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瀛，杨静怡，孔德荣，郝祥森，张 磊，3，赵心萌，赵华夏，徐山山

1郑州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河南郑州，450001；2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河南郑州，450001；3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校本部)，河南郑州，45000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23年8月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23年6月,我国互联网使用人数达10.79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6.4%,其中学生使用人数占比最高。2023年4月,教育部等17部门发布《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为关注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指导与实践遵循。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与虚拟性,网络空间中很容易出现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尤其是身心发展尚不成熟的大学生。

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是指个体在网络环境中由于失去了自律能力或网络道德的约束而产生的非常态行为,是道德失范在网络时代的反映和体现,是网络道德和失范行为的结合[1]。述情障碍(Alexithymia)又称情感表达不能,是指个体难以识别和描述情感、区分情感和躯体感觉、缺乏幻想和外向性思维的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2]。已有研究表明,述情障碍不仅与危险和攻击行为关系密切[3-4],还会导致个体出现网络偏差行为,如网络以及手机成瘾行为等[5-6]。述情障碍个体往往缺乏有效的情绪管理策略,更易出现消极情绪[7],导致偏差行为[8]。而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作为偏差行为的一种,述情障碍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道德判断是指在网络情境中,个体根据已有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网络道德事件做出是非善恶的判断[9]。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对生活目的和意义的感知程度[10]。道德行为往往与道德判断能力相一致[11]。道德判断是对道德与否做出判断,并依据判断付诸行动的能力,是道德行为的重要心理成分,也是道德行为的必要非充分条件[12]。道德判断能够显著影响道德行为,不同的道德判断能够产生不同的道德行为[13]。研究表明,述情障碍的个体移情能力有限,对不道德行为的容忍度更高,倾向于功利主义道德判断,而这可能导致个体出现更多的网络道德失范行为[14]。另外,实证研究证明,生命意义感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网络道德行为,对医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也有较好的缓冲作用[15]。当述情障碍的医学生有想要做出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冲动时,生命意义感很可能成为他们克制冲动行为的重要缓冲因子。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述情障碍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医学生的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医学生述情障碍能够通过网络道德判断显著影响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生命意义感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

医学生是我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接班人,肩负救死扶伤之重任,道德修养至关重要,这对医学生的网络德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河南省委教育工委、河南省教育厅研究2022年3月制定了《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为推动该文件落地落实,河南省委教育工委、河南省教育厅开展为期3年(2022-2025)的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标准化建设工作,将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落在实处,关注网络平台、社交媒体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由此,本研究选取郑州市某高校的医学生为研究对象,该学校学生人数较多且开设较为全面的医学类专业,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本研究旨在探讨述情障碍对郑州市某高校医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为预防与干预医学生的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提供一定参考。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21年11月1日-20日选取河南省郑州市某综合类高校,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进行研究。将该学校开设的所有医学类专业均纳入研究范围,根据专业内容将医学类专业分为6个不同的类别,按照各专业人数确定在每个专业类别下所抽取的样本数,再在各开设专业中通过编号随机抽取学生完成问卷调查。采用网络调查的方式,参与学生填写线上问卷完成测试。纳入标准:在校医学类专业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仅限全日制);意识清晰,能够顺利完成问卷填写,且无精神障碍史;自愿参与调查工作;身体健康,认知和语言表达能力正常。排除标准:临床疾病患者;不能完成调查或调查不配合。共发放调查问卷812份,剔除无效作答问卷(如缺填漏填、填写时间过短、题项答案同质性过高等),回收有效问卷797份,问卷有效率为98.15%。本研究调查开始前获得了郑州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批号为20210018)的支持,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研究工具

1.2.1 多伦多述情障碍问卷(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TAS)。采用Taylor编制[16],蚁金瑶等修订的多伦多述情障碍问卷[17]。问卷共20个条目,包含情感辨别不能、情感描述不能和外向性思维3个维度,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1=很不同意,5=很同意),分数越高代表述情障碍越显著。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87。

