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敏

【摘要】随着多元新闻主体的不断涌现，新闻业的产制规则和传播逻辑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新闻生态系统成为理解当下新闻业变迁的一个有效概念。但这一概念还具有一定的笼统性、模糊性，结合此概念及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启发，文章拟提出“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概念，以进一步描摹多元新闻主体涌现后新闻业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其生成逻辑与新的新闻行动主体生态位不断提升及职业行动者的中心地位被解构密切相关。在这一系统中，多元新闻主体主要通过协作机制、制衡机制、构造机制、创新机制发生相互作用。“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对新闻的定义、新闻行业结构、新闻文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多元新闻主体 “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 生成逻辑 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3）3-084-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3.012

一、新闻生态系统：一个解释当下新闻业变迁的有效概念

随着新技术的赋权，当下新闻业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多元新闻行动主体的涌现，使得“新闻业正在由一种内在协调的产业转变为一整套丰富多样、异质性强的实践集合”。[1]不同性质的新闻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驱动“新闻实践正从一种相对封闭的新闻生产体系向一种更加开放的体系转变”。[2]该从何种角度更深入地审视这一变化？生态视角或许是一条有效的进路，尤其是新闻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可以成为理解当下新闻业核心逻辑变迁的一个统摄性名词。之所以如此，是由其内涵和方法论功能所决定的。

新闻生态系统是在近年数字新闻学崛起之际，由学术界提出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力的概念。安德森是新闻生态系统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他把新闻生态系统定义为“在某一特定地理社区内或围绕某一特定问题，从事新闻生产和新闻消费的个人、组织和技术的整体”。[3]（412）维克多·沃德认为，对其含义的理解，可在与新闻生态概念的区别中厘定。新闻生态主要指的是与媒体理论相关的研究，而新闻生态系统则涉及新闻生产中有关异质内容与行动者多样性的研究。[4]具体而言，新闻生态主要用于理解和描述媒介技术对新闻本身及新闻用户产生的影响，是一种静态的决定论。而新闻生态系统则更多被用来描述特定情境下新闻是如何由多元行動者生产和传播的，侧重描述新闻的动态建构过程。

与新闻生态概念相比，新闻生态系统更准确地描摹了当下新闻业因行动主体日渐多元而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于是，这一概念逐渐被视为数字时代有效解释新闻生产、传播、接受变化的方法论。安德森把这种方法论形象地比喻为根茎式方法，以有别于传统的由波兹曼、麦克卢汉等开创的媒介生态学方法论。二者的隐喻存在着明显差别，旧有的媒介生态学方法以自然世界为指导隐喻，将不同形式的媒体视为个体物种，认为这些物种之间的主要互动模式是控制论（其终极目的是达到某种平衡），并将人类主体置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中心。而根茎式方法论则认为，自然世界和技术世界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人类也并非任何媒体系统的中心。[3]（410，416）

二、“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的内涵

新闻生态系统虽是对数字时代新闻业发生变化的理论抽象，但这一概念尚存在不足。一是概念本身具有一定的笼统性，尚无法直观地反映出当下数字新闻业发生的核心变化——参与主体的日益多元与复杂互动；二是概念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导致其经常与新闻生态概念发生混淆，尤其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二者经常被不加辨别地运用。国内目前相关研究也处于介绍性阶段，多把其视为一种研究进路或研究范式，并没有对其展开更细致的研究，尤其是对新闻生态系统中的多元主体究竟如何发生相互作用缺乏深入分析，对其运行机制缺乏系统的研究。

基于以上现状，可在此概念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突破职业视角，从更宏阔的网络社会视角出发看问题，即“从人类传播实践的平台范畴来观照新闻业及其实践，把新闻实践与其他的传播并置，从而讨论其可能具有的特殊性及其实践规范，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将新闻传播作为一种职业，与其他的传播相剥离”。[5]这种视角可以让我们看见更多新闻传播主体作用的发挥。可借由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启发，把不同性质的新闻传播主体视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观察他们在整个传播网络中如何行动、如何相互作用。随着行动者行动能力的提升，各新闻传播主体开始逐步演化为社会传播网络中的节点——即“互联网中的内容主导者、分享者和价值创造者”，[6]各节点不断发生相互作用，形成了更广阔的传播网络。

基于以上理解，本文拟提出“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概念，其理论内涵主要是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不再是单向封闭的职业场域，而变为动态开放的社会网络空间。每一类活跃的新闻行动主体都由其中的节点构成，各节点通过不同的行动策略，在网络中寻找着合适的行动空间，逐步建构起各自的行动逻辑与行动文化。各节点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筑新闻的意义生产。

