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中“隐士”形象研究谱系

2023-09-19耿思晗

今古文创 2023年35期

耿思晗

【摘要】“文學谱系”是一个纵向的概念，代表了文学文本中的历时性特征。中国文学中的谱系将不同文本中的相似元素逐一归类，呈现在文学史的方方面面。“隐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形象之一，是研究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重要证据。几乎每个朝代的作品都会将“隐士”当作写作内容，这些隐士形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先唐文学中的隐士形象数量相对较多，也更具有代表性。本文旨在研究先唐文学作品中的隐士形象，探究该形象的发展规律，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开拓研究视野，增加意义价值。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文学谱系；先唐文学；隐士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5-000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5.002

在中国，谱系的概念早已有之，中国文学的谱系研究是在于文学系统内部各个元素及其相关性上，如“文体”本身是一个系统，诗、词、曲、文等就是子元素；又如“现实主义诗歌”也是一个系统，包含了《诗经》、杜甫诗、白居易诗等。同样，先唐文学中的隐士形象也是一个系统，各个朝代与各个作品中的隐士形象就是其分支，中国古代有很多作品都将隐士作为写作对象，如庄子《逍遥游》中的“至人”“神人”“圣人”等，这类形象的产生和时代环境变化以及文人的心境是分不开的，时代的动荡往往会让一些人对现实感到失望，进而选择隐居，不再关心世俗，较有代表性的时期如魏晋、元末等。本文旨在讨论先唐时期隐逸文学和隐士群体产生的原因，从相关作品出发梳理先唐时期文学作品中隐士形象的具体特点，最后讨论先唐时期文学作品中的隐士形象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影响，进一步强调先唐文学中隐士形象的“谱系”特点。

一、先唐时期隐逸文学及隐士形象的产生

（一）隐逸文学的产生与界定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隐逸”的概念，《说文解字》中解释说：“隐，蔽也”“逸，失也，从辵，从兔，兔谩訑善逃也”，两个字都代表了人们主观上逃避隐遁的意图。先唐文学中的很多作品都包含了隐逸的元素，如《庄子·盗跖》篇中“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先民们隐居田园，怡然自乐，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到了魏晋南北朝，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文人心态的变化，“隐逸”成了很多文人创作的主题，在他们看来，黑暗的社会已经不足以让他们容身，在尘嚣之外才能找到生存的价值。因此，中国古代的隐逸可以理解为某个人或动作的发出者在受到现实层面的阻碍时，为了保持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主动或被迫远离这种阻碍，寻求精神上的高尚和纯净。

关于隐逸文学来源的说法很多，有人认为道家的隐逸思想是其源头，《老子》中“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强调只有保持无欲无求的状态，方可体察“道”的奥妙；也有人认为隐逸文学的来源是《易经》，《易经》中的很多观点都可以和“隐逸”联系起来，如“潜龙勿用，阳气潜藏”是劝人低调行事，暂时不要施展才能，而中国古代很多隐士也以此作为行事原则；又如《遁》卦中“天下有山，遁”，卦辞本身就有逃离隐逸之意，君子避世山林，成为隐士，方可远离小人。

（二）隐士形象的产生

“隐士”顾名思义，首先人物应处于“士”这一阶级，其次该形象的状态是“隐”，“士”大都想要步入仕途，而“隐士”则与之相反，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想要远离仕途。《庄子·缮性》写“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认为，隐士群体的出现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时运的影响，他们和大道相背离，想要保全自己就必须固守自然之道，然而，隐士群体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

隐士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士人们的被动隐退，他们想要进入官场，但因为种种原因被排挤，因此不得不选择隐逸的方式明哲保身。其次是士人们的主动隐退，他们深知现实的黑暗，有更加清醒的认知，因此他们主动远离，在自然之间寻觅一方净土。除此之外，有些人并不是真正的隐居，而是通过隐居以求得仕途，有学者提出，春秋时期有部分士人看似淡泊，无欲无求，实则想通过隐逸的方式获取名声和他人的尊重，他们的目标便是求得功名富贵，历史上这样的隐士有很多，他们通过隐居的方式来获得在位者的关注，如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很多隐士通过游说统治者的方式顺利取得功名利禄，因此，士人的主动隐居有时是一种反向汲取功名的方式。

二、先唐文学中隐士形象的梳理

（一）先秦文学中的隐士形象

先秦时期的隐士形象有很多，如《论语·微子》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在长沮、桀溺看来，天下是动荡不安的，与其妄想改变天下，不如躬耕于田亩；而接舆则告诉孔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当孔子想与之对话的时候，他却拒绝了孔子的要求，他认为没有对话的必要，倒不如隐居山林，不问俗事。《庄子·人间世》中的接舆认为当时的时代是混乱且充满祸患的，而世人却不知回避，唯一知道回避的就是他自己；《庄子·逍遥游》中记录了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在庄子看来，真正的隐士是可以被称作“神人”的，这些神人可以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共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除此之外，其他作品中也有对隐士的描写，《诗经》记录了多种多样的隐士，有视金钱如粪土，甘愿隐居深山的隐士，如《卫风·考槃》“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也有受到现实的冲击而被迫隐居的隐士，如《桧风·隰有苌楚》中的隐士面对时代的动乱，产生了隐于尘嚣之外的想法；还有一些人没有隐居山林，而是隐于伶人，如《邶风·简兮》中描写了舞师演出的盛况，《毛诗序》云“刺不用贤”，未被重用的贤士屈身做歌舞艺人，实为无奈之举。《楚辞》中也有对隐士形象的描写，抑或是作者自己的侧写，屈原和接舆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性，他们都是怀有“美政”理想而无法实现，从而内心痛苦不得不选择隐遁，《渔父》中的渔父形象和屈原是大相径庭的，屈原认为在混乱的世界中保持清醒是一件痛苦的事，而渔父则可以寄身天地之间，恬然自乐，这就是隐者和入仕者的区别。

