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一帆

轰轰烈烈的“大家唱”年代，似乎随着三年的风雨不调而声歌渐微。好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及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战略方针，音乐战线也积极行动。于是，人们重新拾起曾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风靡世界的欧美歌曲，似乎唱响那些象征反压迫精神的歌调便能唤起我们解放全人类的决心。

首先是斯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作品，如《老黑奴》《故乡的亲人》《我的肯塔基故乡》等，备受听众青睐。随后，更多西方歌曲陆续进入我们的音乐生活中，有些是老歌，有些是电影插曲，如英国电影《百万英镑》插曲《扬基歌》、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等。据说，在《流浪者》热映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早打开窗户就可以听到街头巷尾传来“到处流浪，啊……到处流浪”的歌声。优美摇曳的东南亚歌曲也很受欢迎，如印尼苏门答腊地区的巴达克人船歌《星星索》（Sing Sing So），“呜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船儿呀随风荡漾，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恐怕在今天无人不知。而稍微年长一些的人，则对另一首《宝贝》（Butet）印象更深。“宝贝，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啊，我的宝贝……”这部作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中央乐团女高音歌唱家刘淑芳配译并演唱，是一首慢速的摇篮曲。

聽过这两首歌的人不难发现，它们的旋律同源。试问一首船歌如何变成与游击队扯上关系的摇篮曲呢？1945年，印尼发生“八月革命”，在独立运动期间，这首流传已久的巴达克船歌被重新填词，摇身一变成了弘扬革命主题的摇篮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尼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抗议独裁政权专制、殖民主义掳掠的呼声席卷五洲四海，甚至还燃起武装斗争的烽火，丛林山地间硝烟四起。此时，中国人民的声援为印尼人民带去温暖。1961年，刘淑芳在访问印尼的交流演出中，学会并译配了歌曲《宝贝》，不仅在当地巡回了四十多场演出，还带回国内，风靡一时。

与此同时，大批印尼华侨返回祖国怀抱，带来许多当地的民歌，如《梭罗河》、《哎哟妈妈》、《故乡》（Indonesia Pusaka）等。《故乡》由印尼作曲家伊斯玛伊·马祖基（Ismail Marzuki）创作，在印尼的传唱程度相当于国内的《我和我的祖国》。1961年，陈蝶衣将此歌重新改词，以《心恋》闻名流行乐坛。马祖基的另一首《椰岛之歌》（Rayuan Pulau Kelapa）也由陈蝶衣改词为《椰岛姑娘》，成为百代金曲，广泛流行于东南亚地区。

面对紧迫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一切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和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实现“亚非拉人民大团结”。中国人民为了表示对亚非拉民族传统文化成就的欣赏和支持，1962年初，以学习和表演亚非拉地区歌舞艺术为主要任务的东方歌舞团成立了。短短几年，东方歌舞团就积累创编了三百多部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舞蹈和一千多首乐曲、歌曲，在国内外举行了数百场演出。一时间亚非拉地区的传统民歌、革命歌曲迅速在我国传唱开来，极大丰富了当时人们的音乐生活。

随着文化宣传的推进，拉丁美洲的革命歌曲也传至华夏，比如为纪念古巴“七二六运动”的《七二六颂歌》，歌颂革命领袖切·格瓦拉的《直到永远》等。音乐会、广播里也经常放着古巴民歌《西波涅》，阿根廷民歌《小小的礼品》《阿娜依》，墨西哥民歌《你就是幸福》等南美洲歌曲。

《鸽子》（La Paloma）可谓是拉丁美洲民歌的代表。“当我远远离开哈瓦那去远方，唯有你才能猜透为何我要悲伤。请看金色云霞演变在蓝天上，是你含着眼泪轻轻地对我讲。”这首一直被人们当作古巴民歌而传唱的歌曲，其实诞生于十九世纪，是西班牙作曲家塞巴斯蒂安·依拉蒂尔（Sebastien Yradier）在旅居南美期间谱写的，旋律婉转优美，备受人民青睐。

依拉蒂尔的作品还引发过一件趣事。他的歌曲《誓言》（El Arreglito）被法国作曲家比才误认为是西班牙传统的哈巴涅拉舞曲，并以此写成了歌剧《卡门》中的经典咏叹调《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儿》。

这类“误会”也曾出现在我国，比如被许多人认为是古巴民歌的《哈瓦那的孩子》，其实是当时为了向中国人民宣传“南半球的社会主义新星”——古巴，而由安波、木青作词，李劫夫作曲的中国歌曲。这首歌曲在沈阳首演后获得极大成功，迅速在全国流传，据说后来还被介绍到古巴，连卡斯特罗本人都会唱。“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

这一时期，国内乐坛的音乐创作也紧紧围绕“亚非拉大团结”主题，留下了不少代表性作品。1960年，桑桐根据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的就义诗《让我们的人民赢得胜利》，写下了激昂的同名艺术歌曲，以此表达中国人民对亚、非、拉美反美斗争的坚决支持。1963年，马思聪、江定仙等作曲家也写下了诸多合唱作品，如《亚、非、拉美人民反帝进行曲》《亚、非、拉美人民团结起来》等。除了歌曲形式，还涌现了一批由多位作曲家集体创作的《椰林怒火》《风雷颂》《刚果河在怒吼》等大型歌舞表演作品。1965年，汪立三写下钢琴、朗诵与民族器乐协奏曲《非洲战鼓》。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集体创作的《丛林烈火》、上海歌剧院的歌剧《南方来信》、空政文工团的歌舞剧《长山火海》也都是声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罪行的大型歌舞音乐，其中《南方来信》由上海歌剧院第一代女高音林明珍主演，广获好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此起彼伏，马丁·路德·金被枪杀后，毛主席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全国上下纷纷集会游行，支持黑人民权运动。曾经在我国流行的黑人灵歌，以及描写黑奴痛苦生活的歌曲，如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演唱的《深深的河》，也被更有积极意义的斗争歌曲，如《我们坚决不动摇》（We Shall Not Be Moved）代替。甚至还有我们作曲家模仿的创作，比如钟立民写的《小杰克》在少年儿童中流传一时，歌曲通过中国孩子与美国黑人孩子的问答式对唱，道尽黑人孩子的苦难生活。“小杰克，小杰克，美国黑孩子小杰克，请你告诉我，你怎样生活？”

日本在那时正值左翼运动的高潮，日本共产党反对岸信介当局政府的运动如火如荼，日本人民静坐示威，动辄几百万，声势浩大。我们对日本进步力量反对政府追随美国的斗争表示了坚决支持，日本歌曲《我们要干到底》和劳动民歌《拉网小调》也迅速在我国传唱，可以说这是继二十世纪初日本学堂乐歌传唱至我国之后难得一见的情况。桑桐也为此创作了四首以日本民歌为主题的大提琴与钢琴作品《樱花》《远岛船歌》《鼓舞》《变奏曲》。1963年，上海歌剧院首次演出整场的外国歌剧便是《蝴蝶夫人》，由林明珍主演，曹鹏指挥，引起轰动。

还有柬埔寨、老挝、缅甸，也都是我们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盟友。为了捍卫与我国之间的友谊，身为作曲家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写了很多热情赞颂中柬友好的歌曲。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革命形势的真实写照。风起云涌的五洲局势让理想年代的人们激情亢奋、心潮澎湃，在音乐中感受到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壮丽景象。人们也逐渐在歌声中感受到世界的多元性，人类文明可以相互连接。而这往昔的歌声豪情，在一代代人的心中积淀，也将永远鼓舞今天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