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影,唐东升

(1.南宁师范大学,广西 南宁 530299;2.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3月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提出了“大思政课”命题,并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1],此后,学界围绕这一议题展开诸多颇具洞见的讨论。2022年8月,教育部颁发了《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后,学界便掀起了对“大思政课”研究热潮。关于“大思政课”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研究的角度,还是在实践探索的维度已取得初步的进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深究的地方。因此,本文通过对“大思政课”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关注点与热点问题进行了梳理,以有效助推“大思政课”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进一步深化。

一、“大思政课”研究的回顾

通过梳理和总结有关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思政课”的内涵界定、基本特征、主要依据、时代价值、建设路径等方面,这些探索和实践成果为开展“大思政课”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大思政课”内涵界定

准确科学地界定“大思政课”的内涵,是研究“大思政课”的基本前提。当前,学界对“大思政课”内涵的界定尚未见到权威定义。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其中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理念论。这种观点是基于“大思政”视域下对“大思政课”内涵进行界定。此观点将“大思政课”界定为一种教育理念,是一种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和教育观,侧重于对学校思政课总体性和整体性的理论指导作用。有学者认为,开展“大思政”的课,即为“大思政课”[2]。还有学者阐述“大思政课”蕴意时,认为“大思政课”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格局,通过大力调整工作力量、资源要素、体系结构,有效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优化完善体系机制[3],切实实现育人质量和效果的提升。

二是课程论。这种观点认为“大思政课”的特色虽在大,但它重心依然在“课”。说到底,“大思政课”区别于传统的思政课,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新形态,持此观点的学者更侧重于对这种课程新形态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解读。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是肩负攸关“国之大者”的课程责任和历史使命,是引领青年、武装头脑的“人生大课”,是贯通古今中西、联结理论实际的大视野的思政课[4]。还有学者从思政课与社会的关系视角审视思政课的形态,认为“大思政课”指向思政课的社会格局与社会支撑,推动了思政课的社会延展[5]。

三是格局论。此观点将“大思政课”界定为一种育人模式,侧重于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育人体系和格局。因此,有学者指出,“大思政课”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和形成全社会协同育人格局的理念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上不断创新,不断把社会改革新趋势和国家发展新形势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6]。有学者从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角度出发指出,“大思政课”是在“三全育人”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等教育实践基础上建构的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结构性特征的育人模式[7],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守正创新。

(二)“大思政课”基本特征

深刻认识“大思政课”,需要明确其基本特征。“大思政课”除了具备思政课的一般特性外,还具有自身的内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不仅研究了“大思政课”的内涵,还在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大思政课”的基本特征。当前,学界主要是从“大思政课”和传统意义的思政课的区别角度来阐述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教育主体多元性。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是“大思政课”的重要特征。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体现了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协同的特性[8]。还有学者强调“大思政课”是聚焦国事的全社会大课,其关注的社会群体是社会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具有教学主体与实践主体高度统一的鲜明特征[6]。还有学者指出“大思政课”倡导的就是要构建学校、家庭、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育人新格局[9]。

二是教育时空延展性。时间和空间的构成是决定和影响“大思政课”的教育状况和效果的重要因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大思政课”按照全过程、全方位教育的理念,调整和优化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范围,克服了以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封闭、分散、低效的弊端[3]。还有学者强调,“大思政课”对思政课的创新之变在于场域,“大思政课”是置于更大的社会场域之中,以“思政小课堂”融通“社会大课堂”[10]。

三是教育结构立体性。“大思政课”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资源等要素,实质上重塑和调整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结构和布局。正如有学者指出,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维度来看,“大思政课”形成了从思政课堂延伸到所有的课堂、从教学延伸到管理服务、由校内延伸到校外开放的多元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推动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复杂的立体化、多维化结构转型升级[3]。还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是整合优化了课内外、校内外、线上线下鲜活思政教育素材,旨在建构纵向贯通大中小学全学段、横向贯穿学校与社会全时空的思政课[8]。

四是教育视野开阔性。“大思政课”根植于思政课之“大”,“大”亦是视野宏大。正如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之所以“大”,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于其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实践视野、国际视野[11]。还有学者强调,“大思政课”之“大”在于通过研判历史方位的大视野来推进思政教育的大体系,使思政课小课堂与高等教育大改革相联通,与中国社会的大课堂相结合,切实成为立意高、格局大的“大思政课”[5]。

