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雯，夏含月，李丹丹，李明悦

（1.石河子大学 师范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2.石河子大学 心理应用研究中心，新疆 石河子 832003；3.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

《202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近1372 万人。[1]随迁子女是指随务工父母迁移到城市或县镇同住的子女。然而大部分随迁子女进城后的生活依然不容乐观，由于他们的父母需要外出务工，且常常早出晚归，导致孩子缺乏来自亲人的陪伴，自身的兴趣爱好也无法得到良好的培育，因此他们更易失去生活方向以及自我规划，使得自身生命意义感无法得到满足。[2]Frankl 认为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感受或理解自己的生命意义的程度，现代社会充满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缺乏意义会导致无聊、焦虑、疏离，体验到存在的真空。[3]大量研究指出，生命意义感的缺失会导致青少年产生一些心理问题甚至出现极端行为，[4]同时大量证据发现，流动儿童的心理痛苦源于流入地的经历，其行为问题、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常见的。[5]而研究表明，体验到生命意义与一系列积极指标，如快乐、幸福、生活满意度、身体健康等紧密相关，生命意义感能够缓解个体的存在性忧虑以及压力事件带来的影响。[6]因此，为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本研究欲探究随迁子女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这对解决意义缺乏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促进随迁子女身心健康成长具有积极意义。

歧视知觉是指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如种族、户口身份等）而受到有区别的或不公平的对待。[7]调查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更容易受到歧视。[8]前人研究显示，歧视知觉会降低个体生命意义感。[9]但也有研究发现，歧视对个体的影响并不都是消极的。[10]因此，可能存在某些保护因素，通过某种机制对个体产生积极影响。

心理资本是个体在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导向的心理状态，包含自信、希望、韧性和乐观四个维度，各维度可开发、能有效测量。[11]有效应对的资源匹配模型指出，足够的内外资源能够帮助个体合适应对并解除压力。[12]然而经相关研究证实，歧视知觉会降低心理资本，[13]若个体此时不能应对风险，其身心健康将受到消极的影响。此外，根据前人对心理资本与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心理资本能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14]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歧视知觉通过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对生命意义感产生影响。

心理韧性指个体通过解决生活中的消极事件获得良好适应发展的过程，它可以帮助个体从困难、逆境等重大压力中恢复过来。已有研究显示，歧视知觉与心理韧性呈现显著负相关，[15]歧视知觉会造成青少年无能为力的感觉。[16]而心理韧性能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17，18]且心理韧性水平越高，越容易从逆境中探索到生命的积极意义。[19]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歧视知觉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对生命意义感产生影响。

当个体感受到压力时，心理资本[20]和心理韧性[21]都能够帮助个体缓解消极体验。目前心理资本与心理韧性的相关研究，大多都是从心理资本的各维度与心理韧性进行研究，但也有学者表示，心理资本维度之间的相关性较强，因此可以采用综合指标来测量。[22]研究显示，心理资本干预可以提高重症监护室护士心理韧性，[23]团体心理资本干预可有效提高ICU 护士心理韧性水平，[25]说明心理资本在心理韧性的构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心理资本和心理韧性在歧视知觉和生命意义感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

综上，本研究构建心理资本和心理韧性在歧视知觉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如图1）。

图1 歧视知觉、心理资本、心理韧性及生命意义感的假设框架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选取X 地中小学生为被试，在学校的组织和配合下，问卷由学校专任心理健康教师在班级群中做指导语后发放线上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977 份，通过人口学变量中的信息筛选、剔除缺失信息及不认真作答的问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567 份。其中男276人（48.7%）、女291 人（51.3%），被试平均年龄在10.78±2.34 岁。

1.2 研究工具

1.2.1 歧视知觉问卷

采用申继亮等编制的《歧视知觉问卷》，[25]问卷包含个体歧视知觉和群体歧视知觉两个维度，共6 个项目。采用5 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同意”，5 代表“完全同意”，总分越高，表明个体感知到的歧视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92。

