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敏,黄 蕾,段浏华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肺癌(lung cancer,LC),是我国及世界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1]。据统计,2020年我国肺癌新发病例约81.6万例(占全球新增病例数的36.1%),死亡病例约71.5万例(占全球死亡病例数的39.8%)[2]。肺癌的临床表现具有多样性但缺乏特异性,易导致肺癌诊断延误,因此较多病人在首次确诊时已经处于癌症中晚期,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机,使化疗成为主要治疗手段[3-4]。自我调节(或自我控制)是一种超越个体认知、情绪和习惯性行为模式的能力,是一种高度适应的能力,它能帮助个体应对和适应压力。当面对的压力和挑战超出自我调节能力范围时,个体就会出现自我调节疲乏[5],表现为对情绪、认知和行为的调节能力减弱。目前,国内外自我调节疲乏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冠心病、腹膜透析病人人群中,关于肺癌病人自我调节疲乏的研究较少。有研究指出,肺癌病人化疗期间受到多种症状困扰,并且多种症状间存在相互关联,形成复杂的症状群,给病人生活质量带来严重影响[6]。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临床护理干预提供借鉴。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5月—12月在江西省某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行化疗的196例肺癌病人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经病理学和(或)细胞学检查确诊为原发性肺癌;3)正在化疗;4)意识清楚,具有正常的沟通表达能力。排除标准:1)危重症病人或伴有其他系统疾病病人;2)既往有精神病史及精神障碍者,严重智力和认知功能障碍者。所有病人均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20200805)。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病程、肿瘤分期和化疗周期等。

1.2.1.2 自我调节疲乏量表(Self-Regulatory Fatigue Scale,SRFS)

2013年由美国精神病理学家Nes等[7]编制,后由王利刚等[8]于2015年引入我国并翻译汉化,包括认知控制、情绪控制、行为控制3个维度,共16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计1、2、3、4、5分,其中认知控制维度6个条目(条目1、2、3、5、11、13)反向计分,总分为16～80分。该量表用于评估个体自我损耗状态,能够较好地区分自我调节疲乏、自我控制和身体疲劳,得分越高代表病人自我调节疲乏程度越严重。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1.2.1.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e Scale,SSRS)

由肖水源[9]于1986年编制,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共10个条目。总分为66分,12～22分表示低水平,23～44分表示中等水平,45～66分表示高水平,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度越高。该量表为我国学者自行设计,符合我国人群特点,且简洁、有效,已广泛用于评定个体社会支持水平[10]。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3～0.90。

1.2.1.4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

由解亚宁[11]在综合国内外有关应对方式认识的基础上,根据实际运用需要编制,共20个条目,含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其中条目1～12为积极应对维度,重点反映了个体面对应激事件积极应对的特点,如“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和“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条目13～20为消极应对维度,重点反映了个体面对应激事件消极应对的特点,如“通过吸烟喝酒来解除烦恼”和“幻想可能会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等。该量表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从“不采取、偶尔采取、有时采取、经常采取”分别计0、1、2、3分,结果以维度内各条目均分表示,得分越高表示病人越倾向于采用此应对方式。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积极应对维度信度0.89,消极应对维度信度0.78。

1.2.2 资料收集方法

调查前严格按照本研究的纳入与排除标准选取病人,并征得病人同意,使用统一指导语,向病人解释本次调查研究的目的、意义、内容及保密原则,面对面指导病人填写问卷,问卷填写完毕后当场检查回收。样本量取研究变量总数的5～10倍[12],本研究共23个变量,考虑20%的无效问卷,计算样本量为138～276例。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6份,有效回收率为98.0%。

1.2.3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得分情况

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得分为(47.50±11.94)分,社会支持得分为(40.19±8.61)分,应对方式得分为(33.46±5.29)分。

2.2 肺癌化疗病人一般资料及自我调节疲乏的单因素分析

本研究共调查了196例肺癌化疗病人,年龄30～82(56.60±13.31)岁,病人一般资料详见表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和化疗周期的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肺癌化疗病人一般资料及自我调节疲乏的单因素分析(n=196) 单位:分

2.3 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得分与社会支持得分呈负相关(r=-0.42,P<0.001);与积极应对得分呈负相关(r=-0.51,P<0.001),与消极应对得分呈正相关(r=0.32,P<0.001)。

2.4 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总分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见表2,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表2 自变量赋值情况

