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志强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上海 200031)

一、皖南新四军发出“五日微电”的前因

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之名义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佳电”,除了逐条回驳何应钦、白崇禧10月19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指责外,答应江南新四军撤退到长江以北。此后,根据叶挺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达成的协议,新四军军部从12月初起,开始将1000多担资材及后勤医护等非战斗人员2000多人,分批由皖南泾县向东经宣城抵达苏南,计划从镇江伺机渡江到苏北。

但是,蒋介石担心江南新四军到苏北会增加对国民党韩德勤部的压力,于12月10日晚给顾祝同发去特急电报:“(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2)《皖南事变资料选》选编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12月14日,顾祝同秉承蒋介石旨意,发出致叶挺、项英“寒午电”,以“经过苏南不免迟缓”为由,命令皖南新四军“应以主力就近北渡皖北”。(3)《顾祝同致叶挺、项英电》(1940年12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文物档案。

此时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对究竟走苏南还是走皖北,还是留下不走坚持皖南阵地,尚在犹豫动摇之中,现顾祝同要求改变北移路线,正好可借此为由要求补发饷弹及展缓北移日期。项英于12月23日以叶挺个人名义发出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梗电”。通读“梗电”全文,其核心内容是:皖南新四军原已安排好从苏南北移,现在上峰突然临时决定改道皖北,因来不及准备,所以要求展缓一个月时间;同时要求皖北桂军让道并划定皖北庐江为临时集结地,以庐江、六安为北移路线;还要求补充饷弹。由于此电是项英以叶挺个人名义发的,为了符合叶挺的身份和语境,电文最后以叶挺的口吻向蒋介石倾吐胸中苦闷:“职奉命以来,竭尽智能,准备北移事项,徒以捉襟见肘,事与愿违。违命固不可,奉命又不能,故曾一度呈请顾长官免去本职,另荐贤能,复蒙缓容,未予置议。惟前途荆棘何多,未能一一解除,以勉为团结抗战,稍竭其绵薄。是以不辞斧钺,谨再披沥冒渎以闻,伏候示遵。”(4)《叶挺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电》(1940年12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文物档案。

项英于12月23日中午致电延安说:“现桂军已有两个师到桐、无一带,在士兵中宣布任务堵我军北渡。昨用叶名义电蒋、何、白、顾,并函要桂军让路并延期一月。”(5)《新四军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第80页。指的就是这通“梗电”。

12月25日,项英又以叶挺、项英两人联名发出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有电”,再次指出北渡困难,要求补充军饷和弹药,表示“现职军各部队整装待发,无稍瞻顾,请即令皖北友军向后撤让,补给请求慨予照发,如此则明令朝颁,则部伍夕出。”(6)《叶挺、项英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电》(1940年12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文物档案。如果说“梗电”的基调是“恳请”“诉苦”,那么“有电”则是据理力争,软中有硬,含有不发饷弹即不开动的意思。

以上给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的两通电报,按律也都同时发给顾祝同。顾祝同于12月28日致电蒋介石,在转述叶、项“梗、有两电”要求后,从催促皖南新四军尽快北移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查该军北渡限期仅余三日,以前由战区批发之临时费五万元现在尚未奉领,可否再准展期半月,再增发临时费五万元,并令皖北部队稍予后让之处,乞迅赐核。至请发弹药一部,拟俟其半数渡江以后再予酌发。当否,并乞鉴核。”(7)《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0年12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文物档案。

看来“梗、有两电”对顾祝同多少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顾祝同尽管在请发弹药问题上坚持要等新四军半数渡江后再予酌发,不肯让步,但至少在北移时间展缓问题上有了半个月的松动。

12月30日,顾祝同电复叶挺、项英,否定皖南新四军主力仍从苏南北渡的请求,但“准以一个团取道苏南北渡”(8)安徽省档案馆编:《皖南事变文电选编(国民党部分)》,1985年印,第87页。,同时按叶挺、项英要求致电皖北桂军李品仙,请其为新四军北渡划定登陆地点、临时集结地和渡江以后的北移路线。李品仙于12月31日以“世亥电”回复顾祝同,答应指定:“(一)黑沙洲至姚沟为该军登陆地点;(二)姚沟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临时集结地点;(三)由集结地点沿长江北岸东下,经和县南、浦口、津浦路东为该军北移路线,但应连续集结,不得借故逗留。”(9)转引自《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文物档案。