三、“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的生成逻辑

“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的生成与新的新闻行动主体的生态位不断提升及职业行动者中心地位被解构息息相关。随着各类新闻主体的不断涌现以及其行动主体性不断增强，职业新闻机构（从业者）的地位开始不断遭到消解和降维，由传统的居于中心的位置逐渐演化为新闻生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使得“新闻业并非因为是职业新闻制作者就有何先天优势，或者占据什么高地。相反，各节点通过更多地吸收信息并有效地处理这些信息来增强自己在网络中的地位”。[5]以下三类代表性节点的崛起对这一生态系统的生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1. 垂直类自媒体的崛起：专业发挥解构权威

所谓垂直类自媒体，主要是指在各细分领域有一定专业发言权的自媒体，包括机构自媒体、个人自媒体。垂直类机构自媒体主要包括各类政务机构、商业机构、社会服务机构等，它们通过较为专业的传播不断构筑着影响力。如公众号“丁香医生”在健康传播领域的影响力，“大米与小米”在自闭症领域的影响力等。尤其“伴随着微博、微信、客户端等社交媒体平台及资讯聚合平台的崛起，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机构纷纷进驻并相汇于数字化新闻场域中。如机构微信公众号‘中国循环杂志’等专业知识生产者介入新闻场域，因其对专业知识领域的优势占有成为新闻的首发者”。[7]这就解构了专业媒体机构对于新闻的发现权，使其议题设置能力被进一步降维。除此之外，垂直类个人自媒体也呈现出了专业化传播趋势，即有专业能力的个体通过自媒体平台进行自主传播，不断成为有影响力的传播节点。如B站的UP主“何同学”，因其数码测评能力、传播能力俱佳，已经成长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个人自媒体，曾视频连线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成功地实现了影响力的出圈。因渠道便利，垂直类自媒体开始积极参与到当下新闻场域中并发挥影响力，成为当下新闻生产、传播网络中的重要角色和重要节点，传统媒体的议题设置能力、专业权威开始被降维。

2. 用户的崛起：情感传播影响权威

这里的用户更多指的是普通公众，即以往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相对于垂直类自媒体而言，用户在组织结构上更为松散，传播的主动性也没那么强。但在某些新闻热点时刻以及关涉自身利益的新闻事件中，用户的力量会被迅速地放大、集纳、汇流。无论是个体力量还是群体力量都不容小觑，如用户个体以爆料者身份引发舆论狂欢早已不鲜见。正如克莱·舍基所言：“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不借助专业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专业媒体反而可能因为某件事已经通过其他途径闯入公众意识，结果只好报道它了。”[8]这种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以往在用户个体身上是很难实现的。

此外，用户群体在新闻热点时刻的参与汇流起来，也能汇聚起强大的力量，形成协作生产景观。基于此，有学者提出“用户新闻学”[9]概念，正是对用户群体作为新闻生产力量崛起的重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用户群体的情感参与力量在当下日益彰显。研究发现，与书写媒介相比，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介技术更容易产生情感公众，网民会借助自己的情感参与到网络事件的叙述之中，情感连接了公众，塑造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认同。愤怒是当代中国情感公众的重要特质，是推动公众参与的重要力量。[10]用户群体的情感力量会通过舆论生成的方式直接影响新闻的生产、传播结构，甚至倒逼生产者顺应其情感结构进行内容生产，以获取认同。这就使得生产者尤其是职业生产者的主体性被进一步消解。用户群体通过情感传播影响权威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对新闻意义的多维解读，对同一个文本而言，由于用户立场、利益的多元，新闻文本不再拥有固定意义，用户会通过跟帖、评论、点赞、转发等方式进一步拓展、丰富其意义，职业生产者的新闻生产开始被置于全景监控中，甚至稍有不慎就会成为舆论讨伐对象，这无疑会进一步影响其权威。

