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光远

(延安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军事机械化程度及我国的地形地貌所限,马匹在国防军备建设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代历史时期,欧美列强建军过程中,“更因机械发达需马愈多”。(1)余玉琼:《我国建设马政计划之讨论》,《中国实业》1936年第2卷第2期,第2567—2568页。“拿我国现在情形来说,专仿西洋各国那样采用机械化是不行的,仍须并用机械和兽力,才能达到目的。”(2)一干事:《西北产马情况及采买法》,《军事杂志》1935年第77期,第240页。马匹是组建骑兵、炮兵和辎重兵必备要素之一。普通山炮要用两匹马来挽曳,野炮要六匹马来挽曳,迫击炮、子弹、军粮等都要用马来驮运。(3)梁达新:《军马与国防》,《广播周报》1935年第23期,第21页。国家产马之盛衰,不但关系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在国防军备上而言,“有人、马、器材同一重要之并称”。(4)《军政部训令各部队、机关、学校等为爱护保管马骡节制消废仰遵照由(1933年2月)》,《军政公报》1933年第150期,第52—53页。马匹在国防军备建设方面的重要性成为国民政府军政各界的共识。

军马编制在国民政府军队建设中亦占有相当比重。1930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颁布的《陆军暂行编制》规定:额定马数甲种师2452匹、乙种师2018匹、丙种师1844匹、骑兵师4656匹、炮兵旅4062匹、独立旅472匹。倘若编定60个师的国防军,约需军马147120匹。其中,骑兵师4个共需军马16824匹,炮兵旅5个需军马20310匹,独立旅15个需军马6580匹,另外加上其他特种兵部队及全国各军事机关、军校等军马1.2万匹,全国各军事单位需军马计约20万匹,每年应需补充4万余匹。(5)《军政部整顿马政计画(续)》,北京《京报》1931年9月7日,第3版。1933年12月30日,参谋本部关于骑兵旅编制草案给军委会呈文中拟定,全旅各类军马2473匹。1934年3月10日,军事委员会关于修正陆军炮兵编制表中规定,炮兵团本部乘驮马30匹,炮兵营本部乘驮马23匹,炮兵连乘驮马107匹,山炮连乘驮马104匹。1935年9月25日,军委会核准陆军教导师编制草案中拟定各类军马3838匹。10月11日,军委会颁行陆军整理师编制表草案中规定,全师需各类军马761匹。1936年3月18日,参谋本部规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军马编额3728匹。(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376、53、66—67页。马匹在国民政府各兵种编制中占有一定比重,军马补充成为国防军备建设之重要内容之一。

目前,关于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马政建设及军马补充问题学术界已有一定研究(7)参见杨善尧:《动物与抗战:论中国军马与军鸽之整备(1931—1945)》,《抗战史料研究》2012年第1期;毛光远:《抗战前国防危机加深与国民政府整顿军备——以马政建设为中心进行考察》,《民国档案》2016年第1期;毛光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马补充机制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3期。,然而对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军马补充问题的探讨阙如,这就使得我们对国民政府军马补充问题缺乏系统性认识。鉴于全面掌握国民政府军马补充整个过程的需要,本文试图从中央马政机构设立与军马补充规定、各军事单位军马采购活动、军马补充困境及其因应等方面,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军马补充进行考察,进而为我们认识战时国军装备问题提供新视角。

一、国民政府中央马政机构与军马补充规定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在陆军署军务司下设军牧科,执掌军马补充、征发、供给、饲养、牧政管理及马种改良事项。(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376、53、66—67页。1934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马政委员会成立,章鸿春为会长,蒋侗如为副会长,军政部、训练总监部等中央机构职员任科长,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主任李青等人为委员。(9)《改良马政、马政委员会昨成立》,天津《大公报》1934年5月16日,第3版。马政委员会主要执掌马政实施方案的拟定及建设督导工作。1936年6月1日,军政部将军务司军牧科、军医署兽医科与军委会马政委员会合并成立马政司,下设马事、牧政、兽医三科,“是为中央有马政执行机构之始”,原军牧科科长余玉琼为首任司长。(10)《军政部大事记(民国三十三年以前)总务部分之马政纪要》(1936年—1943年),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08-010706-00024-004。其中,马事科专门执掌军马补充、征发、保育、检查、废役、借贷、统计等事项(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376、53、66—67页。,石仁麟为首任科长。

