时,在精准描绘国际受众画像的基础上,可以针对不同群体的特征来分析和判别不同国家的认知理念与思维偏好,继而从不同受众的个性化差异中把握其理念的融合点、价值的共通性与利益的交织界,以此实现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精准传播与良好构建。例如,我们可以积极发挥充满活力、充满朝气,且肩负推动各国未来发展使命的国际青年力量,倡导邀请世界各地青年亲眼观察中国社会,亲身体验在华生活,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推动中外民心相通,为如何传递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夯实基础。此外,有的放矢地精选传播渠道与方式。一方面,需要优化媒介手段的选择,在巩固传统传播渠道的基础上,把握世界不同受众群体的传播特性、文化品性、社会属性,重视网络视频、网文推送、工作简报、Twitter、Facebook等新媒体渠道的独特优势,利用其匹配精细化的传播媒介,与受众进行积极良性互动,部署更大范围的传播活动,从而提升国际受众的接受程度。另一方面,还需考虑传播噪声的降减,在物理、心理、生理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基础上,尽量实现传播噪音最小化,消解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谣言,以确保信息、知识与智慧在对象国或目标地区传播时不走形、不变样,做到客观、真实地传播。

(三)增强国际话语权,构筑中国叙事的逻辑表达

面对西方国家长期掌握各方话语权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故事讲述与问题诠释并不客观,塑造良好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是我们站在历史新方位上亟待突破的难题。鉴于此,我们需要构建具备中国特色的叙事体系,面向国际社会彰显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塑造多元立体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在叙事立场上,构建中国叙事表达需坚定党的叙事立场,体现出叙事主体性的科学表述和内涵赋值。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形象塑造、构建与传播的过程中必须多管齐下,呈现立体有声、横向表演、矩阵推送相结合的全方位途径,展现中国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关键价值,立足于老百姓的眼光与视角,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我革命、创新建设的真实故事与艰辛历程,鲜明地展示中国共产党思想,坚定提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自力更生、锐意进取、改革开放、创新思想的一系列伟大成就。同时,在聚焦中国创造、中国成就、中国问题进行叙事的同时,还需探析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历史基因,理顺中国成就背后的文化发展逻辑,注重中国问题的深层挖掘,增进中国故事的文化塑形与力量聚焦,使更大范围的国际受众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在叙事形式上,要运用多元的符号进行叙事形式创新。例如,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于重大事件、重要活动、重要节日的开展和纪念。特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家宪法日等重要纪念日的先后设立,改革开放周年大会、纪念抗战胜利周年大阅兵、新中国国庆大典、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的隆重举行,不仅集中展现了作为成功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也使各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事事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在场”,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影响力与感染力。在叙事方式上,需注重情感叙事,“以情动人”。叙事主体和客体之间通过协同性的感知和理解,增进认知理解与情感共鸣,唤起相似或相关的情感联结,从而影响叙事客体的判断标准和行为方式。因此,讲好中国故事需坚持情感融入的叙事方式,把情感作为精神纽带,在国际舆论场中寻求情感共识,从而与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共同的意义空间,达到情感理念与价值认同的无限趋近。

(四)凝聚传播主体功能,扩大党的故事传播范围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难遇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动荡变革呈现新特点与新趋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2]。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用战略传播思维推动国际传播的转型升级,把外宣从以往由宣传、外事、文化等部门和外宣媒体、涉外文化机构负责的事务性工作”[23]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高度,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世界大党形象。

主流媒体应当选好切入点,主动回应国际关切。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快“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24],将之作为新型主流媒体的重要建设目标。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过程中,我国主流媒体应持续提升其国际化报道水平,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议题报道,在国际治理中呈现中国声音、彰显中国智慧,并在此过程中牢牢把握住“真实”与“效应”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主流媒体要牢牢坚守作为新闻传播业的共同价值——真实性原则,确保新闻报道内容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呈现更为真实可靠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二是要准确识别并积极消解国际舆论场中的谣言,有效改变国际受众的传统妖魔化印象,尤其是应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环境,要在国际叙事场域中占据一方之地,掌握传播主动权,提高国际话语权,实现从对抗到对话的转变。与此同时,还需重视民间的舆论场域,发挥传播协同效应。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可以借助民间舆论场域的个人媒介系统,注重研究他们的心理动机与选择机制,探寻他们的网络“社区”与群体特征,定位他们的个性差异与共同之处,进而深度把握国际受众的接受习惯和喜好,实现中国主流媒体与民间声音相互呼应,为中国抢占国际话语先机协同发力。一方面,运用意见领袖在传播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主动与意见领袖开展良性沟通,鼓励其积极建言,进而获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信任。同时,还需要积极培育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舆论“引导队伍”,支持和鼓励政府部门、对外专家、知名媒体人等入驻国际各大媒体平台,积极设置正面议题、引导正向舆论,从而向国际社会塑造并传播一个积极向上、公平正义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海外侨胞、华人群体的重要传播作用,积极提倡并号召他们凝聚自身力量,建立一个相对统一、有力有效的发声渠道,形成上下联动、合纵连横的大党国际形象传播体系,进而不断夯实我国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