(三)“大思政课”主要依据

阐明“大思政课”主要依据,直接关系到分析“大思政课”提出的必要性。目前,学者们对“大思政课”依据研究主要集中在现实依据方面,这为“大思政课”研究提供了更加坚定的现实支撑。梳理学界对“大思政课”的主要依据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大思政课”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逻辑需要。正如有学者认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强调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是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的教育要联系实际、善用实际[12],都回答着为何要善用“大思政课”。还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理念秉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强调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教育和引导学生把人生理想化为实际行动[13]。同样,有学者强调“大思政课”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14],也符合教育规律和社会需求。

二是“大思政课”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大多数学者们认为“两个大局”是构成了“大思政课”的时代背景,也是其提出的现实依据。正如有学者指出,“两个大局”昭示着思政课的教学环境变化,传统思政课课堂面临着新思潮、新技术、新需求的冲击,必须在构建新型思政课教学体系中应对环境变革带来的挑战[15]。因此,有学者指出,“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是为了服务于“两个大局”,将时代的本质特征和历史使命融入教育过程中[6],是顺应时代发展讲好思政课的客观需要。

三是“大思政课”是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必然要求。“大思政课”提出的本义就是在于加强思政课建设,推进思政课高质量发展。正如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是在接续上一阶段思政课改革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将其定义为新时代的高质量思政课[16]。还有学者从新发展阶段出发,分析了“大思政课”的现实语境,认为新的发展阶段给思政课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重要的责任和使命,而“大思政课”理念是引领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关键所在[17]。

四是“大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就是要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贯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全过程。有学者从高校实践育人的功能定位出发,认为“大思政课”的建设就是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14]。还有学者从“大思政课”问题指向分析,指出“大思政课”就是要用鲜活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教育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个人成才与社会发展,满足学生对思政课的期待与需求,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18]。

(四)“大思政课”时代价值

时代价值是从意义层面来指出“大思政课”的作用,也是推动“大思政课”研究的本源问题。目前,学界对“大思政课”的时代价值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分析。

一是从培育新时代创新人才的宏观角度来解读。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理念为新时代思政工作如何培养人提出了新要求[9]。还有学者从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角度,认为“大思政课”理念提出,是一场以深入的课堂质量改革来撬动未来中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整体性变革[16],善用“大思政课”对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另外,还有学者从高校研究生培养模式角度出发,认为大思政格局的育人工作系统为高校研究生“1+N”培养模式建构提供了思路和实践[19]。

二是从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守正创新的中观角度来解读。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地位巩固的重要渠道。因此,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理念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具体的思路和方案,进一步引领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9]。同时,还有学者强调,“大思政课”成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场域,提升和创新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为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提供了重要的途径[14]。

三是从推进新时代思政课改革的微观角度来解读。大多数学者们认为“大思政课”的提出实质是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大思政课”语境下的思政课,代表着思政课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20]。还有学者指出,从思政课堂角度,善用“大思政课”正是新时代对各级各类学校提出的新期待,推动思政课更加富有活力、保持定力、充满魅力、激发能力[15]。还有的学者认为,善用“大思政课”,就要将理念落到实处,在拓展教学资源、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能力等方面下功夫,推动思政课改革取得新成效[21]。

(五)“大思政课”建设路径

“大思政课”建设路径是其研究的最终落脚点,也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因此理论界关于建设路径研究成果显著。概而言之,学者们关于“大思政课”建设路径的研究主要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建设师资队伍方面。“大思政课”的实现关键在于依靠强大的教师队伍来支撑,办好“大思政课”,强化思政课教师的队伍建设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吸纳社会成员参与思政教师队伍。因此,有学者指出,教师队伍建设应当从解决思政课专职教师总量和结构、辅导员队伍与思政课教师队伍融合发展、学校领导和专业学院领导参与思政课建设三个问题入手[22]。还有学者指出,强大的教师队伍就要培养教师善用“大思政课”的能力与水平,培养思政“大先生”[2]。另外,还有学者从评价制度改革方面分析,指出要创新人才评价导向,突出考察教育教学业绩,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畅通教师多元化的职称评审通道,发挥高校聚集优秀人才的作用[23]。

二是延伸社会课堂方面。社会大课堂是开展“大思政课”的重要空间领域。推进“大思政课”建设,要从整体上突破传统思政课课堂教学的空间限制,将思政课的空间场域延伸到社会大课堂。因此,有学者认为善用“大思政课”,有效利用社会大课堂应遵循主体性视角、过程性视角、发展性视角的基本准则,从这个三大视角出发,沿着基本路径深入挖掘将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24]。还有学者指出,构建大课堂应当综合运用不同的实践方式如讨论、辩论、参访、调研等,通过打造微信特色课堂、用好社会移动课堂、共建校外合作课堂,打好“组合拳”,形成教学实践新格局,构建“三位一体”的教学实践机制[25]。