1.2.2 大学生网络道德判断问卷。采用刘慧瀛编制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判断问卷[9]。量表包含13个条目,内容包括13个不同的网络道德两难情境。采用Likert 7级评分法计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各题项得分相加所得总分越高,即网络道德判断的容许度水平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χ2/df=2.23,RMSEA=0.015,NFI=0.990,GFI=0.984,CFI=0.994,各项拟合指标良好。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94。

1.2.3 生命意义感量表(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MLQ)。采用由Steger编制[18],刘思斯等进行本土化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19]。量表共9个题目,由生命意义感、寻求意义感2个维度组成。量表使用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的Likert 7级评分法计分,得分越高,生命意义感越高。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83。

1.2.4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量表(network anomie behavior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NABSCS)。采用刘慧瀛等编制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量表[20]。量表共17个项目,由网络言论失范、网络学习失范、网络侵权失范3个维度构成。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1(从不)-4(总是),得分越高表示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程度越高。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 70。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1. 0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使用Amos 24.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进行模型检验。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20.65±2.94)岁,其中,男生305人(38.30%),女生492人(61.70%);独生子女172人(21.60%),非独生子女625人(78.40%);城市学生298人(37.40%),农村学生499人(62.60%);曾留守学生148人(18.60%),未留守学生649人(81.40%);单亲家庭46人(5.80%),非单亲家庭751人(94.20%)。在学历层次方面,本科生476人(59.72%),研究生321人(40.28%)。在学科类别方面,临床医学类专业学生396人(49.69%),医学技术类专业学生82人(10.29%),药学类专业学生259人(32.49%),公共卫生类专业学生43人(5.40%),基础医学类专业学生9人(1.13%),护理学类专业专业8人(1.00%)。

2.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未旋转的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5个,未旋转得到的第1个因子的变异量为17.14%,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2.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分析结果

述情障碍、网络道德判断、生命意义感和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之间均呈显著相关。其中,述情障碍(M=52.81,SD=11.03)与网络道德判断、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P<0.01);网络道德判断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P<0.01),与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呈显著正相关(P<0.01);生命意义感与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呈显著负相关(P<0.01)。见表1。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变量间相关分析结果

2.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以性别和年龄为控制变量,述情障碍为自变量,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为因变量,网络道德判断为中介变量,生命意义感为调节变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述情障碍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道德失范行为(β=0.17,t=5.98,P<0.001);述情障碍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道德判断(β=0.19,t=6.63,P<0.001),且网络道德判断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道德失范行为(β=0.12,t=3.86,P<0.001),即网络道德判断能够在述情障碍和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另外,述情障碍与生命意义感的交互项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06,t=-2.16,P<0.01),生命意义感能够在述情障碍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直接效应路径起调节作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见表2。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为进一步明确生命意义感的调节效应,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随着生命意义感的增高,述情障碍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降低。具体而言,生命意义感较高(M+1SD)的医学生述情障碍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1,t=0.07,P>0.05);而生命意义感较低(M-1SD)的医学生述情障碍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33,t=3.18,P<0.01)。只有当生命意义感较低时,述情障碍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预测作用才显著,反之则预测作用不显著。综上,生命意义感能够调节述情障碍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影响。见图1。

图1 生命意义感对述情障碍对医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述情障碍为自变量,网络道德判断为中介变量,生命意义感为调节变量,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为因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χ2=15.386,χ2/df=1.099,RMSEA=0.011,GFI=0.995,NFI=0.988,CFI=0.999。因此,该模型拟合良好,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见图2。

图2 述情障碍与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注:*P<0.05,***P<0.001。

