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骑 顾钧仪

（1.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2.同济大学语言规划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092）

0. 引言

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作为现代化强国的指标之一，承担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语言重任（李宇明2022a：1）。2020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残联联合下发了《关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意见》，强调信息无障碍是保障民生的重要内容，要求重点关注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信息无障碍白皮书》指出，信息无障碍应包括信息服务、信息技术两方面，即任何人（尤其老年群体、残障人士）都能平等、方便、安全地获取、交互、使用信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2）。信息无障碍问题也在国内应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主要聚焦于突发状况时应急语言服务为主的信息无障碍问题（李宇明2022b；李宇明等2020；李宇明，饶高琦2020；滕延江2020；沈骑，康铭浩2020）。2022年4月28日，由29 家高校、企业、协会组织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在京成立，针对各类事件中急需应对的语言障碍，提供多语语言服务。

语言文字是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撑，信息服务无障碍和信息沟通无障碍合称为“信息无障碍”（李宇明2022a：1）。如何与弱势或特殊群体进行有效的沟通，提供信息无障碍的语言服务，是当前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国外研究表明，在识字、语言、文化或者健康方面存在障碍的特殊人群和弱势群体在遭遇突发状况时更易受到伤害，需要无障碍且可理解的沟通和交流（Neuhauser et al. 2013），如听障人士、老年群体、移民（Park 2020；Messias ＆ Lacy 2007；Wood ＆ Weisman 2003；Davis 2005）。为解决信息获取障碍这一难题，部分研究从信息材料的可读性评估入手（Covello 2003；Friedman et al. 2008；James et al. 2007），其中包括专门提供给聋哑人和老年人信息材料的评估性研究（Neuhauser et al. 2013），还有部分研究关注信息传播路径，社区组织被认为是与特殊人群沟通中极为重要的一环（Flint ＆ Stevenson 2010；Phillips ＆ Morrow 2007）。2020年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Multilingua 上集中探讨了危机时期由语言多样性带来多语沟通危机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该专刊特别关注了少数民族学生、外籍人士、外国留学生等特殊群体的信息无障碍获取和多语需求问题（Piller et al. 2020）。近两年来，也有研究关注听障人群（郑璇2021）和少数民族群体（石琳2021；谭玉婷2020）信息获取障碍和语言服务需求问题，但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其他特殊人群的语言需求问题却鲜有涉及。

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91 亿，其中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已达到1.18 亿，我国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国家统计局202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在2021年11月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有效应对老龄化问题不仅事关国家发展全局，还事关亿万百姓福祉和社会和谐稳定。沈骑和顾钧仪（2023）就导致数字失能的老年语言问题，提出了老年友好语言服务的内容框架及实现路径。此外，郭亚东和沈骑（2022）关注到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中的语言规划问题，认为面向老年友好型社会的语言规划是践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举措。其中，信息无障碍是服务于老年友好社会的重要保障，老年友好语言规划的探讨有待深入和细化。面对未来老龄化社会可能遭遇到的信息障碍和语言需求问题，应当未雨绸缪。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语言规划经典理论，依托国家战略政策（沈骑，康铭浩2022）讨论我国老龄化社会的信息无障碍问题，构建老年友好语言规划的分析框架，以期为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的老年友好语言规划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

1. 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的语言问题

语言规划研究已经逐步从以语言本体规划为主的经典范式，经历了权利范式的转型，进入到面向语言多样性现实问题的资源范式（Ruiz 1984，2010）。随着语言规划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学界分析和总结Multilingua 语言规划中国专刊的案例与实证研究，提出了面向信息无障碍社会语言规划的三类范式，即语言作为挑战、语言作为权利和语言作为资源的规划范式（Shen 2020：626-627）。据此，本文将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信息无障碍问题分析如下：

