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寅 李 欣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1)[法]米歇尔·福柯、[美]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皇权所在的首都圈(2)本文所说的首都圈,主要指首都所关联的皇权能够吸引政治家族定居的空间范围。所谓政治家族,指具有政治身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以寻求政治发展和政治利益的家族。尤其如此。在中国古代,政治权力主要集中在首都圈,无论是朝廷,还是政治家族,都试图在空间上大做文章,将空间异化为权力运作的场所和工具。在中国历代主流王朝中,北宋的首都空间非常具有独特性。传统首都空间一般以地势险要为重要考虑因素,“著者莫如关中,次洛阳”,但北宋首都开封却位于广袤的平原之中,“无山河为险”(3)晁说之:《景迂生集》卷3《负薪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页。,“在四战之地”(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丑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52页。,“本非可都之地”。(5)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94《新旧五代史二·梁有两都》,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868页。对于北宋首都空间的独特性及其影响,学术界关注颇多,但基本上都是从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漕运)的角度展开(6)代表性成果有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马强:《论北宋定都汴京》,《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陈峰:《从定都开封说北宋国防政策的演变及其失败》,《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日]久保田和男著、郭万平译:《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而对于空间中的政治家族活动却少有涉及。基于首都的政治特性,首都及其周边地带必然是政治家族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首都圈的空间格局必然会对政治家族活动的展开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本文试图将北宋首都圈的空间格局与政治家族的活动联系起来,以探索特殊空间中的权力关系。

一、北宋首都圈的空间格局

宋朝“田制不立”(7)《宋史》卷174《食货上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06页。,政治人物常常是官僚与地主两位一体。与政治家的活动主要集中于首都不同,基于家族产业扩张的需要,政治家族的活动常常会溢出首都,漫延于首都周边地带。因此,本文所说的“首都圈”,除了首都开封府外,理论上还包括与开封府毗邻的京西北路、河北路、京东西路。北宋设立有特别政治地位的四京府,三路一府,各得其一,即: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京西北路)、北京大名府(河北路)、南京应天府(京东西路)。

首都开封府自然是中心舞台。“四方之士会于京师”(8)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11《上文丞相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凡诸门阀之士,惟处京都为便”(9)张方平著、郑涵点校:《张方平集》卷25《论诸恩例除省府官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穹显者又多寄居龙所(京师)”。(10)张洞玄:《玉髓真经》卷10《离乡假官》,《续修四库全书》第10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17页。政治家族源源不断汇聚至京师,必然导致开封府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太平岁久,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11)翁彦国:《上徽宗乞今后非有大勋业者不赐第》,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0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1页。,“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12)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16《李氏园亭记》,《宋集珍本丛刊》第1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638页。为缓解开封府土地资源紧张状态,朝廷不得不下诏:“近臣除居第外,毋得于京师广置物业。”(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7,天圣七年闰二月辛卯条,第2498页。正因为如此,很多高级官员难以在京师置办产业,“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14)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35《辞避赐第札子》,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053页。,“多不及建里第,而僦居民间,至距城数里之外”。(15)陈绎:《新修东府记》,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81,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65页。

三路之中,河北路最为尴尬。河北路位于开封府北面,隔黄河相望。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黄河本就是天堑,加之朝廷“禁黄河私渡”(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开宝五年二月戊子条,第280页。,河北路对于黄河以南官员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到北宋中期,黄河改道北流,河北路的情况更加糟糕,“泛滥渟滀,漫无涯涘”(17)《宋史》卷92《河渠二》,第2289页。,让大半个河北路长年陷入洪灾威胁之中。这种局面不仅让非河北籍官员望而生畏,即使是河北籍官员亦多避而远之。如门下侍郎李清臣,“世为魏(大名府)人”,“以河患徙家洛师(洛阳)”。(18)晁补之:《鸡肋集》卷62《资政殿大学士李公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8册,第924页。

黄河北流,京东路看似占尽便宜,但却不得不背上沉重的流民包袱。黄河“岁岁决溢,朔方(河北)诸郡,冲溃不常”(19)吕陶:《净德集》卷20《究治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4页。,“其流民尽来京东界内”。(20)富弼:《上神宗叙述前后辞免恩命以辩谗谤》,《宋朝诸臣奏议》卷75,第817页。河北流民长期、持续涌入,让京东路(尤其是京东西路)在北宋中期以后成为最著名的“盗区”,朝廷不得不实施区域特别法案——“盗贼地分重法”。(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9,熙宁四年正月丁未条,第5326—5327页。

