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登红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版界兴起了一股旧书重印热潮，以具有公共版权性质的古旧书籍为知识商品，通过影印、排印等手段，实现了对旧书的再版、售卖与流通。究其缘由，一方面是近代中国优质出版资源匮乏、古旧书利润空间较大；另一方面是近代印刷技术由刻到印的刺激与推动。虽然这一热潮受到了部分时人的批判与讽刺，引发了“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争辩。但不可否认，大规模的旧书出版活动推动了中国传统知识的近代化，保存、传播、推广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为时人提供了一定的阅读食粮。

【关键词】印刷术 古旧书 出版 知识传播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3）3-100-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3.014

长久以来，书籍“作为一种受人青睐的书写载体，它们被用来传递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为大多数文化和社会所珍视”。[1]其中古旧书籍对文化传播、学术发展、民众阅读生活的影响犹大，旧书虽旧，传播的却是新知。伴随着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此类书籍作为一种具有公共版权性质的知识商品，受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商人的追捧并引发竞争。①1935年，报刊上有人撰文指出：“今年将成为什么年呢？着眼于出版界的三个月的过程，我试为诸君杜造一个名字——‘旧书年’。”[2]诚如斯言，是时旧书在出版界中已占有相当比重，出版商以旧书为媒介，围绕这一“生意”，发现、制造、传播了传统文化知识，并借此盈利，引发了国人对旧书出版热潮的争论，且在印刷技术方面实现了由刻到印，建构与延续了近代中国旧知识向新知识的转变与融合。也如芮哲非所言：“印刷和出版业也形成了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微观经济领域，它呈现为一个具有中国古代文学文化韵味的现代机械化产业。”[3]（63）

一、古籍新印：作为公共商品的“旧知识”

印刷是最有可能增进今人和古人间知识交流的手段。“唯昔之重刻与初刊，在方法上、经济上，同一艰难费事，今则不然，善本可用影印，次则可用铅字排印或石印，较之木雕，其难易相去云泥。”[4]对此，有人总结道：现在“刻”已不通行，叫做“印”，相较于传统社会所秉持的“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5]“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6]的理想追求，民国时人已不再是因“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也不是为“欲求不朽”才来翻印古书。“现在的古书已经成为不受酬不要稿费的无代价的商品了，一切意义都可在这商品二字中去求。”[7]

“商品”二字折射了古旧图书在近代不断重印背后的经济驱动因素。1936年《申报》上一篇文章统计显示，经过1935年一年的努力，全国出版界“仅有二千余种的出版物，全部价格连大部的古书在内，仅三四千元”，“但这大部古书的一项仍占全体43.28%，假如出版业所出的书籍，视作读者们对文化事业的投资，那么我们出版界的吸收游资的着眼点，是在翻印古书了”。[8]“我们虽不能说古书不当出，但百分比这样大，却有点出人意料！”[9]学界已有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大书局“新文化的生意”，却忽略了“旧文化的生意”，须知旧书中自有新意，新书也是在旧书基础上诞生的，旧书在近代中国社会知识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同样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对旧书的出版重印，不仅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不断，且保证了各类新书局的生意，使之有一定的资本去挖掘与出版新书。

近代古旧书籍的重印之风兴起于清末民初。1900年，商务印书馆排印了《通鉴辑览》《左传》等书。1914年，又影印了汲古阁精抄本《唐四名家集》等。1919年印行了《四部丛刊》，“书凡三百二十三种（“二十四史”先成不计），都八千五百四十八卷（四种无卷数），二千一百册。庚申初夏，发行预约，先行千部，未及一年，倏已告罄，续增五百，冀酬众望。迨壬戌冬全书告成，余者仅数十部，转瞬亦复散尽”。[10]（357—358）可謂供不应求，极大地刺激了其他出版商，其后，中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文明书局等皆有重印旧书之举，“唯均普通诗文集，或属说部丛刊诸书”。[4]

