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耘

伴随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梅里亚姆(Alan P.Merriam，1923-1980)“文化中的音乐”与“作为文化的音乐”之理论观点的相继提出，“有关文化中之音乐的研究”与“作为文化之音乐的研究”(1)Alan P.Merriam，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Ⅲ，Evanston：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p.7.便理所当然成为现代民族音乐学的纯粹学术理念乃至终极学术追求。受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我国在音乐表演研究领域，音乐表演既是人类艺术活动，更是人类文化活动的观念也渐成学界共识。不过，理论层面懵懂地观念接纳，并不能等同于实践层面清晰地事理判断。虽然，将“文化中的音乐”与“作为文化的音乐”的表述稍作调适，就可以得到“文化中的音乐表演”与“作为文化的音乐表演”的观念，进而将“有关文化中音乐的研究”与“作为文化之音乐的研究”调适为“有关文化中音乐表演的研究”与“作为文化之音乐表演的研究”的学术追求，但事实上，面对音乐表演与文化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仍有学者(或艺术家)在实际研究中常常显得难以把握，甚至有些无所适从，最终影响到关于音乐表演研究的学术深度。

音乐表演可以归属到梅里亚姆在其《音乐人类学》一书中所述之音乐文化三重结构模式的“音乐行为”构成板块，当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一立场出发，则表演与文化实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拆难解、难解难分的互鉴概念，亦即表演时时处处浸润着文化，文化处处时时规定着表演。鉴于此类基本认知在20世纪下半叶以降的不少民族音乐学相关著述中多有阐发，已成共识，故不在此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