1930年10月,国民政府军政部颁布了军马补充相关办法,对各军事单位军马补充事项作了规定,建立起了军马补充工作法律机制。中央军马补充机关未成立之前,由马政机构执掌军马补充事宜。规定各部队每年补充军马数不得超过编定额的20%,各军事机关、学校、宪兵队及通讯队军马补充数不得超过编定额的15%。每年5月份前,各军事单位须将一年来马骡倒毙、废役及应补充数按照规定造表呈送军政部核定,逾期不报者不得补报。马政机构根据各单位呈报表册编造马骡补充总册,并呈报军政部长批准后,由军政部和需马单位派乘马将校及兽医组成购马委员会,执掌军马补充事宜。每年7—11月,购马委员会派员赴张家口、甘肃等地采购马匹补充,以4—6岁单毛色者最为适宜。上等马价格连同运费80元左右,次等马价格连同运费60元上下,上等骡价格连同运费150元左右,次等骡价格连同运费120元上下。官长乘马、骑兵及辎重兵乘马、炮兵挽马骡、机关枪部队驮用马骡、辎重车辆驾辕马骡等均按照上等价购补。西北和西南地区驻军马骡,由各该省驻军长官负责就近采购补充,但须造具马骡倒毙、废役及应补充表册,并呈报军部核发代金。(12)《军马补充暂行规则》,《军政公报》1930年第80期,第16—21页。军用乘马及挽马体高须均1.40米以上,驮马体高均须1.37米以上,各类军用马骡须具备适合骑乘、挽、驮等体格要求。(13)《军马选定暂行规则》,《军政公报》1930年第80期,第13—16页。

1937年3月,军政部修正公布了采购军马新办法。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紧迫及整军备战之需要,军政部核准后发放代金,责成各军事机构自行采购马骡补充。军马年龄5—7岁,体高1.30米以上,毛色以栗、黑、骝、兔褐、青、沙六种颜色为主,体格强健,四肢坚牢,无任何疾病或体格上无重大缺陷的骟马为合格,每匹价格连同运费60—80元之间。普通骡年龄4—9岁,体高为1.36米以上,毛色及体格要求与军马相同,每匹价格连同运费100—150元之间。特种骡用于卜福斯炮及重炮兵部队,年龄5—8岁,体高1.42米以上,每匹价格连同运费150—200元之间。各部队领到购马代金后,选派干练人员赴产地采购军马补充,严惩徇私舞弊行为。各需马部队须造具马骡运输说明书,由军政部转呈请国民政府发给护照,以便利输送。(14)《自行采买军用马骡简则》,《军政公报》1937年第247期,第11—13页。

1930年颁布的军马补充办法中,国民政府中央直属各军事机构所需马匹由军政部与需马各单位组成购马委员会派员赴产地采购补充,边远地方驻军所需军马由军政部发放代金,由各该长官负责购补。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中央无暇直接办理各军事机构军马补充事宜,而是给各需马单位发放代金,责成其自行补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步伐加快及整军备战对于军马之亟需,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的采购马骡新办法中,对各部队自行采购马骡年龄及毛色限制均有所放宽,军马体高标准适当降低,炮兵特种骡体高标准有所提高,马骡价格相应得到了提升,并加强了对军马采购环节的管理,加快了军马补充进度,以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

二、华北马匹采运南下与补充军用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直属各军事机构所需军马主要来自华北、蒙古草地。1928年11月18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购马委员会,沈振亚任会长。12月初,购马委员会派员分赴江苏、河南、安徽、蒙绥地区采购军马补充。1929年1月1日,训练总监部骑兵监在口北采购250匹军马从北平起运押赴南京。购马委员会拟于华北采购军马5千匹。5月27日,最后一批军马500匹从天津港口运抵上海吴淞蕴草浜码头上岸。1930年2月4日,购马委员罗家模在张家口采购的第一批军马244匹运经天津南下交教导团补充。1931年6月2日,国民政府警卫师在张家口采购的1千匹军马通过津浦铁路运至南京。1932年12月2日,购马委员梁鸿藻抵达包头采购军马。1933年4月8日,国民政府在张家口采购的6千匹军马途经徐州运赴南京。1934年3月8日,军政部在张家口采购的20匹军马经由北平转运南京。1935年12月14日,中央陆军独立工兵第一团在绥远采购150匹军马通过平绥76次车经北平转运徐州。1936年6月14日,中央陆军第2师6旅第12团2营派员在绥远采购的110匹军马乘平绥76次车押赴徐州。(16)《国军总部组购马委员会》,《世界日报》1928年11月19日,第2版;《总部向各地购马》,《申报》1928年12月6日,第6版;《口北马匹运京今日由北平南下》,《华北日报》1929年1月1日,第9版;《大批军马到沪》,《申报》1929年5月28日,第14版;《国府新购军马南运》,《申报》1930年2月5日,第8版;《警卫师军马运到》,《申报》1931年6月2日,第7版;《中央购马委员梁鸿藻昨莅包带随员四名》,《包头日报》1932年12月3日,第3版;《国府采购军马过徐》,《申报》1933年4月10日,第8版;《军部在张垣购马运京》,《申报》1934年3月10日,第9版;《军马一批昨由绥运徐州》,《绥远西北日报》1935年12月15日,第3版;《大批军马昨由绥运徐州》,《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6月15日,第3版。