3. 非人类行动主体的崛起：流量逻辑牵制权威

按照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观点，行动者远不止人类主体，还有各种非人类主体。如研究者所言，在未来新闻生产系统的各个环节，参与主体都将不仅是人，机器及万物都可能成为信息的采集者。[11]当下，有两类重要的非人类行动主体的崛起，日益影响着新闻生产、传播网络的结构、规则。其一是以各大头部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平台媒体；其二是不断出现的新技术、新媒介形式如大数据、虚拟现实、短视频等。平台媒体通过新的生产机制迅速吸纳海量优质生产主体，并利用算法机制匹配内容供需，使得新闻的流通机制发生重大变化，流量成为当下新闻最重要的通行法则。使得“每篇报道、每段视频要独自面对用户的检阅，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为什么‘10万+’成了对记者编辑最大的褒赏”。[9]职业行动者的内容生产也得受此法则牵制，从标题拟定到内容叙事，都受此规则影响。平台媒体的生态位不断上升，其整体运行规则逐步成为当下新闻生产的主体规则。除此之外，各种新技术、新媒介不断涌现，虽然技术很难直接左右新闻网络运行规则，但作为非人类行动者，它要寻觅代理人彰显力量。如短视频技术，自其出现至今，就不断寻找着合适的代理人，逐渐嵌入整个新闻生产网络中，逐步成为当下主流的新闻表达手段，不断彰显着影响力。当其影响力足够强大时，新闻生产者就要受到牵制，必须顺应短视频化这一潮流，否则就会被视为落伍。而其运行逻辑也是流量至上，生产主体要不断适应这一规则。

随着这些有影响力的新闻行动主体的崛起，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职业生产者的中心地位开始不断被解构。由此，以职业记者为主体，通过把关将新闻呈献给受众的单向传播链，开始被移动互联网多节点互动取代了。新闻生产过程因此体现为多主体、多中心的动态实践。[12]即新闻不再是以传统媒体为中心的“独奏”，而是由基于不同立场、代表不同利益节点的“共鸣”，众节点相互作用，共同编织起动态的新闻互动网络。新闻的基模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由此而生。

四、“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

“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的具体运行机制有哪些？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到底是如何发生相互作用的？对此问题的探究，可进一步回答“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究竟如何被型构，因为若各行动主体是松散的、较少进行互动的，所谓的网络就很难被编织起来。另外，各节点间的互动质量也关系到新闻业的未来走向，如研究者所言：“互联网传播技术并不能单方面决定新闻报道的业务特征或新闻业的未来走向，各相关社会群体和个体作为行动者，彼此联结、互动、协商沟通，共同塑造了互联网传播技术本身及其应用特征，并最终塑造了新闻业的未来。”[13]结合近年来多起典型案例进行综合分析，“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主要通过如下四种机制运行。

1. 协作机制

所谓协作机制，主要指的是新闻网络中不同节点之间进行积极互动与良性合作，共同推进新闻生产、传播网络的建构与意义的达成。这一机制主要体现在如下主体间的互动：一是新闻行动个体对随机事件的共构；二是垂直机构媒体与专业机构媒体间的短期互动；三是不同新闻行动主体之间的长期合作。

随着技术的赋权，当下新闻生产网络中出现了诸多个体随机新闻行动者，他们可能是新闻的当事人、利益相关者，也可能是普通民众，在新闻线索出现后，这些随机新闻行动者会通过多侧面的线索补充、解读、评判等方式不断完成对信息的补充、对真相的挖掘，共同完成对新闻意义的建构，使得新闻由以往的文本完成时变为多元主体共构的动态文本。如2021年7月郑州遭遇暴雨袭击之际，一份名为《待救援人员信息》的腾讯文档在社交网络上迅速扩散，众多个体在不同时空不断接入在线文档，通过在线连接形成了救援信息协同生产网络，被称为“救命文档”，这种由多元主体共构有价值新闻信息的协作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

随着内容创业大潮的来临，当下出现了诸多垂直机构媒体，这类媒体在当下的新闻议程设置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有部分垂直机构媒体是由离职后的媒体人组成的小型创业团队，他们具备良好的内容生产能力，在选择内容创业后，一般专注于垂直领域的泛内容生产，极易捕捉到相关行业领域中的敏感问题，并将其建构为社会性议题引发舆论关注，进而引发专业机构媒体的跟进。目前来看，垂直机构媒体与专业机构媒体存在两种主要的互动方式。一种是议题由垂直机构媒体首发，专业机构媒体随后跟进。因议题本身与当下社会治理、民众权利、企业伦理等内容相关，一经发出，就会引发舆论热议，因舆论影响较大及议题的公共性指向，专业机构媒体就会及时进行报道接力，利用专业媒体优势对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推动真相的深度呈现。另一种则是专业机构媒体已经有所报道但并未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垂直机构媒体则利用更契合互联网传播的叙事进行整合，引发进一步关注，与专业机构媒体报道形成呼应，直至相关管理部门真正介入其中进行治理。这种双方的接力式报道在近年屡见不鲜，学者张志安在分析相关议题时曾列举了四个典型案例，包括《16岁自闭儿子深圳失踪，118天后死于韶关新丰福利院》《求职少年李文星之死》《疫苗之王》《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发现这些报道之所以能引發公众高度关注，均是垂直机构媒体与专业机构媒体能形成有效互动，进而实现网络舆论监督之效。[14]