从社会安全的角度来说,北宋前期,京东西路对于政治家族尚有一定的吸引力,如张詠家族自相州(属河北路)徙濮州(22)《安阳集编年笺注》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第1560页。、孙奭家族自博州(属河北路)徙郓州。(23)宋祁:《景文集》卷16《孙仆射行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9页。但北宋中期以后,糟糕的治安状况让京东西路逐渐失去了吸引力,政治家族徙居此者少之又少。

即使在治安状况良好之时,京东西路对于政治家族的吸引力亦远不如京西北路,其中的关键在于墓葬环境。古代上层社会对于墓葬环境非常讲究,不仅要求土层深厚,而且希望有山有水,即“葬之藏骸,当藏于暖密完固之处,复藉山环水拱,则墓永安”。(24)郑思肖:《郑所南先生文集·答吴山人问远游观地理书》,陈福康校点:《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8页。“土地之深,下不及泉,上毋通臭”(25)徐乾学:《读礼通考》卷87《葬考六·通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册,第99—100页。,如果土层浅薄,深埋会“及泉”,浅埋则“通臭”。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开封府和京东西路大部分地区为广袤的大平原,土层浅薄,水系、山脉稀少,明显不适合墓葬。相对而言,京西北路的墓葬环境可谓极佳,不仅有北邙山、嵩山等一系列山脉,而且土层深厚,“许、郑水土深厚”,洛阳更是如此,“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26)王士性著、吕景琳点校:《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页。正因为如此,很多定居开封府的高级官员亦将墓地选在京西北路,甚至为此不惜迁葬。如宰相贾昌朝初葬开封府开封县,“以水故”,改葬许州阳翟县。(27)王安石著、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卷87《赠司空兼侍中文元贾魏公神道碑》,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506页。尚书祠部郎中赵宗道,坟墓本在开封府封丘县,“地颇卑下,会邻有葬者,穿地未及寻而泉已出”,其子“于是专意改卜”,最终改葬于河南府伊阳县。(28)《安阳集编年笺注》卷49《故尚书祠部郎中集贤校理致仕赵君墓志铭》,第1527页。应天府籍名臣张方平的母亲逝世,亲旧“为于嵩麓阳翟择葬地以待”,因为“许、郑水土深厚为善,宋、曹浅薄为恶”。(29)王巩著,张其凡、张睿点校:《清虚杂著三编》附录《文定张公乐全先生行状》,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32页。宋(应天府)、曹二州皆属京东西路。有些高级官员更是因墓葬而迁居京西北路。如同签书枢密院事郭逵,原籍河北邢州,“初徙京师,后卜葬洛阳,因家焉”。(30)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40《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398页。在讲究孝道的中国,坟墓需要时常打扫、祭祀,“利于便近”(31)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33《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墓志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39页。,居住地与墓地不宜相去太远。如果选择安葬京西北路,居住地自然以京西北路和开封府为宜。(32)开封府南、北、西三面被京西北路环抱,像是从京西北路强行挖出的一块,在地理空间上实与京西北路属于一个整体。

除了社会安全和墓葬环境,相较京东西路,京西北路还有很多优势。一是历史积淀深厚。洛阳、许州皆曾为王朝首都,其中洛阳更是在多个朝代承担首都或陪都的角色。二是水系和水路交通发达。洛水—黄河—汴河串连起河南府、孟州、郑州、开封府;汝水串连起汝州、许州、蔡州;颍水串连起许州、陈州、颍州;而商水又沟通了汝水与颍水,惠民河又沟通了颍水与汴河。可以说,京西北路水系和水路交通已经形成网状,并且皆与首都开封府相通。相对而言,京东西路水系非常稀少,水路交通只有汴河、五丈河两条人工运河而已。汴河仅能沟通应天府,五丈河虽能沟通曹、濮、济、郓诸州,但受黄河泛滥影响,通航能力非常差。三是土地资源非常丰裕,便于家族置产。唐末五代政权更替频繁,洛阳、开封一带既是政治中心,亦是战乱中心。长期的战乱导致京西北路及其毗邻的京西南路,“率多旷田”,“土著者寡”。(33)《宋史》卷85《地理一》,第2117页。丰裕的土地资源非常有利于迁徙政治家族新置田产。田锡曰:“近畿阛阓之间,悉大臣资产之地。”(3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咸平五年十月癸未条,第1159页。苏轼亦曰:“今士大夫无不乐居于此。”(35)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8《策别安万民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0页。对于政治家族迁徙来说,既毗邻首都,土地资源又丰裕的京西北路无疑是最佳目的地。

