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世俗性与自由

2023-10-12管季

南腔北调 2023年9期

管季

摘要：王威廉的小说关注存在的哲思，这种哲思具有一种固定的表现形式，即通过一男一女的互动，隐喻人类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的挣扎和超越。王威廉一方面把女性幻想为“神女”，塑造出一种哲学上的完美主体；另一方面也通过塑造现实中的“妻子”，表达神性与世俗性之间的悖论。他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哲学思考，重新审视女性，在他的笔下，女性不仅是世俗的也是神性的，在此基础上，男性完成对自身的“祛魅”。实际上，他借助女性形象所展现的，是某种超性别的东西，一种关于他者与自由的逻辑，以及自由的悖论。

关键词：王威廉；女性；神性；世俗性；自由

最好的文学大师，往往会在作品中不断地去探寻同一个主题。正如卡夫卡、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们放弃对混乱现实的追索，转而凝视脚下的深渊，执着地深入那片抽象的存在领域。他们的每部作品，都像钉子，在同一个位置反复勘钻，最终抵达前人未曾到达的深度。面对王威廉的小说，读者也会有这种强烈而奇异的感受——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他在同样的题材上反复深入，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这实为一件难能可贵之事。我们可以通过王威廉的小说读到余华小说的影子，甚至读到卡夫卡小说的影子，他描写现代人的孤独、绝望、虚无、荒诞甚至是对暴力的解构，无不带着“先锋”的色彩，但这种“先锋”又以一种温情的方式来呈现。王威廉曾说过：“在写作者漫长而繁杂的队伍中，卡夫卡与凯尔泰斯的身影在我看来格外引人瞩目，真正理解了这样的作家之后，我们的绝望简直像希望一样亲切。”[1]

王威廉的小说，虽然指向那个无可避免的绝境，但仍可以让人体味到一丝温情。这种矛盾，让他在当下的写作中具有某种“预言者”的特质，尽管这种预言可能是古老的、陈旧的，但正是这不断重复的“同一个主题”，让王威廉在小说中建构起一个完整和丰富的精神国度。他所创造的富有感染力的叙事方式，还有他思考“存在”的深度和专注度，使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80后小说创作的一种新高度”[2]。

一、两性互动的哲学思考

读者在王威廉的小说中很容易观察到，他所谓的哲思或温情常常有一个固定的表现模式，即通过一男一女的互动，最大程度地隐喻人类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的挣扎和超越。这种表现方式，与传统的爱情小说大相径庭，他虽然塑造出各种女性形象，却并不旨在表现人物命运的悲剧，也并不注重对女性心理过程写实化的表现。王威廉描述女性，其实是将女性作为一种象征物和男性思想的引领者，通过两者互动的过程，去呈现某种哲学性的思考。这跟巴赫金所谓的“对话”异曲同工，但是相比复调小说借助一个人物内心的独白来完成对话，王威廉的这种男女二元分立，是一种更直接的表达。从某方面来说，女性人物是男性主人公的另一个自我，他们在彼此纠结的同时互补，完成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比如说，在《倒立生活》中，女主人公拥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象征性名字——神女。神女因为流产过一个孩子，进而想摆脱“重力”的作用，异想天开地与男主人公一起将家具钉上天花板，倒立着生活。他们的这种“行为艺术”，实为对一种不可能摆脱的规则（重力）的反叛，这种规则可以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隐喻人类的无能为力和人生失去自由的悲哀。在这里，神女既是反叛规则的引领者，也是“我”这个俗世之人的精神伴侣。神女将流产这种命运中的偶然事件归结为物理定律，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未知产生敬畏与恐惧，进而有一种哲学式的荒诞感；而“我”，一个身上只有千把块钱、沒什么正经工作的男人，承担着“失败者”的命运，寄身于这个倒立空间的庇护下。神女是一个创造新规则的“神”，是“我”心底想成为又不敢成为的那个人。

