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燕 张春雷 张楚琪

股骨颈骨折为骨科常见骨损伤疾病,目前临床主要为手术治疗,但部分患者术后多发畸形愈合、延迟愈合、股骨头缺血坏死等并发症,且围术期存在焦虑、抑郁、紧张、恐惧等负性情绪,极易出现手术应激而影响临床疗效及预后[1]。研究证实[2],系统科学的干预措施可减少股骨颈骨折手术患者围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促进术后康复,改善预后。但常规临床干预模式固定且缺乏护患沟通,多侧重于单向传输信息,无法满足股骨颈骨折手术围术期患者的多样化护理需求[3]。施拉姆双向传播理论是指存在着反馈和互动机制的传播活动中,传受双方相互交流和共享信息,保持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近年来多用于新闻学、教育学、语言文学领域中,同时也有学者将其用于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干预,能够改善心理痛苦程度和预后[4]。本研究分析施拉姆双向传播理论为基础的“互联网+健康教育”在股骨颈骨折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1年1月-2022年6月我院收治的股骨颈骨折手术患者102例。纳入标准:(1)参考《成人股骨颈骨折诊治指南》[5]中相关标准,且经X线检查确诊为股骨颈骨折;(2)临床确诊为股骨颈骨折且完成手术治疗;(3)年龄≥18岁;(4)首次骨折;(5)单发性骨折;(6)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术前存在DVT;(2)合并血液系统疾病或心律不齐;(3)合并骨肿瘤或骨髓病变;(4)合并骨质疏松性骨折、四肢或脊柱骨折病史;(5)认知或沟通障碍。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1例。对照组男性31例,女性20例;年龄47～72岁,平均(65.28±4.03)岁;左侧骨折27例,右侧骨折24例。观察组男性33例,女性18例;年龄45～74岁,平均(66.02±5.11)岁;左侧骨折29例,右侧骨折22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采用施拉姆双向传播理论为基础的“互联网+健康教育”干预。(1)组建健康小组:成员包括1名骨科主任医师、1名骨科副主任护师、2名主管护师。(2)明确健康教育内容:开展患者基本需求问卷调查,明确其具体需求,查阅文献资料,借鉴临床经验,小组成员共同制定健康教育内容,确保科学合理,建立模式图(图1)。(3)互联网:将股骨颈骨折手术前后的相关健康教育内容制作文字、图画、PPT、短视频等,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统一管理,根据患者不同治疗阶段依次发送相关知识。必要时可通过“一对一”健康教育内容传送,患者能够随时查看相关信息,完成与医护人员的在线沟通。(4)信息管理:每周医护人员汇总本周患者出现的高频问题,即时做出准确反馈。并将首要问题拟定专题计划表,制作健康教育内容,满足患者需求。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干预前(T0)、干预7d(T1)、干预14d(T2)、干预30d(T3)、干预60d(T4)时点负性情绪、关节功能、舒适度及并发症情况。

1.3.1负性情绪 于T0～T4时点分别采用HAMA[1]、HAMD[2]进行评价,HAMA包括14个项目,采用0～4级评分法,总分为56分。≥29分为严重焦虑,≥21分为明显焦虑,≥14分为存在焦虑,≥17分为可能存在焦虑,<7分为无焦虑。HAMD包括17个项目,采用1～2(无、有)或1～4级评分,总分为54分。≥35分为严重抑郁,≥20分为中度抑郁,≥8分为轻度抑郁,<8分为无抑郁。

1.3.2Harris评分 于T0～T4时点采用Harris量表[3]进行评价,包括疼痛感、功能活动、步态、畸形、活动度5个维度,共28个条目。各条目采用1～4级评分,总分100分,分值越高表明关节功能越正常。

1.3.3Kolcaba评分 于T0～T4时点采用Kolcaba量表[6]进行评价,包括环境、心理、精神、生理4个维度,共28个条目。各条目采用1～4级评分法,总分112分,分值越高表明舒适度越佳。

1.3.4并发症 统计两组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异位骨化、泌尿系感染、谵妄、低体温、胃肠道反应、髋关节不稳、愈合不良的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两组不同时点HAMA评分的比较,表1

表1 两组不同时点HAMA评分的比较 (分,

2.2 两组不同时点HAMD评分的比较,表2

表2 两组不同时点HAMD评分的比较 (分,

2.3 两组不同时点Harris评分的比较,表3

表3 两组不同时点Harris评分的比较 (分,

2.4 两组不同时点Kolcaba评分的比较,表4

表4 两组不同时点Kolcaba评分的比较 (分,

2.5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表5

表5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 n(%)

3 讨论

股骨颈骨折的治疗方式主要为手术治疗,多数患者术后骨折部位均能愈合良好,但部分患者因病理因素和自身体质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出现愈合不良、关节不稳等并发症,同时因手术对患者的肌肉组织、关节囊、韧带、神经等造成损伤,导致患者术后关节功能恢复效果受限[6]。目前,常规护理干预的流程简单且固定,方案具有广泛适用性,护患沟通效果较差,影响临床疗效[7]。围术期股骨颈骨折患者因身心痛苦,极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而影响治疗[8]。施拉姆双向传播理论借助互联网在线互动将相关健康知识循序渐进传输给患者,满足患者个性化信息咨询需求,提升治疗依从性,缓解负性情绪,改善临床疗效[9]。

本研究结果显示,T1～T4时点观察组HAMA、HAMD评分均低于对照组,Harris、Kolcaba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分析原因:施拉姆双向传播理论为基础的“互联网+健康教育”干预具有便捷性,通过护患沟通交流,将患者存在的疑问等通过多种途径快速反馈给医护人员,并能得到及时解答,缩短医护患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减轻患者焦虑,提高患者对临床治疗的自信心及治疗依从性,使患者积极配合完成各项治疗措施,获取最佳治疗效果,促使关节功能改善[10-11]。施拉姆双向传播理论中强调每个参与的个体均能成为信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患者能够及时获取所需健康知识,并进行管理和整合,用于临床干预中,同时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健康教育信息管理,为患者搭建交流平台,帮助其在学习中发表个人见解,表达自身感受,在支持性环境中分享相关康复经验,寻找群体归属感[4,10]。同时,借助“互联网+健康教育”互动能够对患者进行及时随访,精准分析患者不同阶段的身心状况,给予针对性健康教育信息,帮助其获取心理护理技巧,缓解负性情绪,提高临床舒适度[12-13]。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分析原因:观察组能够获取较多针对性健康知识,将相关知识用于各类症状的发现和应用中,能及时发现各类并发症,并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及时干预指导,应对各类并发症发生。

综上所述,施拉姆双向传播理论为基础的“互联网+健康教育”干预在股骨颈骨折手术患者的应用,能够缓解其负性情绪,改善关节功能,提高舒适度,减少并发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