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1934 年1 月，鲁迅应日本改造社之约，用日文撰写了《火·王道·监狱——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其中的三个短篇，分别附有“关于中国的火”“关于中国的王道”“关于中国的监狱”的小标题。此文发表于《改造》1934 年3 月号，之后很快被译为中文，但最初主要为节译的形式，如《谈监狱》《火（一）》《王道》等，全译文首次出现于鲁迅1935 年底编辑的《且介亭杂文》中，并将日文中的副标题《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作为中译文题目。

在以往的国内鲁迅研究中，不论是审视鲁迅与日本的多重关系，还是探究鲁迅的“王道论”，抑或是梳理鲁迅与胡适、章克标等人的“公案”，《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往往作为重要例文出现在相关论述中，但将其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并不多。或许出于这一原因，与此文相关的系列问题，如鲁迅提及的中里介山之“大作”究竟是文章还是著作？“大作”具体包含了怎样的内容？鲁迅为何会将胡适的文章作为对中里介山的“回信”？三篇短文之间有何内在关联？节译的中译文为何会引发鲁迅的愤怒等等，至今依然存在论述不足、脉络模糊甚至部分信息错误的现象。基于此，本文将在对中里介山的“大作”进行总体介绍的基础上，以尽可能回归“历史现场”的方式，多角度探究《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下文简称《两三件事》）的诞生动因、内在逻辑及后续影响等。

一、中里介山及其“大作”

二、《书》的影响及鲁迅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三、《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在中日两国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