同样的故事模式出现在《辞职》中。女主人公叫鹳，是“我”相亲的第六个女孩子。“我”总是喋喋不休地说自己想要辞职，但是其他人从来不理解，直到鹳认同了“我”的想法，并替“我”提交了辞职信。但是“我”接下来的不知所措，暴露了自己的软弱。从本质上来说，辞职与倒立的行为是一样的，是对规则的反叛和对自由的追求。但是自由的难度就在于，即使倒立着生活，人类还是无法像蝙蝠或者壁虎，真正利用或摆脱重力，而不为重力所束缚；即使辞职了，因为根深蒂固的观念，“我”还是会产生一种巨大的空虚感和现实隐忧。“想”和“做”是两码事，至少在男主人公看来，当辞职只是个想法的时候，他是安全的；但是当辞职成为现实，他就被巨大的不安全感俘获。甚至，当他知道鹳跟他一样想辞职的时候，他用自己曾鄙视过的思路和语言去反问鹳，甚至说服鹳。这就有点儿像现实中的人们，明明自己生活得不幸福，却一再劝说别人延续自己的那一套生活轨迹和行为规则。因为只有遵从规则，才能活在既定的安全范围内，这种现代人的思维惰性也预示了反叛的难度：真正的不自由并不完全来源于外界的规则，而是来源于人类自身的思维定势。要突破这种思维定势何其艰难，有时即使想到，也未必能做到，每个俗世之人都有许多不得已的理由，所以才逐渐成了“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这几部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包括《信男》中的小琪、《内脸》中的虞芩、《我的世界连通器》中的颜如水，都无一例外地触发了男主人公的某种内在激情。她们或迎合男主人公的某种另类想法，或与他有同样的爱好，或能指引他将思考的层面提高，进入哲学的领域。更重要的是，她们将男主人公的想法付诸实践。女性，不仅成了世俗之爱的寄托，也成了哲思的启迪，甚至是神的化身。王威廉在小说中不止一次描写到女性神秘而美好的肉体：“车灯一次次照亮了她，让她周身长满了光的绒毛。”[3]“我不敢正视他身边的女人，她赤身裸体，即使这么蓝的海水都掩不住她肌肤的乳白。”[4]“她朝气蓬勃的，穿一身紧绷绷的白色运动服，大腿和臀部像是气球表面那样有着光滑的弧度。”[5]这些对女性身体的描写，简洁而克制，带着一种超脱于肉欲的美感和诗意的性感。而且，这些女性都是爱好文学的，有一种真诚的诗性情怀——小琪是中文系研究生，神女是诗人，颜如水的妈妈写过先锋小说，《捆着我，绑着我》的女主人公是作家。她们仿佛是从作者的价值观中抽象出来，代表女性所有的灵性与美好。

这种女性形象，在荣格看来，是一种阿尼玛原型。男性自身的心灵力量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域，并且投射到女性形象身上。阿尼玛不仅是灵感之神，也是男性对于美好的想象：“她通过直觉与一种超个人的精神力量建立联系，在宗教领域内这种超个人之力可以表现为神性，或它可以人格化为伟人、艺术家、理想主义者、诗人等形象。”[6]这与王威廉小说中的诗人、“神女”形象不谋而合。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阿尼玛的原型一再出现，从《巴黎圣母院》《安娜·卡列尼娜》到《雪国》，那些美好的女性形象基本脱离不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审美想象；同样，在中国，从《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双美合璧”，到《边城》中的翠翠，到《黑骏马》中的索米娅、《绿化树》中的马缨花、《红高粱》中的“我奶奶”，以及《废都》中的唐宛儿等，理想女性形象大致都具有灵性-肉欲-母性的清晰分界。她们或是其中两种特征的结合体，或是与书中其他人物组成共同体，如《废都》中对于女性的幻想，就基本模仿了古代妻、妾、妓、丫鬟的身份模式。但无论是古代作品还是现当代作品，男性作者的文人趣味基本是统一的：他们从女性身上汲取精神能量，实际上是在进行某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满足。女性身上的种种美德，比如说善良、单纯、性感、乐于奉献等，实际是对人性的某种补偿性想象。在这一点上，作为80后青年作家的王威廉并无不同，只不过，在他的作品中，女性阿尼玛以更为直接和强硬的方式出现，她是符号化的、哲学化的，是作者本人哲学思想的直接延伸。

