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伯，贺薇宇

（1.石河子大学 师范学院/兵团教育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2.塔里木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阿拉尔 843300）

一、引言

产业结构升级是各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合理流动，是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过程，与劳动力、技术、投资等生产要素息息相关。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产业结构升级伴随着生产技术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对从业者的知识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专门培养劳动技术人才的教育，能提升从业者人力资本水平，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实现提供人才保障。职业教育财政支出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重要的构成部分，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能较好地反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规模和结构的合理性，也是世界各国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指标之一。[1]目前职业教育已受到我国的高度重视，2022 年，教育部、财政部陆续出台《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管理办法》《关于下达2022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预算的通知》等政策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在此背景下，明晰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显得尤为必要。

已有研究对教育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探讨，既有着眼于整个教育系统的，也有关注于教育某一阶段的。从整个教育系统来看，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口在就业人数中的占比越大，越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仅接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口在就业人数中的占比越大，对产业结构升级则具有负向影响。[2][3]分阶段来看，围绕高等教育阶段的研究居多，研究者多从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4][5]教育质量、[6]教育发展[7][8]和经费投入[9]等角度实证检验教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职业教育方面，有关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较少。苏丽锋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分析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提出了要发挥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撑作用。[10]郭书维使用2001-2010 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生产函数回归方程，实证检验了职业教育和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一、二、三产业增长的影响，还检验了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对产业的影响为正，高职教育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大于中职教育，但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不显著。[11]此外，还有研究关注于职业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配度。如麻灵发现“十三五”时期重庆市高职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不高。[12]徐旦则指出浙江省高职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契合度变高，整体结构更加优化。[13]

虽然有关教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于教育的人力资本、层次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而探究教育财政支出，尤其是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还不多。第二，在研究范围上，对某一省份进行的研究居多，涵盖全国各省的研究较少。第三，在研究选择的教育阶段上，以高等教育阶段的研究为主，对其他阶段的研究较少。且已有关于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中，缺少对中等职业教育的研究。第四，在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上，缺少使用最新年份数据的研究，随着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力度的加大，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以往的研究结论是否仍然有解释力还有待验证。鉴于此，本研究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全国31 个省市2009-2020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以期丰富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成果，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和相应的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在静态面板回归分析中，研究考察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控制了可能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后，建立了如下的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i 和t 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α、β1、β2为各变量系数，μit为随机误差项，εi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用于控制省份的固定效应。AFE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并进一步划分为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AFE-high）和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AFE-middle）。ITU 是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CV 是控制变量，已有研究通常选用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在该回归模型中，人力资本水平与职业教育财政支出相关性较强，加入方程后存在多重共线性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误，故本研究不使用人力资本水平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

研究在回归方程（1）的基础上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lnITUit-1，此时的方程改变为动态回归方程，动态面板模型的设定如下所示：

（二）变量选取

（1）核心解释变量：职业教育财政支出（AFE）、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AFE-high）、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AFE-middle）

根据教育部的划分，教育财政支出包括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其中，职业教育财政支出采用各地区职业教育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是高职高专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与中等职业学校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之和。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采用各地区高职高专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采用各地区中等职业学校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

（2）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ITU）

产业结构升级反映三次产业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机制效应，国内学者对此指标采用的计算方式不尽相同。本研究参考胡小梅[14]的做法，使用三次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来测量，具体测算方式为，q(j)×j，q(j)为第j 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n＝3，ITU 的取值范围为[1，3]。ITU 的值越接近3，意味着产业结构水平越高。

（3）控制变量：固定资产投资（IFA）、城市化水平（URBAN）、对外开放水平（OPEN）和技术创新水平（TEC）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采用各地区城镇人口数量与总人数的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采用各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技术创新水平采用各地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项专利的年授权总数来衡量。

（三）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本研究选择的样本为2009—2020 年全国范围内31 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研究使用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2010-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其中缺失值用插值法补齐，部分指标数据经过整理计算所得。研究中所有的经济变量均采用相对值定义，故不做平减处理。[15]为消除异方差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对所有指标数据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分析

（一）静态回归分析

1.模型选择

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使用Hausman 检验选择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Hausman 检验结果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模型2 和模型3 的P 值均大于0.05，原假设成立。因此，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职业教育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行回归分析。

2.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需要对各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保证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本研究使用的是短面板数据，同时使用HT、IPS、ADF 三种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若三种检验均拒绝原假设，则认为原数据不存在单位根，即面板数据平稳。检验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表3 可知，产业结构升级、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四个变量存在单位根，原数据不平稳。对所有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后，均可以拒绝原假设，一阶单整，面板数据达到平稳，可以进行后续的分析。

3.协整检验

在所有数据一阶差分达到平稳后，需要对各变量数据进行协整检验以保证其满足长期稳定的关系。本研究采用Pedroni 检验对各变量数据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

表4 协整检验结果

由表4 可知，各统计量的伴随P 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与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可以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4.回归结果分析

在面板数据平稳的基础上，本研究对职业教育财政支出、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和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三次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 所示。

表5 职业教育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回归结果（静态面板）

由表5 可知，在模型1 中，核心解释变量职业教育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职业教育财政支出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这种促进效应不明显。模型2 考察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其中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说明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即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越多，越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模型3 考察了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核心解释变量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效应具有一定的抑制效应，但不稳定。从控制变量来看，模型1、模型2、模型3 中，固定资产投资（IFA）和对外开放水平（OPEN）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反向抑制作用，对外开放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市化水平（URBAN）在模型2 中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技术创新水平（TEC）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