国民政府中央骑兵各部队马匹亦从华北采购补充。1931年,军政部以全国骑兵部队马匹向未选购,且现役者大多羸弱不堪,为了整顿骑兵计,特呈请国民政府由财政部拨款200万元,派员赴蒙古等地采购强壮军马2.7万匹,分拨各骑兵部队领用。1931年1月,中央骑兵第二师派员于张家口、多伦采购马匹,蒋介石令铁道部转饬北宁路局拨车运抵蚌埠防地。鉴于扩充骑兵的需要,国民政府特于多伦购马3千余匹。1931年3月8日,中央骑兵第二师第三旅副官王维周等由张家口押送第五批军马215匹过济南运往南京。前五批共计运送军马1千余匹,因专列不敷使用,尚有2千余匹在张家口待运。6月14日,中央骑二师副官王维周在张家口采购的200匹军马运经天津南下。10月7日,中央骑兵教导师在张家口选购150余匹军马通过平绥路起运赴南京。12月22日,中央骑兵第二师在张家口采购的201匹军马运经天津赴蚌埠。1932年7月13日,中央骑兵教导团从包头和归绥选购的150匹军马经北平运往南京。1937年4月16日,中央骑兵第七师于绥远采购的83匹军马通过绥同76次车运往卓资山训练。(17)《购买军马二万七千匹》,《中央日报》1931年4月13日,第8版;《张砺生购军马蒋令北宁路局拨车载运》,《益世报》1931年1月11日,第2版;《大批军马过济运京》,《新天津》1931年3月11日,第2版;《新购军马过津南运》,《申报》1931年6月15日,第7版;《骑教导师军马运京》,《申报》1931年10月8日,第7版;《大批军马运蚌训练》,《申报》1931年12月23日,第9版;《大批军马过平运京》,《申报》1932年7月14日,第8版;《骑兵第七师购买军马共八十三匹昨运卓资山》,《绥远西北日报》1937年4月17日,第3版。

国民政府各类军事院校所需军马主要从绥远地区采购补充。1930年2月3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在张家口采购的800匹军马运经北平。2月21日,教导总队所购第二批军马运抵丰台后换车南下。1931年6月7日,武汉军校骑兵科在北平采购的百匹军马经平汉路运抵汉口。11月20日,教导总队从张家口押运军马190余匹经北平运往浦口。1933年1月下旬,中央骑兵学校于包头选购的百匹军马运赴南京。1935年11月,教导总队于绥远采购350余匹军马运往南京。1936年9月10日,教导总队骑兵队长王翰卿和军医宋玉海在绥远采购军马208匹乘平绥76次车押运南京。11月10日,中央军校在绥远采购的200匹军马装运火车东去。1937年5月9日,王翰卿乘平绥1次车抵达绥远继续采购马匹补充军用。(18)《军马八百匹中央陆军教导队所购今日可到平即运南京》,《华北日报》1930年2月3日,第6版;《二批军马自平运京》,《申报》1930年2月22日,第9版;《武汉军校添购军马》,《申报》1931年6月8日,第4版;《中央教导队马匹南运》,《申报》1931年11月21日,第9版;《首都骑兵学校业在包头选购马匹》,《华北日报》1933年1月29日,第7版;《中央教导队派员来绥购马购得三百余匹二批日内运京》,《绥远西北日报》1935年11月20日,第3版;《军马一批昨押运南京》,《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9月11日,第3版;《中校在绥购妥军马二百匹昨装车东运》,《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11月11日,第3版;《王翰卿昨由京来绥为军校购马》,《绥远西北日报》1937年5月10日,第3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备受蒋介石的器重,军马编制数额庞大,华北购马活动也较为频繁。

1932年9月,国民政府军政部张家口军马补充所成立,负责长期收购军马,并派员赴产地市场采购军马,以备各部队领用。1933年1月下旬,张家口军马补充所驻包头购马专员布告社会各界,如有马匹出售者,请于每日上午8时至下午3时牵马至该处面议,体高须4.2尺以上,年龄4—8岁,颜色以赤黑、枣骝、灰色为主,性别以牡马及骟马最为合格。6月3日,张家口军马补充所购马委员艾永芳从包头转赴绥远牧区采购军马,以备军用。(19)《张家口军马补充所特派专员莅包购马住永合成街福星合》,《包头日报》1933年1月26日,第3版;《张垣购马委员艾永芳昨赴绥数日后仍返包购买军马》,《包头日报》1933年6月4日,第3版。

华北地方驻军所需马匹主要从多伦、张家口及绥远采购补充。1931年7月12日晨,东北军第五旅从多伦采购300匹军马运经天津赴泊头训练。1932年4月23日,刘珍年派骑兵团团副张敏志在张家口采购124匹军马运经天津赴潍县。11月26日,庞炳勋部副官杨德清在张家口选购113匹军马经北平运赴临洺关。1935年1月23日,于学忠部炮兵第6旅11团在绥远采购的51匹军马乘平绥76次车押运北平。(20)《东北第五旅购办军马》,《申报》1931年7月13日,第7版;《刘珍年大购军马》,《申报》1932年4月24日,第6版;《庞炳勋部选购军马》,《申报》1932年11月27日,第8版;《于学忠派员购大批军马昨由绥运平》,《绥远日报》1935年1月24日,第3版。1936年3、4、6月,29军骑兵司令部在绥远采购428匹以上军马乘平绥铁路转运北平。(21)《二十九军周副官昨由绥运平军马百匹》,《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3月12日,第3版;《昨军马一批二十九军运北平》,《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4月5日,第3版;《二十九军昨日运北平军马百余匹》,《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4月25日,第3版;《二十九军昨由绥运察军马百余匹》,《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6月22日,第3版,等。宋哲元29军驻防平津地区,其所部购马活动对充实军力及支撑华北地方局部抗战具有积极作用。

