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北部的音乐文化交流

2023-12-06陈睿訾威

人民音乐 2023年9期

陈睿　訾威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大一统时期，而丝绸之路的开辟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朝鲜半岛与中国一衣带水，文献中多次记载了两地之间的音乐交流信息。武王灭商后，释放了被商纣王囚禁的箕子，箕子携带家眷在今平壤一带建立了箕子朝鲜，故而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将箕子放在年表的首位。箕子在商灭亡前写下的琴曲《箕子操》可能一起带到了朝鲜，中国与朝鲜半岛音乐文化交流也由此开始。但在朝鲜半岛历史中，到了高句丽时期才出现与中国交流的记载。①随着汉四郡的建立，中国与朝鲜半岛在音乐方面的交流开始逐渐增多。本文在此基础上，聚焦于秦汉-隋唐时期，详细讨论中国与朝鲜半岛北部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

秦汉初期，朝鲜半岛北部的主要政权有濊貊和箕子朝鲜，公元前194年，燕人卫满推翻了箕子朝鲜，建立了卫满朝鲜。公元前190年左右，高夷与卫满朝鲜吞并濊貊，高夷政权开始进入朝鲜半岛。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兵攻灭了高夷与卫满朝鲜，朝鲜半島北部尽归西汉，中国开启了在朝鲜半岛四百余年的统治。

公元前37年，高句丽从原高夷地区建立政权，又于313年攻打卫满朝鲜故地，占领了朝鲜半岛北部，直到高句丽灭亡。由于国土的不断扩充，高句丽政权中心也不断变更，最终定都于今朝鲜半岛平壤一带。高句丽地区紧邻中国边疆，大部分地区曾处于中国管辖下，因此高句丽地区与中国的文化交流颇为密切。这种交流使得该地区的音乐文化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从鼓吹乐看两地的音乐文化交流

鼓吹是汉代一种重要的音乐形式，可能产生于秦代，最早以箫、鼓为主奏乐器，后经过不断发展，增加笳、角、瑟等乐器，产生了黄门鼓吹、短箫铙歌等多种不同用途的形式。《乐府诗集》记载鼓吹一开始为军乐，后分成两种，有箫、笳的用作朝会、道路、赏赐等，有鼓、角的作为军乐。②中国多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就有许多鼓吹乐场景的记录，如：四川新都鼓吹画像砖是建鼓、笙、排箫的鼓吹乐组合；《西京杂记》中：“……象车鼓吹十三人，中道……司徒列从，如太尉王公骑（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鼓吹十部）……黄门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③说明鼓吹乐在汉代非常流行，汉武帝时期鼓吹乐已经被用作出行仪仗、赏赐等。

1.文献中鼓吹乐交流的记载

《后汉书》载：“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④《三国志》载：“汉时赐（高句丽）鼓吹技人。”⑤汉武帝于公元前1世纪所灭的朝鲜有高夷、卫满朝鲜，也就是说从这一时期开始鼓吹乐就可能流传到了朝鲜半岛北部，后高句丽从原高夷一带建国，汉晋学者在文献中记载高句丽古称“高夷”，鼓吹乐很可能在此地保留并流传于高句丽。

2.高句丽墓葬壁画中的鼓吹乐

在高句丽墓葬中可以见到很多有关音乐内容的壁画，目前遗存的音乐壁画主要集中于中国吉林省集安市以及朝鲜的平壤市、南浦市、黄海南道和平安道地区。⑥在这些壁画中，可以看到高句丽特有的乐器和音乐表演，也可以看到来自其他国家的乐器及乐器演奏组合形式。集安是高句丽的第二个都城，也是其作为都城时间最长的地方，而朝鲜平壤地区是其最后的定都之地。从考古资料来看，集安地区的高句丽墓壁画上多出现单一乐器演奏形式，反映的是该民族的特色音乐文化。平壤地区的高句丽墓壁画乐器组成比集安地区的更为丰富，出现了阮咸等中国乐器。因此，平壤地区出土的高句丽壁画更能代表其与周边国家交流、交融后的音乐文化，这个时期的高句丽国力增强，与周边国家的交流更加频繁。

