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源充

(闽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单纯的文本翻译,而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建构过程中实现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翻译、理解、诠释与运用。”[2]新中国成立前,自然辩证法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和新民主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教育和政治功能。《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西·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奠定基础。本文立足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早期(1919-1949)传播与发展为视角,以传播史和学术史为方法,探究其中蕴含的规律和特征,从而进一步认识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独特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及运用的过程。

一、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初步引进

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研究自然、社会、历史和思维的哲学方法,内含自然辩证法内容。1919年,马克思主义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自然辩证法也逐步进入知识分子的研究视野。

1.唯物史观传播包含自然辩证法的零星理论

“翻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3]也是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传播的起点。对唯物史观的传播,推进自然辩证法进入进步知识分子的视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集中于唯物史观的宣传。关于唯物辩证法,虽然当时并未得到系统的介绍,但也内含于唯物史观中。1919年在《晨报》副刊上的译文《马氏唯物史观概要》表明:“唯物史观就是当时流行的辩证法的思索法和唯物论观察法,学说的新特征就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4]1922年,《民国日报》刊登李汉俊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不仅坚持唯物史观为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结合的看法,也从唯物史观继承和发展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阐述世界是不断矛盾运动的辩证法则。1923年,李大钊在复旦大学演讲时,表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历史观从哲学思想给以明证。然而,在政治领域,革命形式的高涨与革命斗争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革命面临的复杂形式、制定革命策略,以及对反革命思潮的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进行批判。在思想领域,当时社会掀起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推动着马克思主义者寻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做出解答。此时,自然辩证法的传播仍依附于唯物史观的传播,不过与之前相比,对辩证法相关内容的阐述已更加丰富。1923年,《少年》发表石夫节译阿多那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规律》,阐明物质决定意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事物的存在都是不断运动变化等5个规律后。1924年,瞿秋白以日文版的《反杜林论》为参照文本,翻译了《反杜林论》的“第一编哲学”,简要介绍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不过,自然辩证法这时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直接地引进日本和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仍处于探究阶段,以致“中国对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往往不大明确和明瞭”。瞿秋白受到了布哈林《历史的唯物论》的影响,混淆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同时,从《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的内容部分来看,瞿秋白集中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唯物辩证法只在《现代社会学》其中一章有所涉及。综合而言,那时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仍以唯物史观为主,自然辩证法只是宣传唯物史观的一个部分。

2.自然辩证法部分片段翻译推进理论的传播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各界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展开一系列争论。这些争论推动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以及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伴随唯物史观继续在中国传播,自然辩证法得到了进一步传播。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的部分片段的翻译与传播,逐渐地使唯物史观与自然辩证法相区别。

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诉求和出版社的出版意向,为自然辩证法的传播提供一定的契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在中国共产党对思想文化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等方面的推动下,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掀起了一股翻译与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热潮。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以日文版和俄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为参照进行了翻译和研究。1927年到1930年5月,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路德维西·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已有全译本,而《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只有部分片段得到翻译和出版。

那时,国共两党关系比较紧张,国民党限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与流通,甚至出版《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等著作正面驳斥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大型出版商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保持谨慎态度。然而,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具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诉求,于是一些小型出版单位抓住契机,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小型出版商虽有意愿,但受限于资金与翻译人才短缺等问题,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只翻译些许片段。对此,杜畏之曾言:“我与几位朋友早已计划发行一种唯物论的书籍,使中国读者有机会与唯物论接近,然而该计划经过几年的迟延而落空。第一,缺乏充分的资金以独立发行;第二,找不到出版者,他们有的犹豫于企业利润与文化任务之间,而不肯肩起历史的负担。”[5]可见,自然辩证法只翻译些许片段也是时势使然。

《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部分片段传播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项目篇名 时间作者出版社简介唯物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1930程始仁上海亚东图书馆作者翻译河上肇的《反杜林论》中的概论部分,并收录在《辩证法经典》一书中。《达尔文学说之基础的要素》1930叶作舟上海平凡书局对《反杜林论》中“自然哲学‰有机界”部分内容的翻译。这部的内容为达尔文学说的部分,被收录在《马克思学说体系》。