1.1 语言作为挑战的老年信息无障碍问题

在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的语言挑战主要体现在由语言多样性带来的沟通障碍和语言服务缺乏适老性这两方面。在老年友好语言规划中应思考解决多语交流障碍这一沟通难题，并尽快建立适老型沟通方式，这是实现信息无障碍的最重要前提。

一方面是多语交流障碍问题。语言多样性为公共信息传播和各类语言服务带来挑战。多语挑战不仅体现在多语种交流障碍，也体现在多民族语言、多方言不通的交流障碍。这在国际上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日本作为标准语普及率较高的国家，仍存在医疗人员与老年群体因方言不通而导致的交流障碍（包联群2020）。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普通话推广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有不少农村、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普通话交流能力不佳，其中老年人是主要群体（人民网2014）。2010年玉树地震救援工作开展的主要困境之一就是少数民族语言不通造成的沟通障碍（李宇明，饶高琦2020），其中老年少数民族的通用语能力普遍低下，多语服务在支撑紧急救援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同样的救援障碍在2020年上海第一支援鄂医疗队驰援武汉时再次显现。因多种方言造成的语言差异，加大了援鄂医护团队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沟通障碍（李宇明等2020）。在方言混杂程度较高的地区，老年群体语言使用状况则更为复杂（孙杨，何山华2023）。因多语带来的语言交流障碍给老年群体在突发事件中可能会带来更高风险，因此提升老年群体普通话能力，建立并完善涵盖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地方方言在内的多语言服务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是语言服务缺乏适老性考虑。目前，我国对重要信息发布渠道、信息呈现方式、信息文本可读性等方面的适老性考虑尚有欠缺，老年群体的“信息鸿沟”问题已成为社会共识。首先，以突发状况时政府信息发布为例，目前主要通过大众媒体、书面通知、群众口头交流来获取。但老年群体接受大众媒体信息渠道匮乏，社会参与度较低，致使老年人获取及时准确信息及通知途径有限，使老年群体面临更高风险。其次，由于政府信息发布、网络化信息管理、获取语言服务的途径等主要依赖于电子设备的使用。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因适老型科技产品的缺失也让“数字失能”老人无所适从（沈骑，顾钧仪2023）。再次，信息呈现方式的适老性缺乏考虑，关于字号选择、排版布局等细节还需考量。爱尔兰为保障老年人语言权利，在《重大紧急事件的准备指南》中明确提及灾害信息的发布宜采用大号字体进行印刷（张天伟2020）。在对21 个国家政府官方网站易访问性评估中，专家们建议改善网站颜色、字体大小、按钮方式等以便于社会弱势群体无障碍获取信息（Ara ＆ Sik-Linyi 2022）。此外，大部分政府信息说明书写水平远超过老年群体的阅读水平和知识储备。当人们认识到紧急状况风险沟通中的内容和信息可能会给读者带来额外的读写负担后，美国一些网站已经可以为特定年龄组（如老年人）提供指定的材料来帮助他们更好地获取信息（Doak et al. 1996）。Neuhauser et. al.（2013）针对社区组织、网站等向老年人、聋哑人等弱势群体提供的打印版信息材料的可用性和可读性进行测评，发现该群体的卫生健康素养能力和识字水平与他们获得的专属信息材料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目前，我国在信息发布中还没有简明且易接受的老年友好版本，对于国家所发布材料的可读性研究也处于空白阶段，亟待关注和解决。

1.2 语言作为权利的老年信息无障碍问题

语言作为权利，即将语言看作是一项基本权利。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的权利取向主要涉及对语言弱势群体提供语言支持和保护。

一方面，信息无障碍语言政策与立法保障是语言权利的根本保障机制。政府是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最重要的支撑，也是老年友好语言政策的规划者和制定者，政策作为依据和导向，代表着其治理理念和根本态度。针对老龄化社会的老年友好语言政策与立法，是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欧盟已通过《欧洲无障碍法案》（European Accessibility Act），以保障残障群体、阶段性功能障碍人士等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目前我国的语言政策主要关注的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王向豫2014），“信息无障碍”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但相关政策还鲜有涉及，针对老年等弱势群体的语言权利问题急需明确的政策和立法保障。

