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楷伦

小时候常有人说我很聪明，爸妈会问我要做医生还是律师，怎样都想不到我最后会去当鱼贩。

我是鱼贩的第三代。初中时写过几次“我的志愿”，我写过要当宇航员、市长、短跑运动员，甚至写过要继承爸的泡沫红茶店，就是不曾想过要当鱼贩。那太没有雄心壮志了，就算我不讨厌鱼腥味，当鱼贩这志愿也太小了。

每次我跟下了班的阿公撒娇要零用钱，他都会从抽屉里抽出几张一百的纸钞。阿公的纸钞摸起来是潮湿的，味道像老旧铝制水壶中沸腾的水。纸钞吸附了蛤的壳味、鱼的腥味。那时我便知道钱的味道有很多种。爸从右边口袋拿出来的钱是古龙水味的，妈妈的钱偶尔有白麝香味，偶尔有向日葵香水味。他们在故乡开了一家泡沫红茶店，又在都市开了两三家分店。

爸妈每天都在都市里忙到深夜，曾有几次他们带我去了都市的店。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没有手机，只有传呼机，泡沫红茶店里有两台投币式电话，我就坐在工读生姐姐的腿上，听工读生姐姐喊谁有人找、谁的电话，或是帮姐姐写下电话那头交代的回电号码。姐姐身上是洗发精的味道，我以为那个世界很香，香的不只是味道，还有干爽整洁的钱——不像阿公的湿湿皱皱的钱。

爸的生意顺风顺水。读小学二年级的我问他，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他说七十万。

爸的情绪在周二、周四会有特别波动，有时高兴到分我一张蓝色的千元钞，有时安静不说话。那时有线电视还未普及，爸却早早就装了，并在晚上十点看着卖药的频道。平常不会看这个频道的他，周二、周四一定看，里头的主持人说：“肉猪一五、吴郭鱼三〇、鸭二一……”起初我还傻傻地说：“吴郭鱼这么贵喔？”爸就笑说：“对呀，我猜中了呀。”几次吴郭鱼崩盘又涨起来，我跑去问阿公，阿公说：“吴郭鱼一公斤三十元不太会变。”我又跑去问爸，他才说那是猜数字游戏。爸玩这种猜数字游戏，一次输赢几十万、几百万。一个月赚七十万的他，还有赚头吗？

刚开始爸妈在都市开店，平日晚上偶尔会见到他们回来，假日也会带我们兄弟去都市吃饭。但数字游戏玩久了，他们平日不再回来，除非我要月考，求爸教数学，他才回来。他以为我真的不会，给我请了家教，他们更不回来了。

后来，我的数学从装作不会，变成真的不会了。

我不会算月入七十万怎么可以玩到离婚，玩到三四家泡沫红茶店关店。

我上四年级时，爸那些赌博的事被发现，巨额债款无法还清，阿公拿出存款还了一大部分。我以为爸会回来卖鱼，会在家当个乖儿子。

爸回来了，他顾着故乡的泡沫红茶店，但周二、周四的八点，他会躲在自己的房间看半小时电视，电视节目中，主持人报起中药的价格。他还在玩游戏。读四年级的我与读三年级的弟弟在楼下顾店，怎会有客人光顾？都市的店则交给十六岁便想着帮爸的大姐全权处理。爸嘴上跟阿公说要去都市工作，却每日都在家。

过了两年，赌债又爆了一次，大姐将店顶掉。爸已无借口说自己要去都市顾店。

我上六年级时，爸回家帮忙卖鱼，晚上顾泡沫红茶店。我跟弟弟在八点前一定会写完作业，七点五十分，爸就会打通内线电话说自己很累，叫我下去顾店。

他很累。

隔年“九二一”大地震，震掉了人气。台湾开始流行外带手摇饮，手机、计算机网络兴起，人们不再需要到特定的地方社交。阿公叫爸接下鱼摊，清晨批货，又叫爸把泡沫红茶店收一收，认真卖鱼。

爸偶尔会敲我跟弟弟的房门，说他今天中了多少，偶尔拍击地板。那时我怎么没问他赔了多少呢？

他那时最常跟我说：“很累，需要人帮。”在“九二一”大地震后，住了一个月的帐篷里说过，回家了也说。初一期末考试后，我的数学不再好，在暑假辅导调查单上，他勾选“无须暑假辅导”，下面的理由栏位写着：“帮忙家中事业。”

我再也没有假日。我必须帮忙，需要分担家庭生计的责任，我知道。

爸每天都在家，与我们一起在阿公家吃饭。他不吃隔夜菜，只要是他特别喜欢吃的，阿嬷就会煮特别多。他吃饭不会准时，都得拨通电话叫他吃饭。“再等一下，牌还没算好，”他说，“算好便会回家吃饭。”本来只有周二、周四看节目的他，开始周二、周四、周五买彩票，再后来换玩五三九，变成每天都玩。他说他一天花一千多，他说摆鱼摊一个月能赚十万。我的数学不好，以为十万减个三四万还可以，以为他只会赌这么大，以为只要自己更认真卖鱼，就能让生活变好。

每个周末，我顾起鱼摊的蛤、蚝、鱼，摊位上的鱼我只认得白鲳、肉鱼、吴郭鱼。我问爸，爸叫我问阿公。

阿公拿起冷冻与新鲜的白鲳，教我看背上的蓝色与鳞片上的微微光亮以分辨鲜度，教我从鱼鳍和鱼尾分辨不同品种的白鲳：鱼鳍长且鱼尾如剪刀的，是正鲳；体色偏灰、鱼鳍短的是暗鲳；鱼鳍、鱼尾短，鳍边形状如流苏的是斗鲳。他问我哪种好吃，我说正鲳，暗鲳与斗鲳偏软。阿公称赞嘴刁的我，又拿起白口与黑喉。