（二）动态回归分析

虽然在静态回归分析中，已经控制了部分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其他因素，但在其回归方程中，选取的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研究采用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对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相较于差分广义矩估计（FD-GMM），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的效率更高，所以本研究采用系统GMM 对模型进行估计。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形成动态面板模型，并根据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显著性、AR（2）检验和Hansen 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是否有效以及模型设定是否合理。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

表6 职业教育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回归结果（动态面板）

表6 中，由AR(2)检验值和Wald 检验p 值可知，各模型扰动项的二阶差分均不存在自相关且工具变量选择合理。Hansen 检验结果表明，各模型均不存在过度识别，模型整体显著性较好。与静态回归结果相比，所有核心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完全一致。由于动态回归方程控制了内生性的问题，因此该回归结果更加可靠。模型4 中，职业教育财政支出系数为正且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职业教育财政支出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模型5 中，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在1%的显著水平下呈正相关，说明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模型6 中，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在10%的显著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从控制变量来看，系数符号与静态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对以上结果分析可知，整体上职业教育财政支出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显著，而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抑制作用。原因是高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不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具有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主要学习对职业技术要求较高的专业课程；而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初级技术人才，学校通常开设的是对职业技术要求不高的专业。[16][17]也就是说，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培养的学生技能层次有区别，中职教育学生掌握的技能层次较低。且相较于高等职业教育而言，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教学效果相对较差，人才培养质量不高，难以较好地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可能的解释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而导致社会流动资金减少，从而使得产业结构转型速度放缓，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对外开放不仅能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还能通过产业聚集不断吸引外资，实现外资企业与我国本土企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产业聚集效应良性循环，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本研究中技术创新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抑制效应，可能的解释是技术创新有利于提升产业效率，而我国第三产业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影响了整个产业结构水平。[18]

四、稳健性检验

由于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测算方式较多，上述结论可能受到不同测量方式的影响。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计算方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杨晓猛的研究[19]，将产业结构升级划分为目标层、领域层和指标层，通过给每一层级赋予不同的权重来计算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具体指标和权重分配见表7。回归结果如表8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均至少在10%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上文动态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研究结论可靠。

表7 产业结构调整的指标及权重分配

表8 职业教育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升级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研究使用2009-2020 年中国31 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和系统GMM 模型对职业教育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效应。增加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可以明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抑制效应。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持续加大职业教育财政支出

与普通教育相比，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仍然不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比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20][21]首先，要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调整各级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职业教育的办学成本远高于普通教育，理应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因此要扭转职业教育经费总量偏低的局面，保证国家职业教育财政支出不低于普通教育，满足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为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在职业教育的支出结构上，尤其要向教学设施设备倾斜。职业教育强调动手实操能力，机器设备和实训耗材应是财政支出的重要项目。只有设备的更新速度及时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才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其次，建立职业教育多元投入机制。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只依靠中央政府，还要依靠地方政府、社会、企业等力量。一方面，要建立地方财政资金投入机制，结合当地经济水平和财政能力，适当提高职业教育财政拨款。另一方面，制定完善的社会捐赠优惠政策，激活捐赠主体的能动性。如果企业的参与度仍然不高，还可以通过问责的方式强制要求企业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要消除社会力量进入职业教育的隐形门槛，使民办职业学校与公办职业学校享有同样的待遇，以此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形成多元办学格局。

（二）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推动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高职院校的目标是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22]为适应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人才保障，也为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全力支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首先，要深化产教融合。为产教融合项目提供专项资金，引导学校和企业共同制定适应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计划和培养方案，搭建产教融合平台，推进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的有效衔接，实现高技能人才高质量就业。二是重点支持“双高计划”学校，加强学科建设。“双高计划”学校代表了我国职业院校中的较高水平，具有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23]财政资金应向此类学校倾斜，促进“双高计划”学校加强学科课程建设和专业建设，培养学生思维技术能力，突出应用型人才的导向，提高学校的竞争力。三是建立高等职业教育实践基地，保证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学生通过职业教育实践进一步掌握专业核心技能，适应就业的需要。四是为职业教育欠发达地区设立专项基金。我国城乡地区之间的职业教育存在较大差距，而农村职业教育能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技术能力，关系到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农民的培养与和谐社会构建的成效。[24]应适当为农村地区提供额外的补助资金，缩小城乡职业教育差距，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三）规划职业教育财政经费，提升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效能

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阻碍作用的原因可能是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性人才未能很好的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应合理规划使用职业教育财政经费，为中等职业教育赋能。首先，要根据实际及时调整财政性教育支出预算。有研究表明，中西部地区自2013 年以来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教育经费一直在下降，其原因是学生数量在不断扩大，而中职教育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的预算还相对较小。[25]其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中职教育质量。有研究表明目前全国还有多个地区的中职学校未达到《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的要求，[26]尤其是东西部地区的差距还十分明显。硬件设施关系到学生专业技术能力的提升，是保证中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基础，应将教育经费用于改善中职学校的办学条件，如实验实习设备、数字模拟教室等基础设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间接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最后，加强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双师型”教师。教师质量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因素之一，然而我国中等职业学校中存在着教师质量普遍不高、教师资源不足等问题。应提高中职教师的薪资待遇，吸引更多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加入中职教育教师队伍。同时，引进企事业单位的优秀技术人员作为职业学校的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以达到扩大教师规模，提升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