二、北宋首都圈的政治家族分布格局

客观地说,目前很难对北宋首都圈政治家族的分布作全面准确的统计,比较有效的方法是采取样本分析。在没有户籍资料的情况下,墓葬是比较好的研究角度。根据“利于便近”的原则,墓葬离墓主人居住地往往不会太远。“宋在东都时,公卿大臣多葬钧(洛)、许、汴、郑间,岂以子孙仕于朝者岁时便于展省欤?”(36)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28《题诸公赠范伟可访寻祖墓诗后》,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71页。“展省”是指省视坟墓,居地和葬地自然不能太远。北宋首都圈内的官员墓葬资料很多,无法全面收集,而雍正《河南通志》“考古证今,体例颇为整密”(37)《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二十四·地理类一·河南通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07页。,是比较理想的统计对象。雍正河南省的行政区划共涉八府七州,即:开封府、归德府、彰德府、卫辉府、怀庆府、河南府、南阳府、汝宁府、汝州、陈州、许州、禹州、郑州、陕州、光州。其中,南阳府(除叶县)、陕州、光州不在北宋三路一府范围内,姑且不论;归德府大致相当于北宋京东西路应天府;彰德府、卫辉府大部、怀庆府半部大致相当于北宋河北路磁州、相州、安利军、卫州、怀州;其余部分皆属北宋开封府和京西北路。现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河南通志·陵墓》所载北宋三路一府原籍可查的官员墓葬整理统计成表1。需要说明的是,雍正时的府州县隶属关系与北宋时存在不少错位,如叶县在雍正时属南阳府,在北宋却属汝州,表1的统计则以北宋的州(府)县隶属关系为准。

墓主原籍葬地最高荣誉墓主原籍葬地最高荣誉刘绚真定府河南府太学博士张齐贤曹州河南府宰相赵从约幽州河南府防御使杨偕坊州河南府右谏议大夫杨琪麟州河南府供备库副使陈希亮眉州河南府太常少卿寇瑊汝州汝州三司使梅询宣州汝州给事中任桷眉州汝州县令范镇成都府汝州翰林学士段少连开封府陈州龙图阁直学士谢良佐蔡州蔡州县令王曾青州郑州宰相鲁宗道亳州郑州参知政事曾公亮泉州郑州宰相陈省华阆州郑州左谏议大夫欧阳修吉州郑州参知政事吴育建州郑州参知政事郑居中开封府郑州宰相王德用真定府郑州枢密使程德元郑州郑州东上閤门使贾昌龄真定府郑州太常少卿邢恕郑州郑州御史中丞章得象泉州许州宰相韩亿真定府许州参知政事苗训河中府许州银青光禄大夫晏殊抚州许州宰相蔡齐莱州许州参知政事夏竦江州许州枢密使宋庠安州许州宰相宋祁安州许州工部尚书贾昌朝真定府许州宰相孙甫许州许州刑部郎中程坦洺州许州国子博士程戡洺州许州枢密副使田绍芳冀州许州三班借职田况冀州许州枢密使鲜于侁阆州许州翰林学士田昼冀州许州大宗正丞苏轼眉州许州参知政事苏辙眉州许州参知政事

表1所列共涉及89座官员墓葬,其中韩国华—韩琦、王博文—王畴、曹彬—曹玘、程珦—二程(程颢、程颐)、赵普—赵从约、程坦—程戡、田绍芳—田况—田昼存在直系亲属关系,可各自视为一个家族,实涉政治家族80个。它们的空间分布从多到少依次为:河南府27、许州15、郑州11、开封府8、汝州4、孟州4、应天府4、相州2、磁州2、陈州1、蔡州1、卫州1。

比较遗憾的是,表1没有涵盖到曹州、广济军、单州、济州、濮州、大名府、澶州等与开封府距离较近的京东西路、河北路州府。北宋曹州、广济军、单州、济州、濮州在雍正《山东通志》中大致属于曹州府,北宋大名府、澶州在雍正《畿辅通志》中大致属于大名府,兹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两志所载北宋官员墓葬补充整理,见表2。