从李品仙划定的这条北移路线看,他拒绝了叶挺在 “梗电”中提出的以庐江为集结地,以庐江、六安为北移路线的要求,因为江北津浦路西为第五战区势力范围,而皖中庐江至皖西六安一线是桂军的核心地盘,桂系当然害怕新四军染指。李品仙指定新四军沿长江北岸东下不准逗留,最终到达津浦路东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目的还是想让苏北韩德勤去对付新四军这块硬骨头,从中可看出蒋、桂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既互相利用,又互有戒备,貌合神离,并非铁板一块。

与此同时,项英在12月23、24、25日一连几天电告延安,强调交通困难,北渡危险,反复向中央请示方针。中共中央忍无可忍,于12月26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电,对新四军中共领导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指出:“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10)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124页。

为解除项英对渡江后皖北桂军阻扰的顾虑,毛泽东于12月27日致电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请他继续向蒋介石交涉,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渡;又以朱德、叶挺名义急电桂系李宗仁、李品仙:“新四军江南部队遵令北移,祈饬庐、巢、无、和、含、滁地区贵属勿予妨碍,并予以协助,以利抗战。特此电恳,敬盼示复。”(11)《新四军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第89页。还致电叶挺、项英,告诉他们已请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向蒋介石交涉,“下令李品仙不得在巢县、无为、和县、含山地区妨害新四军北移”。(12)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124页。

中共中央书记处12月26日斥责电在新四军军部引发不小的震动。迫于延安压力,项英于12月28日在云岭主持召开会议,讨论部队移动具体方案,最后决定“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宁国、郎溪达溧阳待机北渡”。(13)《皖南事变资料选》选编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52页。这条南下茂林的路线并非顾祝同所指定,事先也没有请示过延安。据军部军法处地方科科长扬帆后来回忆:“走南边这条路是袁国平同志提议的。袁国平同志说:你学着走‘之’字路的办法吧。”“明明要往东走,就偏往西走,再转过来往东走;往南走就往北走,再转过来往南走,这样的意思。”(14)《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

因为将近年底,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人也加紧了动作。12月中旬,在顾祝同严令催促下,上饶到重庆之间长途载波电话限期开通,虽然效果不太理想,但从此顾祝同总算可与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直接通话。下旬,顾祝同派第三战区参谋处长岳星明赶赴徽州,在师长以上军官会议上传达:“顾长官有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并宣布由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负责统一指挥。(15)《皖南事变》编纂委员会:《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48页。徽州会议后,上官云相随即布置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处于12月29日制订出《第三十二集团军围歼匪军计划》,对皖南新四军待命进剿。

12月31日傍晚,第三战区驻新四军中校联络参谋陈淡如奉命到云岭,与叶挺续商部队北移事宜。当晚双方拟商办法如下:“甲、江南部队北渡后临时集结地区及续向北移路线请速电中央核准。乙、关于经费弹药补给,一、拟请一次发给经临费廿万元,凡军政部及本部先后核准之临时费共七万元、及一月份应领之经常费均包括在内;二、拟请发给一次步机弹共十万发,先开一部给领一部,续开续发,分三批给领,至开拔完毕为止;三、此外不得再作新要求。丙、开拔限期以迅速北渡为主,不得藉故迁延,至迟以一月底为限。”对于此次磋商,陈淡如向顾祝同汇报认为,“叶挺极诚恳”,“颇具盛意,一再嘱职请求钧座谅其苦衷,得使江南部队顺利北调”,“对于北调命令已有决心奉行”。(16)转引自《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文物档案。

其实新四军军部在12月28日早已确定南走茂林绕道转移的路线,叶挺为了保密起见,不得不与陈淡如虚与委蛇,也不排除在走之前经陈淡如之手领得若干饷弹的意思。蒙在鼓里的陈淡如见达成使命,高高兴兴地于次日一早离开云岭回去复命,并答应一二天内返回。

