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梓恒　李鹏程

艺术创作历来与地域关联紧密，李白入川留下千古名篇《蜀道难》，王希孟以赣地风光绘就《千里江山图》，山川湖海成为历代艺术家的灵感缪斯，孕育出一部部经典。与传统的寄情于山水之间的文人式独白不同，当代音乐家对地域性的文化特征更感兴趣，他们痴迷于将厚重的人文寓意揉进音响中，以音符述写文化的印记。正是在这种探索中，浙江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创作和研究中心推出的首发剧目——首演于2022年6月6日的跨界融合作品《越地长歌》，立足浙江，以吴越文化的发展脉络为题材，通过音画一体的舞台呈现，在音响与光影的交错之间追寻着之江大地的文化根脉。

一

创作团队并未将《越地长歌》简单地定义为民乐作品，而是跨界融合作品。确实，跨界融合，正是该作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与常规的音乐会不同，《越地长歌》的舞台呈现将民族器乐与声乐、舞蹈、戏曲、舞台、光影等元素结合，并以多媒体的视觉影像阐释音响，这些具象的手段一定程度上稀释了音响的抽象性，使内容的表达更为直接。同时，多种媒介的融合表现可充分调动观众的不同感官，加强视听联觉对审美的影响，进而加深对作品的接受与理解。

《越地长歌》的音乐通篇由作曲家王云飞谱写，包含《远舟》《良渚》《凤鸣》《剑灵》《兰亭》《西子》《青瓷》《山哈》《丝绸》《越地长歌》十首乐曲，连缀成一条浙江历史人文发展轨迹，每首乐曲都以特定的服饰、灯光、色彩、舞蹈来对其中的人文寓意做进一步注解。从整体架构看，前九首乐曲都各自突出了某一种民族音色，或是竹笛，或是古琴，或是箜篌，或是民族声乐的吟唱，而这些在前面被突出的部分，在最后一曲中都成为了合奏的一分子，颇有百川汇流，终成今日乐舞之意。

《远舟》（竹笛二重奏）引出斗转星移，亦真亦幻的全息投影中，赵琦吹奏出悠远灵动的大笛主题，舞台上浮现古文体字幕：“跳动的远古初音，敲响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序曲……”这些本应出现在节目单上的文字以  一种观众无法忽略的方式作出最强势的宣告——创作者想在这里给诸位展现文明的远古之音。而后，伴随着核心音程从八度到九度的扩张，两支笛子逐渐进入合作、竞奏，旋律时而以梆笛清脆的音色奏出，时而交予沉稳的大笛。在此过程中，演奏者身着古装，在舞台上的位置一高一低，一左一右，随音乐进行逐渐靠近，又慢慢分离，对应音乐的发展过程。我本以为，既要表现远古的文明初生，作曲家会在钟鼓齐鸣的宏大叙事中，将宇宙洪荒以开天辟地的气势铺满观众的眼睛和耳朵，却没想到是以如此一种精细、抒情的方式给了“远古”这一自带庞大气象的词语以人性化的阐释，文明正是在这一粒小小的、甜美的种子中生根发芽。

在水声、鸟叫、树叶声音的模拟中，文明的种子破土发芽，《良渚》（民乐小合奏）呈现出五千年前的文明记忆。“浙音”师生组成的民乐队隐匿于梯形乐池中，抒情的四音动机（A-C-D-E）在不同乐器声部生长，水波荡漾之间，歌唱家金瑶出现在乐队上方，以无词吟唱咏叹着悠久的文明。意象在此由静转动，自然音进行转为半音化进行，民乐队铺展出灵动的神秘色彩，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王神徽图案若隐若现。在良渚文明的面纱揭开之后，《凤鸣》（古琴与小乐队）、《剑灵》（笙、独舞与小乐队）、《兰亭》（古筝与小乐队）等曲分别以“岐山凤鸣”“越王剑”“兰亭集序”作为文化发展的标志，表现创作团队对不同时代在吴越土地上形成的文化侧面的理解。其中《剑灵》一曲更是以舞蹈与音乐充分结合，形成一段较完整的“音乐叙事”。如此形式，不禁使人联想起中国传统的最初始形态——乐与舞的结合。