1949年发掘的黄海南道安岳古墓所属年代最早，其中就有使用鼓吹的画面。据墓志铭记载可知该墓建成于公元357年，此时中国正处于晋朝时期，距高句丽东迁已有四十余年。墓中有多幅音乐壁画，李惠求指出，该壁画出现了以往高句丽古墓中未见过的乐器，并且也不是以往所见到的单一乐器演奏。⑦再加之墓主人冬寿为汉人，这暗示着安岳3号古墓中的壁画蕴含着中国与朝鲜半岛北部音乐文化交流的信息。前室的跽坐奏乐图中依稀可辨出有五人（见图1）。上部一人吹奏大角；下部四人，左数第一位乐人在击奏建鼓，第二位乐人在吹排箫，第三位模糊不清，第四位似为歌者，双手掌心相对，似乎在击掌而歌。由于下方的跽坐与上方的行走状态不一，暂认为该图为建鼓、排箫的乐器组合。

安岳3号古墓回廊的大行列图音乐信息更为丰富（见图2）。中间为一乘坐显贵的马车，马车前部有一步行乐队，后部有骑马乐队；前部乐队可分为三组，每组3人，2人抬乐器，1人演奏；下方2组乐器为鼓，上面一组为钟形乐器。关于行列图前部乐队中的两种乐器现学界主要持两种观点：安岳3号古墓的考古报告中认为图中的乐器为“担鼓”和“担钟”，全畴农先生也将这两种乐器称为“担鼓”和“担钟”⑨;李惠求先生通过对《隋书》和《高丽史》等书中相关文献的研究认为图中的鼓为“掆鼓”（同担鼓），钟为“镯”⑩。图中的鼓与中国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中墓道东壁壁画所画鼓形制相似，有学者考其为“掆鼓”，由此推测前部乐队中的鼓应为“掆鼓”。文献中有“掆鼓”与“钲”同用为鼓吹的记载，如“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掆鼓、金钲各二具”11。图中的钟类乐器为悬挂演奏，中国也出土多个可悬挂演奏的钲，如山东沂水县刘家店子的钲，柄部有穿孔，用于穿绳悬挂。因此，笔者推测前部乐队的钟类乐器应为“钲”，此图前部乐队为“掆鼓”和“钲”的乐器组合。

后部乐队有四位骑在马上的乐人。乐队下方第一位乐人马上置一鼓，鼓上饰有羽葆，乐人一手执鼓槌作击奏状。关于该鼓，李惠求先生认为是一种二重鼓，全畴农先生认为是羽葆鼓，又叫马上鼓。《中国古代乐器百图》中有一小型建鼓的记载：“小型建鼓有的无鼓座，拿在手上以槌击之。”四川成都站青杠坡鼓吹画像砖所画的鼓与该鼓相似，二者都是鼓植于马上，饰有羽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记其为建鼓，所以笔者推测下方第一位乐人所奏为饰有羽葆的小型建鼓。第二位乐人演奏乐器为排箫。第三位乐人手持一较小的单管无音孔吹奏乐器，对比《中国古代乐器百图》暂考其为“笳”。最后一位乐人右手持一小型钟形乐器，左手持槌，该钟形乐器口朝上，击奏发声。《周礼》记载的“以金铙止鼓”，郑玄注为：“铙如铃，无舌有柄，执而鸣之，以之击鼓。”这种有柄、执奏的特征与图中乐器相似，笔者推测此乐器为铙。此图后部乐队应为建鼓、排箫、笳、铙的乐器组合。所以，安岳3号古墓回廊大行列图为鼓、钲、排箫、笳、铙的乐器组合。

根据上述分析，安岳3号古墓前室壁画中出现的鼓、排箫为鼓吹乐的组合形式，回廊中鼓、钲、排箫、笳、铙乐器组合的大行列图给我们展现了朝鲜半岛贵族出行仪仗中所使用的鼓吹乐的盛况。朝鲜地区其他墓葬音乐壁画中也能见到很多鼓、角等乐器组合的鼓吹场景，如龛神琢的大角、鼓、箫的组合；平壤驿前二室墓行列图中大角、建鼓、竖笛的组合等。集安地区出土高句丽墓壁画中乐器多为单独出现的形式，乐器组合演奏形式较少，但在鼓吹乐中广泛使用的角在多座墓中都有出现。角这一乐器的大量使用，表明汉武帝所赐的鼓吹和伎人将鼓吹乐所使用的乐器及演奏技法也带到了此地。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角的制作材料容易得到，且声音高亢凌厉，更适合游牧生活，所以最先开始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使用。后随着政权中心的变动和与中国的文化交流，鼓吹乐器组合形式开始在朝鲜半岛出现，直至6—7世纪仍在朝鲜半岛流传。