表2 雍正《山东通志》、雍正《畿辅通志》所载曹州府、大名府北宋官员墓葬表(39)雍正《畿辅通志》误收毕士安、刘安世、晁宗懿等人墓葬,未予统计。

表2仅涉及5位官员的墓葬,其中单州2座,济州1座,濮州1座,应天府1座。

表1、表2的统计没有区分土著与客籍,事实上,客籍政治家族的活动更能体现出空间权力特性,有必要单独分析。前文已及,开封府籍官员墓葬多选择京西北路,因此,原籍和葬地皆在开封府—京西北路范围内者,权视为土著。按此标准,表1、表2客籍官员墓葬的空间分布从多到少依次为:河南府20、许州14、郑州8、开封府6、汝州3、应天府2、磁州1、相州1、卫州1、孟州1。

无论是土著与客籍政治家族合计,还是客籍政治家族单计,河南府、许州、郑州、开封府一带皆处于明显的优势,这一地带是北宋首都圈内政治家族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除了统计数据之外,史书对此也有明确记载。“宋在东都时,公卿大臣多葬钧、许、汴、郑间”(40)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8《题诸公赠范伟可访寻祖墓诗后》,第471页。,钧州当为河南府(洛阳),钧州之名始于金,辖区多属北宋许州、郑州。“贵人多葬洛阳”(41)《宋史》卷291《李若谷传》,第9739页。,洛阳是北宋首都官僚首选的安葬之地。此外,京西北路的汝州、孟州、陈州、蔡州对于北宋政治家族亦有一定的吸引力,其中汝州又相对突出。颍州、信阳军、滑州是京西北路内完全没有墓葬记载的三个州军。颍州、信阳军毗邻淮南西路,相对远离首都,没有官员墓葬是可以理解的。滑州紧邻开封府,但在地理上却位于京东地区,是京西北路在京东的一块飞地。

与滑州一样,京东西路距离开封府较近的州府对于政治家族的吸引力皆非常有限。应天府看似比较具有吸引力,其实另有隐情。应天府共有5位官员墓葬,其中赵概、王尧臣、张方平属于土著,只有杜衍、钱揆是客籍。杜衍、钱揆迁居应天府皆因贫穷。杜衍虽然官至宰相,但一生清贫,“不营生事,止食其俸而已”(42)叶梦得著、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10,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0页。,晚年只能依靠富有的三女婿应天府人张遵道。钱揆的父亲钱惟济“家无余赀”,“所负公使钱七百余万”(43)《宋史》卷480《世家三·吴越钱氏·钱惟济传》,第13914页。,钱揆遂借知应天府楚丘县的机会徙居楚丘。(44)《鸡肋集》卷65《通直郎权通判环州事钱君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8册,第955页。单州、济州、濮州虽有官员墓葬,但皆为本土官员,曹州、广济军则是没有官员墓葬的记载。这些州军的官员还喜欢外迁,张詠、张齐贤即是分别从濮州、曹州徙居河南府。

河北路靠近开封府的州府吸引力亦非常有限。大名府、澶州、安利军、怀州皆无官员墓葬记载,其他州府亦很少。虽然有像陈荐、苗授、王昭远这样的迁入者,但都是从黄河以北就近迁徙。相比迁入,河北路迁出官员的规模却很庞大,如魏咸信、邵雍从卫州到河南府,刘安世从大名府到开封府,毕士安从澶州到郑州,晁宗懿从澶州到开封府。如果放大到整个河北路,外迁官员的数量更加恐怖。在所有迁出、迁入和内部迁徙家族中,河北路迁出家族占了八成还多,其中迁往开封府和京西北路的家族又占了整个迁出家族的73.7%。(45)参见郝旭东:《北宋河北路家族迁徙研究――以〈宋史〉列传人物为中心》,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5—17页。北京大名府是河北路最重要的州府,然而,大名府人潘阆却言:“但看故乡荣达者,算来多葬北邙尘。”(46)潘阆:《逍遥集·樽前勉兄长》,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页。北邙山是洛阳葬地的代名词,大名府荣达者多葬北邙,意味着他们多迁徙到了开封府—京西北路。

