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丽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宁波 315300）

电影《一个女人的命运》改编自叶紫的中篇小说《星》，主要讲述了梅春从一个任劳任怨的传统妇女，逐渐走出家庭，成长为一个革命女性的故事。故事按时间顺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梅春与传统农民陈德隆的婚姻生活。在这段婚姻中，梅春是一个免费保姆兼性奴的身份，艰难地维持着煎熬的生活；第二阶段是梅春与革命青年黄立秋的婚姻生活。在此期间，梅春经历了一场从肉体到心灵脱胎换骨的洗礼，挣脱传统妇女的束缚，进化成一个独立的革命女性；第三阶段是梅春与原配陈德隆的家庭生活。此时梅春带着与黄立秋所生的孩子再次回到原配陈德隆身边，愈加遭受灵魂和肉体的压榨，最后在香哥儿死后选择毅然离去。梅春的形象是从软弱走向坚强、由屈服走向坚定的，这是梅春命运转变的三个不同阶段，由于小说创作与剧本创作的时期相差较大，编剧根据相应的国情对小说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编，包括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

一、小说创作时代与改编时代

1.大革命时期的小说创作

作者叶紫是大革命的亲历者。从一九二四年国民革命开始，妇女放足、剪发、禁止穿耳等的提议就被政府要求以社会革命的方法强行实施。小说的背景就选材于大革命时期，那时的农民运动正在南方如日中天地开展。小说的创作带有极强的时代特色的，农村革命者的出现、剪掉“巴巴头”①、革命者遭到打压，每一件事都对应了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现状。小说揭示了旧中国农村中的压迫和反压迫斗争，重点突出了在妇女身上的斗争，叙述了妇女会的革命活动所引起的反响，表达了大革命失败后，农村妇女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愿望能够实现的强烈期待。由此可见，妇女问题是创作时代叶紫想要表达的第一要义。[2]

2.新中国成立后的影视改编

电影的改编时间是1984年。在文学作品和电影改编之间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和人民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影视改编作品因为社会环境拨乱反正的影响，政治这一鲜明主题有所减弱，更加侧重于对过去的反思、未来的展望、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文革”的倒退和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使得人民的思想在开放的基础上更加进步了。因此在电影改编的过程中，很明显可以体会到故事的结局最终是指向革命斗争的胜利的，对于革命者的正面形象刻画也是十分严谨明确的。同时，电影丰富了人物形象，将梅春的形象着重刻画出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余形象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由此可以看出，在八十年代为突出女性形象、歌颂女性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在改变时代更着力表现出了女性的能动性。

二、三个不同阶段下梅春形象的改变

1.封建礼教压迫下的软弱女性

在小说中梅春和黄立秋是在一次偶然间遇到的，由于梅春一眼就看中了黄立秋那双“星”一般闪亮的眼睛，于是两人首次见面就互相对对方产生了情愫。就在陈德隆上街当兵的某次晚上，梅春和黄立秋在菜园的林子里发生了关系，陈德隆一知情就将梅春打成重伤，以此为导火索，梅春在妇女主任的帮助下与陈德隆断绝了他们的婚姻关系。

在影片中，黄立秋作为革命青年一直希望妇女解放，希望梅春能够去上他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课，一起学习妇女解放的思想与知识，倡导农村的思想革命。由于梅春是传统妇女的典型，要想改变男尊女卑的现状，必须先将梅春这类人进行彻底的思想解放。因此，黄立秋一趟接着一趟地去找梅春邀请其加入他们的妇女班级学习新思想。在黄立秋的坚持下，梅春终于同意。在某次下课顺路送梅春回家的路上被村里人嚼了舌根，由于误会陈德隆将梅春打成重伤，首次断绝了其地位极不平等的夫妻关系。

在作品开篇部分，作家提前用大量笔墨给读者铺垫了梅春生不如死的生活境遇，她的情感由于丈夫的冷漠而遭到压制，肉身与精神也被长久束缚。在小说中，她所作的一切都似乎是出于让自己脱离绝境的求生本能。而梅春最后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与其说是因为对革命真理的服膺与追求，倒不如说是想要脱离没有爱情的家庭，寻找那个长着一双“星一般撩人的眼睛”的黄立秋所能给予的爱情温存。[3]而在影片中，作者将隶属为本能的部分——梅春与黄立秋一见钟情并立即发生关系删除。

