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烈毅

烟囱与呼愁

我经常在工作的间隙穿过办公楼光线昏暗的过道，伫立在过道尽头的窗户前向远处眺望。这不只是为了缓解眼睛的疲劳，更在于“欣賞”这座城市的烟囱。在常人看来，烟囱是非常丑陋的，是内涵贫瘠之物，但我偏爱注视“烟囱”——这现代工业的建筑。当然，这些烟囱里飘出来的不可能是“炊烟”，它们没有一丝柴火气息。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东边是安庆发电厂，西边是安庆石化热电厂，中间隔了人口稠密的主城区，我可以分别在过道的东边尽头和西边尽头望见它们几乎同样高耸入云的粗壮无比的烟囱。这是怎样的一条过道啊！它连接着两片耸立着烟囱的风景，这两片镶嵌在窗户里的风景，犹如两帧永恒不变的照片，清晰地呈现在过道的尽头，有时它们也会抖动起来，但这和从它们内部飘出来的白色煤烟被风吹歪无关，是看“照片”的人的内心出现了起伏变化。

我多次在诗歌中写到这些烟囱，但总觉得不够尽兴，总觉得还没有完全透彻地表达出自己的生存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过“麦地诗人”海子。他的故居，我先后去过两次，最早的一次是在1994年春天。两次我都在高河查湾的周边田野里漫步，怀着对早逝的诗人的念想。海子的麦地是属于海子的，哪怕我去过无数次，也无法在精神上占有。在我早年的写作中（大约在我十七岁左右时），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海子诗歌的影响，更何况我和海子是同乡。（我的住处离海子的村庄不过区区四十公里。）我也曾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写过和“麦地”有关的诗歌，现在想来是鲁莽的，滑稽可笑的，甚至是轻浮的。我的生活何曾与“麦地”发生过关系！但海子的自戕行为和诗歌精神的确深深地影响了我，也影响了一代人。海子的叔叔查振根和我的父亲是同事，父亲在世的时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曾数次到我家中，在一个简陋的大房间里和父亲聊天。我未曾介入过他们——两个老人之间的交谈。这是年龄的不对称造成的？还是他们和我之间总有一种隔阂？我间接地了解到的一些他们谈论海子的话题（大多与海子的童年生活有关），在父亲的转述中只是语焉不详的只言片语。更多的，是我侧面了解和感受到的老年人的苦闷生活和相互安慰。海子的生命定格在他二十五岁的春天，也旋转在夜空，成为我们抬头可见的一颗星子。

我早已摆脱了海子的诗歌对于自己写作的“影响的焦虑”，原因在于我慢慢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根词”——“烟囱”，是其中的一个。但我并不骄傲于自己是一个写过很多次“烟囱”的人，正如凡高也不会在生前以燃烧的“向日葵”作为自己的面孔。“烟囱”之于我，是一个精神上的对应物，一个非常寂静的静物。我无法判断自己究竟是一个爱烟囱的人还是一个痛恨烟囱的人，或许对于“烟囱”我并无多少情感的纠结，只是一种观望和注视，这和凡高处理向日葵、海子面对麦地是完全不同的。在办公楼的楼道里，我总是以局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和打量自己，将自己分身，让另一个我站在身后审视前面看烟囱的自己。面对楼道尽头的烟囱，我经常能感受到周围存在着一种可怕的寂静，真空般的寂静。我有时也能盯着窗玻璃上的一只斑蝥，久久地不愿回过神。在斑蝥和烟囱之间，是人的一种呆笨，此时，需要人来想象斑蝥朝着烟囱飞过去，来打破这种僵闷。

前阵子偶然读到了“七○后”诗人江非的一首短诗，对这首诗我深有感触，是因为我在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在这首题为《吹小号的人》的诗歌中，诗人“讲述”了一个站在楼顶上的人每天黄昏坚持练习吹小号的故事。这个小号手（也许根本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在经过单调重复的练习之后，终于能完整地吹出他想要的《思乡曲》。他练习吹小号的目的在于：希望能以自己喜爱的乐器演奏出自己唯一想要的曲子，以自己的演奏来打动和感染自己。我不知道这个人吹奏的究竟是哪一首《思乡曲》，是巴西小号手费尔南多·洛佩兹演奏的，还是经由马思聪创作的《思乡曲》改编而成的，不过这些仿佛都不重要，关键是他吹出来的曲子“声调宛转悠扬”“主题古老朴素”。我也是触碰过乐器的，小学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吹口琴，在我十八岁的时候，还买过一把非常漂亮的古典吉他。买吉他的目的是为了能弹奏自己曾经最喜爱的一首吉他曲——《爱的罗曼斯》。同那个“吹小号的人”一样，仅仅听别人演奏是不行的，我也要用自己的手指来拨动琴弦，让优美的旋律在指尖流淌出来。大多数时候，吉他孤单地挂在墙上，是伤感青春的一个纪念物。“呼愁”，是诗歌《吹小号的人》的主题，在这首诗的结尾，诗人反问道：“他为何会吹这样的一支曲子，在这里 / 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谁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 本地人”。从人的精神本质追求来讲，我们都是身在故乡的“异乡人”。当我茕茕孑立于漆黑过道的尽头，眺望城市电厂的巨大烟囱喷吐着白色烟雾时，“异乡人”的意识也是有的。“异乡”的氛围在身边弥漫，就像诗歌里的《思乡曲》一样寂静无声。