3 讨论

3.1 述情障碍显著影响医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

结果显示,医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均值为19.58±2.43(理论中数42.50),说明郑州市某高校医学生网络行为总体上是比较理性的,这与已有研究结果较为接近[21]。研究表明,分别有71.2%、52.7%和36.6%的大学生曾在网络中做过论文抄袭、说脏话、浏览色情网站等失范行为[22],而在医学生群体中也常常出现网络道德失范行为[23]。结果还显示,述情障碍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医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有一些研究认为,述情障碍与医学生的负面行为之间的关系密切[4,24]。①述情障碍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适应不良的防御方式,根据心理动力学理论述情障碍的医学生在情绪表达和识别方面存在不足,常常采用不成熟的防御方式,无法通过适当的情感判断进行情感反应,容易压抑内心的真实想法,而长久的压抑感和消极情绪可能导致医学生出现破坏性的偏差行为[25]。②述情障碍的医学生对情绪的认知加工和管理能力严重受损[26]。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述情障碍的医学生很难考虑他人的内心感受,难以觉察对方情绪表现背后的真实意图,也缺乏对自己情绪的理解,这可能会导致其很难调节自己的情绪,不仅会增加人际冲突的可能性,也很容易导致医学生出现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在人际冲突情境中,述情障碍的医学生很难考虑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不会产生畏惧感,对可能后果的错误预估可能会导致医学生难以抑制自己的网络道德失范行为[27]。③述情障碍的医学生往往抗压能力比较弱,心理弹性也有待提高,一些微小的外在不良刺激也会加剧他们的不良体验,从而产生恶性循环,激活他们的“愤怒网络系统”。

作为网络使用的重要社会群体,大学生尤其是医学生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有一定的网络防范意识,其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发生率较低。对于大多数医学生而言,专业课程任务繁重,要求有更高的职业道德和实践技能,面对更大的压力可能产生较多的负面情绪,若能良性抒发,就可以及时化解负面情绪对身心与行为的影响,维护心理健康;而述情障碍的医学生往往会由于情感表达不能而导致消极情绪积压,为缓解情绪困扰就更可能网络成瘾[28],并出现更多的网络道德失范行为。2022年以来,河南省正在积极开展普通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标准化建设工作,为落实《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各高校对照《关于对河南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标准化建设验收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因此,郑州市高校、家庭和社会应当“三位一体”,继续积极关注医学生的网络行为状况,郑州市高校要加强医学生的道德与心理健康教育,关注医学生的情绪健康,帮助医学生构建良好积极的网络环境,为医学生提供较好的网络道德氛围。

3.2 网络道德判断在医学生述情障碍和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述情障碍既能够直接影响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又能够通过网络道德判断间接影响网络道德失范行为。这与以往道德判断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4]。在传统道德判断的理论中,道德判断存在功利主义和非功利主义2种取向。功利主义道德判断更多依赖情境,指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只要这个行为能够产生最大的收益,这个行为就是正当的。而非功利主义道德判断更少依赖情境,更加依托于规则本身,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为是否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Greene提出的道德判断双加工理论指出,道德判断涉及认知推理和情绪动机两种过程,在不同的刺激场景中参与程度不同[29]。在情绪因素主导时,道德判断具有非功利主义特点,而在认知主导时,则具有功利主义的特点。研究表明,述情障碍的医学生的移情能力受限,可能会对其道德判断产生影响[30]。移情能力不足意味着个体很难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在进行道德判断选择时较少考虑“是否存在道德不当”,而是更多以行为的后果为依据。另外,述情障碍的医学生遇到应激事件时常常通过逃避、压抑等消极的应对方式来缓解压力,这反而会形成恶性循环,加重医学生的抑郁情绪[31],处于抑郁情绪中的医学生情绪唤醒功能受损和情绪识别障碍影响了道德判断任务,常常在道德行为上具有较高的容许度且关注消极道德行为[32]。述情障碍的医学生存在情绪识别和表达方面的困难,情绪加工系统受阻,难以共情到特定的非道德行为对他人的负面影响,会让道德判断更加功利和宽容。