在当时梅春只是中国旧社会女性的一个缩影，由于传统的生育伦理强加于她们头上的束缚，早已内化成了一种自我行为准则，因此她们并无自己的生活欲求，一生都只能为那些抽象虚伪的纲常与传统礼教所苟活。黄立秋的突然闯入让梅春平静的生活掀起了轩然大波，她一方面无法欺骗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世俗的目光与非议中存活。[4]可见在那样一个传统的思想下，一名革命青年与一个有夫之妇轻易发生关系的情节是不现实的，是违背道德伦理的，也是不符合三观的，是不被读者所接受的。而梅春作为一个传统的、在丈夫的压迫下连思想解放课都不敢去学习的妇女，竟能如此轻易地背着丈夫与他人发生关系，这显然是不符合当时改革开放环境下的社会现实的。在那时，一个女子的剪发运动就能在村里引来大家的强烈批判，更不必说梅春选择离开陈德隆、与黄立秋结婚生子可能面临的灾难困境了，那必然算得上是大逆不道、惊世振俗。故电影改编者删去了这个不合实际的片段，采取了一个更能令读者接受的故事情节：从最初平淡普通的相识到欣赏至彻底沦陷的一个完整的过程，为下文梅春和黄立秋的婚姻埋下伏笔。

2.梅春与革命青年结合后的思想反抗

小说直接跳过了梅春和黄立秋的感情发生到结婚的部分，在第四章开头直接写到“梅春姐非常幸福地又回到村中来了：她是奉了命令同黄一道回的”②，接着就写梅春脱胎换骨的生活，对自信、自立、男女平等的女性意识的深刻认识，通过入会及黄立秋带领村中男女老少进行思想解放，教会更多被传统世俗桎梏的人追求平等。

影片则与小说截然不同，改编者用浓重笔墨写梅春和黄立秋的感情线，写黄立秋是如何克服世俗的观念与梅春结婚；也详细写了梅春的心理建设过程：从黄立秋第一次跟梅春表明心意后梅春直截了当的拒绝，到后来的动摇同意，最后村子里的人都欣然接受他们的婚姻；还细致刻画了梅春和黄立秋的结婚场景，以及她在黄立秋的教导下接受思想革命，不再惧怕谣言，并且能够勇敢地到村子里进行革命运动，积极组织农村妇女会的过程。由于梅春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村妇女的形象，她的思想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时间积累的慢慢转变，因此在电影中增设的这一情节是非常贴合原著人物本身的。同时，增设这一情节也说明了当时农村妇女思想的封闭守旧以及改变她们思想的困难程度，因此对于妇女这一问题是有必要进行讨论和研究的。

小说完全略写梅春与黄立秋的感情发展到修成正果的过程，给读者开放式的故事情节以引发读者对当时环境下艰难再婚的想象。而影片则改编了小说由于行文过于紧凑而对梅春和黄立秋的爱情发展表达得突然且无基础的部分，花大量笔墨诠释梅春和黄立秋的感情线以及他们的思想由传统逐渐变得解放，到最后排除万难最终修成正果的过程，构建了一个被封建礼教残害得体无完肤的受害者完全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思想革命者的农村妇女形象。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更能获得当时社会环境下读者的理解，让读者感受到主人公梅春命运正在变好的满足感。而在1984年电影上映的那个思想逐渐开放的社会，这部影片的上映也是人们思想解放一个新契机。

3.大革命失败后梅春由屈服再次走向坚定

大革命失败后，黄立秋和梅春入狱，不久黄立秋作为大革命的积极者被处死，梅春也因悲痛欲绝在牢房里早产生下她和黄立秋的儿子香哥儿。因为是早产儿，所以香哥儿一直被认为是梅春和陈德隆的孩子，等到陈德隆回到村子后，村里的老人劝他将梅春与香哥儿从牢里保释出来。

小说中写道梅春出狱后为陈德隆生了两个儿子，又过上了那种任劳任怨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尽管读者们都知道梅春是为了香哥儿。可待陈德隆知道了香哥儿是黄立秋儿子的真相后，便开始百般折磨香哥儿，好吃的只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吃，经常打骂香哥儿，让他半夜去看着水车等等。最后香哥儿被陈德隆失手打死，梅春也在之后的某天夜晚丢下她另外两个孩子，逃离了陈德隆的魔爪。

影片中不存在这两个孩子，陈德隆又像过去那样要梅春伺候他睡觉，见梅春没有搭理他直接冲到她的房内，将床铺扔到地上，却发现了藏在床褥下的镰刀。陈德隆吓蒙了，他没想到梅春敢有反抗心理。后来陈德隆偶然得知香哥儿不是他的亲生骨肉开始虐待香哥儿，不给香哥儿吃好吃的，让香哥儿干活。最后，体弱多病的香哥儿在踩水车掉进水后去世了，梅春也在失去了香哥儿后离开了陈德隆。

这一阶段的梅春是整部影片中改编最大的部分，原著里的陈德隆靠典卖自家土地赎回了入狱的梅春，而后梅春再一次失去先前成为一个革命妇女所拥有的英雄气概，自觉更为羞愧、忏悔，在悲愤之中又继续选择了回到向陈德隆低头甚至摇尾乞怜的生活。[5]梅春做出这种决定的原因不难猜到是出于母爱本能，她希望能保护好自己与黄立秋仅存的孩子香哥儿，但究其深层原因，也不难理解是梅春将自己身上难以消隐的软弱又重新展现了出来，被黄立秋唤醒的觉醒又再一次落回黑暗。