新四军领导层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副军长项英大权独揽,而脱党十年的军长叶挺有职无权,分配从事与国民党方面联络事务。在叶挺应付陈淡如的同一天,项英向远在苏北盐城的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刘少奇、陈毅通报:“支日决心东移”。这是总指挥部参谋长赖传珠12月31日当天日记所载,也是笔者迄今查到军部最早确定1月4日开动的文献。(17)赖传珠:《赖传珠日记》,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页。

在1941年元旦到来的时候,谁也未曾想到,几天之后会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发生兄弟阋墙的惨烈内战。这一天,蒋介石召集手下各部“研究共党新四军处置办法”,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俄倭现尚不能妥协,俄对我自不至过于为难,想共党亦自不敢叛变乎?”(18)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困勉记》卷六十四,台湾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755页。

也是在元旦同一天,项英以新四军的名义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最近情况与我们行动”,明确表示“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19)《新四军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第93页。但是,电文并未汇报部队绕道南走茂林的具体移动路线。

1日晚上,陈淡如在泾县县城将昨晚与叶挺洽谈北移事项及达成办法以“东戌电”报给上饶顾祝同,请示“所拟是否有当,乞迅指示”。2日晚,顾祝同向蒋介石发出“冬戌电”,转报陈淡如1日“东戌电”,并汇报了他的处理意见:“查所拟甲项,已据李主席品仙世亥复电,指定黑沙洲至姚沟为该军登陆地点,姚沟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临时集结地点,由集结地点沿长江北岸东下经和县南、浦口、津浦路东为该军北移路线,经转知叶军长在案;乙,关于经费部分,所请廿万,既包括一月份经常费在内,仍可照发,弹药拟即先发步机弹十万发,余分批具领。”对于丙项北渡时间“以一月底为限”的要求,顾祝同与陈淡如一样,因兹事重大,不敢擅定,请示蒋委员长“是否可行,敬乞核示祗遵”。(20)《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文物档案。

可见只要新四军同意北渡,顾祝同直到1月2日晚上还可以考虑先发包括1月份经常费在内的20万元和10万发子弹给新四军。

夫兵者,诡道也。1月2日中午,叶挺向顾祝同、上官云相发去“冬午电”:“奉顾长官亥卅申秘电指示,准以一个团取道苏南北渡。职部为期移动迅速,以明大信,准于虞日派一个团经前指定路线向苏南开动,余仍待临时费及弹药补给发下后,再就原地设法北渡,如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特先呈报,乞并转知沿线友军知照,以利通行。”(21)转引自《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文物档案。叶挺此电通报虞日(即7日)先派一个团开苏南,明显是放烟幕弹以迷惑对方,后一句主力万不可能时仍转经苏南,乃是关键所在,预留一条退路,为尔后部队“全部移苏南”打下伏笔。作为兵家谋略,这种做法无可厚非。

在1月2日晚同一时辰,顾祝同又发出另一通“冬戌电”,将李品仙划定新四军渡江后移动路线的“世亥电”分头转报蒋介石和叶挺。

从上述一系列文电可知,在元旦前后这几天之内,李品仙、叶挺、陈淡如等人发给顾祝同的来电,顾祝同都会转发蒋介石,同时汇报和请示自己的处理意见。可见蒋介石对皖南的情况了如指掌。

蒋介石看到顾祝同两通“冬戌电”,时间当在1月3日上午,他发觉李品仙指定的“沿长江北岸东下”的路线,仍是要将新四军引向苏北,立即于3日午后径直向叶挺发出“江未电”,命令皖南新四军过江后在皖北境内直接向北到河南睢州再北渡黄河。此电口气极为急迫:“限即到,泾县,新四军叶军长挺:梗、有电均悉,(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二)所请补给,俟达到指定地点即行核发。除分令顾长官知照外,仰即遵照。”(22)《皖南事变》编纂委员会:《皖南事变》,第102页。

蒋介石不愧老谋深算,短短一纸电令,一石三鸟,既修正了李品仙指定的将新四军引向苏北的移动路线,又否定了顾祝同先发20万元经费和10万发子弹的意见,也彻底打消了新四军在北移前多少争取一点饷弹的幻想。而这通“江未电”不早不晚,偏偏在皖南新四军准备绕道转移的前一天发来,这才引发出叶挺、项英的“五日微电”。