另一方面，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的老年语言声誉事关权利与社会正义。“在公共生活活动中使用其语言”并“不受基于语言的歧视”是语言权利取向的一种体现。老年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偏见形式，被认为是继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之后的第三大歧视（江荷，蒋京川2017）。近年来，网络媒体中涉及老龄群体的负面报道逐渐增多，使受众形成预设的消极认知形象（郭亚东，沈骑2022），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的态度由尊老爱老变成了“避之不及”，老年群体在社会中更加被边缘化。老年语言形象也常与群体的其他问题联系起来，比如语言障碍、语言缺陷、低教育程度、社会流动性低等。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群体受到认知老化、官能衰退等内在因素和社会歧视等外在因素的双重影响，已损害到老年人参与正常社会生活，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沈骑，李晓阳2023）。消除老年歧视，提供语言抚慰，恢复老年话语声誉，建立积极正面的群体形象，是保障老年群体语言权利的当务之急。

1.3 语言作为资源的老年信息无障碍问题

语言资源取向不仅强调语言在沟通中的工具性价值，也提供审视语言多样性作为属于语言使用者，乃至全社会的一种资源的新视角。以资源为导向的语言规划路径需要帮助人们建立对待方言及方言族群积极正面的态度，应用在老年信息无障碍问题中体现在语言能力培养和多语使用两方面。

一是语言能力培养长效机制的建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建设我国信息无障碍语言之路的关键之一（李宇明2022a：1）。面向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需求，日本推广简明日语的实践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日本一桥大学庵功雄教授的科研团队致力于推动日本“应急语言”建设向“简易语言”建设的转变，受众人群不仅包括外国人，也包括一部分低高龄人群及本地其他弱势群体（张天伟2020）。根据1995年阪神大地震发生后对获救灾民的数据统计，由受灾者、家人“自救”及邻里与团体“共救”的获救人数占总数的80%（陈林俊2020）。日本的这一做法是体现语言资源长效机制建设的理念、构建老年信息无障碍社会的典型范例之一。由此可见，日常公民语言能力的培养对于抵御突发事件带来的危害也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此外，近期宁夏女子通过网络直播教10 万成人识字的新闻在网络上迅速引发热议，先后被央视网等多家主流媒体转载，新闻中采访的两位网络直播观众均为五十岁以上中老年学习者。此事件背后暗含着老年人群对通用文字的习得需求及社会各界对老年语言教育的关注和支持。当前，我国对于老年群体语言能力的关注多集中于语言障碍、语言康复、外语学习等，老年群体习得通用语言的需求没有得到应有重视，老年人通用语言能力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资源尚被忽视。

二是充分发挥多语的资源价值。我国尚缺乏对少数民族语言、地方方言作为语言资源的语言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认知。注重资源型导向的“语言规划”理应帮助人们消除对语言少数群体的刻板印象和消极态度，在合理的权限内给予除普通话以外的其他语言一定的使用权。近年来，上海、苏州、广州、深圳、厦门等地纷纷在城市公交个别线路或不同时段增设了方言报站，市民反馈认为方言报站“方便本地老人知晓站名”“契合他们的生活习惯”（笪越2023）。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方言资源在更多地区、更多途径中亟待被更有效利用，以保障普通话能力缺失的老年人群的语言需求和语言权利。