与《凤鸣》等几曲的表现手法类似，随后的《西子》（女高音、昆曲吟诵与小乐队）、《青瓷》（箜篌与小乐队）、《山哈》（扬琴、畲歌与小乐队）、《丝绸》（双胡琴、群舞与小乐队）等曲也各自取一文化图腾为材。《西子》取材自西湖，以苏轼的名篇《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为词，结合女高音的歌唱与昆曲的吟诵进行表达，使该曲具有一定艺术歌曲的气质，但其中器乐的分量、多声部的写作思维仍占据重要地位，声乐与器乐相得益彰。《青瓷》取材自越窑青瓷，突出箜篌乐器的音乐表现力。《山哈》聚焦于畲族特色的表达，畲族民歌传承人身着民族服饰，在舞台上唱响畲歌，随后于海英独奏的扬琴又使这歌声以另一方式跨越民族、语言的界限。《丝绸》以杭州丝绸为题，舞蹈演员伴随音乐起舞，乐曲的主要色调也并非如丝般的柔软，而是在多元风格的融合中慢慢走向了宏大的背景，体现从丝绸到丝路、从一地到一国，甚至多国的文化传播。

在中间各曲，笙、古琴、箜篌等民族乐器与小乐队的协奏展现了各乐器的独特魅力以及强大的音乐表现力之后，作品最后以《越地长歌》（民乐合奏）点明主题，并充分展现各乐器融为一体、通力合作的效果，是为对此前各曲的总结。

二

整体而言，《越地长歌》虽不乏戏剧性的展开，但仍以抒情为主。作品编制并不庞大，而以精致、小巧取胜。在创作上，该作既有其传统的一面，明确的调性、抓耳的旋律都使其极具可听性，但同时作曲家也不回避现代技法的使用，音块、具体音乐、非常规演奏法等手法的使用，也凸显了作品的当代气质。王云飞以颇富想象力的音乐语言谱写出一幅幅引人入胜的民族音画。作为当今颇为活跃的民族管弦乐作曲家之一，王云飞近年来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时代风貌的民乐佳作，其中一些已经被多家民族乐团列入保留曲目，获得了较高的上演率。尽管已经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但他依旧在实践中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性。这种探索并未桎梏在专业语境中，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内化古今中外的音乐元素。正是这种既接地气又不俗气的音乐风格，使其作品叫好又叫座。在这部作品中，不仅可以听到王云飞对于各类音画形象表达之巧妙，还可以感受到他真正沉静下来，从以往北方式的粗犷豪放转變为南方特有的细腻婉转。

作为浙音“吴越新韵当代音乐创作与研究团队”的骨干成员，王云飞经过近年来的实地体验和主题创作，真正触及了吴越文化的根脉。所谓“越地”，广义可指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古代百越部落聚居之所，狭义则多指春秋越国的地域范围，即今日浙江一带。“越”，既是地域的名称，也是一种文化的代名词。就这样，音乐串联起几千年来的文化轨迹，从远古之声到良渚文化，再到越王剑、兰亭集序等吴越文化代表，不同时代的符号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历史自然而然成为了反哺音乐的养料。

毫无疑问，器乐演奏是这一文化旅程的主线，良渚、越王剑、青瓷、丝绸等文化标识被化作音响。汉族人民的文化象征与畲族人的传统音响在同一舞台上交汇为一体，远古的劳作之声与古代的象征、现代的音响融为一炉。贯穿始终的是浙江人民的劳动智慧与文化传承，这并无古今之别，至今仍镌刻在每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