1930年以后，影印、排印古书已成一窝蜂之象，市场竞争极为激烈，“现在出版界上有一种特别的现象，便是所谓全国文化重地之上海的各书局，对于历代古书，互相争印”。[11]再如开明书店重印了“二十五史”，“把《新元史》夹在里面，接着又印《廿五史补编》，这时，光是印‘二十四史’的就有好些店家，有的标榜什么‘廿六史’，有的专印史书的食货志”。[12]开明书店在其“二十五史”丛书《刊行缘起》中写道：“我们经营出版事业，有现代的印刷技术给我们利用，这是可以庆幸的。但是，我们中国因为受了经济的限制，以致出版能力非常薄弱。我们使用这薄弱的出版能力，总得往有意义不浪费的路子走去才是。如果不顾到这一层而随便做去，那个固然只是一两家书店的私事。然而在推进文化的途程上，又是多么大的损害呢！”[13]开明书店坦言，出版“二十五史”丛书是在追逐当时出版界盛行的翻印旧书的风气，认为这不一定是坏事，指出书籍向来是被有财有势的人独占着的，而翻印旧书能够打破传统的知识占有结构，对于今天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很有帮助，所以认为这一工作“绝不是没有意义的浪费的事”。[13]

相较于开明书店对古旧书籍事关文化前途的论述，商务印书馆则从印刷工艺角度指出：“雕版之书，卷帙浩繁，藏之充栋，载之专车，平时翻阅，亦屡烦乎转换。此则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并其叶，故册小而字大。册小则便庋藏，字大则能悦目”，[14]（351-352）“镂刻之本，时有后先，往往小大不齐，缥缃异色。以此插架，殊伤美观。此则版型纸色，斠若画一，列之清齐，实为美雅”。[14]（352）商务印书馆认为石印技术可缩小古书的开本，便于读者收藏，且用纸、体例整齐划一，十分美观，更利于读者阅读。

当然，“翻印古书成为出版界之习尚，亦自有其因”，并不完全因由刻到印的单纯推动，还受国人的购买力薄弱、新书出版成本较高且“后或不免为留滞栈房之呆货”，以及政治审查严格等因素的影响。如“禁书之讯仍时有所闻”，“文字触及一教，一教即起而抗议；诋及某国，某国即提出交涉。出版家刊一新书固已谨慎再四，尽其审读删芟之能事而无能安然流播于社会，被认为纯正无疵之商品尚在不可知之数”，所以不若翻印古书，“既不需稿费或版税之成本又自有相当之销数”，且因古书与近代的悬隔，“于外皆无所违触”，无政治之风险，同时，还可以预售的方式，“以低价相标榜”，提前回笼资金。[11]此外，也与当时“比者广建图书馆之议，四方风动。学校诸生，亦咸以钻研国故，贯通中外，为亟搜寻古籍，不谋而合”[10]（358）等大环境的影响有关。

诸此种种因素，促发了古旧书的重印热潮，“风起云涌，争印古籍，其影响于旧书业者至深且大”。[4]不过，细而究之，不难发现：由刻到印是其根本性的基础因素，若无印刷技术的进步，重印一本古旧书的成本会很高，也极难盈利，自然无法催生出版商的热情。张元济就曾说：“影印之事，如早十年，各种条件没有具备，不可以做；迟二十年，物力维艰，就不能够做。”[15]借助印刷技术的进步，传统的古旧知识开始被认为是一个整体，并日渐与近代知识所分离。

二、何以为印：翻印与排印之争

弗朗西斯·培根有一句名言，印刷术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外貌和状况”。[16]这一名言同样适用于近代中国古旧图书的出版。“雕版兴，而抄书渐少。铅印石印兴，而雕版渐少。惮难趋易，人情之常。”[17]（40）但在既往的研究中，印刷技术对近代中国古旧图书出版的意义往往被漫不经心地一笔带过，很少有深入探讨。1930年，“印刷业成了中国人在上海这个港口城市的第三大工业投资形式，排在它之前的只有中资织棉业和卷烟业。从1933年全国机器制造业的产出总值的角度来看，印刷机和造纸机制造业在中国最大的产业中排名第七”，[3]（71）仅上海就有近300家与印刷业务有关的企业，雇用了上万名工人，极具活力。印刷技术的现代化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且进程绝不是孤立前行，其已将各类古旧图书裹挟其中，驱使出版商在追逐现代化的浪潮中延续传统知识迈向近代化的步伐。正如彼得·伯克所言：“印刷术的发明，一个明显然而重要的后果，是将企业家更密切地牵涉进传播知识的过程。”[18]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书被不断重印的结果，在于其不仅推动了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且增多了旧书市场的盈利机会。此背景下，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也经由石印到影印、铅印的变革。这一印刷方式的变化，不仅使古旧图书舍弃了原本的“古老外衣”，改穿起了近代的“西装”，换身为洋装书，“还进一步在出版传播、阅读利用和保存维护各个环节都连带转变，结果产生了近百余年来全新的图书文化”，[19]赋予了图书新的内容设计、排版、字体、开本、句读，深刻影响了国人对古旧书籍的阅读、认知与思考方式。其间，对于旧书的重印，有多种不同的印刷方式，概要而言有两类：一是翻印，涉及原版影印、缩印等；二是排印，即重新排版录入，多为铅印形式，两者各有优劣。