综上所述，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于老年语言规划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以语言挑战为价值取向的语言规划，仅能解决表面层次的多语言交流障碍问题，起到暂时的缓解性作用。语言权利取向则强调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政策体系和应对机制对老年群体的保障，体现对老年弱势群体更深层次的人性化关怀和政策支持，但需要包括国家和政府主导下的各地区、社会、各类机构进行多方合作，协力为老年群体的语言权利提供保障。语言资源取向主要体现对于老年语言资源、多语言资源的认可和利用，不仅能够鼓励老年人建立自尊和自信，进行积极正面的身份重构，与我国提出的积极老龄化战略相契合，同时也能更深层次挖掘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等多语言资源的内在价值。因此，以资源为导向的语言规划在我国社会语言学语境中值得更多关注和推广。老龄化社会信息无障碍问题的讨论，对于构建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的老年友好语言规划研究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2. 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的老年友好语言规划的分析框架

李宇明（2008）认为，开展一个新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首先要明确和掌握这一领域语言生活和语言使用基本状况，其次要确定该领域存在的语言问题及需要制定的语言政策，最后要研究提升该领域语言能力和素质的措施和标准等问题。老年友好语言规划是当前中国语言规划研究亟待拓展的新兴领域，针对老年人这一特殊但数量巨大的人群开展语言规划需要系统全面的研究框架。

基于上文中我国老龄化社会现存的三大类语言问题，需要系统开展老年友好语言规划。首先，语言作为挑战的信息无障碍问题给老年群体在突发事件中可能会带来更高风险，需要通过语言习得规划帮助提升老年群体普通话能力；同时需要发挥语言地位规划、话语规划及语言技术规划的协同作用，建立并完善多语言适老服务体系。其次，针对老年等弱势群体的语言权利问题需通过语言本体规划出台明确政策、进行立法保障，并对老年语言声誉进行详细规划。最后，语言作为资源的信息无障碍问题中，老年语言能力培养不仅需要国家及政府层面对通用语言进行本体规划，还需要家庭和老年群体对个人通用语言习得进行规划；多语资源价值的利用则需语言地位规划、话语规划、语言技术规划等多维度共同作用以发挥效用。

因此，根据上述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理论，本文尝试以语言规划的六个内容维度（语言本体规划、语言地位规划、语言习得规划、语言声誉规划、语言话语规划、语言技术规划）为基础，结合五类规划主体（国家、地区、机构、社区、家庭/个人），初步构建出老年友好语言规划的分析框架（见表1）。

表1：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老年友好语言规划的分析框架

2.1 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的老年友好语言规划的类型

2.1.1 语言本体规划

语言本体规划主要关注的是对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规范化、标准化改造，目的在于改善和增强语言文字的社会功能，便于使用。如日本的“简易日语”，具有词句简单、表达形式简洁等特点（张天伟2020）。美国由法律认可的“平易英语”（Plain English），通过弱化语言规则以减少沟通障碍。我国也有学者尝试提出“生存普通话”这一概念，但尚不成熟（司罗红，王晖2020）。

2.1.2 语言地位规划

语言地位规划主要讨论社会如何为特定语言分配其功能、角色和用途（Lo Bianco 2010），其实质是对语言使用的场所做出规定或规划。我国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的语言地位规划主要涉及普通话、民族语言、方言的多语言功能规划，建立以语言资源观为导向的适老型语言服务规划，发展以普通话为主、民族语言和方言为辅的多语言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并利用多语言资源价值，以帮助解决各类语言沟通障碍、普通话能力缺失的老年人群在信息获取等方面面临的语言困境。

2.1.3 语言习得规划

语言习得规划侧重关注通过语言教学或其他教育活动以增加语言使用者或推广语言的使用，Cooper（1989）认为语言教育是语言规划中的重要目标，也是在语言交流和使用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没有发生危机公共事件的平常时期，正是建立和培养老年语言能力的关键时期。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平常时期特殊人群语言能力的建设已趋于完善，我国老年语言能力提升难题亟待解决，任重道远。当务之急是建立社会及群众对于老年群体通用语言能力提升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正确认知，并加大教育资源用于老年语言教育的投入。