每个周末，我都不去上学校的辅导课，而在鱼摊上上生物课。虾不选红头，小卷不选红身，春末吃海蛤，养殖蛤不选脱皮，台湾蚝不能卖绿肚。这是我在阿公的鱼摊上学习的第一个学期。

没有生来就会卖鱼的人。阿公说卖鱼要学，学一辈子。爸说卖鱼要学，学一下子。他们都对我说以后不要卖鱼，好好读书。

初中时，我在鱼摊的工作是把鱼拿给阿公称，或是按磅秤跟客人说价钱，没多做其他的工作，因为我不想当鱼贩，不想多踏一步——踏到杀鱼的台前，拿起鱼刨鳞，用剪刀剪开鱼的皮肉。这些我都不想做，但没有说出口。

我在假日起得比上课时还早，在空荡无人的清晨市场等到第一批顾客的喧闹声传来，像上课钟响，只不过我是鱼摊上的学徒。

“为什么要去卖鱼呀？”一个男同学问过我。他约我出游，我不曾说好，每次都说要帮家里。“你真的很孝顺啊。”我笑笑无语。久了，就没人问，也没人约我了。甚至毕业典礼那天，也没人问我下午要去哪儿。往我家方向行车的站牌下，无人等车；对面往城市方向行车的站牌下，挤满了同学，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我招手。他们坐上一班车，另一群坐上另一班。我等的公交车来了，我坐在最后一排五人的座位上，车上乘客只有我一人。我睡了又醒，熟悉的路，醒了又睡，直到坐过站……

我以为我想过未来，以为我念了较自由的五年制的专科学校，选了医事技术系，考上证照成为检验师，未来便能离开鱼摊。但“五专”的课程更松，我刻意排出早上空堂、下午满堂的课表，空堂时，在鱼摊上自学鱼之解剖学、鱼类辨识课。

我站在鱼摊前，拿起一尾尾冰冷的死鱼，称重刨鳞开肚，换取更多的家庭收入。

常有客人说我很乖，我不知道要怎么坏。

早上起床，我穿起雨鞋，橡胶的雨鞋闷困了脚，长袜勒紧了腿。久了，腿上有了一圈黑线。中午换穿球鞋，去上自己毫无兴趣的微生物学和化学，我觉得人生不能这样虚耗，却耗了五年。

“五专”毕业后，我转学考上北部的大学。刚上大学，阿公与爸又说周末没人帮忙，问我：“能周周回来吗？”我怎会说不能。每周往返于台北和台中，真的好累，半年后，我转回了故乡的大学。早上没有课程，下午满堂，“正职卖鱼，读书像放假”，我总这样自嘲。那时，我已经能独当一面站在鱼摊前，招呼、买卖、杀鱼，只差批货了。

“还要学什么吗？”我问阿公。

“不用了，学批货要过一阵子。你还要读书吗？”他回。

“要。”我说。

他说“记得要帮家里，要好好卖鱼”，没有再提好好读书。

他说起我爸，说了两句，又不说了。他们叫我帮家里，叫我得扶住家，撑住这颓败的墙。多一个人撑着，墙至少不会倒塌，就算不能遮风避雨又如何。

爸只记得在每个周五的夜晚发信息过来，说明早还要工作，叫我早点睡。

生活一如往常，就算我已经在学业中找到喜欢的事物，看到未来的美好模样。“五专”毕业两年，我考了研究所，但爸对这些毫无兴趣。他的债务缚住阿公与整个家。

“你要好好读书，别跟那个哥哥一样卖鱼。”站在摊位前，有客人这样说过。他不知道，我就算好好读书，还是得卖鱼。

在我放弃研究所的那天，我告诉了他——我爸。他只说：“要卖鱼，读那么高干什么？”

那年过年，我开始学习批货，不再读书，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的梦。

我成了鱼贩。每天凌晨穿上雨鞋，直到下午，脱下雨鞋与长袜，在忽然的放松后袭来的是酸痛和更深的睡意。我以为洗去身上的鱼腥味，穿上怎样的服装，便能变成怎样的人。但作为鱼贩，皮肤已经有不一样的颜色了。我开车行驶在凌晨两三点的高速公路上，空荡荡的公路通往这个点钟最热闹的地方——鱼市。在那里，气味纷杂到闻不出腥味，千百盏灯照出的世界已无黑暗。我下了货车，踏入潮湿。

“读那么高，为什么要卖鱼呀？”又有人问我。我更难回答了。“只是工作。”我说。

接下鱼摊时，吴郭鱼一公斤六十元。阿公中风在床，我仍在卖鱼，生活变了一些，但爸仍然在赌。没人问过我喜不喜欢卖鱼，我却日日都在问自己：不喜欢又能怎样？要找个支撑住“家”的方法，便是直挺地站着喊：“客人来哦，鱼很新鲜哦。”

又几年后，阿公过世，吴郭鱼一公斤七十元。台湾的白鲳越来越少，冷冻的白鲳不复见。我仍然在卖鱼，但离开了原生家庭。装睡的人叫不醒，爸仍然在赌。为了我的儿女，我得离开。

变成称职的鱼贩之前，我知道了什么工作令我厌恶，同时清楚了什么令我向往。既然不爱的、讨厌的都能做好，那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我这么想。

没有一出生就会卖鱼的人。没有什么东西，不用学一辈子。身为一名鱼贩，我已经很努力，很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