1. 翻印

近代中国的翻印技术受日本影响很大，“在日本，影印的善本孤本很多，此时中国书商渐渐效法，商务印书馆有个藏书楼，名曰涵芬楼，收买善本旧本甚多，都是张菊生先生经手的，遇到好一点的本子，就影印出来，名为《涵芬楼秘笈》”，先后出至“十余函，其内容则经史百家，包罗万有，其价值则宋元善本，名家校藏”，[4]受到时人的欢迎。

早期的出版商多是以石印术翻印古本，“文字原形，不爽毫厘，书版尺寸又可随意缩小，蝇头小字，笔画清楚”，制版却是以手工为之，颇费时日。“近人乃有利用照相法而制成印版者，称之为照相石印。”[20]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认为，采用照相制版“不失原书面目，且免增加错误，可省校对之劳”，这是其优点，“但原本格式之大小，行款之疏密，及小注之有无，各书不同。缩小之程度，颇难规定。其字迹模糊者，修补尤为不易。自来落石工人，往往依类似之形式，或因墨迹模糊，随意更改，校者稍不留意，时生意外之谬误。此石印之通病，无可讳言”。[17]（41）如商务印书馆石印本百衲本“二十四史”，“先行照相落石，印成样张。由初校者用色笔修正。更有复校者就着色处加意审查，重行决定。再付照相，然后制版。所有修补之事，不经工人之手，故错误较少。但少数人之精力，短时间之推敲，难保必无歧误之处”。[17]（41）

再如中华书局搜得青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于1934年影印，其间“由孙荦人主持描修工作，将原书拆散，装裱成大张，耗费大量人力”，并对原本进行描修，“用白粉涂去墨污，制版后胶印，字体约老五号大小”。[21]（76）当时，中华书局考虑“际此农村溃崩，四海凋敝之际，若照原书影印，成本过重，四方学子之购买力或有未逮”，“遂改用三开大本，以原书九叶合为一叶，售价既可减少，又便检阅，分订八百册”，[22]以求售卖。

顯然，采用哪种印刷方式重印古书对出版社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拿中华书局的翻印而言，其初始计划原本印刷，最后成书“原书九叶合为一叶”，目的就是减少书籍的篇幅，降低卖价，以求一般读者的购买。对此，开明书店也指出，除经济的考量因素外，繁多的篇幅必将占去读书人广大的空间，如果没有宽阔的藏书室，大量的书籍会成为没有办法安置的累赘，“这等限制不只使私人感到困难，就是规模比较小一点的图书馆也难以对付。所以我们必须把一般的便利作为前提，来决定我们的印刷方法”。[13]经过考量，最终开明书店决定采用缩印技术翻印“二十五史”，并特铸锌版印刷，把字体缩到五号字样，使“二十五史”缩印成不很大也不很重的九本，便于携带查阅，且售价低廉，“一次付款只四十元，十次付款每次五元”。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获悉后，大加赞赏并为之题词，“即整批订购六十部，分配市中小学校图书馆等各教育机关，以示提倡”。[23]

2. 排印

相较于翻印，排印则是利用活字对原文进行重新录入，其多采用铅印形式。铅印的长处在于排版较速，母版纸型之储存较便较久，复印亦较易。“但排版既速，铅字之流通亦较繁。排成之后，其势不能久待。而校对者以时间关系，不免草率将事。铅印字体，以通俗为主，笔画不能尽与古书一致，此其所短也。”[17]（41）此外，“照普通的眼光看来，‘中文排字’容易许多。其实也不尽然，就‘插字’讲：西文仅有二十六个字母，插起来比较便当；中文则全付除‘添盘字’外，共有七千多字，插起来就要废去较多的时间”。[24]