从上述分析可知,开封府、郑州、河南府、许州(颍昌府)(47)元丰三年,许州升格为颍昌府。一带是北宋政治家族的活动中心,同时也是北宋的政治地理中心。“郑介汴、洛两都之中”(48)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98《奉使直秘阁朱公行状》,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024页。,“许在三辅,密迩神甸”,“介于二京”(49)胡宿:《文恭集》卷35《流杯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7页。,开封府—郑州—河南府与开封府—许州、河南府—许州在地理空间上刚好构成一个倒三角形(如图1),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与京西北路首府许州(50)河南府作为京府,虽然名义上属于京西北路,但却处于独立状态。宋代地理书排序,一般也是将京府单列,具体到京西北路,多首列颍昌府(许州),《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即是如此。是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开封府—郑州—河南府为两京轴线,“宋世朝士多寓居汴、洛,罕有返故乡者”(51)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卷81《宋史十五·文苑传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0页。,由是“两京道上松柏多,尽是王公大家冢”。(52)张嵲:《紫微集》卷5《寒食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1册,第384页。许州作为京西北路首府,颇受士大夫青睐。“水竹相望许洛居”,居住环境足以媲美洛阳,正所谓“洛阳、许下气象”。(53)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47《新凉书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8页。张嵲曰:“许、洛之间,皆吾世臣之后。”(54)张嵲:《紫微集》卷20《试中书舍人王鉌故父仁恕可特赠承议郎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1册,第511页。名士朱弁“闲居洧上(郑州)”,“所与游者,皆洛、许故族大家子弟”。(55)朱弁:《曲洧旧闻》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页。名士徐积说:“学士大夫起自远方,羇旅仕宦,处于中州,皆东西南北之人也,岁月既久,即其所居求田问舍,遂为中州人者多矣。”(56)徐积:《节孝先生文集》卷20《过故乡并序》,《宋集珍本丛刊》第15册,第643页。此所谓“中州”,核心地区当即开封府、郑州、河南府、许州一带。“宋人罢官者多居近畿,不归其乡,死即葬焉,子孙亦遂占籍”。所谓“近畿”,也是指开封府、郑州、河南府、许州一带。(57)王士禛著、靳斯仁点校:《池北偶谈》卷22《族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40页。

图1 北宋开封府、京西北路简图

三、北宋首都圈内政治家族的活动特点

首都圈最大的特点在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权力网络高度发达,而政治家族最大的特点在于最大限度地追逐政治权力,因此,首都圈内政治家族的活动具有着鲜明的空间特性。就北宋首都圈而言,政治家族的活动至少有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政治家族流动空前活跃,更替频繁,呈现出差序和排挤现象。外来政治家族占有非常高的比重,表1所列80个政治家族,客籍者多达56个,占总数的70%,这还不包括开封府—京西北路内部的流动。全国各地的政治家族不断向首都汇聚,首都圈内的地理空间有限,逐渐衍生出差序和排挤现象。首先是开封府的土地资源最为紧张,“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其次则是河南府,“贤士大夫多居之,其后居者众而物益贵”。(58)周南:《山房集》卷4《康伯可传》,《宋集珍本丛刊》第69册,第611页。范仲淹诸子“乘间请治第洛阳”,但考虑到“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59)赵善璙著、程郁整理:《自警编》卷3《居处》,《全宋笔记》第82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第83页。,最终选择了地价相对便宜的许州为新定居点,从而“并居于许”。(60)雍正《河南通志》卷69《流寓·许州·范纯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8册,第331页。欧阳修最初也是想定居洛阳,同样因物价因素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去而之颍上”。(61)周南:《山房集》卷4《康伯可传》,《宋集珍本丛刊》第69册,第611页。欧阳修的门生苏轼、苏辙“宦学四方,尝过洛阳,爱其山川,慨然有卜居意”,但“贫不能遂”,亦在物价相对便宜的许州置产定居。(62)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栾城后集》卷13《颍滨遗老传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40页;第三集卷5《卜居赋并引》,第1206页。范氏、欧阳氏、苏氏的经历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洛阳“多衣冠旧族”,土地资源早已达到饱和状态,“土地褊薄,迫于营养”。许州则土地资源相对宽裕,加之“山水清奇,附近帝畿”,所以“士大夫尤乐居之,于京西为最盛”。(63)民国《禹县志》卷11《谣俗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959页。西京河南府单列,许州即可说“于京西为最盛”。随着政治家族的不断迁入,许州土地资源亦渐趋饱和,颍州等更远州军遂成为迁徙热土。“由京师舟行东南五百里而近郡曰汝阴,地濒淮颍,厥土良沃,水泉鱼稻之美甲于近甸,言卜居者莫不先之。故自庆历以来贤士大夫往往经营其处,以为闲燕之地。”(64)苏颂著、王同策等点校:《苏魏公文集》卷61《少府监致仕王君墓志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35页。开封府→河南府→许州→颍州,再至其余州军,此种差序结构必然衍生出排挤现象。开封府生存困难者,会想办法向河南府等地退却,河南府生存困难者,会想办法向许州等其余州军退却。此类排挤案例举不胜举,兹略举三例从开封府退却者。