隐匿的虎啸

我在办公室里是能听见虎啸的。但这虎啸几乎就是一种梦幻。为什么这么说呢？算来我在这个办公室里工作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但真正听见虎啸却仅有那么几次。我已记不清听见虎啸的那些个瞬间了。无论是在劳累的工作间隙，守着电脑屏幕打盹时，还是在整理文件资料时，我都无法追忆当时的情形了。但我现在认为，虎啸猛然传来的时候，我一定是神情恍惚的，在恍恍惚惚中浑身打了一个激灵，意识到在离自己的办公室不远的地方（直线距离也不过三四百米吧）存在着这个城市唯一的一座动物园。这个动物园规模不大（属于公园的一部分），但人们热衷于观看的几种主要动物还是有的，东北虎就是其中之一。我当然到这个动物园里看过老虎，但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是带着孩子去游玩。时光忽忽，现在我听见的虎啸声恐怕已不是多年前我见到的那只老虎所发出。我并不总能意识到自己的办公之处就在动物园旁，更多的时候，我只是被眼前的工作环境所包围。然而一旦意识到自己每天是在“陪着”动物园里的猛兽忙碌工作，我就能从这种“职业人”的状态中跳脱开来，突围出去，进入某种“白日梦”中。

我所听见的虎啸是低沉、浑厚的，自有它的穿透性。在我办公室的窗外，市声嘈杂，车流如织，伫立街头相互闲聊的人是很难听见虎啸的，做生意摆摊的人也不能。我的办公室在五楼，自然有着地势的便利，但这也不是我能听见虎啸的主要原因。我从未对周围的同事们说过自己听见虎啸的事。将此事公开化的一个可能的恶果是：人们也许会嘲笑我是一个过于敏感甚至神经兮兮且百无聊赖的人。内心的隐秘一旦公开化，必定是难以保持它的纯洁的。听虎啸，其实也是一种具有魔性的事，那是因为：当你淡忘了动物园的存在时，虎啸便隐匿了；而一旦你开始时时刻刻念想着那只兴许已经非常衰老的猛兽时，虎啸便有可能从街对面的密林深处传来。

我从未有过去亲眼看看那只困兽的想法，将颇有些虚幻和缥缈的虎啸和它的形体对应起来，证实它就是声响的源头，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令人沮丧的。那只不过是在做某种现实的验证罢了。虎啸对我的工作环境产生的影响既可以忽略不计，也可以说非常重大。它丝毫没有干扰我日复一日重复如斯的工作，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情绪和工作态度，但它使我的办公室变得异常起来。我认为，我的办公室是奇异的——我能通过那么几声单调但却非常令人震撼的虎啸感受到两种生存状态和空间（我的，以及老虎的）的相遇和撞击。因此，它得以和其他人的办公室区别开来。

有时我想，也许今生我永不会再步入那座动物园了（虽然它离我仅咫尺之遥）。在这样表白的时候，我想到了费尔南多·佩索阿以及他在《惶然录》的开篇写下：

有时候，我认为我永远也不会离开道拉多雷斯大街了。一旦写下这句话，它对于我来说就如同永恒的谶言。

我和他都有一种决断，对自我生存命运的决断。我认为这种决断是性格使然，更是对自己的一种限定。我始终处于一种告别之感中，自幼就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母亲生我的时候是四十岁，父亲是四十四岁，在很小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他们的离去（死亡！），尽管这种“告别”的降临看起来非常缓慢。那时我极羡慕那些父母非常年轻的孩子，他们衣着时尚，零食丰富，在年轻父母的带领下几乎是炫耀着出现在各种游乐场。小时候我到动物园里去游玩，自然是没有父母陪伴的，或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那些年轻父母的兴致，也或是在于他们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为生活奔忙。

关于笼子里的动物，除了这只老虎，给我留下颇深印象的还有一只八哥，它是我以前工作过的单位的看门人饲养的。有一天早晨，他将装了那只可怜的八哥的笼子提给我看，告诉我刚刚过去的一夜，这只八哥经受了一只猫在笼子外面的不停袭扰。它羽毛凌乱，疲惫不堪，但终究是被鸟笼保护了。栅栏的空隙窄得恰到好处：既不能让八哥伸出它的脖子，也不会让外面的猫将爪子完全地伸进来。在猫的袭扰和恐吓下，八哥不得不惊慌地从笼子的一边逃往另一边，又从另一边逃向这一边，猫和八哥都累了一整夜。八哥无法学会镇定自若地待在笼子的正中央，始终处于笼子的中心位置，和笼子外面的猫保持着最远的距离。

