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哲

（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安阳 455000）

一

晚清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对古典名著的改写，旨在借古典名著阐发新理。代表作有：吴趼人的《新石头记》、陆士谔的《新水浒》、冷血的《新西游记》、西冷冬青的《新水浒》等。

古典名著在晚清之所以需要被改写，除了这个时代的全面反思性和批判传统性，更重要的在于古典名著中的价值范式很难说尽甚至说准时下之真谛。西泠冬青谈到著书本意，“但据在下想来,《水浒》所演的一百〇八个人物,其中虽有忠臣,有孝子,有侠义,然究竟英雄草窃,算不得完全国民。况且奸夫淫妇,杂出其间,大有碍于社会风俗，所以在下要演出一部《新水浒》,将他推翻转来,保全社会”，小说家认为风俗变迁，《水浒传》已显现不合时宜之光彩，时下所需之“忠义”是“尽心大群之公益方算是真忠，不谋个人之私利,方算是真义”[1]。冷血的《新西游记》同样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借古典名著，阐释变迁之理：“《西游记》皆唐以前事物,而《新西游记》皆现在事物,以现在事物假唐时人思想推测之,可见世界变迁之理”[2]。由此不难看出，晚清小说家以古典名著为新的社会景观的载体，赋予古典名著改写小说以合理性和裨益国民的意义。

晚清小说家对古典名著进行改写，具体到文本操作层面，是围绕以下两方面进行的：1.古典名著的主人公梦游新境，体验现代社会之新奇，从愚昧中觉醒。2.古典名著的主人公顿入新境，作为现代社会的亲历者与参与者，积极响应现代社会，并有一番作为。具体来说，古典名著的人物穿越时空，游历过现代社会中的美国（南武野蛮《新石头记》）、日本（《新封神榜》）、上海（吴趼人《新石头记》）、十里洋场（冷血《新西游记》）甚至维新国——这一想象中的现代社会（萧然郁生《新镜花缘》）。他们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现代新奇事物，譬如：轮船、火车、电灯、报馆、印刷机、脚踏车等。同时他们也考察接触甚至接受不同的教育。举例来说，南武野蛮笔下的林黛玉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任职于日本东京，是一名大学教授。他们甚至积极尝试当下社会中的政治政策：陆士谔的《新三国》中的诸葛亮移时抛故改革政体、西泠东青的《新水浒》一百单八好汉启发蒙昧从事新政，诸如此类，《新三国》中的周瑜、《新野叟曝言》中的文祁等都策动了社会革新和教育启蒙。显而易见地，贾宝玉、林黛玉、孙悟空等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挺身以登现代舞台，拭目以观现代文明。

二

古典名著和改写小说呈霄壤之势，不仅仅是中西器物层面的交锋，更是晚清小说家内心两个全然不同价值图式的冲突。

晚清时期，《红楼梦》这一古典文学巅峰之作，因其社会政治功能和厌世倾向被大部分文学史家激烈的抨击。梁启超、曼殊、侠人等均直言不讳的指责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写情小说诲淫、道风流使国民精神日趋萎靡的特质。究其原因，一方面出于破坏传统的快意，一方面出于期待变革的急切。吴趼人亦是如此，他把对《红楼梦》的不满情绪书于笔端，化作《新石头记》。他所书的贾宝玉与原著截然不同——将原著中不许读书反对仕途经济的富家公子置换为积极务实、关心庶务、喜好经济、救国利民的新一代青年。同样地，南武野蛮的《新石头记》也是以高遏入云的家国之情的歌唱来代替儿女情长的低吟。并未身故的林黛玉旅美游学后在日本任教，贾宝玉得知这一消息欣喜若狂并欣然往赴。然而当他们俩重逢之时，贾宝玉却被告知儿女情长痴心之事不必挂怀，作为新一代国民，应当舍小为大，开导民智。后二人共同进步，受赐婚后方成眷侣。《红楼梦》原为写情小说，贾宝玉是大观园里的多情公子，而吴趼人《新石头记》的贾宝玉仿佛是一个忘情之人，抑或是他的“情”都化为了家国之思。南武野蛮的《新石头记》虽然以宝黛成婚为结局，但小说并没有宝黛儿女情长的文化氛围。并非作者对此类“情”之描写技穷，惟意拙耳。晚清小说家把“情”框定在超越儿女之情的家国之情中，“吾非必谓‘情’之一字，吾人不当置齿颊，彼福格、苏朗笏之艳伴，苏菲亚、绛灵之情人，固亦儿女英雄之好模范也”[3]。男女相悦之情因寡廉鲜耻、伤风败德、缺少社会教化功能而被有意遮蔽，在改写的过程中，落实劝诫、整肃人心被消融在小说家的题材里并成为主旨，至此，更符合时代属性的两部《红楼梦》改写小说——吴趼人《新石头记》和南武野蛮的《新石头记》诞生了。

