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妍

1 引言

近年来，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全球政治格局动荡不安，创造了一个普遍的风险社会，其中包括了各种经济脆弱性和数字风险[1]。各国纷纷加强国家数据治理的前瞻性布局，采用多种方式应对数字社会的全新挑战。在这之中，数据主权作为一种法律工具被广泛运用于数据安全治理实践，为国家行为体提供了应对数字空间多种难题的崭新方式。

然而，由于数据主权并非一个既定的法律概念，因此学界对它的理解有很大差异[2]，映射到实践中，这种理解偏差演变成了对数据主权的误解与滥用。譬如，一些国家将数据主权与数据本地化画上等号，批判主张数据主权的国家是在践行“数据保护主义”[3]或“数据民族主义”[4]，称这些国家妨碍了数据的自由流动，在这种误解下首当其冲的便是俄罗斯和中国。然而，数据本地化也好、数据跨境流动也罢，二者是国家基于数据主权原则对本国数据的管辖方式，皆为数据主权的实践体现，将数据主权仅仅等同于数据本地化是狭隘的。也有一些国家忽视《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过度泛化管辖范围，导致国内数据治理规则溢出，形成长臂管辖的事实。相应的，这些国家往往被冠以“数据霸权主义”[5]或“数据殖民主义”[6]之名。误解不仅仅发生在国家主体间，企业、个人也在或积极或保守地主张数据主权，权且不论数据主权的行使主体到底是谁，这种对数据主权的不当主张已引起各类主体的数据权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