二、“五日微电”的发出及其产生的后果

1月4日傍晚,顾祝同将叶挺迷惑对方的“冬午电”内容,以“支酉电”转报蒋介石,并提出如下处理意见:“为贯彻前令防止其以主力由苏南北渡增援苏北起见,除复饬仍以主力就原地北渡外,其经临费弹药补给办法拟即照冬戌秘电所呈各节办理,并令将先派苏南之一团及就地北渡各部队之番号人数、开拔日期详报备案。当否,乞鉴核示遵。”(23)《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文物档案。此电表明直到1月4日晚上,顾祝同仍然愿意考虑先支付给新四军一部分饷弹,前提是皖南新四军主力必须仍就原地北渡,并将部队番号、人数、开拔日期详报备案。

而实际情况是,就在顾祝同发出“支酉电”的4日晚上,新四军军部就率领由皖南部队组成的三路纵队6个团及直属队9000余人冒雨向南突进。然而,谁也没有料到,部队由云岭出发到章家渡渡口,短短十几里路,居然会走错道。后又因章家渡浮桥折断,大部队无奈只能涉水过河。寒冬腊月,战士衣裤尽湿,行军速度非常缓慢,各部掉队人员很多,由云岭到茂林才40里路,直到5日中午才陆续到达指定位置。为烤干衣服、休整部队,军部下令各部就地休息。

新四军军部局处皖南云岭3年,面敌背顽,因无政权支撑,处处受到限制。新四军甫离云岭,国民党章渡区公所、泾县县政府、第六督查专员公署等各级行政、情报部门就闻风而动,刺探消息,逐级上报,反应不可谓不快。因此皖南新四军的行止,始终都在第三战区前线总指挥上官云相的严密监视之中。新四军从云岭出发,南走茂林,虽说主观上是想迂回苏南北渡,但是向南绕道的行军方向毕竟属国民党军队控制的防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很被动。而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兵力,遵照上官云相的命令,已从东、西、南三面向新四军皖南部队作环形布置,以监视其北渡长江。新四军的行进方向,事实上是在步步走向第三战区重兵包围圈之中。

据皖南事变亲历者、新四军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1941年2月所撰《皖南惨变记》叙述,当1月4日傍晚军部将行时,曾以叶挺名义致电顾祝同,申述团结御侮之决心和全军不得已取道苏南北上之原因。“拍电时,因司令长官部之呼号不通,改请上官总司令部转发,同时致电附近各友军第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七十九师、四十师、六十二师、新编第七师及第一零八师等,恳其沿途协助,俾达成上级交给之任务。”(24)《皖南事变》编纂委员会:《皖南事变》,第315页。当时钱俊瑞吃住都在军部,且与叶挺住在一起,他的回忆距皖南事变发生仅隔30多天,应该较为可信。对此,原军部机要员邱静回忆道:“1月4日晚上,军部开始转移。临行前,李一氓忙于布置我们向延安党中央、中原局、国民党三战区以及有关所属部队发电报。机要科人员点着煤油灯,紧张地工作着,直至吃了夜宵才匆匆整装跟随军首长出发。”(25)邱静:《为叶、项首长当机要员》,《人物》1993年第5期。

军部在1月5日晨到达茂林附近潘村后,第一件事就是发出“五日微电”。根据电文中“定于支晚”而非“已于支晚”率部北渡的语气判断,此电应该就是4日临出发前发给顾祝同等人的同一个电报,因唯恐对方没有收到,所以在军部到达潘村,电台架设之后,再重发一次。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坦荡心迹,这通“五日微电”罕见地同时发给“重庆蒋委员长、何参谋总长、白副参谋总长、上饶顾司令长官、徽州唐副司令长官、宁国上官总司令、桂林军委会办事处李主任”,同时也发给延安中共中央。

此电对透析皖南事变有重要价值,全文如下:

职军奉命北调,逾月以来曾加速准备,唯对于开拔应行请求事项,久电往复,迄未蒙确示。除应领经常费至十二月份止外,刻临时费则只由顾长官批发五万元而已,其他伤残本年之抚恤未得一文,对敌应备之弹药未发一粒,仅奉顾长官电允于开拔后当全拨发,或开拔过半即行拨发等因,致成延宕之局。另出动期限虽蒙统帅部展缓至十二月底,惟当职军正奉命出动之际,忽又令以主力由铜、繁一线北渡。经一再考虑,铜、繁江面敌艇封锁甚严,民船征集不易,然为难尤甚者尚不止此,皖北友军于事先已出舒、桐、无、庐(26)舒、桐、无、庐指皖中舒城、桐城、无为、庐江4县。,为据江岸,企图堵击我新四军。虽蒙层峰加转第五战区长官部商洽让道,而迄今未见诸明令,则过江困难又及昭著,不得已复呈顾长官拟以主力仍照原定路线转进苏南敌后,而复示乃只准一部经过苏南,其余大部仍就原地渡过皖北。综此经过,职军只奉命惟谨,以期从速完成北渡。无如事与愿违,运动遭掣肘,辎重运输则乏夫役之费,行军糈粮则无购买之资,并使抗战伤残不得安置,地方积欠无法清偿,而敌后进军则封锁重重,与敌对战则弹药空空,加以长江天堑非可飞渡,又况友军云集公言截堵。当此之时,职等固已计穷于尽也,甚难于束手矣。然此尤未足以尽其困苦于万一。职军北渡准备,皖南人民无不遂知。而这其中实际困难亦为顾长官、上官长官所洞悉、体察,严重之事曾不足以取信于当局,而困难之点则未实际予以扫除,且遣兵布阵,剑拔弩张,若某某师之集太平地也,若某某师之开宁国也,若某某师等之编为右翼军也。劳兵伤财,如大敌之将临,虽前年冬季对日寇之攻势,曾不若是赫赫。职等明知项庄舞剑必有用意,则因于上月梗、有两电分呈请示,并略陈职军顾全大局,奉行命令之微忱,以冀倘蒙谅宥。但观皖南友军合围部署,曾未尝稍懈,且加紧焉。事急矣!职等再四思维,保全抗战力量与肆意内争孰重?执行命令而保全抗战力量与执行命令而不能保全抗战力量孰重?职等虽千万死亦唯知保全抗战力量之重要而内争之可耻也,亦唯知既执行命令又能保全抗战力量之为重,而徒知执行命令以抵消抗战力量之不足为也。职等以为坐以待毙者而不为,而一交兵则恐累盛德,故定于支晚率皖南全部部队遵行顾长官电令所定路线转经苏南分路俟机北渡,以期实践职等十一月佳电之诺言,亦以避皖南人民元气之涂炭,全东南战场团结之始终。攘羊之证固不敢,大杖则逃,其义实美。总司令俯念下枕稍加周全,勒临崖之奔马,挽未倒之狂澜,所望沿途友军开饱婼[德]之覆辙,推让道之高风,则拜赐者固不仅职等二人一军而已。职等亦当严束所部,弛弦入鞘,匝道而行,以期早入苏南敌后以谋北渡,必不有意寻衅于三年并肩之战友也。若必欲攘贪婪之功,奋内斗之勇,以徒遗臭万年,为快敌寇,则激动东南,动摇战局,其责任不在职等矣。谨电奉闻,伏乞垂察,死罪,死罪。职叶挺项英同叩。(27)《新四军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第102页。

电文一再解释因饷弹补给不济和上峰忽令改道,加上周边友军的不良企图,以致造成直渡皖北的种种内外困难,然后通告“定于支晚率皖南全部部队遵行顾长官电令所定路线转经苏南分路俟机北渡”,用《孝经》“小杖受之,大杖则逃”的典故,陈述不得已违命的苦衷,企望对方能承认既成事实,同意皖南新四军转经苏南北移。