1.2.2 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王鑫强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MLQ)中文修订版，[26]包含拥有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两个维度，共10 个项目。采用7 点计分法，1 代表“极不同意”，7 代表“极同意”。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86。

1.2.3 心理资本量表

采用宋洪锋等人修订的《心理资本量表》（PCQ-16），[27]包含自信、希望、韧性和乐观四个维度，共16 个项目。采用5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7 表示“完全同意”。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心理资本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93。

1.2.4 心理韧性量表

采用胡月琴等人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28]包含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五个维度，共27 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符”，5 代表“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心理韧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88。

1.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27.0 进行统计分析；通过Hayes 编制的Process 宏程序进行链式中介效应分析，并采用Bootstrap 法进行参数估计报告95%置信区间。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所获取数据均为自我报告，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共提取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12 个，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4.83%，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数据分析显示，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生命意义感、心理资本及心理韧性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年龄差异显著。对歧视知觉、生命意义感、心理资本及心理韧性进行描述统计和Pearson 相关分析（见表1）。结果显示，歧视知觉、生命意义感、心理资本和心理韧性的平均分分别是2.38、4.86、3.84、3.44。歧视知觉与生命意义感（r＝-0.22，p<0.001）、心理资本（r＝-0.20，p<0.001）、心理韧性（r＝-0.55，p<0.001）均呈显著负相关；生命意义感与心理资本（r＝0.49，p<0.001）、心理韧性（r＝0.53，p<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与心理韧性（r＝0.50，p<0.001）呈显著正相关。

表1 歧视知觉、生命意义感、心理资本、心理韧性的描述统计及相关（n=567）

2.3 歧视知觉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将年龄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图2），在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与生命意义感的直接路径中，95%的置信区间包含0，因此歧视知觉与生命意义感之间无显著关系（β＝0.07，t＝1.60，95%CI＝[-0.01，0.15]）；在以心理资本为中介变量的中介路径中，歧视知觉能显著负向预测心理资本（β＝-0.19，t＝-4.50，95%CI＝[-0.27，-0.10]），心理资本能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0.29，t＝7.30，95%CI＝[0.21，0.37]）；在以心理韧性为中介变量的中介路径中，歧视知觉能显著负向预测心理韧性（β＝-0.46，t＝-14.44，95%CI＝[-0.52，-0.40]），心理韧性能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0.42，t＝8.97，95%CI＝[0.32，0.51]）；在心理资本和心理韧性形成的链式中介路径中，心理资本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韧性（β＝0.40，t＝12.58，95%CI＝[0.34，0.46]）。

表2 歧视知觉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心理资本和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模型

对路径进一步检验表明（见表3），歧视知觉通过三条路径影响生命意义感。其中歧视知觉→心理资本→生命意义感路径的效应值为-0.05（95%CI＝[-0.09，-0.02]），相对中介效应为15.76%；歧视知觉→心理韧性→生命意义感路径的效应值为-0.19（95%CI＝[-0.25，-0.13]），相对中介效应值为55.98%；歧视知觉→心理资本→心理韧性→生命意义感路径中的效应值为-0.03（95%CI＝[-0.05，-0.01]，相对中介效应值为9.08%。根据上述结果可知模型成立，链式中介效应存在，即歧视知觉既可以通过心理资本和心理韧性单独影响生命意义感，还可以通过两者的链式中介影响生命意义感。