项目篇名 时间作者出版社简介马克思主义人种由来说1928陆一远上海春潮书局恩格斯用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了人类的起源问题,精辟地论述劳动在人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自然科学与辩证法1929青锐1935年转载于《科学论丛》该书也就相当于往后收录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只是《自然科学与辩证法》在文中的开头缺少了一部分恩格斯对杜林思想的总体概述。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与近代自然科学之发展1930杜畏之《动力月刊》第一卷第二期这一内容相当于《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导言”部分,即介绍了自然科学如何与哲学的结合,从而形成自然辩证法。

从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片段的翻译和传播状况来看,那时进步知识分子仍然受到传播唯物历史观的影响。从自然辩证法这些片段来看,它们更多地体现在自然界、人类的历史发展,以及这些历史发展脉络中内含的哲学理论。对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批判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自然科学中各门科学的辩证法还未翻译。不过,这时人们逐渐地认识到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具有一定的区别。

3.自然辩证法逐渐地独立出来

自然辩证法相关内容的零星摘译,推动进步知识分子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五四运动后,唯物史观蕴含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在中国传播及其产生的影响,引起唯心主义、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者的反对。他们在科学能否指导人生观的问题上进行了论战。针对这些自由意志论者把必然与自由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瞿秋白根据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必然与自然的思想,阐明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自由不在于想象里能离自然律而独立,却在于熟悉这些公律;只有探悉公律,利用公律,加以有规律行动,而达到目的。人的意志越根据事实越自由,越超越因果律,越不根据事实,越不自由。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要从自然之奴进入自然之王,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须知道社会律。”[6]瞿秋白从人类为实现自由必须认识自然和社会规律,掌握自然和社会规律能够促进自由,阐明两者不仅并不存在对立,而且具有紧密的联系。

1927年-1930年5月,《自然辩证法》《反对林论》部分片段的翻译和出版,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和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首先以唯物史观为主。此后,中国共产党和先进知识分子通过不断地学习和介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渐地从唯物史观分离出来,形成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和社会辩证法)两种理论。对此,艾思奇指出:“1927年以后,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未曾有过,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或者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许多旧的文学者及研究家都一天天的转变。”[7]

在唯物辩证法中,自然辩证法的自然科学观也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认可。1930年颁布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指出:“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全世界占据胜利,在社会科学上不必说,在自然科学上亦是如此,它已经证明是贯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思想的唯一正确的基础。”[8]不过,由于译本不全等各种原因,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也仍然较为片面。随着《唯物辩证法者的理论斗争》(江半奄译)、《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向省吾译)、《反杜林论》(吴黎平译)、《辩证法的唯物论》(李铁声译)的翻译和出版,自然辩证法逐渐被人所熟知。

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系统认识与中国化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分子以革命发展需要,在文化战线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的传播。另外,中共党内在思想路线上存在的错误,促使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在此期间,自然辩证法相关中译本的出版,引起自然辩证法的争论,提升人们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因而,自然辩证法逐渐地从唯物史观的传播中摆脱出来,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化的理论。

1.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的出版为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

自然辩证法的思想主要集中于《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中。这三篇著作中译本的出版,促进人们对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更加系统地认识。