内心街道

我在夜色中的街头遭遇过一个陌生人的情感，准确地说，是“瞅见”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痛苦表情。这个年轻的女人从我身边经过时，忽然闭上了眼睛，脸上露出了一种痛苦的表情，身体也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在几乎就要站立不住，仿佛被什么东西绊住的时候，她又稳住了自己，迅疾地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无法猜测她的痛苦之源，但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的这种痛苦和身体的病疾无关。她也并非是将这种痛苦的表情在灯火阑珊的地方故意表演给我看，她只是按照一种既定的（也许是散漫而无目的的）行走路线经过了此处，在和我——同样是夜色中的一个陌生人——打一个照面的时候，发生了内心情感的波动。她在和我几乎擦肩而过的时候，是无视我的存在的，或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从她对面走过来的我。她的苦痛是无声无息的，却比一个在街头号啕大哭的人更能引起我的怜悯。她的长相在我的记忆里至今模糊不清，我不能说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也不能渲染她是一个面容憔悴的人，只记得她闭上眼睛痛苦的样子仿佛一尊雕塑（仅仅是脸部的）。在夜色中，我和她同时翻到了这人生中的一页，多少年后，也许我还会反身翻看它，细细地品味这暗藏在人性中的幽微情感——我对她默默投射的怜悯和关怀（她毫无感知），而她很可能是轻易地将这一页翻了过去就再也没有回过头来。

同样在这条街上，我最经常遇见的一个熟人，是我童年时就认识的一个绰号叫“二驼子”的送煤人。他和我在夜间街头相遇是一种必然，我和他有着相同的生活习惯，即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沿着固定的路线散步。我从未和这个孤独的驼背男人说过一次话，尽管他在我童年时到我家中送过无数次的煤。他的智力缺陷限定了他年轻时只能干这些粗活重活。我和他总是“重逢”在这条街上，却从不打招呼，更不会交谈，彼此间保持着距离（或者说戒备？）。我和他似乎总是在街上绕着圈子。他烟瘾很大，一边弯腰行走一边吸烟，总是在看见我的时候故意把脸转过去。我理解他对于每天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方总是遇见一个相同的人的厌倦，这是一种深深的厌倦，就像他孤独的晚年生活本身。其实，我和他之间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只有时间在我们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步入了沉重的中年，他迈进了无法排解寂寞和孤独的晚年。我们都是街头四处游荡的夜行者，我们无法化解这种熟人之间的某种紧张感，虽然我们彼此都熟悉。（他看见过我敏感的童年，我见证过他精疲力竭、遭人歧视的青年时光。）

孤独的驼背人对我的轻微敌意，以及我对一个在昏暗的路灯光线下不经意显露出痛苦表情的女人的怜悯之情，这些都是我在这条大街上的情感体验。没有情感，这条街是干枯的。在这条街上散步（也可说是“游荡”），是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凡高在给他的弟弟提奥的信中说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有时我会大步流星地行走，有时也会脚步迟滞，都是由于在我的内心一些情感在翻腾。我种种关于写作的联想，也已经和这条街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比如昨晚我路过一家生意清冷的小酒馆，看见它的台阶上堆满了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南瓜（足足有一百多个！真的很疯狂！）时，我联想到了布鲁诺·舒尔茨的小说《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一路上，我怀着对这个以南瓜做招牌的小酒馆的一种遐想，对所有从我身边经过的陌生人保持一种善意的微笑。这种由联想而产生的抑制不住的内心愉悦，是文学给我带来的，是作品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產生的共振。

我已经越来越喜欢阅读一些逝者的书信、日记、手札、回忆录之类更具“诚实性”的文学作品。近几年，在我阅读过的作品里，仅有以下一些被我在阅读的精神空间里重点保留：《卡夫卡日记》（非常完整的，由卡夫卡生前挚友马克思·布罗德汇编的），《凡高自传：凡高书信选》，《穆佐书简：里尔克晚期书信集》，洛扎诺夫的思想札记《隐居及其他》，纪德日记和苇岸日记，还有傅雷的一些家书，高尔泰（他不是逝者，但代表了逝去的时代的沉痛背影）的《寻找家园》等。我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爱惜”书籍，凡是阅读过的这些书页上，都会留下我的痕迹：用黑色中性笔歪歪扭扭地画下引起我强烈共鸣、让我心灵震撼的句子。我无法速读它们。在内心的街道上，我已经渐渐变成了一个“习惯于行动舒缓”（苇岸语）的人。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