王拱辰,王代恕之子,开封府人,官至宣徽南院使。王家在王代恕时家道衰落,拱辰虽然官运亨通,但家族的经济条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拱辰死时,“家无余赀”。(65)安焘:《王公墓志铭并序》,郭茂育、刘继保编著:《宋代墓志辑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09页。或许因为居住成本的原因,王拱辰离开开封,徙家洛阳,“即洛之道德坊营第”。(66)王得臣著、俞宗宪点校:《麈史》卷下《谐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宋世昌、宋世则,开封府人,曾祖、祖、父世代为官,但到世昌、世则兄弟时,家道已然衰落。世昌曾官蔡州汝阳,“因以家焉”;(67)宋世隆:《宋府君墓志铭有序》,《宋代墓志辑释》,第263页。世则更惨,“晦迹弗仕”,先“徙居汝阳”,后又徙居汝州梁县,“卜隐于郡之东郊”。(68)张起:《宋公墓志铭有序》,《宋代墓志辑释》,第293页。

向敏中,开封府人,官至宰相。其子孙并无显者,幸好有曾孙女为神宗皇后。大概在向皇后死后,向氏在开封府的地位逐渐难以维持。向敏中三世孙宗明,“居忧贫甚”(69)胡宏著、吴仁华点校:《胡宏集·向侍郎行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6页。,四世孙子諲遂于政和年间“卜筑宛丘”。(70)向子諲:《酒边词》卷上《西江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7册,第531页。另一三世孙宗琦,“晩年不乐处京师,市第于宛丘”,同样迁居陈州宛丘县。(71)王庭珪:《卢溪先生文集》卷47《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阁向公行状》,《宋集珍本丛刊》第34册,第728页。“不乐处京师”显然是托辞,其子向子韶说的很明白:“家门衰替”,“先丞相事业寂寥久矣”。(72)杨时著、林海权整理:《杨时集》卷35《忠毅向公墓志铭》,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868页。

第二,政治家族的地域组团倾向。关系好的政治家族会有意识地向同一区域聚居,如北方政治家族比较喜欢向河南府汇聚,南方政治家族则比较喜欢向许州集中。

“河南府本是故都,衣冠将相占籍繁夥”(73)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3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301页。,北宋政权是以北方统一南方的形式建立起来,洛阳“衣冠”自然以北人为主,表现出“旧族”的特征。洛阳政治家族经常展开群体性活动,著名的有“耆英会”“同甲会”“真率会”。“耆英会”拟参会官员13人,即富弼、文彦博、席汝言、王尚恭、赵丙、刘几、冯行己、楚建中、王慎言、王拱辰、张问、张焘、司马光,全部为北人。(7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4《洛阳耆英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同甲会”参会官员4人,即文彦博、程珦、司马旦、席汝言,全部为北人。(75)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卷4《上文潞公同甲会》,《宋集珍本丛刊》第15册,第398页。“真率会”参会官员7人,即司马光、司马旦、席汝言、王尚恭、楚建中、王慎言、宋道,亦全部为北人。(76)司马光著,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司马光集》卷14《二十六日作真率会……用安之前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6页。由此可见,北籍官员于洛阳组团的趋势非常明显。表1所列河南府27个政治家族墓葬中,除范仲淹、范祖禹、陈希亮3人为南籍外,其余24个皆属北籍。范仲淹虽然葬于河南府,但其定居点却在许州。范祖禹虽为南人,但却是北籍名相吕公著的女婿、司马光的门人。(77)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3《范正献公文集序》,《宋集珍本丛刊》第77册,第255页。范祖禹定居地不详,但其叔祖范镇却是定居于许州。(78)《苏轼文集》卷14《范景仁墓志铭》,第442页。陈希亮是三人中唯一确定迁居河南府、葬于河南府者。(79)范镇:《陈少卿希亮墓志铭》,杜大珪编,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校证》中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089页。

再来看许州(颍昌府),政治家族聚集度几可与洛阳等量齐观。“许下多公卿”(80)《苏轼文集》卷71《书蜀公约邻》,第2259页。,“人物渊薮”(81)《宋史》卷444《文苑六·李廌传》,第13117页。,“占籍多巨室”。(82)邹浩:《道乡先生邹忠公文集》卷34《孙寿朋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31册,第254页。如阳翟县,“公卿大夫托以居焉者,于京西为最盛”。(83)《道乡先生邹忠公文集》卷25《浩然斋记》,《宋集珍本丛刊》第31册,第185页。许州政治家族在地域组团上亦有与洛阳抗衡的倾向。《墨庄漫录》记载:“许、洛两都,轩裳之盛,士大夫之渊薮也。党论之兴,指为许、洛两党。”(84)张邦基著、孔凡礼点校:《墨庄漫录》卷4《戊己四先生》,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2页。此处将许、洛并称两都、两党,可见许州政治家族之地位以及许州、洛阳政治家族的组团倾向。