而王威廉为何会选择女性来观照自身的内心，大概与时代本身脱离不了关系。这个时代的女权话语经历从主流到隐没的过程。曾经，在文化领域，女权主义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男权话语，20世纪90年代盛极一时的女性写作和下半身写作，就是当时的文化思潮的反映，但女权主义很快经历某种“回潮”，回归到一个边缘的位置，“女权”甚至有逐渐被污名化的趋势，可在很多时候，男性对于女性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强硬的女权框架中，这反映在创作中，就是他们建构的两性权力关系。在《我的世界连通器》中，男主人公面对颜如水，一直是被动的。他既不知对方的职业、身份、电话号码，也对她的到来和离去丝毫没有把控之力。当一个女性面对性爱呈现出一种主动状态时，男性的那个自我防御的世界就会逐渐瓦解，他对于自己原本掌握的、志在必得的主动权开始产生怀疑，乃至于他逐渐丢失了价值观的建构能力。他不再相信世界的一切话语权是由自己掌控的，进而渐渐失语。这正如《辞职》中那个想要辞职的男主人公，面对主动的鹳，反而乱了阵脚，显露出自己懦弱的一面。女性的主动，其实是对男性存在的一种反证，当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之时，男性是失语的、惶恐的，女性通过摧毁男性的想象，重新让男性定义了自己。但是，在这种新型的、具有时代性的男女互动关系中，也隐含着某种疑问：男性心目中的阿尼玛，是否还是原来那个阿尼玛？男性所一直想象的那个单纯热情高贵的灵感缪斯，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真正存在吗？这个问题，王威廉在自己的作品中给出了解答。

二、神性下沉的隐喻结构

尽管王威廉以“神女”去幻想女性，并塑造出那个哲学世界中的完美主体，然而，在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中，王威廉笔锋陡转，让神女来到凡间，成了“妻子”。这里面有一种巨大的落差，这其实也证明了王威廉对于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反思。比如说，在《生活课》中，在洗碗这件小事上，夫妻俩产生了冲突，进而上升到对于生活“一地鸡毛”本质的讨论上。妻子受到周围姐妹的怂恿，要求“我”洗碗，在“我”第一次妥协之后，妻子故伎重演，“我”才意识到假如在洗碗这件事上彻底就范，以后就会丢掉话语权。“我”提出买洗碗机，然而妻子认为这是“我”不脚踏实地的表现。在一阵上纲上线的争吵过后，妻子认为“我”在小事上跟她计较，是不够爱她，而“我”也终于忍受不了妻子的质疑和无理取闹，对她生气地大吼“放屁”。故事最后，“我”对妻子妥协，答应以后洗碗，然而妻子却坚决地提出离婚。

这样一个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一地鸡毛》《烦恼人生》这类新写实小说，但它又是浓缩版的写实，是对婚姻生活包括两性关系的一种抽象提炼，日常生活的内核是荒诞——王威廉“没有去营构奇怪的故事，而是把荒诞建立在日常生活本身上”[7]。在这个浓缩版的婚姻故事中，夫妻双方进行着一种权力的拉锯战，并展示出内心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比如说，作为妻子的女主角，将丈夫不洗碗视为不在意她、不爱她的表现，继而联想到丈夫以前照顾另一个女人的往事。这种在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心态，实际上也表明普通女性对于自我，远远没有达到一种哲学层面的认同的地步。她们很容易将希望投射在某一种物或行为上面，将自己的价值附着在男性的肯定中。她们惯用的思维方式，比如说“他不这样做就是不爱我”，暴露出自己的低自尊。并且，在小说中的妻子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所谓两性权力拉锯战的悖论——理论上的话语权，与实际生活中的两性相处，其实真的并没有太大关联，反之，这种强行建立的权力话语，比如说谁洗碗、谁做主，其实真的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日常的、没有更高意义的事情。作者在这里将所谓的性别话语权完全被解构了。意义是人为赋予的，而生活的所谓“鸡毛蒜皮”的琐事是恒常不变的，这就在意义与生活之间产生了一道巨大的、难以跨越的裂缝。