1930年,上海明日书店出版笛秋和朱铁笙翻译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在文中,列宁将《反杜林论》与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相结合,指出自然科学要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以此揭露马赫、彭加勒和杜恒等人的“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其中,列宁谈到了世界物质统一性理论,时间与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以及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等问题。另外,1930年10月,上海江南书店出版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其中,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相关的内容有三版序文、绪论和第一篇“哲学篇”。哲学篇根据恩格斯《反杜林论》,翻译了先验主义、时间与空间、宇宙中的物理与化学、有机界、自由与必然、辩证法的量与质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等有关自然辩证法的内容。相较于程始仁、叶作舟以日文版为参照翻译的《反杜林论》,吴黎平则以俄文、日文版两种译本为参照翻译《反杜林论》,译文更丰富、更准确。在一些人物名称方面,程始仁译为:昂格斯、笛灵格、海格尔等;叶作舟把杜林译为尼林;吴黎平的版本则译为:恩格斯、杜林和黑格尔。在一些具体内容方面,如“自然哲学⋅有机界”的内容中,“除了用人工方法培养动植物以外,再没有更好的观察之地了”,这里吴黎平用“观察之地”而叶作舟用了“手段”;在谈到李嘉图所用来证明工资法则的马尔萨斯的论据时,这里吴黎平所翻译的“工资法则”同叶作舟译的“劳银法则”。1932年8月,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了杜畏之翻译《自然辩证法》。此版本参照梁赞诺夫版翻译了梁赞诺夫写的《序》及其整理的九个章节的文本内容和一个附录,并且重写了《序》。这个版本虽然是《自然辩证法》中文全译本,但是作者基于把这些教材有系统的编译以适用于中国的辩证法教科书,并未完全按照梁赞诺夫的俄文版本进行一一翻译。杜畏之翻译的版本即使在编排和内容上存在着不够准确的地方,可是其中蕴含的物质与时间、空间的关系、自然界中的辩证规律和人同自然的关系等内容,也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认识自然辩证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全译本才未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遭到摧毁。这些著作的出版丰富自然辩证法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更加系统化。

2.哲学论战促进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形成

20世纪20年代,自然辩证法引起了以卢卡奇、施密特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20世纪30年代,为了阻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人民群众中的传播与影响,国民党反动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亦围绕哲学问题展开论战,自然辩证法也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

国民党人陈范予与共产党员白亦民对此问题的争论最具代表性。他们的争议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来源。陈范予从思维本身的特性出发,认为辩证法是人的一种思维方法,而自然界根本不存在这一特性。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照搬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白亦民从客观自然界与人类思维之间的关系,阐明“辩证法不仅是科学方法又是科学的法则,它是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运动法则,我们把握这一法则并运用它去理解一切科学,一切科学能否理解就要看我们是否运用科学的思考方法。”[9]另外,自然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为坚持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其二,关于量变质量理论和对立与统一原理的争议。在量变质变原理方面,陈范予分别用分子运动的增减、热能函数的关系、数学公式等角度,否认这些现象存在量变与质变的关系。白亦民从分子结构的变化,以水由液体到气体是量变引起了质变给予反驳;关于对立与统一的原理,陈范予以正数与负数的矛盾,负数没有实在性;在阴阳电子中,举出中性粒子;在化合与分解中,以这种现象只是一种变化的两端,逐一反对这种原理。对此,白亦民认为此种论证并不科学,是不足以撼动对立与统一原理。

自然辩证法的论战为20世纪30年代哲学论战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五四运动传入中国以来,影响力逐渐增大。尤其到了30年代左右,唯物辩证法不仅满足人们对于革命理论的需求,也在思想文化上产生影响。如此的情形,使得国民党开展了文化围剿。这时唯心主义者和托派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歪曲,挑起论战。类似对自然辩证法展开攻击的现象,在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已有发生。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再次回应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辩证法的否定。他们分别对卢卡奇、马尔库塞、施密特和胡克等人否定自然辩证法的主要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还原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中的论述。综合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两个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对于自然辩证法的争论来看,一方面论战的双方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国民党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局部人的利益。然而中国共产党人代表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必然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另一方面,论战双方具有不同的思想来源。国民党人吸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一致性。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探索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但是,不可否定的是,从国民党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辩证法的观点中,亦可使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对于自然辩证法的争论,“就要求我们还必须继续前进,探讨一种对自然辩证法概念更为合理的理解”。[10]因此,充分地解释胡克所提出的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解释还是迷糊的观点,也是一种不断深化认识自然辩证法的过程。

3.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推进自然辩证法中国化

随着《路德维西·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全译本的出版,“引起了革命青年对自然界的哲学问题有兴趣的人的特别注意,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传播”。[11]