同样地，《西游记》与国家民生的关联度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神魔志怪小说被认为是野陋的迷信，是强大的社会进步阻滞力量，有评论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满纸皆山精石灵，幻形变相。其铺张法术也，如弄大把戏；其绘写变化也,甚于蜃楼影。离奇蛊惑,无斯须裨益于人群慧力之”[4]。冷血笔下的孙行者，翻起筋斗，投向下界，来到租界，进时报馆，见印报机，把脚踏车误认为风火轮，见电车以为群妖荟萃，听了老者解释后愈加迷惑，以为电母下凡人间推车…，古典名著中的孙行者几乎无所不能，但当他碰上现代新奇的事物，却一筹莫展屡屡碰壁。古典名著中的拥有强大法力神仙鬼怪在现代的器物设施面前显得陈腐落伍不合时宜，现代科学理性的主张点破了神怪世界的虚妄，因此，科学似乎成了通行于当下的准则，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公民，就连虚拟的鬼神精怪也需要即物穷理学习格致之学，用现代科技来拯救自我，实现国富民强的文明复兴之梦。

对传统的反思和批判一直回荡在晚清古典名著改写的始终。西泠冬青的《新水浒传》和陆士谔的《新三国》也不例外。“流于豪暴”“官逼民反”典型的《水浒传》自然不符合晚清时期宪政政策下民权民约的思想。不堪暴政欺压聚义的梁山好汉，迷途知返，一扫往日之强盗行径，摇身一变成了立宪时代的合格公民，并且与政府因为共同的政治目标合为一体，积极共事。他们不再是暴民，反而是宪政的参与者与推动者。陆士谔的《新三国》中的魏蜀吴三国亦是满怀热情变法图强，最后作者总结，认为政体高出一切，“国而立宪，即庸愚如后主不为害；如不肯立宪，即智慧如孙亮，也靠不住。”[5]

当然，并不只有四大名著成为小说改写的主角，其他各时代经典文本也遭到了改写，出现了如《新镜花缘》（陈啸庐）、《新封神榜》（大陆）、《新金瓶梅》（慧珠女士、李友琴）、《新聊斋》（平等阁）、《新儒林外史》（白话道人、林獬）等一系列作品也被晚清小说家拿来淋漓发挥、取材命意、抉隐发微，其中深意不言自明。

在进化如飞矢的晚清氛围下，古典名著的被改写似乎可以被当做一种必然：晚清小说家凭借着破坏传统的冲动和创造新世界的热情，急迫的呼唤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古典名著沾染现代的文明的气息，借以政治启蒙新民救国。的确，这份从一出生就携带着救国救民基因的改写也曾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与赞赏，陶报癖曾如此评价《新石头记》：“盖旧《石头记》艳丽,《新石头》庄严；旧《石头》安逸，新《石头》动劳；旧《石头》点染私情，新《石头》昌明公理；旧《石头》写腐败之现象，《新石头》扬文明之暗潮；旧《石头》为言情小说，亦家庭小说,《新石头》系科学小说,亦教育小说；旧《石头》儿女情长，《新石头》英雄任重；旧《石头》消磨志气，《新石头》鼓舞精神；旧《石头》令阅者痴，《新石头》令阅者智；旧《石头》令阅者入梦魔，《新石头》令阅者饶希望；旧《石头》使阅者泪承睫，《新石头》使阅者喜上眉；旧《石头》浪子欢迎，《新石头》国民崇拜；旧《石头》如昙花也，故富贵繁华，一现即杳，《新石头》如泰岳也，故经营作用，亘古长存。就种种比例以观，而二者之性质，之体裁，之损益，既已划若鸿沟，大相径庭，具见趼公之煞费苦思，大张炬眼，个中真趣，阅者其亦能领悟否乎”[6]。尽管这种赞誉有广告之嫌疑，但不置可否的是，当救亡图存成为社会首要问题的时候，裨益国民鼓荡民气的改写的努力，似乎的确赢得了时人的美誉。

三

古典名著中的人物与新奇的陌生的世界相摩相荡，从表面上看，这类小说中包含着全新的社会景观、合时宜的社会理念，但究其本质，改写过后的古典小说的“新”并非本质的“新”，它们的内里依然没有超越传统的体系、观念、格局之窠臼。