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研究皖南事变时,对新四军为何在茂林附近逗留如此之长的时间深感大惑不解。如果说4日一夜雨中跋涉,疲惫不堪,5日中午部队到齐后(快的早上就已抵达),烘烤衣服、就地休整,再经一个整夜的睡眠,应该已经恢复体力,6日一早就可出动,为何要变原定的“突进”为慢进,拖延到6日晚上才走?按理说他们不会不懂军情紧迫、兵贵神速、军机稍纵即逝的道理。及至后来看到这通“五日微电”,方才悟出当时军部领导胸中的纠结所在:即不早不晚,偏偏在部队出动前一天的1月3日下午,收到蒋介石命令部队就地北渡长江的“江未电”。从新四军成立迄今,蒋介石绕过战区直接发给新四军的电令屈指可数。该电确实将很快要率部以突进方式南下的军部领导抵到了墙角。在他们看来,这一定是蒋介石借日军和桂军之手夹击消灭新四军的阴谋。项英之所以最终放弃直渡皖北这条最近的北移路线,他向延安反复强调的也是江中日舰封锁和江北桂军堵击这两大理由。而此时延安毛泽东、重庆周恩来、苏北刘少奇也都认可走苏南,加上12月28日军部已经议决南走茂林迂回苏南,以上种种原因,使皖南军部绝不可能改变已定计划,来执行蒋介石1月3日的“江未电”。

可是,“江未电”命令的分量之重不言而喻。尤其是一向把与第三战区的关系视作下级对上级的项英,又岂能对“江未电”置之不理?权衡再三,只有在部队临行时,向蒋介石、顾祝同等致电,再三强调直渡皖北的种种内外困难与委屈,企望对方能“推让道之高风”,同意皖南新四军全部转经苏南北移,存有既想不费一枪一弹、又达成安然就道的侥幸心理。于是在先头部队搜索排6日上午已经和对方第四十师小规模交火的情况下,仍然踯躇不前,寄一线希望于蒋介石、顾祝同能高抬贵手,回电批准让道放行。这无疑是一厢情愿的事情,结果白白浪费了6日整个白天的宝贵时间,后来见回电无望,前途情况危急,才决定连夜行动。

本来,皖南新四军就处在第三战区数万重兵的紧逼之中。1月2日叶挺致电顾祝同拟于7 日先派1个团走苏南,余从皖北直渡,也明显是迷惑对方的疑兵之计。4日晚南走茂林既然是出其不意的突进行动,那就应该保守机密,兵贵神速,待全军突过星潭、三溪,脱离大包围圈之后再行告示不迟。而“五日微电”过早向三战区暴露了部队行动的时间和方向,5日、6日又下令在茂林一带休憩,到6日晚上行动时,对方包围圈业已合拢,以致失去了“突进”的先机。

可以想象,原来就怀疑新四军不肯走皖北的蒋介石,在发觉皖南新四军并非如叶挺向顾祝同所言仅以一个团而是全部主力走苏南时的震惊程度。因为新四军经苏南北移已经突破了蒋介石划定的底线,何况黄桥、曹甸战后,国共双方的互相信任度已急剧下降至冰点,蒋介石、顾祝同必然要对叶挺、项英率部南下是否另有他谋产生怀疑和警惕。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命令改道直渡皖北的初衷,固然是担心皖南新四军从苏南渡江会增加攻击韩德勤的兵力,但是他们更加担心和害怕的则是新四军向南到其后方游击。顾祝同在1940年12月5日致蒋介石电中就有“新四军近在江南鼓动民众,反抗中央。如我方采取军事措施,该军以黄山及天目山为流窜根据地,并在皖南泾县云岭集结兵力八千,储备粮食,构筑工事,大有威胁县城之势”的报告。(28)《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0年12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文物档案。

蒋介石在12月13日复顾祝同急电中答曰:“新四军最后计划,必如兄五日电所报,其在黄山、天目山与泾县云岭一带化整为零,在我后方对我游击。故我军对匪必须先妥筹对策,作一网打尽之计,谋定后动为要,切勿轻易动手,反被其所制也。”(29)《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40年12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文物档案。蒋介石之所以要顾祝同“谋定后动”,“切勿轻易动手”,就是要寻找和等待“一网打尽”皖南新四军的理由和机会,而最佳的政治理由就是新四军“在我后方对我游击”。在蒋介石看来,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

1月6日,蒋介石发出“鱼令一元电”,扣动了在大江南北“围剿”中共武装的发令枪扳机。电文如下:“一、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二、决强制执行之。三、第三、第五战区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四、特须注意防止该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别山或豫西流窜,影响大局。五、务避免以大部队在前线致敌所乘,我军应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就虚,计出于万全,勿致牵动全局。六、关于局部及剿抚进退诸机宜,统由各该长官负责处理为要。”(30)《皖南事变》编纂委员会:《皖南事变》,第118页。

