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丁鸣是在东北地区乃至全国有重要影响的音乐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观，从事音乐教育、音乐创作与理论研究，评价文艺作品和指导音乐活动。他勇于探索，辛勤耕耘，为当代乐坛奉献了许多原创性学术成果。作为一位开拓者、领导者，他是辽宁一系列重大音乐活动的策划人和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学养深厚，学术观点鲜明，为推动东北乃至中国音乐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晓丹

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音乐老人，敬爱的丁鸣先生于2023 年6月21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8岁。我的心里涌动着哀痛和悲情，往事历历在目，仿佛他还在《音乐生活》编辑部直言畅谈乐坛的人和事。丁鸣先生亲历和见证了近一个世纪乐坛的发展与繁荣，他的音乐思想已成为几代人永恒的记忆，他是一代又一代作曲家与音乐家们成长的引航人，他被称为是当代乐坛的一股清流。

丁鸣先生，蓦然归去，但他所阐述的音乐学理，真知灼见，仍时时警醒着后来人……

丁鸣先生是我的音乐前辈，傅庚辰、秦咏诚、谷建芬、雷雨声、白诚仁、薛金炎、朱广庆、谷音均是他的学生。倘论门户，我与丁先生并不沾边，他不是我的授业导师，而是我所在的《音乐生活》杂志前任主编。20世纪80年代初，我有幸在他的领导下从事刊物的编辑工作。他高超的领导艺术、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使我受益匪浅。

有长者之风的丁鸣，山东莱芜人，性情秉直豁达，待人真挚热情，有谦谦君子的风范。他神清气爽，双目炯炯有光，在与人谈笑中仍夹杂着淡淡的乡音。他幽默地说：“乡音很难改，因为这是大圣人孔子、孟子的口音，或许它的文化历史积淀太厚重了。”圈内人这样评价他，丁鸣是一位有人格魅力的领导者，这种魅力体现他对音乐的洞察力，以及他在音乐、情感、理论等方面的建树。

丁鸣是一本书，也是一片瑰丽的音乐风景

丁鸣是在我国抗日战争最艰苦年代走进革命行列的音乐家。少年时代当过儿童团长。1939年，14岁的他参加了沂蒙山区的抗日救亡文艺宣传工作，在八路军的剧团里当过小演员，唱过歌，跳过舞，还在乐队做过打击乐手。小时候，两个在莱芜梆子剧团的舅舅常带他去各地演出，时间一长，耳濡目染，他学会了打击乐。每每剧团演出，他良好的节奏感、轻松活泼的演奏总能博得观众的喝彩。他年龄小，逗人喜欢，大人们在拉歌娱乐的时候总让他上台打拍子。他动作夸张又花哨，常引得台上台下一片欢笑。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在沂蒙山区做过小学教员和校长，还做过区工作队副队长和文工团秘书。丁鸣，这位1940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就像一颗种子播种在大地上，继而生根、发芽、扬花、结果，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磨炼了他的意志，增长了他的才干。

1946年是丁鸣人生命运的重要转折。由于他非常喜好音乐，组织上让他转入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音乐系读书。毕业后，他便留校任“鲁艺”文工团演员、队长。后来，“鲁艺”成立了音乐系，他又任研究员和副系主任。直到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原来的“鲁艺”改建为东北音乐专科学校，丁鸣是第一任理论作曲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这就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丁鸣的音乐履历。