2.1.4 语言声誉规划

语言声誉规划对语言符码建立在美学和智力层面上的规划，其本质是对语言形象的规划（Lo Bianco 2010）。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变发展，即使是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大部分仍处于身体健康、心智健全的人生阶段，累积了“一甲子”的人生阅历和经验，如同智慧富源。应消除老年语言污名化和歧视化，从建立老年群体积极智慧的语言形象出发，帮助老年群体建立语言沟通自信，使得他们主观上更加积极地融入并参与社会生活，在共享社会文明成果的同时，也能让老年群体的人生智慧、经验贡献给社会，实现互惠双赢。

2.1.5 老年话语规划

话语规划关注语言表征和内容，常以劝教类方式将意识形态通过话语构建。这一规划对于老年群体本身主要表现为提高其话语能力、提升其自我形象。话语能力是语言能力更高阶的表现，除语言表达外，更关注于话语内容的有效性。话语规划对于其他主体，则更加强调各类语言服务中话语使用和语言产品的话语表述是否坚持适老性原则。

2.1.6 语言技术规划

语言技术规划是对语言技术的学习、运用、研究等一系列活动的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信息无障碍建设，帮助老年人、残疾人等共享数字生活”。语言技术规划的适老性在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能够保障老年群体对于重要语言信息的无障碍获取，二是语言技术在与各类生活场景的有机结合中始终遵循老年友好原则。印尼自2018年引入并应用声纹识别技术，用于国家级养老金社保的领取，通过智能声纹识别技术可以让退休老人足不出户通过语言远程完成身份认证和生存验证，诸如此类的老年友好语言技术亟待进一步创新、开发及应用。

2.2 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老年友好语言规划的对象

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政策通常将政府作为规划主体，“政策”“规划”一般与政府政策、法律或者上级国家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紧密联系。然而，语言政策与规划实则存在于许多不同层面或级别，不仅是权威机构正式颁布的法规（Kaplan ＆ Baldauf 1997），也是需要多层面、多方参与的规划活动（Ricento ＆ Hornberger 1996）。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从宏观到微观的语言规划对象可以被划分为以下五个层次。

2.2.1 国家规划

国家政府作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权威主体，对制定老年友好语言法律法规和服务规范标准起着主导性作用。我国政府部门当务之急是建立完善的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预案和法律保障体系，明确老年群体的关键性和特殊性，为各级政府、机构、团体研发制定老年友好语言服务标准。国家语委可发挥组织牵头作用，带领研发一套成熟的简明汉语机制以解决因多语问题带来的交流障碍问题，同时重点开展针对老年群体的推普工作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服务，以方便沟通交流；其次应考虑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等语言资源的有效利用，建立多语规划机制，为普通话能力较弱的老年群体提供多语语言服务保障。从长远角度考虑，国家还应重视构建老年友好话语体系和老年话语形象，帮助建立老年适居友好社会环境。此外，国家政府对不良舆论、虚假信息及谣言的语情监管，对于老年群体形象构建、老年语言声誉、老年群体信息获取都能起到重要作用。国家应积极调配可用语言信息技术资源，在研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时，考虑老年友好技术的创新和融入。

2.2.2 地区规划

“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划也需要各地区、各城市政府部门的支持和推动，这一进程跨越多个环境，涉及多个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活动层面。各地区语委应开展更为详尽的老年语言水平的人口统计学调查，分地区调研该地老年群体的普通话水平、民族语言及方言分布、感官障碍老人分布，以及该地区配备的专业救援人员、语言服务人员的各项语言能力。作为“上传下导”的中层组织，理应肩负起对于该地区基层单位语言服务现状的监管工作。地区同时也是中观语言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拥有一定自主权，可以根据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给予少数民族语言、地方方言一定的使用权，帮助满足老年群体的语言需求。各方言区、少数民族地区，尚需根据自身语言状况，关注老年群体多语言能力的习得教育，贯彻落实推普工作的开展，辅以应急、健康等常识性知识的推广。帮助构建老年友好话语体系，注意使用老年友好话语进行信息传播，对各类信息进行严格管控，防止虚假信息误导或干扰老年群体。最后，地方政府应鼓励发展老年友好技术产业，对该地区语言技术研发企业或单位提供地方性政策支持。