河南地方驻军所需军马大多从绥远和察哈尔采购补充。1932年11月2日,徐源泉派员采购军马200余匹运抵郑县转赴归德驻防。11月13日,骑兵第14旅在张家口选购200匹军马运经北平押赴开封训练。1934年7月中旬,驻豫原东北军骑十师在绥远购军马数百匹补充军用。1936年7月16日,晋陕“剿匪”第一路总指挥部在绥远采购军马40匹乘平绥76次车押往大同。8月2日,驻豫陆军32军骑兵团长杨兆明和炮兵团长李崑抵达包头采购补充军马。8月5日,二人押送所购军马乘平绥2次车转平赴豫。8月9日,陆军第32军在绥远采购军马114匹运往开封。9月18日,豫皖绥靖公署上校副官高世英和商震部32军骑兵少校连长郑隆溥偕同抵达张家口,拟于察哈尔采购军马4千余匹。两人就近于德华洋行订购军马470匹后,因市场上马匹缺乏,于23日赴绥远继续采购。(22)《徐源泉派员采购军马》,《申报》1932年11月3日,第6版;《骑兵十四旅购办军马》,《申报》1932年11月14日,第4版;《檀自新派员赴绥购马》,《北平晚报》1934年7月14日,第2版;《王翰卿由京来绥采购军马、军马四十匹昨运并》,《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7月17日,第3版;《杨兆明李崑奉命到包头购马购齐运豫复命》,《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8月3日,第3版;《杨兆明李昆在包采购军马毕昨相偕转平返豫》,《包头日报》1936年8月6日,第3版;《三十二军购军马百余匹石德彰昨运豫》,《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8月10日,第3版;《豫皖绥署派员到张垣购马买妥四百余匹》,《庸报》1936年9月28日,第3版。

两广地方部队也派员赴蒙绥地区采购军马补充。1931年1月28日,59师师长余汉谋呈请国民政府准予在华北采购的60匹骡马从上海装船运抵广东。1934年11月18日,桂系部队在绥远购妥军马400匹起运南宁。1936年3月2日,广西军官学校在绥远购买239匹军马乘平绥76次车转运南宁。5月3日,广西督办公署参谋汪洁修抵达绥远采购补充军马。5月16日,广西督办公署在绥远采购的282匹军马乘专列转运南宁。(23)《五九师骡马明日运桂彭林生团新兵百余同行》,《珠江日报》1931年2月6日,第3版;《桂派员在绥购军马》,《申报》1934年11月19日,第6版;《军马一批昨运平转广西》,《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3月3日,第3版;《广西督署派汪洁修来绥购大批军马》,《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5月4日,第3版;《大批军马昨由绥运往广西》,《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5月18日,第3版。6月份,广西绥署从绥远采购的228匹马骡因负责人潜逃,由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和武汉警备司令部保管,军政部核准后发放马干费用。(24)《陈诚等电蒋中正广西绥靖公署由绥远购置骡马现由武汉警备部中央陆军官校武汉分校保管寄养并询可否另案请领饲养兵饷等文电日报表等三则》(1936年6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02-080200-00472-115。广西距离绥远路途遥远,北马南运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问题。此外,西北、东北、江苏及两湖等地驻军亦于绥远采购军马补充军用,兹不赘述。

张家口、绥远和包头是蒙古马的集散市场,骡马店林立(25)张家口马店有三舜诚、联升、新舜诚、德义、义和、光文、三义美、天德等,归绥马店有聚兴魁、兴盛魁、德恒魁、广恒魁、义胜、通顺、吉胜祥、济生源公司等,包头马店有广发公、豫顺、富升、德和升、德隆、永义恒等。一干事:《西北产马情况及采买法》,《军事杂志》1935年第77期,第242页。,马商云集,马市繁荣,为军马采购提供了便利。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东部重心地区非产马区域,因加强国防军备建设之需要,军马需求量大,中央直属各军事单位在华北购马活动较为频繁,规模也较大。蒙古马通过平绥铁路转运大江南北,补充各地驻军使用。

以上就是我针对高中语文阅读人物形象所提出的三个方法。当然方法还有很多，但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教师要结合学生的特点来制定合理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的阅读能力得到真正的提升。