不同节点间的互动与合作不仅体现在随机性新闻报道中，还体现为基于各自优势、利益的长期互动与合作。主要包括平台媒体与传统媒体、垂直机构媒体、个人自媒体之间的长期合作。不同行动主体利用优势资源实现内容生产互补。尤其是平台媒体，通过各种内容聚合激励机制以鼓励多元行动者进行内容生产，以链接不同的行动者，如“短视频公司通过利益均沾机制吸引更多的用户入驻”。[15]另外，在UGC成为当下流行的内容生产机制之际，专业机构媒体亦开始了平台化转型，也会通过各种合作机制聚合创作者，以激发多元新闻生产主体的能动性，“XX号”几乎成为专业机构媒体融合转型的标配，其目的也是希望通过聚合更多的生产主体进行互动与合作，以彰显其生产机制的创新。正如皮卡德所预测的，相比过去，我们会看到新闻供给者之间更加广泛的合作、互联和结盟。[2]

2. 制衡机制

多元行动主体之间除了协作外，由于各自立场、利益不同，也会互相制衡。即每一类新闻生产主体的文本呈现、生产过程、生产伦理等经常会受到其他主体的关注、评判、纠偏，使得新闻生产变为一种协商过程。这一机制典型体现在如下两类主体的互动中：一是专业机构媒体的内容生产受到其他行动者的制衡；二是恰恰相反，非职业生产者受到职业生产者的制衡。

传统媒体时代，专业机构媒体生产的内容普遍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博得了受众的普遍信任，但在数字环境中却不尽然，任何生产中的瑕疵、不足都会受到评判。新闻文本本身并不代表对事实的终极建构，而成为被多方解读的开放文本。专业媒体机构生产的文本开始置身于多元节点的评判中，使得专业记者的职业管辖权受到了极大挑战。研究者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对专业媒体机构在数字环境下新闻生产受到外部力量的监督与制衡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在整个新闻生产过程中，虽然有传统专业把关人进行内容把关、审核，但在多元开放的舆论环境中，依然会出现各种对专业内容生产进行批判、质疑的声音，使得“该报道所引发的公众批评甚至被部分澎湃记者认为是澎湃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给其带来了‘巨大的无可挽回的负面后果’”。[12]这就倒逼传统媒体机构作为生产者必须时刻小心，以免成为舆论讨论对象，甚至使其不断调整生产策略以减少风险。对于传统媒体机构而言，以往总是扮演着把关人角色，发挥着议程设置功能，但在当下，有时自身就成为舆论风口浪尖上被讨伐的对象，不得不随时进行舆情回应，否则就会面临更多的舆论质疑，使得自身形象受到损害。

而另一种情况是非职业行动者受到职业行动者的监督和制衡，尤其是当职业行动者的管辖权受到挑战之时。近年来，诸多职业新闻从业者离开传统媒体，成为泛内容领域的创业者。其生产的内容由于部分话题涉及公共利益，加上其叙事风格更适合互联网传播，通常会获得不错的流量奖赏。这使得职业生产者的职业边界日益受到威胁，他们可能会采取多种策略对非职业生产者进行指摘，从话语上对其进行制衡，或指责其不奉守传统新闻规则、或认为其受商业驱动失去价值坚守等，进而维护自身的职业边界。如《财新》与自媒体“呦呦鹿鸣”就《甘柴劣火》一文的争论可谓非职业行动者受到职业行动者制衡的典型表现。而不同主体间互相制衡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其相互协商的过程，以往的新闻生产规则开始逐步被打破，而新的生产规则、伦理规范在协商中不断生成。