与河南府政治家族以北籍为绝对主导不同,许州政治家族明显以南籍为主导。如阳翟县,“陶谷、杨亿并置庄舍、别墅,而田况遂占籍焉,苏辙买田阳翟,宋祁、鲜于侁、鲜于绰、毕仲游、张宗谔、张耒等咸寓阳翟。”(85)民国《禹县志》卷11《谣俗志》,第959页。引文中的诸人,只有陶谷、田况、毕仲游为北人,其余皆为南人。即使是北人,亦多与南人交好。如田况父亲田绍芳墓志由范仲淹撰写,田况墓志由王安石撰写,田况神道碑则由范纯仁撰写。毕仲游与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范正平(范纯仁子)、欧阳修、欧阳棐(欧阳修子)、苏轼、鲜于侁、陈恬等许州寓居南籍官员关系极好,其所著《西台集》保存有大量彼此往来、应酬的书信。表1所列许州15个政治家族中,客籍14个,其中南籍占了8个。汝州与许州东西并列,犬牙交错,古人常视汝、许为一体,表1所列汝州有3个客籍政治家族,全部为南籍。如果再仔细分析定居点和葬地,可以发现,南籍政治家族多实实在在定居于许州,如范镇、范仲淹及其子孙、苏氏兄弟,而北籍政治家族多是葬于许州而定居于开封,田况、韩亿、蔡齐、贾昌朝皆是如此。

如果考虑历史书写的特殊情况,许州等首都圈南部州军,南籍政治家族的比重还会更高。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总体上是变法派占据政坛主导地位,而变法派总体上又以南籍政治家为主,即“新党大率多南方人”。(86)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81页。但是,自南宋开始,多将北宋的灭亡归咎于变法,从而导致变法派人物要么从历史书写中消失,要么以负面形象呈现。雍正《河南通志·陵墓》没有收录一个变法派人物,绝非历史事实的反映,而是刻意书写的结果。该书《凡例》明确说道:“《旧志》所载宋张商英系惇、卞之党,蒲宗孟以司马温公为奸邪,此等凶类,岂宜混入,今悉删去。”(87)雍正《河南通志·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5册,第10页。张商英、蒲宗孟皆为蜀人,二人政治立场相对中立,并非典型的变法派。中立派遭遇尚且如此,典型的变法派人物可想而知。如变法派骨干人物蔡确,原籍泉州,其家族墓地即在许州阳翟,蔡确本人、哥哥蔡砺、儿子蔡皋皆葬于阳翟,但雍正《河南通志》只字未提。(88)民国《禹县志》卷12《宗教志》(第973页)在叙述寺庙的时候,附带提到了蔡确墓、蔡确幼子蔡皋夫人吴氏墓;现禹州市博物馆藏蔡京所书《宋故苏氏夫人(蔡砺妻)墓志铭》明确记载苏氏葬于颍昌府阳翟县。

第三,政治家族的活动以争取政治权力、政治资源为主要目的。首都是全国最大的权力中心,汇聚了全国最多的政治资源。

首先,只有首都圈的官员,才能随时朝见皇帝。“国朝大臣及侍从致仕后,多居京师。熙宁中,范蜀公自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同天节乞随班上寿,许之。”(89)洪迈著、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五笔》卷5《致仕官上寿》,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82页。“多居京师”并不完全准确,应该是多居首都圈内。范蜀公,即范镇,实际上居于许州。他还曾邀请苏轼迁居许州,苏轼《书蜀公约邻》有云:“范蜀公呼我卜邻许下。”(90)《苏轼文集》卷71,第2259页。明人吴伟业说的更加直白,他说:“有宋待臣子之礼为最厚,为之臣者,亦恋恋君父,不忍远归故土,而于宛(陈州)、洛、汝、颍(许州)之间,起居朝请,以近于京师,韩(琦)、范(仲淹)、杜(衍)、富(弼)诸公皆然,不徒欧阳公(修)也。”(91)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36《座师李太虚先生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764页。