三、西北地区马匹东输与补充军用

西北地区草地资源丰富,历代封建王朝均在此设置官牧场孳生军马。陕西榆林、富县,甘肃永登、武威、山丹、张掖、洮州、岷州,青海柴达木、门源、大通、玉树及海南八族,宁夏定远营,新疆镇西、焉耆、伊犁等地,都盛产良马。(26)傅安华:《西北畜牧概况》,西安《力行》1940年第2卷第6期,第471页。西北地区产马数量仅次于华北、蒙古地区,国民政府中央及地方部队在西北地区采购的军马大多途经陕甘两省运抵河南灵宝交收。

1931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委托西北五省军政长官代购一批军马,以充实国防军备力量。每个运马组持有军政部颁发的护照,并填具了负责人姓名、伕役数量、马匹数目、起讫时间及地点。军政部电请各省政府饬令沿途各县供给马料,并电饬各省驻军长官派兵保护。(27)《运送军马经过各省注意六事》,《西安日报》1931年4月2日,第3版。其中,国民政府委托青海省政府代购军马5千匹。1931年4月18日,省政府派员押送第一批500匹军马从西宁启程,取道甘、陕运送至河南灵宝交收。5月4日,青海省政府派员押送第二批军马200匹从西宁启程转运灵宝交收。(28)《军马五百匹由青海转陇过陕运京马麒代中央军部购就派员送往灵宝顾祝同请杨虎城准备过境所需粮秣》,《西安日报》1931年5月3日,第3版;《第二批军马青省解送专员已由西宁东下》,《西安日报》1931年5月20日,第3版。6月23日,甘肃省政府代购的360匹军马经陕西转运灵宝接收。10月14日,国民政府购马委员杨诚齐押送在陕甘两省采购的第二批76匹军马从西安启程交驻灵宝军马验收所接收。1932年6月16日,宁夏省政府代购的200匹军马从包头起运通过平绥铁路南下。1932年8月底,新疆省政府代购军马起运之际,军政部电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饬令境内驻军沿途予以保护。9月5日,新疆省政府代购的100匹军马途经甘肃玉门转赴南京。10月下旬,新疆、宁夏等省代购的1050匹军马运抵包头。1934年9月25日,青海省政府代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采购的百余匹军马起运江西。(29)《军政部在甘购妥军马杨饬属照料》,《西北文化日报》1931年7月4日,第6版;《军政部二次购马已由省运灵验收》,《西北文化日报》1931年10月15日,第3版;竹丁:《军马南运共二百匹》,《包头日报》1932年6月20日,第3版;《金树仁代军部所购军马行将起运军部电邵主席饬沿途驻军保护》,《西北新闻日报》1932年8月25日,第1版;《新疆军马已起运》,北京《京报》1932年9月11日,第3版;《军部令新宁等省代购马匹将来包省府饬萨固等县帮助其筹措草料》,《绥远日报》1932年10月24日,第3版;《马步芳购军马百余匹转送赣行营》,《西京日报》1934年9月26日,第6版。新疆所产伊犁马、焉耆马等优良马种,驰名国内外,唯因地处边陲,交通不便,马匹内输受到严重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驻防各地骑兵等部队也在西北地区采购马匹补充。1933年7月17日,驻洛阳52师夏楚中部整理训练,急待补充骑兵乘马和炮兵驮马,特派员赴陕采购马匹补充,并电请陕西省政府予以协助。11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师派员赴甘肃夏河拉卜楞藏区购马百匹,拨交五团骑兵连补充训练。1935年5月,第1师骑兵第2团在甘肃采购的750余匹军马陆续运抵兰州集中,该团派兵从河南前来接运。6月4日,驻甘肃陇西新编14师第2旅在永登采购的36匹军马运抵兰州。6月初,中央骑兵第1旅派员抵达西宁采购军马,后由青海省政府派兵押运该旅所购百匹以上军马至河南灵宝交接。1936年1月14日,骑兵第4师参谋刘祥林及骑7师兽医刘化鹏乘汽车由平凉抵达兰州,拟前往青海采购军马。1936年2月,中央陆军骑兵军少校兽医刘汝纳等抵达兰州,拟设站点,将甘青两省所购马匹集中点验后分批转运东下。(30)《驻洛五二师派员来陕购买军马电请省府协助》,《西北文化日报》1933年7月18日,第5版;《一师购马百匹》,《甘肃民国日报》1933年11月27日,第3版;《第一师骑兵团购马陆续到兰》,《西北文化日报》1935年5月20日,第5版;《蒋云台新购军马抵兰》,《甘肃民国日报》1935年6月5日,第3版;《中央骑一旅派员抵青购马》,《甘肃民国日报》1935年6月2日,第4版;《中央骑一旅军马购妥马瑞卿返兰日内即东下》,《西北日报》1935年6月12日,第3版;《骑四师及七师派员赴青购马》,《甘肃民国日报》1936年1月16日,第3版;《中央骑兵军新购马匹拟集兰验查》,《甘肃民国日报》1936年2月14日,第3版。西北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交通条件滞后,马匹交易市场发育不够成熟,这严重影响着马匹资源输出。