首先,中国进步青年从自然辩证法出发,阐明自然辩证法科学的内容。1936年,非斯基于陈范予《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及续篇,发表了《自然科学的辩证观——评陈范予先生》。他站在白亦民的阵线上,对陈范予歪曲自然辩证法进行分析和批判。另外,针对当时社会上关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争论,夏征农翻译了恩德曼的《哲学思想之史的考察》。夏征农指出,“那时爱国志士提出中国需要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问题向青年们寻找答案时,这一问题似乎认为两者之间是对立的。如此的麻醉青年,本人希望通过翻译这本著作给那些糊涂虫一个回答。”[12]

其次,中国进步青年从学习自然辩证法的需要出发,进行通俗化的解释,推进人们对自然辩证法的理解。陈唯实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中,通过对辩证法抽象的理论进行通俗化的阐述,阐明何为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来源、自然界中的变化定律、矛盾定律和突变定律等内容。另外,陈唯实还从中国古代哲学探究易经、老子和庄子的辩证法理论,用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字打破哲学的神秘。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用“追论雷峰塔的倒塌”阐明质和量互相转变的规律、用“岳飞是怎样死的”阐明对立统一的规律、用“没有了”阐明否定之否定。艾思奇用民众熟悉的故事和语言解释自然辩证法内含的抽象原理,益于人们的理解。

再者,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层面,更加系统地介绍自然辩证法。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谈论辩证法的形成时,论述古代自然哲学中蕴含的运动观和哲学对科学的指导意义;在说明辩证唯物论的内容时,阐述物质运动、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在分析自然领域与历史领域关系时,提出劳动——时间是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统一的基础。他还阐述判断与推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理性思维方式。李达论述的自然辩证法在现在看来虽有不够全面的地方,但相较于瞿秋白对自然辩证法的零星介绍,内容已更加丰富。

另外,毛泽东在自身创作的著作中,把自然辩证法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了中国化创造。毛泽东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通变思维逻辑与唯物辩证法,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唯物辩证法。其中,毛泽东根据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理解,同徐特立、艾思奇等人一起探讨牛顿的经典力学、爱因斯坦进化论中的哲学问题、古典自然哲学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为创作《实践论》《矛盾论》积累深厚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唯物辩证法的物质观、运动观相结合,阐明辩证法的宇宙观、对立统一法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三、自然辩证法中国化进一步推进

革命的需要以及中国共产党和进步知识分子对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深入,推进自然辩证法的中国化。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内时局纷乱,延安和重庆相对稳定的环境,吸引了大批自然科技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到此。他们撰写出诸多同自然辩证法相关的著作,以教育革命队伍、建设根据地,促进革命的发展。

1.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方式与成就不断地丰富

“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40年7月,新兴自然科学在中国形成以自然科学者为主,进步的哲学者及社会科学者为辅的特征,专门的自然科学团体起而代之,如陕甘宁自然科学会,重庆自然座谈会等。”[13]自然科技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交流,深化自然辩证法同自然科学不同学科的联系,丰富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形式和内容。

