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昕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北京 100101）

内容提要：中国博物馆的演变深受国家治理体制影响，并映射了中国本土公私观念与思维结构。中国博物馆的“公共性”表达，一方面体现为中国传统“公家、公门”意义的持续在场，政府主导下的各类公立博物馆是民国以来博物馆的主体类型；另一方面体现为规范性、伦理性的“公”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民族国家视域下，“国家-国民”的公理观成为民国以来博物馆的价值合法性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博物馆单位体制与“人民观”的确立与发展，进一步固化了侧重国家主体意义、国有领域性的“公”与侧重“国-民”关系、规范性、伦理性的“公”相互嵌套和相互制约的结构性关系。这种结构关系构建了中国博物馆公共性的主要特征。

公私关系是道德哲学和现实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相关概念具有多元内涵及复杂语境。现代公共性观念随西学东渐而来，关联着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话语体系的阐释，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关键概念。博物馆也被视为现代公共性表征的典范机构。从“公共性”视角阐释中国博物馆发生发展的历程，可以杨志刚、徐玲等学者的早期博物馆史研究为代表性研究[1]，公共性被锚定为博物馆存在的合法依据与行业道统。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博物馆功能运作中的公众关系与观众服务等实务讨论；另一种主要借助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性”概念等理论视角研讨博物馆与公共领域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