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镇，王秋鹏，陈 平，史宇晖，3，孙昕霙，3

1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100191；2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100191；3北京大学医学部老年健康研究中心，北京，10019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老年人的健康信息需求不断增加。同时,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极大地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我国老年网民规模不断扩大,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人数达1.19亿,其中99.5%使用智能手机上网,抖音、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成为老年人获取和分享健康信息的重要途经[1]。互联网使用行为包括社交媒体使用、信息搜索和分享、通信、购物和教育等,其中社交媒体使用与健康信息分享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最密切相关[2]。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能够促进老年人获取、分享和交流健康信息,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3];健康信息分享行为能够帮助老年人提高人际沟通能力和社会参与度,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4-5]。

通过查阅文献,对已有研究进行述评[6-15]。人格特质通常在个体成年之后保持相对稳定,并被广泛用于解释个体的行为差异[6]。大五人格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人格模型,由外向性、宜人性、严谨性、神经质和开放性5个维度组成[7]。然而,目前关于大五人格类型与互联网使用行为相关性的研究较少且结果不甚一致。外向性代表社交能力、热情和自信[6],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能够为性格内向者提供社会支持,并发现外向性与大学生互联网使用行为呈负相关[8];然而,其他研究发现外向性人群使用互联网频率更高,并认为使用互联网能够进一步加强外向性人群的社会联系[9-10]。宜人性代表亲社会行为、友好、宽容和利他主义,研究均显示宜人性与互联网使用行为无关[6]。严谨性代表责任感、目标明确和自律,其与互联网使用的关联取决于使用行为的具体类型。例如,严谨性与信息搜索行为呈正相关,而与看电影和玩游戏等休闲行为呈负相关[8]。神经质代表脆弱、焦虑和情绪不稳定,大多数研究显示神经质与健康信息分享、社交媒体使用等互联网使用行为正相关[9-11],但也有研究发现神经质与互联网使用负相关[12]。开放性代表探索性、求知欲和想象力,研究一致表明开放性与信息搜索、社交媒体使用和娱乐等互联网使用行为正相关[9,11-13]。然而,既往关于大五人格类型与互联网使用行为相关性的研究很少从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的角度测量互联网使用行为,且极少关注老年人群。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强调要解决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促进老年人更好地享受到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成果[16]。2022年,北京市60岁以上常住人口达到465万人,占比21.3%,高于全国19.8%平均水平,尤其有必要探索影响北京市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潜在因素[17]。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北京市老年人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健康信息分享行为与大五人格类型的关系,为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和健康知识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22年3-4月,在北京市各辖区招募和培训调查员,再由调查员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在北京市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募研究对象,并指导其通过微信App填写并提交线上调查问卷。纳入标准:北京市常住居民;60岁及以上;会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App;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有心理或精神疾病;不愿合作者。共发放问卷1558份,剔除年龄小于60岁(n=245)、填写时间过短(n=13)、前后填写逻辑不一致(n=190)的无效问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1110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71.25%。研究已通过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IRB00001052-23007),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高中和大学/大专及以上)、家庭人均月收入(<3000、3000-6999和≥7000元)和婚姻状况(已婚/未婚/离异或丧偶)。

1.2.2 社交媒体使用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量表。依据健康测量工具选择的共识标准指南(consensus-based standards for the selection of health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COSMIN)自行开发与验证[18],相关流程如下。

参考Ma Long和Hu Yifeng等编制的相关量表自行设计量表条目[19-20],然后经过专家讨论和预调查后,对量表条目进行修改,形成初版量表,共6个条目,1-4条目和5-6条目分别表示社交媒体使用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采用临界比值法、相关系数法和Cronbach's alpha系数法对量表条目进行筛选,结果表明条目4应该删除,保留剩余5个条目。内容效度:设计量表前充分查阅文献,清晰理解所测构念。量表设计完成后,由相关专家对量表条目逐个进行讨论和修改,并根据预调查结果进行完善和修正,可以认为本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将总样本随机分为子样本1(n=555)和子样本2(n=555)。对子样本1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0.78,Bartlett's检验χ2=1021.41,P<0.001,表明该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法和正交最大方差旋转,提取特征值>1的公因子共2个, 累计方差解释率为58.1%,各条目因子载荷均大于0.5。对子样本2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χ2=21.12,df=4,P<0.001,CFI=0.983,TLI=0.956,SRMR=0.035,RMSEA=0.088,综合考虑上述所有拟合优度指标,可以认为模型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将研究对象分别按照社交媒体使用数量和关注的健康信息数量分为高、低两组,前者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得分、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得分和量表总得分均高于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社交媒体使用行为量表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686和0.863,内部一致性较好。最终量表共5条目,1-3条目表示社交媒体使用行为,4-5条目表示健康信息分享行为。采用Likert 5分类法(1-5分表示从不至每天),总得分越高表示行为频率越高。综上,量表的适用性较好。

1.2.3 中文大五人格量表(简版)。该量表由Rammstedt和John编制[21],由Caricofo等翻译为中文并进行验证[22]。共10条目,共包含外向性、宜人性、严谨性、神经质和开放性5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两个条目,各条目从1-5分表示完全不同意至完全同意,各维度总分为2-10分,得分越高表示该维度人格特质越明显。该量表各维度Cronbach's alpha在0.593-0.752[21],内部一致性较好。

1.3 统计学方法

连续变量表示为x±s,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分类变量表示为例数(构成比),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关联。采用k-means聚类分析比较得分的差异。在进行聚类分析前,对各维度得分进行标准化,并采用组内离均差平方和与gap统计量两种指标确定最优分类数。采用R 4.1.2进行数据分析,所有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共纳入1100名60岁以上老年人,年龄为68.09±6.03岁,女性占65.5%。聚类分析结果显示2种人格类型为最佳分类数,其中392人(35.3%)归类为积极型人格,718人(64.7%)归类为消极型人格。积极型人格群体的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消极型人格群体,两组人群其他一般特征比较见表1。