3. 构造机制

由于地位、资源不同，多元新闻行动主体在整个网络中所处的生态位也不同，当某个行动主体逐渐具备某方面的影响力，其行动规则会逐渐成为其他行动者的行动参照，甚至其他行动者竞相仿效的一般规则，对其他行动者的行动也起到了构造作用。这一机制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类行动主体之间：自媒体行动者与专业媒体机构行动者之间、借互联网技术崛起的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行动主体之间。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赋权，自媒体行动者大量涌现，这些多以个体行动者、小型机构行动者为主的行动主体为争夺信息世界的注意力，逐渐形成了一套行动规则，典型体现在其文本呈现上，通常会以夸张标题、简短结构、情感叙事、信息整合为显著特征，在获得流量奖赏的同时，开始逐渐成为互联网情境下内容创作的主导性法则，对专业媒体机构行动者也开始发挥规训作用，部分专业媒体机构开始逐渐放弃专业调查、严谨表述、奉客观为圭臬的行动法则，而去相继模仿自媒体行动者的主导规则，希望能在流量世界获得关注度。当下专业机构媒体行动者面临的行动悖论是，如果按传统新闻报道操作规则，是很难获得流量青睐的，这就导致传统媒体机构行动者开始不断被自媒体行动者的规则所构造。甚至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行动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被这种由自媒体形塑的互联网内容生产规则所构造，经常在情感传播方面发力。如有研究者通过对@人民日报和“侠客岛”的研究发现，其传播范式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传统宣传主义，建构了一种吸纳专业主义、煽情主义等不同范式元素的杂糅化形态。[16]而自媒体事实上也会被专业机构媒体所构造，因为自媒体从业者有很多是从传统媒体机构转场而来的，其从业理念、行为方式也会随角色流动而流动，如部分自媒体也会标榜真实、客观、平衡等规则，以强化自身行动的专业性、合法性。

除了自媒体与专业媒体机构之间的互构外，近年崛起的非人类行动者的行动规则对人类行动者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短视频、元宇宙等技术为代表的非人类行动者，都要寻找代理人彰显其影响力，如短视频平台通过设立一系列生产、激励机制对人类行动者进行生产规则的引导、规范，使人类主体不断适应其行动规则，短视频作为一种人人可用的表达技术不断“登堂入室”，逐渐成为人类主流的表达形式和载体，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机构行动者也不得不顺应这一行动潮流，进行视频化生产转向，传统的长篇文字化表达越来越让位于短视频化表达，后者甚至成为传统媒体进行融合转型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这也是人类主体臣服于技术主体的一种表現，技术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主体实现了强大的构造功能。

4. 创新机制

多元行动主体若想在新闻生态系统中保持竞争力，维持一定的生态位，就需要不断创新，才能维持或升级自身的竞争力，这是多元行动节点互动的效应之一，也是保持整个新闻生态系统活力的动力机制。其中，专业媒体机构、自媒体、平台媒体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创新主体。

随着多元主体的不断涌现及影响力的提升，专业媒体机构在当下新闻生态系统中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以往居于网络中心的地位受到了极大挑战，使得其必须不断创新才有可能继续保持影响力。无论是官方媒体机构还是市场化媒体机构，都在持续地进行创新。例如新华社的“刚刚体”，被视为在放飞自我中创新网络表达的典型案例，活泼中不失严肃，以接地气的风格适应了网络传播语境，打开了社交平台新闻报道的新方向。[17]此外各种新技术与新闻的融合形式，如数据新闻、算法新闻也时常被视为创新。对专业媒体机构而言，創新远不止于业务层面，而是涵盖了文本创新、语态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不同维度的实践。尤其近年以媒体融合为名号的轰轰烈烈的传统媒体革新运动，虽不乏国家力量的推动，但也可视为专业媒体机构基于自身生存发展困境而进行的创新行动，从渠道延展到体制机制的变革，再到当下更进一步的深度融合，都显示了专业媒体机构创新行为不断深入的趋势。