20世纪30年代，“铅印旧书（包括仿宋字、仿古字、楷字等）已经成为国内一般书店的主要业务了。正像火车火轮之代替骡车帆船一样，铅印与影印必然要夺取木版与石印的地位。谁也拦不住，就连悲叹也没有用”。其时，铅印旧书出版非常多，“随便说罢，商务的《国学基本丛书》《万有文库》的一部分，开明的《二十五史补编》，大东的《古今医书集成》，神州国光社的《内忧外患历史丛书》，世界书局的《国学名著》预约，十期八期，续出不已”。这些翻印的书籍“往往是新式标点，再冠以名人的长序或考证”。[25]

中华书局鉴于“杭州丁氏，本为大藏书家，所藏宋版书极多，丁君辅之昆仲，精于文学及书画雕刻，选最精之宋版书，仿其字体，镌刻铜模，铸成铅字；形体秀美，又复匀整，试印书籍，均极美观，乃定名聚珍仿宋版”，[26]购入这一字体后，向北京内务部注册，获得著作权三十年，并以其铅印了《四部备要》，全书11 305卷，分订2 500册，自述“选辑之谨严，校对之精审，字体之优美，印刷之精良，早为艺林所共赏”。在发行销售期间，“年来各地顾客纷纷惠购，愧无以应，有加价征求而不获者”。[27]最终在1934年得以完工，1935年又印行洋装《四部备要》点句本。

当然，“鲁为鱼，虚为虎，己亥为三豕。校勘之难，自古已然”。[17]（42）面对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商务印书馆曾在报刊登广告言，“《四部丛刊》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本之鲁鱼亥豕，错误百出”。中华也不甘人后，打出广告反击说，“《四部备要》根据善本排印，历经数次校对，订正了原本错误，不像影印古本，以讹传讹，贻误读者，并在广告中悬赏：如能指出《四部备要》排印错误者，每字酬洋十元”。[21]（74）可见两家在印刷技术上的竞争与口舌之辩。

面对印刷技术的进步，雕版印刷术“虽有圣者，莫能挽也，铅印石印之新法，既不能废弃。则利用其长处，救济其短处，亦吾人之所应有事者也”。[17]（40）技术是中立的，关键在于人们怎样利用。但不管怎么说，近代印刷技术不仅通过不同的印刷方式再版了各类古旧书籍，且通过对出版技术的应用，间接锻造了读者的感受与对书籍的使用。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8]印刷技术的生产方式也制约着近代中国知识的生产，并在“印”与读者需求间的矛盾中不断发展。

三、知识的窘境：“向前看”与“向后看”的辩争

伴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书出版热，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涵芬楼秘笈》、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清史列传》等古旧书，“在昔时士庶之家，一部犹不可得者，至此以千余元即可集古今图书之精英，其有关学术文化之普及，与夫善本书籍之流传，影响之巨，不仅中外钦崇，实自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而后，数百年来，无此大成绩也。宜其纸贵洛阳，中外竞购”。[4]《新闻报》等报刊对此现象多有关注，并以漫画等视觉形式对其进行了描摹（见图1）。

但这一现象也引发了时人对其犀利的批评，“一个国家文化的盛衰，它是完全投影在出版界”。[29]有读者批评道：“全国文化重地之上海的各书局，对于历代古书，互相争印。时代是向前走的，他们的出版物多是向后转的，教育普及化的声浪愈高，他们专为供给有闲阶级欣赏的印品愈多。”[29]甚至还有读者将重印古书的行为定为出版界三大弊端之一，与“用色情文字，人体模特儿的照片来诱惑读者”并列。[30]