2.2.3 机构规划

包括各类科研机构、各类高校、医疗康复系统、老年社会大学、新闻媒体单位、语言信息服务相关企业等，应为老年友好语言服务提供智力资源、数据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等方面的资源储备和支持。科研机构应发挥自身的专业素养，配合国家语委抓紧研制属于我国的简明语言形式，建立明确的形式规范和使用规范，并实施推广。各地区的高校应积极调动科研力量，帮助开展老年群体语言需求的调查，在不同地区、不同层面调查各类事件中老年群体所遭遇的语言障碍和语言需求。同时注重培养具有应急状况处理能力的各类复合型人才，做好语言服务人才储备工作。老年大学等社会开放式学校理应肩负起对国家通用语、应急知识、健康知识等基础宣传和培训工作。据各国以往的突发事件状况来看，政府的专业救援团队很难在第一时间为所有的受灾群众提供全方位的语言服务，因此通过语言能力习得增强老年群体自身的语言能力和应急知识储备，才是真正从源头帮助解决老年群体沟通障碍、抵御风险的最优解。医疗康复系统主要承担着帮助语言功能减退或缺失的老年群体进行语言复健的工作。新闻媒体则需要充分发挥信息传播的重要宣传作用，同时引导大众群体树立积极正确的老年语言价值观念。语言信息服务企业应专注于适老型语言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包括但不限于适老型通讯设备、老年友好信息软件、防灾标语/警示牌等。各类机构同时也应加强自身多语服务能力建设，各类话语使用和服务应具有适老性，各司其职，切实向社会大众传递老年友好语言价值观。

2.2.4 社区规划

平常时期注重老年友好语言规范培训，建设良好的适老型语言沟通能力，例如：根据社区居民语言状况，使用多语言通知，内容编辑使用老年友好话语等。同时注重老年友好价值观宣传，营造老年宜居型社区环境。社区作为基层政府单位，相较于其他机构单位，更易获得老年群体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应肩负起各类信息技术的宣传与推广工作，帮助老年群体克服“科技恐惧”，为其融入现代化信息生活助力。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人们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会受限，所在社区变成重要的活动区域，因此社区的应急能力建设尤为重要。社区应具备应急能力，可以在第一时间开展合理、有序的应急响应工作，并能根据前期对于社区居民状况的统计，精准给予老年弱势群体必要的语言服务和语言抚慰。社区作为语言服务一线的基层单位，在日常生活中和突发事件时都可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

2.2.5 家庭/个人规划

家庭或个人是老年友好语言规划中最基本的单位，对于普通老年群体而言，平时注重规范自我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的提升；建立多语使用观念，可以根据不同场合和交谈对象选择更为恰当的沟通语言；逐步恢复语言自信，维护自己的语言权利，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文明发展成果。通过老年大学、社会开放性大学、各类知识讲座、新闻媒体、社区活动等渠道，增加健康知识及常识的储备，增强自身健康素养；学习使用各类技术产品，克服内心恐惧，积极融入现代化科技生活。同时注重提升自身分辨能力，警惕虚假新闻、信息、宣传等。

3. 结语

老年友好语言规划是当前我国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亟待深入开展的新任务和新挑战，事关亿万老年群体的民生福祉，也是健康中国的语言保障工程。目前国内适老型语言服务意识尚有待提升，老年友好型社会的信息无障碍建设涉及多学科、多部门，需要各对象层次的协同配合。本文通过讨论我国老龄化社会的信息无障碍问题，从对象层次和语言规划领域尝试构建老年友好语言规划的研究框架，并针对不同规划主体提出规划目标和建议，希冀有助于推进我国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老年友好语言规划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