通过对集安高句丽墓壁画出现的乐器分析，4—7世纪高句丽鼓吹乐所使用的乐器可能有筚篥、横笛、排箫、角等。除此之外，壁画中出现很多非朝鲜半岛的民族乐器，如唐琵琶、卧箜篌、阮咸、建鼓等，这些在中国的音乐史中多有记载，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可能性较大。

二、从隋唐多部乐中看音乐文化的交流

隋唐时期，整个朝鲜半岛北部都在高句丽的统治之下，隋唐多部乐中的音乐文化交流主要是与高句丽地区。“宋世有高丽、百济伎乐……周师灭齐，二国献其乐。”可见高句丽音乐大概在公元5世纪就已经传到中国，到了公元6世纪北周灭北齐，高句丽也在中国宫廷中献上了音乐以示庆贺。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音乐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隋唐多部乐中有直观的体现。隋文帝创立了七部伎，其中第三为高丽伎；隋炀帝时期设九部乐，后两部高丽、礼毕即为朝鲜半岛高句丽和百济的音乐；唐高祖即位后，沿袭隋朝旧制，用九部乐；唐太宗时期设十部乐，第五部为高丽伎。

1.隋唐多部乐中高丽伎所用乐器

根据《隋书》《新唐书》《大唐六典》等史料梳理，隋唐多部乐中高丽伎使用的乐器如下。

惰七部乐：弹筝、卧瑩筷、竖瑩筷、竞程、五弦、笛、笙、箫、小革巢、桃皮革巢、腰鼓、齐鼓、担鼓、贝。共14种。

惰九部乐：弹筝、卧瑩筷、竖瑩筷、竞程、五弦、笛、笙、箫、小革巢、桃皮革巢、腰鼓、齐鼓、担鼓、贝。共14种。

唐九部乐：弹筝、扫筝、凤首瑩筷、卧瑩筷、竖瑩筷、竞程、义考、笛、笙、葫芦笙、箫、小体巢、桃皮体巢、腰鼓、齐鼓、檐鼓、龟头鼓、铁板、贝、大体巢。共20种。

唐十部乐：弹筝、卧瑩筷、竖瑩筷、竞程、五弦、笙、横笛、小体巢、箫、桃皮体巢、腰鼓、齐鼓、担鼓、贝。共14种。

可见，隋七部、九部乐中高丽伎使用的乐器种类一样；唐九部乐时，在隋九部乐的基础上增加了扫筝、凤首箜篌、义觜、葫芦笙、龟头鼓、铁板、大觱篥七种乐器；唐十部乐改隋多部乐中之笛为横笛，没有再增加新的乐器。

2.隋唐多部乐高丽伎使用的特有乐器

隋唐多部乐中高丽伎所使用的乐器除“桃皮筚篥”和“义觜”為其独有的乐器，其他乐器基本与西凉伎中所使用的乐器相同。

“桃皮筚篥”比一般的筚篥粗短，一手执起吹奏，在隋唐乐舞、军乐仪仗中都有使用。据《通典》载：“东夷有卷桃皮，似筚篥也。”东夷中第三夷为高丽，目前所见的桃皮筚篥几乎都是与高句丽有关，可以推测桃皮筚篥为高句丽的特色乐器。唐懿德太子墓出土了四件骑马吹筚篥三彩陶俑，其中三人单手、一人双手执筚篥。双手执奏的筚篥与单手执奏的筚篥最后剩余的长度都差不多，由此推测单手执奏的筚篥应比双手执奏的短，对应了前文所说的桃皮筚篥的特点，唐懿德太子墓吹筚篥俑中单手执奏的很有可能为桃皮筚篥。桃皮筚篥在隋七部乐中就开始使用，融入中国的音乐文化中。