表3 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总分为(47.50±11.94)分,高于周越等[13]的研究结果。肺癌的治疗和康复是一个长期而反复的过程,化疗在杀死癌细胞、延长病人生存时间的同时也给病人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反应[14],加之医疗费用支出大、并发症及生存质量差等因素使病人心理负担加重[15]。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的病人自我调节能力下降,自我调节资源耗损,从而使病人处于自我调节疲乏状态。自我调节疲乏导致的心理资源不足可对病人的认知、行为、情绪等产生消极影响[16]。本研究中,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中情绪控制维度和行为控制维度得分较高,提示肺癌病人在化疗过程中易出现焦虑、抑郁、恐惧等负性情绪,致使其自我调节行为能力降低,导致自我调节疲乏,不利于疾病的康复。这提示医护人员应及时发现病人的需求并给予解决,引导病人树立正确的观念,同时也要指导一些自我调节情绪的技巧,以改善其不良情绪,促进健康行为。

3.2 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 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化疗周期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化疗周期的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文化程度越低的病人自我调节疲乏程度越高,与务俊宁[17]的研究结果一致。不同文化程度病人对疾病的认知不同,获取疾病信息的渠道也不同[18]。家庭人均月收入越低的病人自我调节疲乏程度越高。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化疗药物研发及更新快、效果好,但价格也随之升高,这会直接导致病人经济负担增加[19]。研究显示肺癌病人治疗费用大约占到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9.8%,达到“灾难性”卫生支出标准[20]。而治疗费用高,家庭人均月收入低者,其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越低[21]。物质上的匮乏与精神上对死亡的恐惧,两者之间的失衡超出病人可控范围,使其自我调节能力下降,自我调节资源耗损。化疗周期越长的病人自我调节疲乏程度越高。大部分肺癌病人认为在医务人员的帮助下,咳嗽、咳痰、咳血等症状会有明显好转,但是随着化疗次数增多,化疗不良反应也随之增多,给病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22]。应激反应是由某个因素或多个因素综合的结果,因此医护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应根据病人的个体状况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3.2.2 社会支持

本研究结果显示,肺癌化疗病人社会支持得分与自我调节疲乏得分呈负相关(r=-0.42,P<0.001),与张玉环等[23]的研究结果一致。这提示通过给予肺癌化疗病人足够的社会支持资源可以提高病人的自我调节能力,减轻疲乏程度。社会支持是个体在进行社会交往活动中所得到的他人的帮助和支持,是个体可以利用的一种外部资源。本研究结果显示,肺癌化疗病人社会支持处于中等水平。分析其原因:肺癌病人确诊后虽然获得了来自家庭或社会的支持,但化疗的毒性反应给病人自身形象、家庭经济等带来的影响,导致病人容易出现回避或抑郁。Occhipinti等[24]研究发现,反吸烟广告把肺癌与吸烟联系起来,这使肺癌病人比其他癌症病人更因疾病而感到污名化,而这种污名化增加了他们的心理困扰。Liu等[25]研究也发现,肺癌病人相较于其他癌症病人更容易产生病耻感,由此影响病人与外界沟通、交流,从而导致病人社会支持度降低,病人承受的压力与负面情绪只能通过不断自我调节与内化,一旦超出病人自我调节能力范围,最终导致自我调节疲乏。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为病人提供经济、心理等方面的支持,可提高其自我调节能力。因此,医护人员应发动家属、朋友的力量给予病人支持,提高其自我调节能力。

3.2.3 应对方式

本研究结果显示,病人自我调节疲乏得分与积极应对得分呈负相关(r=-0.508,P<0.001),与消极应对得分呈正相关(r=0.322,P<0.001),与程敏琼等[26]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表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病人其自我调节疲乏程度越低,而以消极方式应对疾病的病人自我调节疲乏程度高。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应对超出原有个体能力范围的内外环境要求及其相关情绪困扰而努力采取的方法、手段或策略。大多数肺癌病人初次确诊已处于中晚期,对自身预后的担忧、家庭角色的转变和躯体功能的减弱削弱了病人应对疾病的能力,加之化疗带来的不良反应以及经济问题等都会贯穿于整个疾病治疗过程中,强化了病人的患癌负性体验。压力源与社会支持相互作用,通过积极或消极心理介导,调整个体处理压力事件时的积极或消极应对方式。这提示医护人员应指导病人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降低自我调节疲乏,提高生活质量。

4 小结

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处于中等水平,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化疗周期、应对方式以及社会支持情况是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的主要影响因素。提示医护人员应根据导致病人自我调节疲乏的原因及疲乏程度提供针对性的专业照护,加强个体化健康教育,帮助病人树立正确的疾病认知,引导病人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建立稳定的社会支持系统,提高病人自我调节能力,促进最佳健康结局。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样本量较少,仅局限于一所医院,研究对象代表性有限,今后可对肺癌化疗病人自我调节疲乏情况及变化趋势进行大样本或纵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