表1 按人格类型分组的调查对象一般特征

2.2 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与大五人格类型的关联

结果显示,大五人格类型中,严谨性、开放性得分与社交媒体使用行为间存在正向关联(β=0.281,P<0.001;β=0.199,P=0.021),与健康信息分享行为间也存在正向关联(β=0.220,P=0.001;β=0.191,P=0.006),神经质得分与健康信息分享行为间存在负向关联(β=-0.136,P=0.033)。见表2。

表2 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健康信息分享行为与大五人格类型的关联结果

2.3 不同人格类型人群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得分比较

与积极型人格相比,消极型人格外向性、宜人性、严谨性和开放性得分较低,神经质得分较高(P均<0.001)。积极型人格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得分均高于消极型人格群体(F=36.48,P<0.001;F=47.09,P<0.001)。见图1,表3。

图1 大五人格类型Z score聚类分析

表3 不同人格类型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得分比较

3 讨论

3.1 开放性、严谨性与老年人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呈正相关

结果表明,大五人格类型中开放性与北京市老年人社交媒体使用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呈正相关,这与既往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Mark等研究发现,在6921名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美国成年人样本中,开放性与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呈正相关[9]。Macdonald等对美国5949名老年人开展调查发现,高开放性与老年人频繁的互联网使用行为有关,该互联网使用行为包括社交媒体使用和信息分享行为[13]。Bogg等在1015名美国成年人样本中发现,高开放性与成年人更频繁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有关[10]。有研究表明,开放性与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呈正相关[23]。开放性人格代表探索性、求知欲和想象力[24]。社交媒体平台对于老年人属于创新型的技术或产品,而追求新事物和勇于冒险是开放性人格的核心特征之一。根据Rogers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具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者”更可能是创新采用者[25],因此高开放性的老年人更倾向于进行社交媒体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并会进一步推动其周围老年人使用互联网。

结果还表明,严谨性与老年人社交媒体使用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呈正相关。Landers等研究发现,严谨性与互联网信息搜索等学习行为呈正相关,与互联网休闲娱乐行为呈负相关[8]。严谨性人格代表责任感、目标明确和自律[6],Furnham等发现其与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26]。自我效能感是由 Bandura提出的重要心理学概念,它表示个体在特定情况下对自己能取得呈功的信念,并与老年人参与自我健康管理成正相关[27]。2021年,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和老龄工作委员会分别发布了《北京市学习型城市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5年)》和《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重点强调要加快首都智慧养老发展和帮助老年人消除数字鸿沟,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促进北京市老年人积极融入互联网并从中获取、分享健康信息,进而增加健康知识、提升健康素养。

3.2 神经质与老年人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呈负相关

结果显示,在北京市老年人中,神经质与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无关,与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呈负相关。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美国成年人群,3项研究显示神经质与健康信息分享、社交媒体使用等互联网使用行为呈正相关[9-11]。与本研究结论不符,主要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主要针对老年人群,社交媒体使用程度整体较低。然而,另1项研究发现神经质与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呈负相关,并认为隐私和安全性是影响高神经质个体使用互联网的主要因素[12]。在针对美国老年人的调查结果表明,神经质与广义的互联网使用行为无关[13],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3年北京市互联网普及率达到89.7%,高居全国第二,为老年人从互联网获取和分享丰富的健康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德国1项研究表明,神经质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使用障碍呈正相关[28],提示高神经质可能导致老年人在互联网使用主动性方面存在障碍,进而减少与他人分享健康信息的主动性。神经质还反映个体心理自我调节能力,高神经质通常代表情绪不稳定和精神脆弱,导致个体发生抑郁、焦虑风险增加[29-30],进而更少参与健康信息分享等人际沟通和互动行为。此外,神经质还与自我效能感呈负相关[27],也可能是高神经质老年人较少参与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的路径之一。

3.3 积极型人格能够促进老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

结果显示,相比消极型人格,积极型人格能够促进北京市老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由于个体通常在多个人格特质上表现突出,且不同人格特质影响行为的方向可能不同,因此难以根据人格特质预测个体的行为差异[14]。采用聚类分析方法能够将人群区分为不同的人格类型,并获得个体在所有人格特质上的整体表现。既往研究在不同人群中通常识别2-4种人格类型,且人格类型的特征和命名不尽相同[15],本研究在我国北京市60岁以上老年人中识别出积极型和消极型两种人格类型。积极型人格与既往文献中最常出现的灵活适应人格相似,即神经质得分较低,其他人格特质得分较高,消极型人格则与之相反。有1项研究也调查了北京市人群的大五人格类型[31],该研究在北京市糖尿病患者人群中识别出了内向稳定型、活泼负责型、焦虑型和消极型4种人格类型,其中消极型人格占比12.7%,远高于本研究的64.7%,主要原因可能是该研究老年人相对较少,并且在性别构成和文化程度等方面与本研究存在差异。有研究表明,与积极型人格相比,消极型人格会增加抑郁、焦虑、孤独感和情绪障碍的发生风险[32],而心理健康与老年人社交媒体使用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有关,且可能是大五人格类型影响社交媒体使用和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的中介因素[33]。2021年,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重点强调要加快智慧养老发展,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促进北京市老年人积极融入互联网并从中获取、分享健康信息,增加健康知识。更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人格因素的影响,对于积极型人格老年人,相关媒体或App需要提供准确、充足的健康信息,以满足其健康信息需求;对于消极型人格,尤其是神经质较高老年人,需要家庭和相关部门共同采取鼓励性、个性化的指导措施,帮助其提高互联网知识和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