义觜笛是横笛的一种，今中国能见到的义觜笛大多在佛教图像中，文献中记载其来自西域，后经中国传至朝鲜半岛，并与当地民族音乐相互交融，最后以高丽伎的形式在中国宫廷表演。

结语

中国地处亚洲中部，秦汉-隋唐时期国家疆域广阔、繁荣强盛，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与周边国家交流密切。鼓吹乐的流传表明，至少在公元前1世纪朝鲜半岛就与中国有了音乐文化的交流。在集安高句丽墓葬壁画中频频出现的角、排箫表明，汉武帝时期赐予朝鲜半岛的鼓吹乐及伎人对此地的音乐文化已经产生了影响，并在迁都后开始被广泛使用。汉代以后，随着琵琶、阮咸等乐器传入朝鲜半岛，其音乐文化进一步丰富，音乐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秦汉时期，高丽乐并未大规模传入中国，到了南朝才有了正式的记载，后被列入隋唐多部乐中。虽然隋唐多部乐中的高丽乐已经吸收了中国及其他地区的音乐文化，与我们在高句丽墓葬壁画中所见到的高丽乐有不同之处，但其仍保留着有高句丽民族特色的舞蹈和桃皮筚篥、义觜笛等特色乐器，给中国带来了乐舞表演的新形式。在高句丽国家灭亡之后二百余年中，高丽乐在中国受到了达官贵族的喜爱，李白诗中描写的高句丽乐舞长袖宽展的舞容，史料中对杨再思模仿高丽舞蹈的记载。22，都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互动的音乐交流中，中国音乐文化给朝鲜半岛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高丽乐也成为中原音乐文化中的一员，共同促就了东亚音乐文化的蓬勃发展。

①[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乐志》，朝鲜：近泽书店1928年版，第338页：“初，晋人以七弦琴送高句丽。丽人虽知其为乐器，而不知其声音及鼓之之法。”

②[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一》，上海：中华书局据武昌刻本校刊，第1页：“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

③[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五》，四部丛刊子部，第2-3页。

④[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01页。

⑤[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四部备要本，第10页。

⑥资料来源[朝鲜]全畴农《关于高句丽古坟壁画上乐器的研究》，奚传绩译，《音乐研究》1959年第3期，第85-105页；第4期，第87-91页；赵俊杰、梁建军《朝鲜境内高句丽壁画墓的分布、形制与壁画主题》，《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第227-254页；[韩国]李惠求《朝鲜安岳第三号坟壁画中的奏乐图》（上、下），宫宏宇译，《黄钟》2004年第4期，第111-114页；2005年第1期，第136-141页；郑京日《玉桃里高句丽壁画墓研究》，延边大学2016年；王希丹：《集安高句丽墓壁画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9年版；王希丹《朝鲜境内高句丽墓音乐壁画的内容、分类及特征》，《黄钟》2020年第2期，第58-67+165-166页。

⑦[韩国]李惠求《朝鲜安岳第三号坟壁画中的奏乐图》（上），宫宏宇译，《黄钟》2004年第4期，第111页。

⑧图片来源[韩国]李惠求《朝鲜安岳第三号坟壁画中的奏乐图》（上），宫宏宇译，《黄钟》2004年第4期，第113页。

⑨[朝鲜]全畴农《关于高句丽古坟壁画上乐器的研究》，奚传绩译，《音乐研究》1959年第3期，第95页。

⑩[韩国]李惠求《朝鲜安岳第三号坟壁画中的奏乐图》（下），宫宏宇译，《黄钟》2005年第1期，第137页。

11[唐]长孙无忌、魏征等撰《隋书·卷八》，四部备要本，第6页。

12图片来源[朝鲜]全畴农《关于高句丽古坟壁画上乐器的研究》，奚传绩译，《音樂研究》1959年第3期，第99页。

13金家翔《中国古代乐器百图》，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14[两汉]周公旦撰，郑玄注《周礼·卷十二》，四部备要本，第9页。

1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十九》，乾隆四年校刊，第10页。

16[唐]魏徵《隋书·卷十五》，四部备要本，第19页。

17[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十一》，四部备要本，第7页。

18[唐]李隆基等《大唐六典·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南宋刻本1983年，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