丁鸣的这段革命经历，使他有机缘成为我国现代音乐史册上为数不多的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革命作曲家之一。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即开始音乐创作。50年代初，他参加创作的大合唱《胜利花开遍地红》（四个乐章），曾产生过广泛影响。他写的几部大型音乐作品：清唱剧《森林大合唱》（七个乐章）、歌剧《在边境线上》、交响组曲《钢都三月满城花》、电影音乐《祖国的东北》等，都是建国初期重要的大型音乐作品，也是他音乐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重头戏”。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是：精心选择、提取原汁原味的东北民间音乐作为贯穿全曲的基调；以优美抒情的旋律为主线，各音乐主题交织、变化，营造出新的意境；运用不同的调式，打破常规节奏，形成复合，将音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与活力，你听上几小节旋律就仿佛置身其中，情不自禁地走进作曲家匠心设计的音乐场景。搞作曲的人都知道，曲式是乐曲发展的一种逻辑，它把不同的音乐段落组成有机的整体。在曲式上，丁鸣的创作大多采用三段体，一个主题紧接着变化一次或数次，而音乐主旋律则“万变不离其宗”；在音色、速度、手法以及和声上，采取多调性、多线条，音乐在不断流动中转换进而形成高潮，然后在最后一段“再现”。这种“再现”手法的运用使音乐变得五光十色。丁鸣善于将男声合唱及男女声混声合唱作为背景音乐呐喊般地加入音乐中，虽然只唱一些长音，却别有一番滋味。手法虽不算复杂，却往往能产生十分动人的力量。他把对祖国和人民的情感融入旋律中，使人清楚地感受到他所经历的那个年代，以及他那一代人发自心灵的呐喊。丁鸣的音乐作品有民族的韵味、有内在张力，善用力度和音色的变幻，乐句与乐段之间有感人的细节处理，还有些华彩性的旋律进行，像幽兰花香令人回味，又好像天上飘浮的白云，你看它似乎有形，却总是在不断变幻着。

半个多世纪以来，心怀寥廓、坦荡真挚的丁鸣写了几百部（首）不同题材、体裁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声乐、器乐、歌剧、电影和舞蹈音乐，已结集出版《丁鸣声乐作品选》。这些作品是一片绚丽的音乐风景，壮美了祖国的乐坛，也愉悦了当代人的生活。

丁鸣是一个智者，他的智慧来自知识的广博

有人讲，丁鸣是个智者，他的智慧很大一部分源自知识的广博，这种广博充分体现在是他的音乐理论中。1956年春，组织上选派丁鸣去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深造。进修期间，他大部分时间用于攻读作曲技术和理论，同时，又如饥似渴地研修音乐美学和哲学。他深知，前者是根基，后者则是补充，修“外功”会使“内功”更扎实。三年时间下来，大上海的专业音乐让他眼界大开，学到和悟到了许多新的技艺。此时，站在人們面前的丁鸣已不仅仅是一位革命作曲家，而是一个成熟的音乐理论家。1959年，丁鸣从上海音乐学院学成返回沈阳，就任沈阳音乐学院教务长，作为劫夫的助手负责音乐学院的全面教学工作，开始了他理想的音乐人生。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丁鸣和竹风合写的《歌曲作法教程》既是一本学术著作，也是一本作曲技术理论教材。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博得了众多作曲者的青睐。它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许多作曲后来人，被音乐圈内人誉为“当代音乐史上作曲技术理论的扉页”。这本著作系统地介绍了歌曲创作的基本规律和写作方法。书中以简明扼要的语言、由浅入深的分析，对从音乐的动机到单三部曲式、各种主题发展手法、音乐的高潮与发展、衬字形象、词和曲的关系以及合唱织体到音区的运用等都做了精彩的阐述。笔者少年时，就是读了这本书而开始迷恋作曲，最终走上音乐之路的。那个年代，我们的文化教育体制照搬苏联的做法，分工越来越细，原东北“鲁艺”被分解为许多分支：音乐和文学分开了，音乐和美术分开了，音乐和戏剧分开了……音乐学院把号称“四大件”的课程：和声、复调、配器和曲式，作为作曲技术的基础引入课堂，却惟独不开旋律写作课。这种做法产生了一些弊端，如专业音乐院校作曲系的学生不会写歌曲，轻视旋律写作。当时学院派和社会上的观点是，写歌曲不必学什么技术，多写多听，自然就会了。果真如此吗？丁鸣的这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作为音乐理论家，丁鸣的文章千姿百态、不拘一格，但能给人留下充满激情和哲理的印象。我以为，好的理论文字除了要有独到的哲理性思考、文字上逻辑严密，重要的是，还应具有艺术感染力。像冰心论巴金的文章、苏叔阳写乔羽的文章、作家肖复兴的音乐笔记，都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不仅以理服人，还在情感上给人以鼓舞和激励。丁鸣的评论，不论是对吕骥、贺绿汀、安波、劫夫等音乐大家，还是对秦咏诚、雷雨声、张风、尚德义等乐坛宿将，总是充满炽热的情感。我特别要说的是他对音乐新人的提携扶持，那份火一样的挚情尤为感人。他为工人作曲家王殿槐作过歌曲点评，给农民作曲家陈培檀写过序，评论过儿童作曲家晶日的歌曲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写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大技巧，技巧是小规律。好的音乐作品都有规律。好的作曲家，只有眼睛向下，心灵向上，他才能听到源于生活的声音，获得真正的艺术追求。反之，缺乏情感的作曲家，就像失去颜料的画匠，其作品必然平淡无味。”他还为众多知名的、不知名的音乐英才写过文章。他的文章从理论高度入手，透视音乐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各方面介绍和分析当代乐坛的动态，从不同的角度——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常识的——将你带到要去的目的地。丁鸣的文章，语言和逻辑的力量直达人心，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轻松地接受他的观点。