在妻子这类形象身上，我们看到的仅仅只是一个囿于现实思维的女性，尽管最后她依靠“离婚”获得某种程度的解放，但这种解放远远不是类似于“倒立生活”的这种哲学层面的解放。所以，王威廉写世俗的女性与神女，形成两个极端：作为诗人和缪斯女神的女性，引领男性的哲思，然而世俗中的妻子却跟所有普通女人一样，具有一副时刻准备着吵闹的庸俗面孔。在《倒立生活》中，有这样一句令人深思的描写：“她站在画架前，只穿着黑色的文胸和黑色的三角底裤，显得像是若干年后和我熟悉到脚趾缝的妻子。”[8]作者不经意间默认妻子就象征着世俗的庸常，以及妻子的形象就是这样随意的、熟悉的、不触及欲望的。但是这种评判体系，也隐含着某种父权婚姻的逻辑：男性只有通过贬低原型女性的价值，将阿尼玛变成“妻子”，才有可能获得一种稳定的婚姻关系；而在这种婚姻中，妻子不可能再成為阿尼玛，她从一个神到被贬为一个狭小家庭的操持者，她不再具有广阔的哲学上的指导意义，不再为男性提供哲思、美感及灵魂的震撼。这种逻辑符合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的转变逻辑，却无法阻断男性内心对于阿尼玛的渴望。这也是为什么在作品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作者对于女性的欣赏和依赖，这是出于男性内在体验的真实感受。

女性内在的哲学思辨性、预言性以及神性，在世俗生活中消失殆尽，这既是对于哲学与生活关系的隐喻，也是对于当今精神下滑的一种警惕。反之，对于男性自身而言，王威廉小说中的男性自始至终都有一副软弱的、封闭的、病态的形象。他善于描写封闭空间中与世俗格格不入的男性，比如说《信男》《我的世界连通器》等小说都写到 “仓库”，男主人公在狭小阴暗的仓库中，获得某种与世隔绝的、抽象思考的能力。王威廉曾说：“在我小的时候，还不知道卡夫卡——多么童话的名字——就想象过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窖，我甚至还在屋后的空地上做过失败的尝试。”[9]这种对于私人空间的执着想象，既带着具有童年烙印的逃离快感，也是自我拒斥这个世界、保留内心领地的强烈需求。王威廉在小说中描绘的这些男性，尽管在世俗的世界中属于失败者，但无一例外地具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也就是说，他们是处于神性与世俗性之间的那样一类人。他们对于世俗采取拒绝的态度，想要借助女性带来的灵感和勇气逃离现实，他们有时候甚至使用极端的反抗手段去表达某一种精神诉求——比如说在《看着我》中，男主人公因为别人说话时不敢正视自己，对这个充满谎言和面具的世界感到愤怒，所以杀死了自己的领导。因而，这类男性形象，包括他们所容身的仓库，实为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连通的一种意象，是“人”走向“神”的通道。