可见,叶挺、项英发出“五日微电”的本意是为了解释为何不执行1月3日蒋介石“江未电”指定的北移路线。而蒋介石1月6日“鱼令一元电”的发出,则与“五日微电”过早暴露新四军移动时间和行进方向有直接的关系。叶、项为何要急急出此下策发出“微电”?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一是担心部队南下引起友军误会;二是拘泥于上下级关系,心存幻想,企望对方能够体谅不得已改道的苦衷,下令让道;三是迷信统一战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皖南3年期间,由于一味忍让妥协,始终没有如江北新四军那样与周围友军发生激烈的军事磨擦,这一直是项英引以为自豪的,因此寄希望于第三战区不致悍然动手;四是过高估计自己,以为南面的星潭、三溪方向是对方薄弱环节,有绝对把握冲过三溪转进苏南。殊不知当时皖南新四军面对的数万虎狼之师已非昔日友军,因此第一要务应是考虑如何秘密、安全、迅速地脱离险境,而非堂堂皇皇、委曲求全的表面文章,此刻对蒋介石、顾祝同表白心迹无异与虎谋皮,同时也使前面放出的先派一个团于7日走苏南、主力尔后直渡皖北的烟幕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刺激对方,授人以柄。

再看顾祝同,其在1月5日午后向蒋介石发去“微未电”,转报第五十军军长范子英上月28日“俭电”反映新四军征集稻谷、构筑工事,“藉口准备移防为口实,和缓各方态度,暗中充实内部,企图据守皖南,以及伸足江北,似有不愿放弃该党建立华中根据地最大阴谋”的动向。(31)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伍), 1985年印,第173页。1月5日傍晚,顾祝同向李品仙发出“微酉电”,转达蒋介石3日“江未电”新指定的新四军从皖北过黄河的北移路线,并告已“转饬叶军长切实遵照”。(32)《皖南事变资料选》选编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9页。从顾祝同致蒋介石“微未电”和致李品仙“微酉电”内容可知,他获悉叶挺、项英“五日微电”的时间应在他发出“微酉电”之后,即1月5日深夜或6日上午,在此之前,顾祝同只希望新四军直渡皖北,离他远去,因此还没有立即在皖南动手的迹象。

叶挺原先汇报7日先以一个团走苏南,现在却突然提早到4日,而且是全部主力,并认定是“遵行顾长官电令所定路线”走苏南,可以想象,顾祝同在看到“五日微电”后的过激反应,定然会比蒋介石更为震怒。1月6日午后,顾祝同即向上官云相下达“鱼未电”,此电同时上报重庆参谋总长何应钦,电文如下:“叶挺、项英不遵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乃擅率驻皖南所部于支晚开始移动,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似此违背命令,自由行动,破坏抗战阵线,殊堪痛恨。为整饬纪纲,贯彻军令,对该军擅自行动部队决于进剿。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并严督党政方面配合军事积极工作,俾决根株。又对该军化整为零,企图流散时之清剿,并希预为计划及准备为要。”(33)《皖南事变》编纂委员会:《皖南事变》,第118页。

直至40年后的1981年,九秩高龄的顾祝同在台湾论及皖南事变时,仍悻悻地认为:“我个人在当时对这事的处理,固然一面是严格执行中央的命令,一面也基于当时的紧急情况,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以维护国军的安全。”(34)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版,第208页。

上官云相也没有闲着。1月3日晚,他向皖南行政公署主任黄绍耿发去特急电报,令其“密派员侦察该军过境情形及人枪辎重等数目具报”。(35)《新四军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页。新四军1月4日开拔后的动向,经过国民党基层组织、特工及军队侦察人员等各种情报渠道,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宁国万福村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在1月6日上午,上官云相就已经获悉双方前哨在茂林东南发生冲突的情报。就在顾祝同1月6日发出“决于进剿”的“鱼未电”仅隔一个时辰,上官云相就向属下左翼军总指挥刘雨卿、右翼军总指挥张文清、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六十二师师长陶柳发出“鱼申电”,下达了7日拂晓开始对新四军的“围剿”令:“一、匪情,支晚由湾滩、章家渡南窜之匪主力因天雨仍滞留于茂林、屯仓徐一带山地中;本(六)日上午匪军警戒部队与我四十师搜索部队在茂林东南十余华里及铜山徐附近接触中。二、集团军以迅速围剿该匪之目的,于苏南及宣城方面对敌伪暂取守势,即以主力于明(七)日拂晓开始围剿茂林、铜山徐一带匪军。”(36)《皖南事变资料选》选编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74页。