三是转化教育资源方面。社会教育资源转化为课程资源是实施“大思政课”的枢纽环节。实施“大思政课”的落脚点就是现实社会的教育资源在思政课教学体系中的有效输入。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前在“大思政课”视角下,上好思政大课的必然要求是要善用历史资源来彰显大思政课深厚底蕴,善用国际比较来彰显大思政课宽广视野,善用社会资源来彰显大思政课实践品格[4]。还有学者指出在“大思政课”教学内容上,应当在统一的教学体系中融入多样化、本土化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受教育者产生情感共鸣和理论认同[26]。同时,社会教育资源进入思政课的渠道和机制也需要强化。因此,有学者强调,需要思政课打通社会现实的对接机制,按照教学逻辑和要求对社会资源进行专门的课程化处理,实现思政课与社会现实的有机联动[5]。

四是创新教学方法方面。创新教学方法是善用“大思政课”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改革的应有之义。有学者从教学话语角度,认为善用“大思政课”创新思政课课程教学,应整体构建教学话语系统,通过教学语境,构建一个融合青少年语言特点的教学话语系统[25]。还有学者从现代技术角度指出,运用现代技术改进教学是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必要举措。要善于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利用新媒体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和使用VR技术等探索形式多样、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21]。除此,还有学者指出,从教学模式角度来看,“大思政课”语境下,应适用情景教学法。在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网络教学中,构建了多领域、新鲜内容、多元方式、团队协作的情境式教学路径[27]。

五是构建育人格局方面。实施“大思政课”的重要环节是加强构建育人格局。“大思政课”建设需要建立协同育人机制,提升协同效能,增强育人合力。有学者从体制机制的保障角度,认为构建“大思政课”体系,需要坚持系统整体的观念,专业化地做好顶层设计,各个部门联动、上下联通,夯实善用“大思政课”基础[28]。有学者从育人场域的整合角度,认为善用“大思政课”要充分发挥学校、社会、网络多场域的育人功能[29]。还有学者从育人资源的融通角度,认为充分利用校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形成校内外联合办学新局面,凝聚教育合力,从而更好地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30]。

二、“大思政课”研究的评述

“大思政课”作为思政课改革的前沿领域,一经提出,便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括而言之,关于“大思政课”,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探索中都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一)“大思政课”研究的特点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视野开展了对“大思政课”多维度的研究探索,这些研究成果呈现出以下三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基本确定了初步的研究框架。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的多样性表明,当前“大思政课”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经确定。从研究课题来看,本体论维度上主要集中在探讨“大思政课”提出的语境、内涵、特征、依据、价值、建设路径等;空间维度上主要集中在普通高等院校,尤其以高校中的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占多数。从研究视域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大局”视域、新发展视域、大思政视域、思政课视域、立德树人视域、一体化建设视域等多维度,涉及“大思政课”的背景、内容、建设等视角。

其次,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当前学界对“大思政课”研究是多元化、立体化的,虽没有统一的说法,但都倾向于把其看作是思政课发展新方向进行研究。其内涵界定集中在把其定位于“大思政”理念的贯彻或上好思政课的要求;其基本特征主要基于“大思政课”与思政课区别角度阐述;其提出的现实语境、目标指向等问题也有一定共识,并普遍认为“大思政课”对培养新时代人才、深化思政课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作用;其建设路径集中在善用社会大课堂、搭建大资源平台、构建大师资体系、建设协同育人机制四大方面。

再次,研究方法多以理论研究为主。目前,关于“大思政课”研究,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阐释,大都是对“大思政课”字面意思的延伸解读,或是对党中央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阐述,或者是结合各院校经验总结和对策性研究来作学理分析和经验阐释。许多学者基于自身在思政课教学一线的体验感悟来进行理论阐释和思考,这种研究方法对认识“大思政课”的科学系统的理论构建也很有必要。研究成果总体呈现理论研究较多,实践论证较少;应然研究略多,实然研究略少。