在《越地长歌》的舞台上，民乐演奏一改正襟危坐的传统，变为真正与主题一致的民乐表演，演奏者在舞台上的主要职责不再仅仅是尽全力将音响以合适的方式二度创作出来，其本身的姿态、动作、神情也成为了舞台形象的一部分。音乐的非语义性所带来的表达困难，在舞蹈、美术等视觉元素的融合中得到补充。作曲家的创作意图，作品的意象表达，直截了当地呈现在舞台上，引导着观众的想象。多媒体技术的使用对舞台以及对整个剧场氛围的营造，进一步拉近了观众与演奏者的距离，舞台与观众席的分界线被模糊了。置身现场，观众不再是被动地观看与接受一台音乐会，而是作为旁观者跟随音乐穿越了时空，在音响构造的时空之中成为组成文化符号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光影视觉的效果是《越地长歌》演出重要的一环，每一首乐曲都有鲜明的色调，如《剑灵》的金色、《丝绸》的绿色等，光影随音乐的流动而变幻，充分地调动着欣赏者的视听觉感官。

三

这种跨界融合的民乐表演方式并不新鲜。中央民族乐团自2013年以来推出了《印象国乐》《又见国乐》《玄奘西行》等“民族器乐剧”，再如上海民族乐团自2016年打造出《海上生民乐》音乐会品牌。从票房市场反应来看，这些作品让两大民族乐团成功“出圈”，很多年轻观众愿意购票“二刷”“三刷”，这是新时代年轻人的审美诉求在民乐界的鲜明体现——从制作团队、创作人员、表演艺术家到受众群体都呈年轻化趋势。近年来，在哔哩哔哩、抖音等互联网平台上，一批年轻的民乐演奏者成为青年偶像，他们拥有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的粉丝，有时单个视频播放量甚至达到五千余万，这在传统的表演媒介中是难以想象的。由此可见，民乐在青年群体中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当然，此种新的音乐现象也      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质疑，这类舞台作品的驱动力来自职业乐团对市场的迎合，哗众取宠中使音乐降低了纯度和高度。然而要记得，正襟危坐的音乐会仪式源自19世纪德国音乐的审美方式，我们的民乐表演在20世纪之前多是与其他艺术形态共生的。至于高度，能够攀登高度复杂艺术之巅的作品毕竟是少数，其中很多是由职业乐团秉持着奉献精神呈现在舞台上，在此之余以更通俗的方式吸引大众目光，也是实现双效统一的恰当途径。

相比之下，浙江音乐学院独立打造出炉的《越地长歌》毫无哗众取宠之意。一方面，各系部师生深度合作，以艺术家的职业态度实现了创表与教学的多重收获；另一方面，聚焦浙江本土历史人文元素，坚持学院的专业高度，尤其在音乐表达方面不失探索精神。对于作曲家王云飞个人来说，《越地长歌》可以说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上乘之作。从多地巡演过程中业界内外的广泛好评来看，这部雅俗共赏之作已经获得了初步成功。

紧随《越地长歌》之后，“浙音”又在2022年推出了大型民族交响音画《宋韵·华章》，王云飞作为主要创作者，继续在这一综合艺术形式中尝试新花样，努力通过音乐打破民乐舞台上的“第四堵墙”。为了让观众自始至终沉浸在主题音画中，观众在走进《宋韵·华章》的演出之前，要先从大厅走过一条设计为宋代建筑样式的长廊，从而在音符响起之前，场景的设计就已经将觀众带往虚幻时空之中。从《越地长歌》到《宋韵·华章》，“浙音”逐渐摸索出了富有本土特色的民乐表演模式。

无疑，《越地长歌》尝试的跨界融合对于浙江历史文化的表达是成功的，缺少听觉经验的观众即便难以从音符的流动中感受到金戈铁马、丝锦成团，但一定能从视觉上辨认出剑舞和丝绸飘拂，从而将视觉的效果与音响联合起来进行想象。作曲家想在音乐中所表达的内容，都可以以文字、影像、动作等在舞台上即时为其添加一行注释。诸多元素，可以时刻指引观众走入音乐的内涵中。

归根到底，技术的发展与艺术的融合使得民乐拥有了更多的表演形式，这把双刃剑既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对团队协作和创新呈现能力提供了新的挑战。无论是创作思维、创作素材，还是表演形式，立足当代的民乐才能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本文系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课题“杭州地区音乐赏析实践中音乐可视化图像的应用研究”（2021R425004）成果]

梁梓恒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与浙江音乐学院联合培养2022级博士研究生

李鹏程博士，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

（特约编辑李诗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