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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的低质量并购

2023-10-07邓海平龚启辉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3年9期

邓海平,黄 烁,龚启辉

(1.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办公室,长沙 410116;2.湖南工业大学 财经学院,长沙 412007;3.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杭州 311100)

一、引言

借助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和产权交易功能,中国上市公司积极通过并购重组来实现企业规模的跨越式扩张。与并购相伴的是,并购商誉的金额也迅速攀升,并受到市场的瞩目。商誉本质上是企业独特竞争优势在交易中的价格发现,有助于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然而,商誉的“黑暗面”——商誉减值在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中被计提。根据公司年度报表统计,2019年有205家上市公司计提了总计267.67亿元的商誉减值;2020年则有231家上市公司计提了总计近600亿元的商誉减值。频繁和大额的商誉减值也让投资者逐渐正视上市公司的并购决策是否出于优化资源配置的初衷。

借助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代理理论,已有文献提出了两种假说来解释企业的并购决策:一是Jensen(1999)[1]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更可能倾向于进行低效率或降低价值的收购活动。后续的一些文献也支持了此种假说,比如Griffin(1988)[2]、Mann and Sicherman(1993)[3]、Harford(1999)[4]、曾亚敏和张俊生(2005)[5]等。二是Hubbard and Palia(1999)[6]提出的内部资本市场假说,认为企业通过并购可以形成内部资本市场,从而缓解并购企业的融资约束,这是因为企业的管理者比外部市场具有信息优势,从而使得内部资本市场可以缓解融资约束(Williamson等,1979;Stein,1997)[7~8]。

这两种假说都认为企业的融资能力会影响并购决策,只不过在预测方向上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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