就这样,在1月6日一天之内,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先后发出层层“围剿”命令,可谓上命下达,雷厉风行。此时的新四军尚蒙在鼓里。1月6日整个白天,皖南新四军继续原地休整。军政治部按照部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历来传统,还在茂林镇召开与民同乐的军民联欢大会。

由于“五日微电”发出后,直到6日中午不见回复,而前线却已经发生枪战,当天下午,项英在潘村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最后决定各部于6日黄昏后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7日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摆脱对方,急进苏南。

从1月7日拂晓开始,双方部队开始了7昼夜惨烈的拼杀。最终,因兵力悬殊、指挥失误等因,皖南新四军除1000余人突围归队,一部被打散,大部被俘和牺牲。(37)童志强:《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考》,《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皖南事变的战斗是怎样打响的?国共双方说法各异,互有出入。一方是“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另一方是奉命“强制执行”“迅速围剿”,如此两军相遇,其结果必然是兵戎相见,你死我活。

三、对大陆馆藏“五日微电”中两句电文的补正

上世纪80年代,笔者看到北京中央档案馆“五日微电”抄件时,其中有两句电文语焉不详,其一是“所望沿途友军开饱?婼?(兄弟)之覆辙,推让道之高风”。1994年9月由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新四军·文献》(2)公布的“五日微电”中,这句电文则为 “所望沿途友军开饱婼[德]之覆辙,推让道之高风”,两者虽然在“开饱?婼?(兄弟)” 和“开饱婼[德]”上面稍有差别,但其中的字义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其二是“职等亦当严束所部,弛弦入鞘,匝道而行”,同样使人费解。

当初,《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将《新四军·文献》的编辑任务分配给原南京军区。据向有关编辑人员了解,《新四军·文献》收录的文电母本基本上都来自中央档案馆。尽管发表时做过认真的考证和技术处理,但对“五日微电”中这两句电文确实存疑。由此可得出结论,即当年新四军军部在向延安发出“五日微电”时,由于距离遥远,气候恶劣,电码不畅,致使延安收报人员对电码产生翻译困难。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时有发生。

笔者从1981年起研究皖南事变,深感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大陆许多文史学者只能把研究视点投诸于中共中央和皖南新四军方面,都从同一角度来观照皖南事变,不少文章雷同、重复、缺乏新意。对日、伪在皖南事变中的动向,美、英、苏等外部世界的反应,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尤其是这次事变为什么在此时此地而不在彼时彼地发生的直接动因,以及国民党军事高层决策经过内情,没有条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此,笔者在退休后于2010年自费赴台访学,收集与皖南事变有关的档案。考虑到“五日微电”的主要收报对象是国民党军事当局,他们的档案中应该会有保存,因此弄清“五日微电”中这句电文,也成为此行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但是,我在台北“国史馆”浩如烟海的国民党军事档案中,尽管查抄到许多与皖南事变直接有关的文电,但偏偏没有发现“五日微电”。后深入一查,发现皖南事变结束后,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将与该事件有关的档案资料汇编成第三十期《调查专报》。因内容庞杂繁多,这期专报分别为上、中、下3册,共8章,系油印的小册子。“五日微电”即收录在第三十期《调查专报》下册第8章后面的附件之中,除“五日微电”外,还有“俘获叛军重要人犯姓名调查表”“谈话记录”“赵凌波供词”“新四军部署要图”“新四军紧急通告”等共13件附件。国民党迁台后,原中央调查统计局档案长期收存在“法务部调查局”。

经比对,大陆所存“五日微电”中令人费解的那两句电文乃是“所望夹道友军,鉴阋墙之覆辙,推让道之高风”和“职等亦当严束所部,弛弦插鞘,择道而行”。

补正大陆“五日微电”的这两句电文,可算是我这次台湾之行的收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