丁鸣的与众不同还在于，他作为教授、编审、作曲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的文化身份，使他在评论不同人的音乐创作时，能“零距离”地深刻理解、感悟和点评作曲家及其作品，如《论劫夫的音乐创作之路》《论秦咏诚音乐作品的基本特征》《一位具有民族独创精神的作曲家——雷雨声》《论尚德义的花腔歌曲创作》等。他说：“好的音乐必须具备两个翅膀，一个是技巧的翅膀，一个是思想的翅膀。”他认为，好的音乐作品要有神采，要神似，在像与不像、似与不似之间，就是古人说的离形得似，可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云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花草树木写之……文字表述上，他的文章体现出一种畅晓朴实、深入浅出的格调，你看不见着意拉大的理论架式，但理论品格仍存。他像平时和你交谈一样，有时也会引经据典，述说他所知道的方方面面，在不经意间，你会按照他指引的方向钻进去，又钻出来，思路不知不觉随他而动，眼前一亮。你会说，哦！音乐创作的奥秘原本是这样的。

丁鸣是音乐界的长者，在与你心灵对话

丁鸣写出了四十多万字的音乐文集《千山乐话》。这是一部见学养、见性情的著作。此书是他心灵的写照、人生命运的交响。在这本书里，丁鸣用他独特的评析和记录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当代音乐画卷。

有评论家说，丁鸣是当代乐坛最富激情的跟踪者，同时也是深刻敏锐的发现者。他的文章，字里行间密切关注着乐坛的走向，他身体力行地站在音乐的前沿，不断梳理当代音乐的现实，在潮流中作出敏锐的判断。

丁鸣音乐文集共分五个部分，它涵盖面广、历史跨度长，关注着我国音乐事业的各个领域。难得的是，它的每个章节，文本的多重逻辑细密交织，可见思潮蜕变、个性聚散以及历史各个侧面的风景。我认为，其中最值得一读的是《全面理解和发挥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与音乐建设问题》《承认、借鉴、发展——关于流行音乐问题》。这三篇重要文章颇具文献性和启示性。他以一个思想者的参悟与认知，以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如数家珍般地评点音乐的宏观与微观现象，在自己精彩的辨析中总结出若干内在规律，与人在心灵和精神上达到一种共识。针对当年音乐界“左”的风潮，他颇有见地地提出：“音乐创作是一种高级劳动，没有思想的真正解放、精神的真正焕发，没有大无畏求索精神，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进展。”他以自己的个性与风格、理性的审美判断、实事求是的勇气，从历史的、现代的、审美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道德的、心理的角度去评价当代人及其作品，以及新的音乐现象。丁鸣的文章有自己的美学风骨。