表3 歧视知觉影响生命意义感的路径及效应分解

3 讨论

3.1 歧视知觉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与生命意义感呈现显著负相关，且前者能够负向预测后者。[29]大量研究表明，城市流动儿童大多处在一种不利的环境之中，歧视知觉偏高，而信任知觉偏低，[30]相较对于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产生的制约，歧视知觉更能增加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如孤独感、焦虑、抑郁等，高歧视知觉的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危险系数更高。[31]生命意义感是一种经由主观判断产生的认知性情感，缺乏意义与一系列消极指标，如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酒精和毒品滥用等联系在一起。[32]有研究者将个体进行生命意义感判断所依据的信息分为近端来源（积极情绪、环境中的规范、可得信息）和远端来源（宗教信仰、世俗信念系统），歧视知觉属于远端来源中的世俗信念系统，当远端来源不能够提供高意义感信息时，个体需要动用更多的认知资源，认知流畅性低，费时多。[33]有研究表明，歧视知觉会增加流动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例如孤独、社交焦虑以及抑郁等。[34]对于随迁子女来说，问题行为的不断累加，会导致个体失去对生活的希望与目标，以消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事物，难以感知自身所拥有的积极力量，最终导致生命意义感的缺失。本研究结论与以往歧视知觉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这提示整个社会应协同运作，为随迁子女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生态环境，减少对随迁子女的歧视，提升其生活质量。

3.2 心理资本与心理韧性在歧视知觉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在以心理资本与心理韧性为中介变量的简单中介效应中，歧视知觉对生命意义感有显著负向影响，心理资本和心理韧性显著正向影响生命意义感，心理资本和心理韧性分别在歧视知觉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1、2。Kumpfer 在压力应对过程的模型中也提示，在压力应对过程中，拥有越多的保护因素，就越有可能呈现积极的结果。[35]因此，当心理资源不足时，个体将难以积极应对风险。已有研究多将流动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将研究重点聚焦在消极心理问题的解决层面，传统的心理健康观念中，疾病与幸福感是两个相关但截然不同的层面，而心理健康研究的新范式——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The Dual-Factor Model of Mental Health，DFM）认为，心理健康的状态不再仅仅是没有心理疾病，也不仅仅是具有高水平的幸福感，而是积极与消极元素的复杂混合物，[36]这种“阴阳平衡”的理念在本研究中有所体现，即个体体验到的被歧视感被自信、希望、乐观、坚韧等积极心理品质削弱时，生命意义感随之增加，达成积极心理学中倡导的发展和实现人的积极心理力量（完全心理状态）目标。这表明帮助孩子培养积极心理品质的重要性，挖掘随迁子女积极品质，帮助他们积累潜能，有利于助其独立应对风险、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3.3 心理资本和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心理资本和心理韧性在歧视知觉与生命意义感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即歧视知觉通过影响心理资本进而影响心理韧性，最终对生命意义感产生影响，验证了假设3。研究结果符合心理韧性因素-过程整合模型，[37]心理资本作为保护因素，首先对心理韧性这个中介因素起作用，然后通过心理韧性，对发展结果即生命意义感起到积极作用，而歧视知觉作为危险因素，受到了中介因素的阻滞作用，最终使个体获得生命意义感。此外，意义的管理理论认为，意义管理的主要内容是自我感受、期望、知觉、思想、内心的呐喊和对秘密的渴望等内心世界；通过管理来发现快乐的源泉和人生的希望，从而获得一种意义感和满足感，用来应对人生的挫折、不幸和死亡。心理资本作为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当积极的心理资本发挥作用，会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表现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从而进一步影响心理韧性朝着积极的方向运作，最终促进生命意义感的形成。依据有效资源匹配模型，若青少年拥有足够的心理资本，那么他们的内外保护因子会被积极调动，心理韧性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在困境中更易以积极的情绪情感进行自我恢复。[38]Tugade 等人的实验也证明，心理韧性水平的高低会影响生命意义感，高心理韧性的青少年容易发现困境中的积极意义，从而促进生命意义感的提升。[39]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些研究结果与理论观点，同时具有较强的的现实意义，为帮助随迁子女建立积极生命意义感，家庭、学校和社区可以从心理资本、心理韧性方面协同合作，提高随迁子女的生命意义感。

3.4 研究局限

本研究探讨了歧视知觉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机制，同时探讨了心理资本和心理韧性在歧视知觉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明晰了变量之间的内在机制。既丰富了歧视知觉的领域研究，也为促进随迁子女生命意义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数据支持。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有待进一步完善：（1）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受限于样本，因此研究结果不能推广至所有随迁子女群体；（2）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未对被试群体进行跟踪研究，因此难以得出歧视知觉与生命意义感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