一方面,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和传播形式。1986年,于光远将我国采用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相结合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方法介绍给哈贝马斯时,哈贝马斯表示,他们无法做到将两者相结合。回首我国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历程,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开始结盟。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倡导下,继续推进自然辩证法研究。由于自然辩证法内含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等学科内容,需要不同的群体共同探讨。1936年,高士其牵头,联合廖庶谦、钱保功、陈珪如、于光远等人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这是第一个与自然辩证法研究相关的组织。1938年,在艾思奇等人的发起下,由党中央批准,成立了新哲学会。新哲学会的宗旨为:“团结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等共同合作。”[13]45同年,在边区文化工作者协会的带领下,于陕北公学大礼堂成立了“国防科学社”。董纯才和高士其等人在“国防科学社”的基础上,组织了“自然辩证法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主要学习自然辩证法,推动了自然辩证法在边区自然科学工作者中广泛传播。为了让边区分散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同社会科学工作者组成一个联盟,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40年,由武衡、于光远等人组织成立“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这个会议总共有320人参加,其中以科技工作者为主,兼有教育、哲学等工作者,后来在协会的推动下,成立了土木工程会、生物学会、气象学会等自然科学研究会。”[14]自然科学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相结合,既有助于用自然科学成果丰富自然辩证法内容,也有助于以自然辩证法指导自然科学研究。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从阅读自然辩证法著作和理论指导社会实践的需要,形成一系列理论成果。抗日战争初期,针对教条主义对党员干部的影响和危害,1938年,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如何学习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以反对机械搬运和简单的背诵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辩证法的中国化也在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中继续展开。首先,《自然辩证法》部分片段得到了重新编译和出版。当时,“《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还未在边区翻译成中文,除个别同志从上海带来的《自然辩证法》中文本外,大家的研究仍以德文本或英文本作为参考,后来于光远在1940年《中国青年》上发表了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941年底前后校译《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14]57《自然辩证法》在边区的重新翻译,为人们学习自然辩证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材料。其次,进步的知识分子以自然辩证法为指导,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形成了理论成果。比如,“在《中国文化》乐天宇以质量互变的规律指导研究生物遗传的规律,发表了《遗传正确应用之商讨》;陈凤桐在《解放日报》以哲学的范畴及方法论探究农业生长演变的规律,发表《发展农业应该注意的规律性问题》;刘泽如撰写的《行为研究举例》,则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理论。”[14]60同时,1939年,潘梓年在重庆组织成立了“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吸引一批自然科学家。他们通过座谈会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创作出了许多作品。比如,“曹日昌的《新心理勋业方法的建立》、潘独清的《地质学上的辩证法》和吴磊伯的《地球均衡论的辩证考察》等著作,都说明这种研讨和成果开始超出一般总论的范围,”[15]都是他们在学习自然辩证法后之后撰写的著作。

2.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大众普及

自然辩证法虽然是科学的方法论,具有普遍真理的性质,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同中国的文化相差甚远,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说难以理解。然而,那时革命的发展,又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因此,为使自然辩证法被人民大众所接受,在阐释内容时就需要考虑到中国人民思维模式、价值取向。

首先,将复杂的理论知识转化为通俗化的语言。当时边区在经济、文化上都相当落后。然而,为发展抗日的经济,进一步巩固边区具备抗战的物质供给,就需要发挥自然科学的推动作用。经济的落后也导致文化的落后。那时,边区的封建迷信仍然在人们思想上根深蒂固。因而,辩证的自然科学观具有引导人们运用科学的方式积极参加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其中,中国共产党倡议领导干部、自然科学家、知识青年学习《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实践论》《矛盾论》,以提升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科学的认识。在《实践论》中,为使人们直观地了解直接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你要知道梨的味道就要亲口吃一下;你要知道原子的结构和性质,你得进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16]自然科学研究、物质生产都需要立足实践,以探究隐含的规律,从而把握规律进行改造。在《矛盾论》中,在阐述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时,毛泽东谈到:“鸡蛋要有适当温度而变为鸡,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成鸡,因为两者的根据是不同的。”[16]331毛泽东引用鸡蛋孵小鸡的例子,生动的描述了内外因的原理,引导人们掌握矛盾的分析方法,以运用于物质的生产中。

其次,运用中国固有的文化元素开展形式多样的大众化传播活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开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科学普及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研究会在《解放日报》上开辟了“科学园地”专栏,介绍一些科学技术知识。另外,毛泽东同一些干部、进步知识分子开展了一些关于科学知识的讲座和报告活动,并且将这些活动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1941年11月21日,边区恰逢出现日蚀。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便利用这一契机,举办“关于日蚀的科学知识”的专题会,用天体演化论的知识教育群众,以破除天狗吃太阳的封建迷信。诸如日全蚀等现象,对于缺乏科学知识人来说是一件神秘的事。仅仅运用理论是不足以说服人的,必须要利用事实验证。通过对人们感兴趣的日蚀现象普及科学知识,对日全蚀出现的时间和现象释疑解惑,以此为契机将破除迷信落实到生活中。自然辩证法的大众化,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其中蕴含的理论和理论的中国化奠定的基础。