与此同时，也不可忽视民国时期的印刷商往往对古旧书籍重印言过其实，夸夸其谈，其实际效果并未达到应有的水平。“这里就从商品的意义说罢，一个健全的社会或国家里，需用的商品当是健全的，一个不健全的社会或国家里，却随处可以见到不健全的商品。”[7]很多出版商在报刊上都大肆宣扬要印某某旧书，“可是到后来都是骗局，印‘二十六史’的一家以注文字样与正文同大号召，实际上连前四史都没出完就没有下回分解了”。对于商务印书馆这一“实力最厚中国唯一之大书店”，有读者批评“其宜如何对症下药，指导治学者，纳于正轨，以造成良厚之风气，乃不此之图”，反而是有利所图，在所不辞。“这与其影印《古逸丛书》为一般佞宋客作庋架品，以遂其尚古存真之美□者，同一心理。何以知其然也，可于其广告中见之，一则曰天水旧刊，书林神品。再则曰绛云余烬，天禄异书。所用典故，无一非为藏书好古者张目……若徒自炫奇出胜，取舍无定，为极少数人供赏玩，不为一般学者谋便利，当非得计。”[31]《宇宙风》曾以“大学生”与“旧书”作一漫画评议之（见图2）。

《申报》还曾刊登过一位图书馆管理员和一位旧书从业者的对话与争论，以此影射古旧书籍的重印现象，颇具代表性，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旧书重印现象的一種认知。图书馆管理员认为：“现在各书店你争我夺地在那儿翻印旧书，我认为这种耗费印刷物力的趋势不把它急速挽救过来，所谓‘知识的食粮’大有发生恐慌之可能。近年来很少见关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的重要著作和译本出版，已是一个很鲜明的预兆啊！”旧书从业者对此也说道：“你对于出版界的不满，我亦有同感。我也认为这个翻印古书的风气不把它改变过来，是我国出版界自就毁灭。但是我并不是因为做了书店伙计就要为书店老板辩护，据我所知这个翻印古书的风气的造成，也是逼上梁山，是有客观的原因的。”不过，图书馆管理员对此并不买账，直言“书店老板要翻印古书有客观的原因”是巧妙的辩解，“书店老板不应该唯利是图，应该以文化为前提。多出些适合求知青年需要的读物，可以推进文化。推进文化之后就可以推广他的出版物的销路……要知道客观的情形是有闲钱买大部书的买了书并不看的，只是放在旁边做装饰。知识欲极强的穷青年买了几本需要的书简直是当饭吃一般的认真阅读的”。[3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出版市场中看似书籍数量不少，“平均起来，每天有四五种新书，每月有二三百种杂志出版，全国各地报纸尚不在此列，但是看看他们的内容，有新的创见或精粹的论述，为数极少，这不是过于冤枉的话，实际现在一般之从事编著出版物的人物，因其个人生活经验的空虚，识见的浅狭，下笔为文，或剪裁他人的作品，或窃译外人的论见，抄袭成章，首尾异调，内容错乱散漫，文字干枯艰涩”，所以很多人“不作乐观，对于新文化，对于现在出版界说来摇头，叹为文化衰弱，也不无其因”。[29]就此现象而论，出版商重印古旧书籍的行为不消说具有一定意义，重印中也确有一些重新发现的文本。

有人就谈及：“我们并不是反对翻印古书，因为这也有其背景和当前的环境的决定，不出稿费就能复兴固有的文化，天下何乐而不为呢？”[29]如为大规模地搜集古旧书，商务印书馆还专门在报刊上刊发广告，声称其为保存国粹并流通古籍起见，“拟收买旧印旧钞（抄）各种书籍。各地收藏家，如肯见让，价格并可从丰”。[33]在印行《四部丛刊》过程中，除利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藏书外，张元济还“曾辗转向国内各大图书馆及各地藏书家借原书影印，1928年10月亲自赴日本向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等处商借计46部，摄制胶片带回国内，以补不足”。[21]（73）

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曾为此做过一个“人力车夫”的比喻，十分形象与生动，被誉为“竟是替中国出版界下了个新注脚”。他讲道：“日本的出版事业，可以比作以汽车载客，客数既多，进步又快，而中国出版界呢，却还是类乎人力车，用一个人拉一个人，所以本人依然还是人力车夫。而且事实非但如此，有时人力车还是空着。没有人坐……近来两年我们人力车夫所拉的主顾，大半多是老年人，青年的主顾实在很少。换句话说，便是出版业近年的产品，都是翻印旧书，新著作品并不多见。就人力车夫讲，拉拉体重较轻的老年人，未始不省力一些；但是主顾总是愈多愈好，所以希望以后青年的主顾也能常常坐车。另外，也可以显出车夫们并不是拉不动青年人。”[34]在风趣的言语中坦陈了中国出版界力量尚很薄弱，与日本相比，就如人力车与汽车之天差地别，且社会上的新作品、好作品很少，所以他们只能拉“老年人”，也是不得已为之。