在这里我们看到，王威廉的小说有某种非常清晰的性别象征：他笔下的女人—男人—女神的关系，指向世俗之人—思考者—神的关系，或者生活—思考者—诗性的关系，也可以说是非自由—思考者—自由的关系。而其中的思考者，也就是大部分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正如有学者所言，王威廉笔下有大量“思考型人物”，他们主要是一些知识青年，然而，“在进入社会后，因为所接受的教育并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主流需求，他们大多退居边缘位置，在社会‘政治—经济’金字塔的底部聚集、停留。人文教育在他们身上所建立的‘人是有尊严和价值的’价值理念，遭逢卑微的现实处境，使得他们时刻面临精神的冲突，忍不住对自身的存在处境进行拷问，并着力于思考加诸他们身上的种种社会法则。”[10]这些思考者承担着将人类思想从病态中拯救出来的重任，然而这种所谓“拯救”，最终都失败了。无论是倒立生活、杀死领导、辞职还是变成鳄鱼，都没有触及生存问题的本质，世界以其不可争辩的方式存在着，并不因人类的任何行为而改变。因此我们看到，王威廉在抒发诗意的思索之后，迅速退回到现实的领域，在写《生活课》时，他的态度是清晰而又自知的。他明知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打败这种庸常的世俗生活，仅仅通过一场夫妻间的争吵，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诗性在生活面前的无能为力。个人对现实的回击，只能是一种失败的英雄主义尝试，而个人向“仓库”的退守，是经历了所有思考之后，对于自身存在的某种另类认同。当人退守之时，也是存在开始散发出它的光芒之时；世俗的世界开始退隐，神的领域开始浮现，这也许是世俗之人面对难以改变的世界所能保留的最后一点儿尊严。正如巴塔耶所说：“一个人的存在，只有在一个狭窄的、可以忽略的视角中才孤立于整体存在。只有关系的不稳定性容许存在之孤立的幻象，存在归返自身，拥有无需交流而存在的力量。”[11]

找到这个无需与外界交流的、内在的狭小视角，对于理解王威廉的小说至关重要。在他的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内心并没有真正联结，而往往是处在一种带领与被带领的关系中，即使男性人物获得某种哲思或救赎感，但在他的内部视角中，他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而其中的女性角色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结局都指向某种孤立和荒谬。然而，这也并不能算是一种“互动的失败”，更是对思考者不能到达自由彼岸的宿命，进行一种悲观的总结。在《我的世界连通器》《捆着我，绑着我》等小说中，女主人公在完成精神引导的任务之后，就几乎完全消失了，作者也无意去交代她们在故事中的结局。在这里，女性是作为一种“他者”而存在，这就类似黑格尔指出的，哲学在自身之外发现了自己，在“他者”之中迷失自己，哲学家本人也困惑：自己是否可以以及应该如何从打着自己的名义出现的自身映像那里找回自己。女性作为男性思考者的分身，既是男性自身存在的映像，又是男性极力摆脱的“他者”。在女性人物的出现、消失的过程中，男性获得了一种成长，在哲学的范畴内找回自己。也是因为如此，无论王威廉描写多少个人物，这些主人公的内心仍是孤立的，因为整部小说中只有他自己存在着——或者不如说他融合自我的那些映像——女性，并且消解了这种性别差异。为了成全自己，我们就必须先消解自己：我们必须成为“存在”的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以创造出我们自己[12]。

在对这种“消解性别”和“造物”的理解上，王威廉的作品超越了一般层次的描述现实的小说。在《胶囊旅馆》中，住在胶囊旅馆的晴天和郁郁是一对好友，并且产生超出友情的同性之爱。郁郁有时甚至会幻想晴天变成双性人。她在小说结尾，告诉晴天自己怀孕了，并接受了晴天“生活在一起”的告白，想象着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这部看似描写同性之爱的小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疑点：通过已有的细节，作者并没有交代郁郁是如何怀孕的。她与男友分手后住进了胶囊旅馆，并且来过一次月经，因此，在已知的生物学理论中，她并没有怀孕的可能性。那么，在小说细节成立的基础上，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体检结果有误或者郁郁在说谎；第二，作者“造”了这个孩子。在第一种可能性中，小说成为一个悬疑故事；在第二种可能性中，小说探讨了消弭性别和造物的本质，深度揭示了这个世界上人们暂时还想象不到的某种可能性。一个不依靠男女性交、凭空而来的孩子，在小说情节中虽是荒诞的、违背常识的，却有着某种科技前瞻性。无性生子技术在当下的时代已经成为可能，而同性恋、同性婚姻甚至是变性人，都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在酷儿理論中，性别的消弭是两性平等、女性解放的基本标志之一，只有如此，人类才可以抛弃性别的外衣，转而成为“存在”的社会的一部分，真正创造出我们自己。如果说郁郁的孩子是一种“创造”，那么，这种创造实际上揭示了人类自我超越的方式，人对于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存在的定义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创造，可以到达一种什么样的地步。