3.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在革命战争中的运用

“在战争的岁月里,中国人民要取得彻底的解放,一靠强大的精神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二靠一定的物质力量,自然辩证法既是一种直接的精神力量,又是一种潜在物质力量,它可以指导人们在科技研究方面克服形而上学,充分发挥科技的力量,从自然获取丰富的资源。”[13]308-309

首先,自然辩证法的学习与传播促进人们形成统一的革命意识。虽然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更注重批判自然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具有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而对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与唯物史观着墨不多,但这也无法掩盖其中蕴含的革命理论。自然科学家深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以这些思想解释自然科学,从而迷惑无产阶级队伍。“恩格斯揭开了资产阶级一直试图掩盖的真相——在占有无产阶级活劳动与确立自身政治、社会统治的双重过程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致使无产阶级与自身劳动资料、劳动产品相对立,无产阶级除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17]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反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那时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仍被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点影响。在宇宙观、自然科学研究中隐藏着许多违反科学理论的错误内容。有些别有用心的教育家,他们鼓励年轻人只埋头于研究,而不用参与政治和参加抗日活动。对此,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提倡“科学工作者应该用辩证唯物论这个武器,改造已被自然阶级歪曲的自然科学,抛弃具有不合理的观点,把自然科学引向彻底的科学。”[18]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揭露了自然科学家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朱德在庆祝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清晰地阐明自然科学与抗战的关系。“只有抗战胜利,民主成功,中国的科学才能得到繁荣滋长的原地。不能想象,在殖民地会有科学的顺利发展。殖民地是科学的坟墓。不能想象,在黑暗的独裁专制下,科学将受到最严重的摧残压制,科学家成为大资本家简单的佣仆。”[13]27制度是保障科学家自由研究的基础。

其次,以自然辩证法为指导,人们形成尊重和运用自然科学的观念与方法,从而提高物质生产,为抗日战争提供了物质支持。1940年,科技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在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贯彻了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配合了当时边区理论界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唯物论要具体应用的问题”。科技工作者以自然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推进了边区工农业生产。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是偏远地区,处在一个气候干旱,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农业和工业落后的地方。从1939年9月开始,国民党对边区实施了经济封锁,其中包括纸张和亚麻等物品的输入。面对内外双重状况,如何壮大革命队伍,需要边区的人民以及革命队伍共同努力。毛泽东、李富春等呼吁把自然科学运用到生产实践当中,以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丰富边区的物质资料,提升边区的经济基础。如在解决钢铁问题方面,究竟主张使用土法,还是采用科学方法,成为了当时面临的艰难抉择。这时对于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土法能够起到过渡时期的作用,但如果要从根上解决问题,就需要依靠科学方法;另外,接插件作为电器上一个关键性零件,在用料上要求弹簧铜皮,可在当时只能用一般性铜皮经过冷砸制成。“冷砸”需要掌握好火候,砸得不够,弹力则不足;砸得过度,容易断裂。经过长期的实验,人们最终摸索出“冷砸”铜皮的工艺规律,制造出符合要求的零件。“边区工作者通过运用自然辩证法中矛盾论、量变与质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方法,较好地处理了科学与哲学、抗战、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使边区的科研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逐步发展起来,农业的生产实现了耕三余一,丰衣足食,当时抗日肥皂的试制、南泥湾粮仓的开发等等,都与科技工作者以自然辩证法指导科技研究息息相关。”[13]304边区积极实现自然辩证法同生产实践的结合,不仅促进革命的胜利,而且从边区成长起来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探索与形成,主要和革命斗争的需要紧密联系。其中,中国共产党与进步知识分子是传播与研究的主体;期刊和出版社是传播的载体;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争论是促进自然辩证法广泛传播与研究的形式。虽然,这一时期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的翻译还存在着不充分的地方,但是探究自然辩证法早期中国化,对于当前我国传播与研究自然辩证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