而在影片中读者能明显感受到梅春的反抗，在结尾部分，编剧将梅春的反抗不断放大，在影片中梅春说：“不用赶，我们娘俩从来没想在这待，我们现在就走”；从梅春的行为“在床褥下放了一把镰刀”“在陈德隆独自吃猫耳朵不给香哥儿吃的时候，梅春给香哥儿挖了一把猪耳朵”等等，呼应了黄立秋的这句话：“我们目前没有其他的路了呀！不是死——那就只有努力地朝前干下去呢！③”可见梅春已经不再是那个思想传统的梅春了，在与黄立秋的婚姻中，她深刻体会到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内涵。梅春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就是“三从四德”的延续，母亲在临终前对她说：“当丈夫做出不正当行为的时候，也只能在夜里低声劝慰他”④这种教育与她现在懂得反抗的行为相比，变化是巨大的。

小说的结尾无疑是悲剧的，梅春最终因为孩子死而心灰意冷，背上包袱出走，离开了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但是电影的结局并不是以一个完全的悲剧收场。电影中梅春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饱满，具有更多复杂的情感和追求。她在最后并没有向陈德隆妥协，而是好好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并不是看着陈德隆的脸色过生活，而是真正地为自己而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妇女解放的一种形式，是另一种形式的胜利，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蕴所在，同样值得人们去思考。小说和影片都成功地展现了大革命对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变革，而体现到梅春身上的便是她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正是这种极大的改变也佐证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

三、问题、改编与意义

在很多学者看来，《星》这篇小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比如“《星》这部小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星》这篇小说，只写了夫权思想对梅春的压迫，并没有正面去写阶级斗争”“小说中的革命知识分子黄立秋既然到农村搞农运工作，就不应该和有丈夫的梅春结婚”⑤“有笔者认为在小说《星》中，叙述梅春姐接受思想革命并进行自我转变的过程较为急促。如果能将这部分的内容展开进一步的叙述，则会使梅春姐的人物形象转变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令人信服”⑥等等。

而编剧在《一个女人的命运》影片中的改编也正好关注到了学者提出的这些问题，甚至为学者们的困惑做出了一一解释，“对于梅春这样一位生活在湖滨农村的传统妇女而言，她与社会上的矛盾主要通过家庭问题以及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进行了表达，没有去表达真正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去表现真正的革命运动，而只是通过对人物生活中遭遇的刻画，反映出时代变革带来的社会的变化，这也正是这篇小说含蓄和独具特点的地方”⑦，更在影片中加了一些使梅春的转变更加顺理成章的细节，讲明了梅春和黄立秋的感情线，例如原文中写黄立秋下乡工作不久，就与梅春产生了不正当的感情，引起了她与陈德隆之间夫妻矛盾的激化，而编剧将这一重大情节改编为梅春的丈夫听信了别人的谣言与挑拨，怀疑梅春与黄立秋有不正当的行为，于是对梅春进行毒打，添加了梅春从受到思想解放、到逐渐接受男女平等教育的细节，既尊重了小说对历史的真实叙述，又顺应了半世纪后时代不同的新要求，同样赋予了影片中的每个人物存在的不同意义，所以影片《一个女人的命运》对小说《星》的改编无异于是成功的。

作者和编剧都很好地通过梅春这一形象强烈揭示了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才能带来彻底的女性解放。梅春是一位逐渐醒悟的女人。她的反抗精神同整个社会被压迫阶层的强烈反抗联系在一起，是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与带动下逐步觉醒的形象，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一代劳动女性的迅速觉醒[6]，也显示出中国左翼文学在反映妇女解放斗争这一主题方面，达到了全新的思想层面和深度。[7]革命过程是复杂的，但改革事业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特别在一个如此复杂的国情下，更要求人们具有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对改革事业坚定的必胜信念。

注释：

①“巴巴头”:作品以大革命中的湖南洞庭湖滨为背景,该词在方言的意思中是妇女梳的圆形发髻.过去人们认为“没有了头发，女人要变的，世界要变的”.

②叶紫.《星》[M].花城出版社.2010:43.

③叶紫.《星》[M].花城出版社.2010:55.

④叶紫.《星》[M].花城出版社.2010:6.

⑤原野.在坎坷中诞生的《一个女人的命运》[J].电影评介,1984(05).

⑥郭霞.叶紫小说新解[J].湘南学院学报,2016,37(06).

⑦原野.在坎坷中诞生的《一个女人的命运》[J].电影评介,198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