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迪

一个终其一生对音乐创作保持审慎态度的英国现代主义作曲家，在他八十三年的跌宕生涯中，曾经两次奔赴战场，历经残酷的生死考验，却丝毫不减生命的温柔底色，亚瑟·布利斯（Arthur Bliss）以其旺盛的创作精力、不变的浪漫情怀和极高的历史使命感，为英国音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桥梁。

一个仗剑天涯、放荡不羁，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谪仙人”，在他六十一年的起伏人生中，曾让“力士脱靴”“贵妃研墨”，为后人留下无数迤逦华章。“诗仙”李白以其狂妄不羁、雄奇飘逸的风格，将盛唐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两位在时代、地域、身份、专业上相去甚远的大家，以诗乐对话，引得听众无限遐想。1923年，在纽约莫霍克湖边度假的布利斯，偶得日本学者大田重吉所译的《李白集》，便依据其中《越女词》篇的五首五言绝句，创作了室内乐歌曲《越女词》（The Women of Yueh）。布利斯以极为流畅诗意的手笔谱写了五首清丽隽永、令人怅怀的女声与室内乐作品。

《越女词》五首其一：“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新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音乐伊始，在弦乐四重奏缠绵地奏响主题后，长笛柔亮的颤音模拟出一片江南湖水荡漾的粼粼波光。女声缓缓地唱出诗句，一咏三叹，虽是英文歌词，但旋律走向上居然也如同中文吟咏般抑扬顿挫。作曲家仿佛驻足荷塘岸上，不知是远观荷塘春色，还是看那正在泛舟的年轻姑娘。

乐风一转，欢快的节奏律动刻画了一幅生动的莲间嬉戏图：“吴儿多白皙，好为荡舟剧。卖眼掷春心，折花调行客。”管乐与弦乐的应答唱和让音乐的气氛瞬间热闹起来。活泼俏皮的长笛，仿佛姑娘娇羞百媚的笑语。不时点缀其间的钢片琴（俄罗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在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的“糖果仙人舞曲”中使用钢片琴的片段最为著名），其明亮清脆的音色给乐曲增添了甜美而梦幻的色彩。想来，“笑”应该是这首诗歌的诗眼。

“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乐曲在各个声部三拍子的舞曲韵律中展开，已分不清是采莲女手中的双桨在摇曳，还是她心中的春波在荡漾。她一会儿唱着歌、划着船出来，一会儿又说说笑笑地划进荷花丛躲起来。采莲女的害羞生涩、欲罢不能的矛盾心理与缱绻之情被音乐表现得淋漓尽致。听罢此曲，不禁令人想起法国作曲家福雷的《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组曲》（Op. 80）第三乐章中的《西西里舞曲》。论此情此景，倒也是颇为相像。

不详的音调伴随沉重的步伐缓缓靠近，弦乐组单调地重复拉奏，制造出一股强大的阻力横亘其中。凄切的女声唱出：“东阳素足女，会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堕，白地断肝肠。”全曲唯有尾声的管乐组奏出一长串较缓的颤音透出微光，但那也只是镜花水月的幻影罢了。曲终的几个音听起来极为晦暗不和谐，道出有情人天各一方，难以终成眷属的结局。

李白怎甘心以此哀伤情调收尾，正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镜湖水如月，耶溪女似雪。”当诗人游至镜湖，望见明净的湖水与相貌姣好的女子，那水的灵动与女子姣好的身姿交相辉映。“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诗人重新燃起追求美好爱情与自由生活的热情。

布利斯创作的这一套乐曲，以速度上的快慢、色彩上的明暗、情感上的喜忧对比交错展开，将中国特色的五声音阶融入多调性的和声写作中，配器上并不复杂，人声与器乐的边界也被有意模糊。音乐短小精悍，单曲不过一两分钟，整套下来也不过十分钟，一气呵成，五首歌曲具有很强的统一性。这是作曲家少有的异国题材作品，是其早期对现代主义音乐语言拓展的尝试，但无论如何，也很难让人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担任皇家燧发枪团的军官，与中国浪漫主义唐诗《越女词》联系到一起。这份浪漫主义情怀究竟从何而来？只要追溯作曲家的家庭背景和文化教育經历，便不难发现个中缘由。

布利斯出生于伦敦郊区的巴恩斯，是家中长子。他幼年丧母，慈爱的父亲独自抚养三个儿子，并有意培养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可能是父亲别有用心，希望通过文艺的滋养，弥补孩子们母爱的缺失。聪明的布利斯没有让父亲失望，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剑桥大学，同时学习古典文学和古典音乐，之后又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进修。

在大学校园里，他结识了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并在音乐上受其启发良多，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与拉尔夫·沃恩·威廉姆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古斯塔夫·霍尔斯特（Gustav Holst）、赫伯特·豪威尔斯（Herbert H o w e l l s）、尤金·古森斯（Eugene Goossens）、亚瑟·本杰明（Arthur Benjamin）成为挚友，他们在日后都成为了英国重要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指挥家。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二十世纪初英国作曲家群体的音乐中，发现一些共性语汇。无论是埃尔加的《威风凛凛进行曲》、威廉姆斯的《绿袖子幻想曲》，还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豪威尔斯的《挽歌》，都具有盛大庆典音乐般庄严、雄壮的气势，擅长以英国传统民风曲调与广泛的抒情旋律渲染浪漫主义色彩，配器上呈现出简化趋势。虽然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一些前辈作曲家的影子，如马勒、施特劳斯等，但在尤金·古森斯和亚瑟·本杰明的音乐里，已经可以听到印象主义转向，布利斯也从德彪西、拉威尔以及斯特拉文斯基等现代作曲家的音乐中汲取灵感。

1942年，布利斯主动请缨担任BBC音乐总监，推出了战后的新音乐节目，以推广英国作曲家的新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英国文化协会音乐委员会任职，战后曾多次代表英国音乐家出访。或许正是世界大战的腥风血雨，塑造了布利斯极强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的艺术关怀也上升到国家层面，乃至全人类共同命运的范畴。在此期间，他为许多芭蕾舞剧和电影创作了音乐。1950年，布利斯被封为“爵士”，同时还获得了“女王音乐大师”的荣誉称号，正式担任创作国家级场合所需要的仪式音乐的创作工作。布利斯深厚的作曲功底和熟练的技术运用让他对这些工作驾轻就熟。

无论是为皇家和官方所创作的音乐，还是更具个性化的写作，布利斯都获得了社会面的广泛好评，并使他在今天的英国音乐界仍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战场上，他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在和平年代，他则以音乐谱写生命华章，抚慰战后人们受伤的心灵。亚瑟·布利斯选择了李白的《越女词》，展现出他对遥远东方风土人情的向往。谁的心里不渴望这样一片江南水乡呢？这片唯美净土，是作曲家一生不变的浪漫主义底色，更是植根于人类捍卫并追求和平美好生活的共同理想，是历经劫难仍坚韧不屈的生命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