三、超越世俗的自由之境

王威廉在小说中，透过性别话语所揭示的，远远不止性别本身那么简单。他的哲学体系，离不开女性的参与，他对性别的意义重新进行审视，让女性扮演世俗之人和女性之神的双重角色。在这个基础上，人完成对自身的“祛魅”。表面上，王威廉借助“存在”这个主题，努力向上延伸生命的意义，试图达到某种超越，然而，他最终还是要回归现实，带着某种巨大的悲悯和心痛，完成对神性的祭奠。这不仅仅是一个性别问题或者生存问题，也是处于“后现代”的中国青年所面对的一个特殊时代问题。在这个高度物化的时代，现代性的危机成为生存的根本危机之一，它不仅带来存在主义式的困惑，也带来对于“神性”“世俗性”的辩证思考。这些小说中的女性阿尼玛原型，之所以具有诗意的品性及超凡的哲思，是因为她们象征着不可抵达的存在之完满。正如有学者所言，存在主义因对存在性奴役的深刻体悟，而对现实有着极其敏锐的痛感体察，它主张一种对现实性存在困境的神圣的超越，在“此在”个体或“局外人”对俗世和庸众的不断抗争中，抵达某种本然而纯真的生存境界——一种神性的只在理想中“存在”的人生境界。[13]

而这种理想的超越往往是徒劳的，它与中国社会的现实相悖，与传统儒家文化相悖。其实早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就有着对于神性与世俗性的深刻思考，他看到传统的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内部冲突，功名利禄也不足以安顿一个人的灵魂，所以，他只有走向更深的虚无。现代社会的危机虽然不同于传统，但世俗生活仍然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人的灵魂仍无栖身之所。这就造就了王威廉这一代人小说的基本风貌，仍是迷惘的、困顿的却又不甘于现实的。同代作家蔡东有一篇《木兰辞》，也描述了一个企图超越现实而败于世俗的范例。中年女性邵琴，活出了一个女人不食人间烟火的典范，她即使是在宴席上吃蟹、喝茶，都能优雅得令人赞叹。然而，她之前也在招生办那种充满烟火气的地方工作过，后来开茶行时，照样会巴结领导，出售劣质茶。她也只不过是一个用优雅把自己包装起来，努力谋生的俗人罢了。蔡东一眼看穿那些在俗世中被包装起来的精致谎言，看穿了艺术与人生之间的鸿沟，看穿了每一个企图要挣脱俗世的人，最终都只会陷入无尽的苦难之中。相比王威廉的作品来说，这样的作品更为真实，其批判性也更为尖锐。但是两者之间也有着相当大的共性：那个优雅的邵琴很可能也是王威廉某篇作品中的中年版阿尼玛，她对于人生的诗意向往，让人对存在的美好心生期待；然而卸去伪装的邵琴一转身就成了《生活课》中喋喋不休的妻子，和《书鱼》中那个“非要买下250万人民币的二手房”的妻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叙事以及同样的困惑——对于世俗巨大力量的困惑。

当然，也正是这种困惑，让王威廉的小说具有时代的烙印和思辨的深度。难以想象，当一个作家失去对于理想与现实的困惑时，他该如何写作。他不断在小说中创造出不同的女性，来对自己理想中的那个世界进行祛魅——有时候也是返魅。他本意是想要批判世俗，但他又无法否认它的巨大力量。同时，作为写作者，他对俗世中的个体心存悲悯，对于爱与温情心存感激。如《父亲的报复》中的母亲，即使跟父亲吵架，被气哭了几回，仍支持“我”北上读书。这里的母亲既是世俗的，也是坚定的、隐忍的、慈爱的。当他用一贯克制的口吻去描述女性时（有时是母亲，有时是女儿），都带着一种超越世俗的神圣情感。正如有人评价列维纳斯赋予女性神圣地位时指出的：“女性象征由肉体通往精神的过渡，象征非肉体的存在。在两性结合的过程中，女性所接受的是生命的赠予，而借助赠予这一事实，女性便得以从精神上超越欲望，超越肉体，超越情欲，而将这一切原始的欲望转化为无穷的责任：她将以自由和幸福为代价，接受新的生命在其体内的孕育……女性代表了人性的高峰。” [14]