自媒体行动者也是创新主体之一，其创新动力既有市场压力，也有生产伦理压力。在经历了早期自媒体跑马圈地式发展后，诸多自媒体行动者开始以更高标准进行内容输出，虽然时而被诟病，但并不能否认此类主体不断适应环境的创新。尤其当自媒体逐渐成长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内容机构甚至平台后，除了在内容、组织、制度等方面展开创新行动外，也开始了自身的创新扩散行动，即开始为其他行动者制定行动标准。如自媒体罗辑思维，在逐渐成长为内容平台后，开始进行内容的标准化生产体系输出，每年无偿发布自媒体内容质量评价体系，开始以自己较为规范的内容生产标准吸纳多元行动者关注，不断进行自媒体内容标准体系的输出，通过这种创新扩散，其内容生产规则开始成为其他行动者进行创新的模仿对象，自媒体行动者也借此不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与其他两类主体相比，平台媒体更需要不断创新迭代，才能保持竞争力。对于平台媒体而言，要不断通过对自身运行规则合法性的演绎来保持其通行规则的有效性，如算法能在当下新闻生产传播过程中大行其道，与平台媒体的规则成为通行规则不无关系。但平台媒体亦有其自身短板，经常会面临舆论压力，所以就要不断通过创新性行为补齐短板，以保持自身行动规则的有效。如今日头条的信息推荐算法，被认为是国内乃至全球最具代表性的信息推荐算法，从2012年9月第一版开发运行至今，已经经过四次大的调整和修改。研究表明，算法推荐不是一成不变的，算法型信息分发在不断迭代中提升着有边界的调适，并增强了其社会的适应度与合法性。如其价值逻辑的调整，在历次迭代中，就完成了从“算法没有立场和价值观”到“技术必须充满责任感和充满善意”的升级。[18]再如平台媒体也会通过与专业媒体机构合作、不断嵌入社会性议题以彰显自身的责任感，借此提升合法性，这些行动都需要创新性思维的支撑。由此可见，多元行动主体通过创新机制不断构筑实力，以在竞争激烈的网络生产中保持影响力。

五、“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的影响与展望

以多个节点主体相互作用、共构新闻意义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对新闻的定义、新闻的行业结构、新闻文化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对于新闻的定义而言，传统的报道论（如陆定一对新闻的定义：新闻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面临极大挑战。当前，由于越来越多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介入，新闻生态系统会变得愈发复杂，而人们对它的认识还缺乏充分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在此背景下，对新内涵和新形态的新闻重新下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义，为时尚早，但人们至少可以将新闻理解为事实的传播及其意义的互动。[19]“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中日益多元的主体构成及相互作用机制提醒我们应突破传统的报道论视角去定义新闻，可尝试从互动论视角定义新闻，这种视角暗含的新闻行动主体不再只有职业主体，新闻不再是封闭的文本概念，而是多元行动主体相互作用、协商的动态呈现。

对新闻行业结构而言，随着更多有影响力节点的出现，新闻行业的网状供给结构逐渐取代了过去以传统媒体为中心的伞状供给结构，新闻行业的市场供给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新闻生产的手工模式已经出现。尽管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方式，但是它对于当代的新闻生产来说却是崭新的。新的供给模式出现，打破了以往单一的供给模式，这场新闻供给生态变革的核心是新闻和新闻职业本身的去制度化，[2]这就使得新闻行业打破了长期以来制度化、工业化的供给局面，也克服了某些以专业媒体机构供给为主的结构弊端。

对新闻文化而言，新闻的生产、传播、接受由以前封闭的、单向式的文化开始变为开放的、协商式的文化。生产主体都要适应这种深层的结构性变化，在新闻生产、传播过程中运用参与式思维进行变革。只有激发起相关节点的互动与充分参与，形成一种同频共振的协商文化，才有可能在当下的新闻生态中获得真正的影响力，尤其对于习惯了封闭生产的媒体机构而言更应如此。另外，多元行动主体的出现解构了传统机构媒体的文化权威，进一步推高了新闻文化权威的标准。新闻业文化权威的建构需要在不同行动者间的协商中完成。专业新闻从业者只是各类形塑新闻文化权威的行动者之一，所有的行动主体都通过公共表达参与了新闻权威的塑造。

对“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因行动主体的多元带来的传播民主化，而是其中的行动主体之间能否在实践中形成较为良性的互动机制。多元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质量是这一生态系统维持活力的根本，而其互动质量既取决于其中不同节点力量的对比，又会受到政治、经济、技术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虽然其运行机制已被初步勾勒出来，但其中还存在着诸多变数，使得整个“网络—节点式”新闻生态系统还将处于变动之中，所以，这一新闻生态系统的发展走向还需要研究者做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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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of  "Network Node" News Ecosystem

CHEN Li-min（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multiple news subjects， the production rules and communication logic of the current news industry have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and the news ecosystem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concept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the current news industry. However， this concept is also general and vague. Inspired by this concept and the theory of actor network，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network-node" news ecosystem to further describe th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news industry after the emergence of multiple news subjects. Its generation logic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new news action subject niche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professional actors. In this system， multiple news subjects interact mainly through cooperation mechanism， check and balanc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mechanism and innovation mechanism. The "network node" news ecosystem ha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finition of news， the industry structure of news and news culture.

Key words： multiple news subjects; "network node" news ecosystem; generation logic; operating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