丁鸣的思想高远旷达，是一种意境

丁鸣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奠基人和领路人之一。作为音乐教育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音乐教学和管理之中，他先后做过系主任、教务主任、院长、党委书记。可以说，学院的许多重大建设和主要业务活动都是在他的主持和参与下进行的。他在传授知识、组织教学、创建专业、指导科研以及培养人才和办学经验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成熟的教学育人的理念。丁鸣的办学之道是：学校必须进行战略选择和规划，找出自己的比较优势，利用自己的强项，使强项更强，不追求在所有领域上都领先。他在院长任期内，创办了民族声乐、音乐师范、音乐文学、音乐学、器乐工程、舞蹈等多个系科以及音乐、舞蹈两个中等专业新学科，建立了音乐研究所，创办了学报——《乐府新声》；选择高水平、有领导才能、有专业特长的人，充实到各个专业系，为广大教师提供良好宽松的工作环境，确定合理的工作量，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丁鸣深知，指导和管理一所音乐学院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选择、使用教师，教师的专业水平决定学生的质量。他召回了“文革”期间遣散的四十多名教师，并招聘了一批新教师，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健全学院管理体制和各项规章制度，修订各专业教学方案、教学大纲和教材，使学院迅速全面地走向正规化办学的新时期。他的目标是：把学院办成有自己特色的大、中、小系列化音乐学府。丁鸣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音乐水平不是仅靠培养出几个出类拔萃的大师就可以，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国家整体的音乐普及程度、音乐教育程度。他以自己的学识、见解和治学、做人之道，感染、影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学子。作曲家雷雨声回忆五十多年前丁先生对他的教导时说：“我要特别感谢丁鸣老师，是他劝我从古筝专业改学作曲专业，把我引入音乐创作前沿。如果不是导师的引导，我可能永远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作曲家秦咏诚回忆道，丁先生讲课非常认真、起劲，说话也快，他鼓励大家直抒己见、亮出观点、展开讨论。丁先生说：“学术贵在争鸣，没有争鸣就不能有所创新。”每次讲课，他都认真写出新的提纲，力求详细，以扩充知识的容量。指挥家朱广庆说：“我听过丁先生的音乐作品分析课。他讲课有时不看讲稿，一口山东话，引经据典，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他激动起来声音好洪亮，甚至有些喜形于色。同学们都佩服他的博学多识。理论家谷音说：“那时，丁先生给我们讲音乐理论课，他讲的每章、每节，以及每一个论点、每一个曲例，都有其独到之处。他让我们弄清楚什么是基本内容、精神实质，重点、难点在哪里；搞清楚不同学术观点、论点、论据及其分歧的焦点；指导我们学习要从理论上弄懂、吃透。他还告诉学生，涉足一门学问，首先必须梳理该领域的文献，达到相当的阅读量，才能有自己的正确见解。他鼓励学生多读书、活读书，从古今中外书籍中获取学术思想。”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丁鸣用汗水和心血培育了满园桃李，遍布祖国大地、大江南北，成为中国乐坛的中流砥柱。丁鸣就是这样一位学术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远见卓识、德高望重的音乐教育家。

我是这样读丁鸣的：他是一位好老师，总是在你人生、事业的关口，引导你的小船恰到好处地划向宽阔的水面。他用生命、理想和信念，耕耘出一片美丽的音乐花园。

【人物档案】

丁鸣，音乐家，祖籍山东莱芜，1925年出生于山东吕家峪村。1939年参加抗日救亡文艺宣传和文教工作，历任八路军泰山军分区进军剧社演员，沂蒙山区沂水县高庄小学教师、校长，沂水县文教科区工作队副队长。1945年任合江省文工团秘书、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文工团秘书。1946年转入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音乐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演员、队长，“鲁艺”音乐研究室研究员、助教、副主任。1953年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理论作曲系主任、教务主任。1956年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1959年任沈阳音乐学院教务长。1963年任辽宁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同时兼任《音乐生活》副主编。1972年调任辽宁省文化局创作评论室主任。1977年任辽宁省文化局副局长兼党组副书记。1979年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兼黨委书记。1981年兼任《音乐生活》主编。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四届常务理事，辽宁省文联第二、三届副主席，辽宁省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届主席，名誉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荣获中国音乐家协会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晓丹作曲家，《音乐生活》杂志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