西北地方军政界同国民政府中枢交际过程中亦以马匹作为馈赠礼品。1928年11月底,冯玉祥在甘肃购买军马200匹,赠与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1932年4月初,杨虎城派副官征募军马600匹,东运赠送蒋介石。11月下旬,马鸿宾赠送给国民政府中央的百匹健壮军马起运,军政部通饬华北沿途各省政府派兵予以保护,并代购所需草料。(31)《冯玉祥赠熊式辉军马》,《申报》1928年11月20日,第15版;《军马六百匹杨虎城赠蒋》,《北平晚报》1932年4月7日,第2版;《马鸿宾赠给中央良马百匹》,北京《益世报》1932年11月21日,第3版。1933年10月3日,马步芳电呈蒋介石:“惟闻军用马匹颇感缺乏,职愿将本部军马拣选三百匹,趁此秋凉,尚宜运送,且到南方之后,寒暑变化,而马匹无生病之虞,拟即日派员送上,委座赐收,俾供军用。”(32)《马步芳函蒋中正拟即送上三百匹军马俾供军用及请酌拨枪械以严防藏方再犯青海等文电日报表》(1933年10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02-080200-00429-055。11月7日,陈立夫致电蒋介石:“蒋委员长钧鉴,广密顷据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马步芳函称,原选送军马三百匹,候示运赣,请予赐收”。(33)《陈立夫电蒋中正据马步芳函赐收运赣军马三百匹及藏方扩充军备刻占中甸有再犯海南之势请酌给枪炮以固防务》(1933年11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02-080200-00131-041。1934年5月26日晨,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赠宋子文的18匹良马押运经兰州东去。(34)乙:《马麟赠马》,南京《新民报》1934年5月28日,第1版。马匹作为国民政府军政界高层交际馈赠礼品,充分彰显出其在军备方面的重要性。

表1 1935年国民政府各军事单位现有马骡数及待补充数统计(单位:匹)

1935年度,国民政府各军事单位马骡补充净数(补充数与减耗数之差)为2247匹,在编军马减耗极其严重。现役军马年均8.95岁,平均体高132.6公分,军骡年均8.1岁,平均体高133.2公分。军马以察哈尔所产者最多,骡子主要产自河北,马匹主要用于骑乘,骡子以挽曳为主。(35)《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军政统计:第五类 马骡》(1935年),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08-010706-00023-005。1928年至1935年八年间,国民政府各单位购补了大量马骡,但缺编数额依然很大,1935年度缺编额仍占46%,尤以骑兵、炮兵部队较为突出,且现役马骡年龄偏大,这严重制约着国防军备建设之进程。

四、国民政府军马补充困境及其应对

全面抗战爆发前,由于中国产马主要区域相继衰退、外敌入侵、马政久废不振、财政紧张等原因所致,南京国民政府军马补充困难重重。国民政府通过减少损耗和扩大来源的方式,以期解决军马补充工作中面临的困境。

清末民初以来,由于社会动荡,天灾人祸频仍,中央马政废弛,中国产马数量及质量急剧下降。1914年,据美国农业界调查统计,中国产马490余万匹,截至1932年全国产马额已锐减至100万至150万匹之间。九一八事变前夕,根据辽宁东北军牧场派员对东北和绥远、察哈尔、热河产马状况调查,产额较民初减少了70—80%。(36)《军政部整顿马政计画(续)》,北京《京报》1931年9月7日,第3版。1931年,青海省政府代购国民政府军马久未能购齐,据报称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则因为青海边地各县连年“匪乱”之后,良马多被劫掠;二则因国民军向东开拔时,“积极搜集,所余无几”;三则因军政部选送军马体高须4.2尺以上,青海产马多不符合规定。(37)《军马五百匹由青海转陇过陕运京马麒代中央军部购就派员送往灵宝顾祝同请杨虎城准备过境所需粮秣》,《西安日报》1931年5月3日,第3版。1932年,军牧科科长余玉琼通过调查后认为,连年旱荒、垦殖业拓展、匪患及外蒙古掠夺等使得内蒙产马数量减少。(38)余玉琼讲、拱北记:《世界各国马政制度及中国产马之现状(续)》,南京《新民报》1934年2月20日,第4版。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不休,匪患猖獗,前清察哈尔军牧场马匹被掠夺一空,“马政亦从此中断矣。”(39)《军政部整顿马政计画》,北京《京报》1931年9月6日,第3版。由于未能采用科学方法实施马种改良,至20世纪30年代初,蒙古马平均体高由民国初年的4.4尺左右降为4.2尺上下。(40)余玉琼:《我国马政建设之商榷》,《畜牧兽医季刊》1935年第1卷第2期,第31页。中国产马数量锐减及质量低劣是国民政府军马补充困难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军马补充困难与军备机械化浪潮不无关系。全面抗战爆发前,留学欧美军事学校的学生带回了军事机械化理念和资料,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也设立了机械化学校和机械化兵监,各兵种机械化思潮成为当时建军的主旋律。其中,毕业于法国机械化骑兵学校的骑兵团团长蔡仁清力主骑兵机械化,在训练总监白崇禧的授意之下,拟订了成立机械化骑兵四项建议。骑兵监章鸿春等人主张骑兵已经乘马,那有再乘车的道理。(41)蔡仁清:《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军事教育情况》,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4卷《政治军事编》第6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2—93页。“马匹在军队中,因为高唱机械化的关系,把它竟看作不十分重要,所以在今后之世界,一般人们多趋于机械化,无不异口同音的说机械化是万能,对于马匹多不注意。”(42)一干事:《西北产马情况及采买法》,《军事杂志》1935年第77期,第240页。国防军事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马匹在建军中传统地位受到挑战是必然的。