结果还显示,网络道德判断能够显著影响网络道德失范行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3]。道德判断是影响道德行为的认知因素之一,是道德行为的基础,常常被认为是道德行为的中介,是联结道德意图与行为的纽带。道德判断对道德行为选择有指导作用,与道德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道德判断能力较高的学生,其道德行为的表现往往也比较好。有研究表明,道德判断能够作为一个重要的认知过程影响医学生的行为,如反社会行为等[34]。医学生的观念和情感共同作用于内在心理,形成其道德动机和道德判断,并在这种观念和情感的影响下,将产生的道德判断进一步转化为行为。医学生在进行网络道德判断,即认知加工后,会根据认知加工的结果形成道德行为。在网络情境中,当有述情障碍的医学生网络道德判断呈现容许度较高的特点时,这一认知加工的结果会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中,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出现的概率相应增加。构建良好的网络道德环境对于医学生身心健康至关重要,需要家庭、社会、学校等多方面共同合作。郑州市高校应当进一步关注医学生的情绪状况,加强医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提升医学生的网络道德素养,培育医学生的网络道德素质;家庭要积极培养孩子的情绪感知与表达能力,关注医学生日常的情绪发展与道德教育,提供较好的道德氛围;社会也要积极关注网络道德建设,积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3.3 生命意义感对医学生述情障碍、网络道德判断和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有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生命意义感能够调节述情障碍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影响。具体来说,只有当生命意义感较低时,述情障碍能够显著预测网络道德失范行为,而这一效应在高生命意义感群体中不显著。生命意义感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源,与道德行为之间关系密切[35]。生命意义感的意义寻求模型认为,意义取向应对能够提高个体的道德意识,生命意义感高的个体往往重视自身的道德与社会价值[36]。维持意义和追求意义被认为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拥有生命意义是对自己、他人以及群体三者关系的理解,而对生命意义的寻求体现了对生命是否有意义的态度和倾向,能够产生积极向上的动机。具体而言,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体现在社会价值与意义的实现,道德正是其中的重要维度。认知行为理论认为,对事件的认知决定了的情绪和行为,如果个体认同某项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就会将其整合到自身无意识人格结构中,从而调节自己的行为倾向。生命意义感作为一种重要的自我认知,与道德行为关系密切。道德的本质即帮助个体追求和实现幸福,实现人生的意义,积极的道德行为能够帮助个体找到真正的人生价值。恐惧管理理论则从进化论的视角,认为寻求个体生存是人的第一要义,受文化世界观的影响,通过认可并遵守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体系来获得积极的自尊感和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实现小我的超越[37]。由此,高生命意义的医学生更少出现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更倾向于做出积极的道德行为,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内心平静。生命意义感较高的医学生感到生活是更加有意义的,对社会也有着积极向上的看法,更愿意相信世界是美好而道德的,道德自律性也比较强[38]。因此,在述情障碍对医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影响过程中,生命意义感能够起到积极的缓冲作用。①当有述情障碍的医学生保有较高的生命意义感时,常会秉持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标准,更能抑制自己做出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冲动。②述情障碍的医学生往往识别和表达情绪的能力受限,当情绪出现的时候,他们很难向他人有效表达,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情绪,进而导致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此时当医学生生命意义感较高时,有比较积极的心理资源,能够更好地调控自身情绪,调节心理状态,从而缓冲消极情绪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影响。

综上,生命意义感作为一个重要的缓冲因子,能够有效减少医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发生。我们在关注医学生道德教育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提升生命意义感来减少医学生的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家庭方面,关注医学生的身心发展,引导医学生感受和体验生命、明晰生命的意义。学校方面,辅导员、老师等要关注医学生,积极开展医学生的生命教育;郑州市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也可以通过团体辅导等形式,以医学生为对象开展生命教育主题活动,帮助医学生关注生命意义,建立人生目标,提升生命意义感,降低网络道德失范行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