我们不可否认，对于母性的肯定，仍然出于男性作者不自知的潜意识，这也是女性主义者极力去瓦解的某种执念。不过，在王威廉的创作体系中，他并没有刻意去强调“女神”或“母神”的形象，因此也无须执着于这些性别理论——实际上，他展现的是某种超性别的东西，一种关于他者与自由的逻辑，以及自由的悖论。如前文所说，自由的获得是有难度的，这不仅因为人类的思维定势，也由于自由本身的悖论。这让人想到卢梭那个著名的论断：社会有权强迫人们获取自由。就像《辞职》中的鹳，替“我”交了辞职信，强迫“我”获得“我”一直想要的自由，这就让自由走入卢梭论断的这个悖论之中。“由我来代表他们，替他们说话。这就是卢梭的核心学说，正是这种学说导致真正的奴役。” [15]因为“我”想要的不一定是“被辞职”的自由，鹳以某种强迫的方式让“我”获得自由，实际上仍是一种不自由。在《捆着我，绑着我》中也存在这种悖论：假设被捆绑是不自由的，但是如果“我”需要的自由就是被捆绑的束缚感呢？孙频也曾在《自由故》中借故事中的人物之口这样说道：“……你这傻孩子还是去找能真正束缚住你的东西吧，对你来说，大束缚可能就是大自由。比如宗教，比如爱情，比如一种至死不能改的依赖。”[16]

这种对于自由的深刻思考，对于神性、世俗性的隐性表达，实际上反映了整个时代的某种困境。王威廉虚构出女性的“他者”，并借由他者来思考自身的存在，不断在互动中获得自由或失去自由——然而，无论是代表着神性的女性，或是代表着世俗性的女性，读者都看不到作为思考者的主人公有着精神超越的可能性。整个时代的人们，企图超越现实，寻获自由，但最终都陷于悖论之中，这使作者的哲学思考蒙上一层淡淡的阴影。然而，还是有一种人性恒常的东西在推着这一代代人前进，它可能是作者对俗世之人的那种悲悯，也可能是两个不自由的灵魂相互靠近的爱意。这也许就是王威廉所说的“像希望一样亲切”的境界。他的温情，渗透在对于个体存在的思考中，这些个体的灵魂越是孤独和孱弱，就越显得诚恳。他笔下的两性之爱，也可以被视为人类之爱的抽象化，这是哲学深入存在的根本目的所在——我们在诘问哲学还有什么可以教给我们时，我们需要重新意识到哲学追求的是爱的智慧。[17]而无论是女性引领的神圣之思，还是世俗的妻子之爱，都是人性从无比复杂的现实中，凝聚出来的对抗存在之虚无的光芒。

参考文献：

[1][9]王威廉.非法入住[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5：179，161.

[2]吴义勤.哲思的格调——关于王威廉小说集《非法入住》[J].南方文坛，2016（1）.

[3][4][5]王威廉.倒立生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6，207，62.

[6][德]埃利希·诺伊曼，编著.原型女性与母权意识[M].胡清莹，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2017：16.

[7]唐诗人.日常生活的深渊[N].文艺报，2018-3-28（008）.

[8]王威廉.生活课[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196.

[10]李德南.作为思想历险方式的书写——论王威廉小说的叙事美学[J].百家评论，2013（1）.

[11][法]乔治·巴塔耶.内在经验[M].程小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60.

[12][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M].郭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03.

[13]杨经建.从超越性到世俗性——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表征之一[J].天津社会科学，2009（6）.

[14][17][法]单士宏.列维纳斯：与神圣性的对话[M].姜丹丹，赵鸣，张引弘，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6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