近代以来,中国北部边疆危机日益加剧,产马区域相继陷落,国民政府可控产马资源日渐萎缩。首先,内外蒙古通商关系中断造成了马匹来源缩减。绥远产马主要为乌审旗和伊克昭盟旗及18县局等地,从外蒙输入者也占有相当比例。自外蒙与绥远通商往来断绝以后,进入绥远的马匹大为减少。(43)《绥远出口马匹年有增加》,《畜牧兽医季刊》1936年第2卷第4期,第155页。辛亥革命后,“外蒙的产马因之也不能进口,于是军队及民间用马,是一年比一年的困难”。(44)一干事:《西北产马情况及采买法》,《军事杂志》1935年第77期,第240页。其次,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使中国产马主要区域相继沦陷。1933年2月,“热河事变”后,日伪严禁马匹输出。1934年5月31日,张北专电:“热河严禁马匹出口,以备军用,近日扣留马匹甚多,马商颇感恐慌。”(45)《热河马匹严禁出境》,《新天津》1937年6月1日,第3版。华北事变后,日伪对华北产马资源实施垄断政策。“现下盘踞察北图扰绥远之各部众,均积极扩充实力,对于骑兵之募集,马匹之征收,搜罗殆尽,今日复有禁止马匹出境之令,以期充分扩充骑兵。”(46)《察北禁止马匹出境影响华北农业》,《华北日报》1936年9月1日,第11版。“现有许多马贩商人运大宗马匹南返,行抵百子庙地方,全被扣截,不准通行。只准在境内脱售,一匹不准输出。”(47)《禁止马匹出境》,《新天津》1937年5月21日,第10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华北产马区域军事占领断绝了国民政府军马补充最主要的来源。

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支绌是制约军马补充的主观困境之一。1931年,军政部奉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从西北各省采购军马3万匹,每匹马以1百元计算,总计需要款项3百万元。总司令部因国库支绌,未能如数拨足马款,而西北各省催款甚急。为了节省财政支出,总司令部准予军马采购数降为7.5千匹,实际需要购马款大洋75万元,然而财政部仅下拨20万元,随着西北各省代购军马陆续运到,何应钦咨请财政部从速拨款。(48)《军政部咨财政部为请从速拨发补充军马款项由(1931年7月8日)》,《军政公报》1931年第108期,第69—71页。1933年2月28日,胡宗南电呈蒋介石:“职师骡马多数倒毙,拟请府准补充五百匹,每匹约价九十元,计四万五千元,乞赐拨付,以便就地购买,藉利军用为祷,当否,并乞示遵。”3月1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近日无此款项,稍缓再办。”(49)《胡宗南电蒋中正拟请拨付购买骡马价款及蒋中正复电近日无此款项可稍缓再办》(1933年2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02-080200-00070-054。1934年2月,军政部因无款购马,为“撙节开支起见”,遂令将张家口军马补充所予以裁撤。(50)《军政部务牧第74号公函:训令各部队为军政部张家口军马补充所于本月撤销仰饬属知照由(1934年2月6日)》,《绥靖旬刊》1934年第10期,第13页。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加强军马保育和马政建设等举措,以期减少现役军马损耗和扩大军用马匹社会来源,解决军马补充工作中面临的困境。首先,国民政府通过饬令各军事单位改进马骡饲养方式的措施,以延长军马服役时间及减少倒毙数量。1930年3月27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军事教育对于爱护兵器与爱惜骡马之教育应特别注重,并使之养成军人自然之习惯,各主管官对于部属之虐待骡马或不管其冻饿者,尤应严加处治,另订罚则为要。”(51)《蒋中正电何应钦军事教育应特别注意爱护兵器与骡马并严处违反者》(1930年3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02-010200-00173-041。军政部规定,各部队“如查有克扣马料情事,与克扣军饷同罪,按照陆军刑罚惩办。”(52)《军政部制定军马保管暂行规则》,《中央日报》1930年10月27日,第3版。1933年2月23日,军政部又饬令各部队、机关及学校:“保护马骡,务尽量营养,不得克扣马干,如患疾病,须尽力医治,须废除者,应贱卖于农家,增进农业生产,勿卖给奸商,惨遭屠杀。”(53)《军部令所属爱护骡马》,《武汉日报》1933年2月24日,第3版。军政部马政机关随时派员视察各军事单位马骡保管情况,对马骡数额、管理、使役、营养、卫生状况等每年定期检查,并饬令其设法改进饲养方式。(54)《军马检查暂行规则》,《军政公报》1930年第82期,第12—13页。逃失马骡,由最高长官追究属下责任,判定罪责,按照购马价格分摊赔偿。马骡保管奖惩以倒毙数目为依据,除战时及特别事故外,每年损失马骡不到编定数10%者,主管官佐各记功1次,在15%以内者,无功无过,损失20%以上者,分别以记过或降职处分。(55)《军政部制定军马保管暂行规则》,《中央日报》1930年10月27日,第3版。其次,南京国民政府通过马政建设一系列举措(56)具体内容参见毛光远:《抗战前国防危机加深与国民政府整顿军备——以马政建设为中心进行考察》,《民国档案》2016年第1期。,以期增加中国产马数量及改进产马质量,增加军马广泛社会来源。然而,正当国民政府马政建设推进之际,因“抗战事起,于是建设未遑,而战争连年,军马的消耗愈甚。”(57)罗尔纲:《近代中国马政的废弛》,昆明《中央日报》1940年2月20日,第4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给处于初创阶段的马政建设造成了致命性打击。