(二)“大思政课”研究的不足之处

由于学界对“大思政课”研究的时间还比较短,目前,其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已经确立,研究框架也有了雏形,但仍存在一些欠缺和有待进一步深掘和拓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相关概念科学厘定。纵观学者对“大思政课”内涵的界定,往往是把其当作一种“大思政”教育模式或者就“思政课”的课程新形态进行构建,缺乏对其作为理论存在内在本质以及理论依据的系统论述。而且,就研究内涵的内容而言,缺乏研究深度、拓展宽度和公认度高的成果,且有重复研究的情况。除此,由于“大思政课”与“大思政”“思政课”“思想政治教育”常常缠绕联系在一起,学者们较少对“大思政课”与“大思政”“思政课”“思想政治教育”等核心概念及其内在联系进行科学界定和深入辨析,这也是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

第二,理论基础研究较为薄弱。就当前,“大思政课”理论基础研究还不够扎实和深厚,具体表现为大部分学者是粗略提及“大思政课”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关系、与党的教育方针的关系、与新时代培养创新人才的内在逻辑关系,过分强调“大思政课”的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导致相关理论逻辑研究不足,缺乏对其理论依据的深层次认知。

第三,研究主体还不够丰富。当前,“大思政课”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尤其以高校中的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居多;研究人员主要是以思政课教师,这些教师大多来自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缺乏多层次学校、多学院、多学科研究人员的交流互鉴和协同创新。尤其是中小学校、中专中职学校、高职高专院校教师中的研究人员相对贫乏,研究成果更是少见。“大思政课”建设作为一项复杂且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多主体的联动性深度研究。

第四,研究方法简单化和模式化。当前已有的“大思政课”研究,研究方法存在固定化和模式化问题。关于“大思政课”研究大多结合各高校经验总结和对策性研究,进行学理分析和经验阐释,经验的总结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可复制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大多研究处于理论和观念层面提出“大思政课”建设方向或路径,但缺乏数据分析和实践教学案例或典型个案的实证研究,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这些碎片化的经验是否可以借鉴、推广,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三、“大思政课”研究的未来展望

“大思政课”需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四个方面的着力点不断深化、拓展和推进“大思政课”研究,以便构建更完善的理论框架和实践体系。

一是深化“大思政课”科学内涵研究。如何对以理念形态存在的“大思政课”内涵进行科学、系统的阐释,是研究的关键所在。把“大思政课”定位为一种教育理念或者课程形态,既要重点阐释“大思政课”所蕴含的理念内涵,重点论述其内涵定义的理论依据,还要着重把握“大思政课”内在的要素耦合性和联动性,加强探究其与其他学科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尤其是准确把握“大思政课”与“大思政”“思政课”“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拓宽“大思政课”研究广度、深化“大思政课”研究深度的基础上,加强相关研究体系的整合,建构更完整的理论研究框架。

二是加强“大思政课”的理论基础研究。“大思政课”本就是在高校探索思政课改革的实践中提出的,在其形成的背景下,很难找到自己的理论依据。因此,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入阐释推进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学理性,为其实践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大思政课”建设方面,需要对“大思政课”命题背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理论的发展史进行更全面的探索。学者们对“大思政课”研究的归旨其实就是最终实现对新阶段人才发展的研究,是一种共同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因此,要将“大思政课”置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中,置于思政课建设的历史演进中,置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中,助推学界更精准地厘清“大思政课”发展脉络,深刻揭示“大思政课”建设规律。

三是开展“大思政课”多主体协同研究。基于当前研究主体的相对零散,尚未构成一个有机体系,深化“大思政课”研究需要各级各类学校的广大思政课专兼职教师、专业课教师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等多主体的紧密协作,打破各自为政、独立研究的局面,实现双边合作、多方交流、共同促进,积极组建跨院校、跨不同层级学校、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才能将其研究推向深入。重点文科类院校作为主要研究机构,应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高校,尤其是一些理工科、高职高专院校和中专中职学校参与到“大思政课”的研究当中。理工科、高职高专院校、中专中职学校是极容易成为对整个“大思政课”建设起决定性影响的那些“关键少数”,未来学界应该更加重视对这些学校的“大思政课”建设的现状、困境和实现路径的研究,为思政课改革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四是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举。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和推广各级各类院校“大思政课”建设的典型经验做法,突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大思政课”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其实践教学的实证研究,加强对其实际实施情况和效果的调查分析,尤其要坚持问题导向,在实践教学中针对不同层次学校和学生,研究其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差异,聚焦实际教学中的一些盲点、难点、堵点问题的研究,用研究成果进一步指导实际的教学,从而切实全面提升“大思政课”的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