相较原著，古典名著改写小说的叙事体例并无太大区别，它们几乎都采用了古典章回的模式：署名“我佛山人”（吴趼人）《新石头记》分四卷四十回；署名“冷”（陈景韩）《新西游记》分五回；署名“西泠冬青演义，谢亭亭长评论”（未知）《新水浒》分两卷二十八回；署名“啸庐外编”（陈啸庐）《新镜花缘》分十四回；署名“大陆”（未知）《新封神榜》刊出十五回等。当然并非所有的古典改写小说都是长篇章回体，署名“平等阁”（狄葆贤）《新聊斋•唐生》即为短篇小说，但这并不构成古典小说改写的主要部分。传统古典章回体的书写套路使得小说家在改写时，无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故事的讲述，都无法摆脱旧有模式。换句话说，古典名著改写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过渡用语故事框架大体相似，它所拥有的“新”只是新的社会现象与人生场景被横向移植进古典小说。譬如吴研人的《新石头记》贾宝玉穿越并游历晚清之中国；陆士谔的《新三国》便是让三国时的诸葛孔明登上晚清改革之舞台；陆士谔《新水浒》由卢俊义的噩梦引入，将梁山好汉与晚清之政治改革变法相融合等，这些无不体现人物之“旧”和环境之“新”。旧人物在新环境中得到安置，借以体现新环境，这一策略虽初衷可嘉，却更大程度上属于一种文学号召和符号。旧人物仿佛是小说家手中的牵线木偶，只是为了注目新环境，同时，旧人物自然而然地忽视了两个互相对立冲突的背景及知识体系，他们还保留着旧有的存在方式。《新西游记》（陈景韩）现代科学的社会还存在着原著中的变幻之法，《新石头记》（吴趼人）的现代社会仙童塑像也会神奇复活，且宝玉在类似时空裂缝中穿梭过去未来，这在原著的神幻世界中是当然合理，但在认可科学追求现代化的新背景下，则显得格格不入。小说虽然是虚构性叙事，但也需要小说家提供事理上的合理性与连贯性，这样才使能小说具有虚拟的真实，而晚清古典名著改写小说中旧人物与新环境的结合有明显的参差，因而显示出滑稽的色彩。这一滑稽色彩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家所宣称的创作意图的庄严性。

晚清小说家并非用科学打败愚昧，而是用愚昧打败愚昧。吴趼人在安置“东方文明”的过程中，用了狂野的奇想和超自然的事物——能在海上飞的马、飞车、神奇的验气质镜等，陆士谔《新野叟曝言》中的棉花火药、纸炮、百病预治院、帆车（无驱动式永动机）等。这里存在一个鲜明的对应：即神奇的如法术般魔幻的超出科学范畴的想象与小说伊始愚昧的封建迷信相对应。“轻气球之升于空中,俨然哪咤太子之踏风火轮也汽车之迅驶于铁轨,俨然戴宗之神行法也…海底旅行、地底旅行，俨然土行孙之土遁法也”[7]。这些神奇物质表面上来看是小说家之狂想科学，但究其本质它们与神话中的撒豆成兵有异曲同工之处。当这种加强版的仙法妖术，被当做是拯救黎民水火中之万能处方而被反复描摹，当那些小说家认为与现代科学水火不容的封建迷信神魔法术神奇般地充当了未来科学新世界的基石，读者便很难对现代科学产生确然的信任。当然，有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可行解释是：晚清小说家因对科学一知半解而造成了他们笔下的狂想科学。这一说法细究起来似乎又说不通，狂想科学与他们笔下没有符咒的神仙法术之间相去何啻千里。因此，我们很难说，古典名著改写小说产生了真正的新的特质。

结语

晚清时期，小说家改写古典名著是用“新”来和“旧”相对应，用“旧”来为“新”的合法性立言。在历史的情境中，对古典名著的改写，好似昙花一现，它是过渡与短暂的，却包含着历史的深意，表现出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敏锐小说家的一次取舍——他们并没有纯粹的选择新旧的某一端，而是采取包容矛盾戏谑矛盾的态度，使得各种荒唐狂妄的科学想象在古典名著的土地上开花。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对古典名著改写小说“求新”的渴望与逻辑惯性背后是“新”本身，它们带着严重的矛盾性：贪婪追求“新”的增长和“新”所依赖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着绝对的逆差，它使得晚清古典名著改写小说中对愚昧、麻木、迷信的攻击和对科学、理性的反叛缠绕在一起。

古典名著改写小说，呈现出新旧杂糅的特质，这一点我们从文学史家对其命名不难发现，阿英聚焦于“旧”概括为“拟旧小说”，欧阳健着眼于“新”称其为“翻新小说”。尽管这部分小说名字中都有“新”，小说家都有求新求变的追求，小说中也包含着新的制度设施的描写和社会理想的展望，据上文论者解读不难发现，这种“新”虽然是小说家基于新的社会现实生发的兴奋点，实际上它并没有明显地超越“旧”，也并未获得巨大嗣响。与此同时，很多晚清小说家顿获人生如梦之感慨，重新回望传统文明，深切感受古典传统中的“旧”的可行性，因此，无论是小说家抑或此类小说，在分担时代重任之际，都显示出矛盾与暧昧的两歧性，换句话说，充满矛盾的时代必然产生充满矛盾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