余 论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军马补充增强了国防军事力量,对局部抗战起到了支撑性作用。“此次热河事起,前方军马亟待补充,曾遣专员到绥选购”。(58)《绥之宝 马与粮 军政部来购马 平分会来采粮》,《绥远日报》1933年4月22日,第3版。1933年5月初,张家口军马补充所转军政部代电给驻包头购马委员蔡孟起:“顷以承德失陷,战事益趋紧张,需用军马尤为急要,应着急从速购买,随时起运,以应戎机。”(59)《绥马价涨购买军马不易》,《西京日报》1933年5月4日,第5版。1933年3月10日,军政部常务次长陈仪电蒋介石:“密据张家口军马补充所柏所长毓鹏齐电称,商都、明安、两翼三牧场奉北平军分会令速筹马二百匹,交挺进军刘总指挥翼飞领用,同时准刘总指挥面洽,以时机迫切,急需军马赴前方督师御寇,请于本所自购马及验收枪马暨三牧场马三项中,孰先到张即先领用”。(60)《陈仪电蒋中正据柏毓鹏电称以时机急迫准先到张家口者可先领用该所军马》(1933年3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02-080200-00072-011。长城抗战和华北事变前后,华北地方驻军从绥远采购大批军马补充军用,这对增强其军事实力及华北地方局部抗战具有积极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中央各军事单位及地方部队马匹主要来源于华北蒙古游牧区域和西北畜牧区域。由于交通条件、产马状况、地方政府互动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性,各军事单位在华北地区采购军马的规模要大于西北地区。察哈尔省口外各蒙旗产马甚多,向无固定交易场所,经过锡林郭勒盟阿巴噶左旗杨王请示,宋哲元主席批准张北县为马市,定于1934年8月6日开市交易,集市为期14天,并布告各界前来交易。(61)《张北设立马市八月六日开幕》,《新天津》1934年8月4日,第9版。1932年至1936年,鉴于推动马政建设及产马资源输出的需要,绥远省建设厅在归绥举办了五届产马大会。1934年9月15日,第三届产马大会开幕以来,因减免税捐,各蒙旗县局售马者日有数百匹,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各军事机构及广西、北平、天津、河南各省军队购马不下数百匹。(62)《绥双十节赛马各省纷纷赴绥购马》,《西北文化日报》1934年9月26日,第2版。1935年,绥远马匹输出增至1.4万匹,较前增加了1倍。1936年马匹输出近2万匹,马市极为繁荣,马价也较高,普通马每匹50元左右。(63)《绥远出口马匹年有增加》,《畜牧兽医季刊》1936年第2卷第4期,第155页。华北地方通过举办产马比赛会、开辟马市及降税等方式,加快了马匹资源的输出进程,这对国民政府国防军备建设及察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无裨益。

全面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军队动员规模的扩大,军马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抗战初期,全国各军事单位军马编制数额69.2万余匹。后方勤务交通运输和辎重部队所需马匹尚不在统计之内。根据战事发展及各单位请求补充数估计,战时需要军马100万匹。按照平时军马补充率1.5成计算,每年约需补充10万余匹。由于马匹资源缩减,国民政府不得已一再减少各部队军马编制数额。1943年度,军政部制订的军马补充方针规定,军官乘马必要者酌予补充,炮兵按八成补充,骑兵按九成补充,北方辎重部队使用马骡,南方以人力代替。工兵和通讯兵,除笨重器材酌情补充骡马外,其余以输送人力代替。步兵重武器,原有骡马准予保留,除特别重要部队酌情予以补充军马外,其余一概不补充,暂以输卒代替,以二人抵一马。1937—1945年抗战期间,军政部共计补充军马近30万匹。(64)(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国军后勤史》第4册(上),台北“国防部”印制厂1990年版,第331页。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作战规模不断扩大,军马需求激增与马匹资源大幅缩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军马补充更加困难,这成为制约国军机动性及影响各兵种间协同作战的主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