其次,首都圈便于政治资源交易,缔结权力网络。与朝见皇帝只可能发生于首都不同,政治资源交易可以在整个首都圈内进行。富弼曰:“西洛古帝都,衣冠走集地。岂为名利场,骤为耆德会。”(92)富弼:《留守太尉相公就居为耆年之会承命赋诗》,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卷4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2册,第636页。所谓“名利场”,就是政治资源交易市场。欧阳修曰:“洛阳,天下之大市也,来而欲价者有矣,坐而为之轻重者有矣。”(93)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67《与张秀才棐第一书》,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75页。“求贤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据其会,就其名,而择其精焉耳。洛阳,天子之西都,距京师不数驿,搢绅仕宦杂然而处,其亦珠玉之渊海欤!”(94)《欧阳修全集》卷66《送梅圣俞归洛序》,第963页。此种表述,以比喻的方式淋漓尽致地揭示了政治人之间交往的本质,那就是“市”,即资源交易。相比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府的政治资源交易市场更大,“京都衣冠之渊薮,名利之场,有轩冕焉,有斧钺焉,荣于斯,辱于斯,万国凑聚,以欲是故,以恶是故。旦夕钟漏,风雨寒暑,冒没奔逐,惟日不足。”(95)《张方平集》33《诸朝贤题朱氏小山诗序》,第545—546页。在资源交易、权力网络缔结上,士大夫们往往会不遗余力。《萍洲可谈》记载:

士大夫以造请为勤,每遇休沐日,赍刺自旦至暮,遍走贵人门下。京局多私居,远近不一,极日力只能至数十处,往往计会阍者纳名刺上见客簿,未敢必见也。阍者得之,或弃去,或遗忘上簿。欲人相逢迎权要之门,则求赂,若稍不俯仰,便能窘人。(96)朱彧著、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1,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0—121页。

名刺即名帖。因为不是每次都能见到拜访对象,为免于无谓奔波,士大夫们往往遣仆从先行广投名帖。《资治通鉴》副主编刘攽(字贡父)为馆职时,“同舍有令从者以书筒盛门状遍散于人家”,刘攽知之,“乃呼所遣人坐于别室,犒以酒炙”,乘机偷梁换柱,“凡与贡父有一面之旧者,尽易以贡父之门状”,“其人既饮食,再三致谢,遍走巷陌,实为贡父投刺,而主人之刺,遂不得达”。(97)吕本中著、韩酉山辑校:《吕本中全集·轩渠录》,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207页。刘攽此招太损,竟以酒食诱惑同事仆从,乘机掉包名帖。苏辙诗云:“东都多名卿,投刺日盈笈。一言苟合意,富贵出旬浃”(98)《苏辙集》卷9《次韵答陈之方秘丞》,第164页。,投刺的规模和作用显而易见。

结 语

北宋首都的选址在中国历代主流王朝中颇具独特性,它放弃了传统“山河为险”的原则,选择了广袤平原之中的开封。北宋首都圈理论上包括开封府以及与开封府毗邻的京西北路、河北路、京东西路,象征特别政治地位的京府,三路一府刚好各得其一。首都开封府自然是中心舞台,但政治家族源源不断地汇聚至京师,导致了开封府土地资源高度紧张。结合人居和墓葬环境,京西北路是首都圈内最适宜生活的地区。加之京西北路历史积淀深厚、水路交通发达、土地资源宽裕,这里遂成为政治家族最理想的迁徙目的地。

从政治家族的分布来看,北宋事实上的首都圈主要在开封府和京西北路,其中由开封府—郑州—河南府、开封府—许州、河南府—许州构成的倒三角形地带既是政治家族的活动中心,也是北宋的政治地理中心。河北路、京东西路,即使是毗邻开封府的州府,对政治家族的吸引力都非常有限,政治家族迁出远远多于迁入。

北宋首都圈内的政治家族活动具有鲜明的空间特性。家族流动空前活跃,更替频繁。在流动与更替之中,逐渐衍生出差序和排挤现象,开封府土地资源最为紧张,在此生存困难者,会向京西北路州府退却;河南府土地资源次为紧张,难以在此立足者,会退而求其次,转而选择许州等其他京西北路州府。在政治家族大迁徙过程中,存在着地域组团的倾向。北籍政治家族具有先天性优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历史更加厚重、政治地位更高的河南府,后起的南籍政治家族更倾向于选择许州等相对靠南的州府。政治家族汇聚于首都圈内,主要的目的在于近望京师,更便利、有效地争取政治权力和调动政治资源,东京与西京是当时最著名的“名利场”,即政治资源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