是时，出版商虽翻印了不少大部头的国故图书，但只是九牛一毛。对开明书店编刊的《二十五史补编》，顾颉刚就称为“史学界中一绝大快举，使我辈眼福可夸耀于前人者，开明书店之力也”。[35]延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物价上涨飞快，作为文化传播者的出版业面临着新的危机。书业的营业受内外因素的影响，更显疲软，“环境是这样恶劣，几乎是无路可走了。但是一爿书店到了相当的机构以上，资力是不能呆滞的，人力是不能浪费的，于是只有翻印古书。近年来翻印古书的风起云涌，就是这个道理了”。[36]如重庆市拥有六十几家大大小小的书店，其中一半以上是兼营出版的。那么出版業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呢？唯一的办法是多出土纸书，如《秋水轩尺牍》《唐诗三百首》《左传》和“四书”等，一因成本低，二因通俗流行，三因不给稿酬。“目前本市有二十多家出版商是在籍翻印古书来维持生存。”[37]

结语

“出版事业是一国文化的风雨表。”[8]印刷术由于偏重技术属性，导致其在学术生产、传播与知识再生产链条中悄然失语，使人们对它的认知仅是单线条式的技术进步论，对技术背后的书籍文化史意义与影响则多有忽略。印刷技术是书籍出版产业的基础，对此，有必要重新对印刷技术与书籍传播这一经典问题进行反思，探讨其中所蕴藏的书籍出版史的丰富内容。当然，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囿于篇幅，本文仅从旧书在近代中国的出版与传播这一角度进行了概要性探索，很多问题仍有待后续研究与梳理。

总体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刷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不仅推动了以旧书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普及，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大量触手可及的传统知识，且作为构成现代性要素的印刷机，通过对古旧图书的再出版，让中国传统知识成为显而易见的近代知识，也间接塑造了近代思想。在探讨近代传统文化知识的转型与延续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忽略印刷技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来对待古旧图书的重印行为，这一行为是利弊同在的产物，对此认知要放置在不同的现实情境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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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杨莲生. 铅印旧书[J]. 书人，1937（3）：73—74.

[26] 校印四部备要缘起[M]//张静庐.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上海：中华书局，1954：370.

[27] 重印四部备要缘起[M]//张静庐.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上海：中华书局，1954：370.

[2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29] 中国出版界之现状及今后应走向的途径[N].申报，1936-11-12（17）.

[30] 抱冰. 介绍《越风》[N]. 申报，1936-07-16（19）.

[31] 续古逸丛书[N]. 大公报（天津版），1928-07-16（9）.

[32] 冉人. 一种不合理的事实[N]. 申报，1936-05-16（18）.

[33] 收买旧书[J]. 东方杂志，1916（12）：212.

[34] 王云五发表之新统计[N]. 大公报（上海版），1936-04-26（6）.

[35]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我与开明：1926—1985[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208.

[36] 芷芬. 闲话书业[N]. 申报，1936-08-01（22）.

[37] 重庆书业不景气[N]. 大公报（重庆版），1948-03-22（2）.

How to Be Printed： An Analysis of the Publishing of Old Book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JIA Deng-hong（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20s and 1930s， a trend of reprinting old books emerged in th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Old books with public copyright were regarded as "intellectual goods"， and reprinting， sales and circulation of old books were realized through photocopying and printing. On the one hand， it was due to the lack of high-quality publishing resources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large profit margin of old books;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the stimulation and promotion of modern printing technology from engraving to printing. Though this boom was criticized and satirized by some people， triggered the debate of "looking forward" or "going backward"， but there is no denying the fact that the large scale old books publishing activities have greatly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knowledge， preservation， dissemin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lassics， and provided food for thought for contemporary people.

Keywords： printing technology; old books; publishing; knowledge dissem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