总的来说，先秦文学中隐士形象出现的原因基本都是源于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以及深深的无力感，这对后世文学的创作有强烈的借鉴意义。

（二）秦汉文学中的隐士形象

秦汉文学中的隐士数量较其他时代而言相对较少，但仍是中国古代隐士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典型的有因为无法挣脱时代的束缚而选择隐逸的士人，如《桃花源记》中的隐士是因为避乱才隐居的，虽然是东晋的作品，但仍可以说明当时人们隐居的原因。西汉初年，很多人信奉黄老哲学，主张清静无为的生活，因此有很多人选择隐逸山林。西汉的文学作品中不乏对隐士的描写，如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写：“凤漂漂其高逝兮，故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然而，贾谊仍是积极入世的，隐逸思想于他而言，只不过是排解情绪的工具罢了。

司马迁的《史记》也经常描写隐士群体，《史记·留侯世家》中的黄石公虽为隐者，但对兵法相当熟悉，这一篇也提到了商山四皓，这四位老者是汉初著名的隐士，他们对刘邦颇有看法，却愿意辅佐太子，因为太子“为人仁厚，绝无其父之恶习”，可见他们并不是要成为无名的圣人，而是要将“无道则隐”实践到极致；《史记·滑稽列传》中提到了东方朔，他隐于朝中就是为了更好地参政，临死之前还劝诫武帝“远巧佞，退谗言”，这便是士人以退为进的表现。

东汉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隐士形象的出现，当时朝廷内部动荡，很多有识之士无力改变现状，因此只能远离官场，独善其身。张衡的《归田赋》写：“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尘埃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看似是作者对超验人生的追求，但这也是同现实社会妥协的结果。《归田赋》将中国隐逸文学创作带入了自觉的时代，为中国隐逸文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隐士形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逸文学发展很快，该时期由于官场被世家大族完全垄断，富有才华却出身庶民的文人们没有入朝为官的机会，因此他们将情感寄托于别处，甚至幻想出一种不存在的世界。在思想层面，汉末社会动荡，人们对曾经被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产生怀疑，老庄思想再一次得到文人們的重视，逐渐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逐渐由“居庙堂之高”到“处江湖之远”，这些都是该时期隐逸文学迅速发展的原因。

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在《隐士诗》中写：“四皓潜南岳，老莱窜河滨。颜回乐陋巷，许由安贱贫。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里面提到了商山四皓、老莱子、颜回、许由、伯夷这些历史上有名的隐者。正始年间的隐逸作品数量明显增加，其中以阮籍、嵇康的作品最有代表性。阮籍在《咏怀·其一》中写道：“适彼沅湘，托分渔父。悠哉悠哉，爰居爰处”，他认为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因此向往隐于江湖，和渔父相伴；嵇康一生高洁自傲，他的《幽愤诗》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进行了控诉，表达了自己想要“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的隐逸愿望，因此，阮、嵇二人作品中的隐士都是他们自己的侧写，表现了作者对隐逸的无限向往。

最后，陶渊明与田园诗的出现，标志着隐逸文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隐居对陶渊明而言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然选择。陶渊明在辞官归隐之后创作的很多作品都阐述了隐居的种种乐趣，在陶渊明看来，乡村是更适合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在隐居生活中体会到了人生的真谛，“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劳动固然是辛苦的，但劳动更是人类获得精神满足的重要途径，陶渊明一生的快乐，大多是从劳动中得来的。

三、先唐文学中隐士形象的地位及影响

先唐时期的很多士人并非生来就不谙世事，而是对现实社会非常失望，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或被现实社会打压，不得已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甚至造成癫狂的状态。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中，提到何晏、王弼、夏侯玄等是喜欢吃药的，“五石散”由何晏开头，后来士人纷纷效仿以排解忧愁，在吃下五石散后产生不同程度的幻觉，直至癫狂发疯，然而这种发疯能够使他们紧绷的神经暂时放松，有些隐士疯狂喝酒的目的也是如此，他们想要借酒和药麻痹自己，使自己的精神始终得到独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种值得被推崇的行为，形成了独特的魏晋风度。

魏晋南北朝之后，由于隋朝历史的短暂，隐逸作品的数量很少，李渊建唐后，选官制度进行了优化，不少文人都想要通过自己的奋斗获得功名，然而魏晋隐士们的行为在唐代也得到了延续，如李白一生隐居过很多次，然而他隐居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出仕，魏晋文人的“狂”在李白身上也可以体现，他对隐士群体是肯定和向往的；宋代较为典型的隐士是林逋，林逋是主动归隐的，他早年想要进入仕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品中透露出来更多的是对隐居生活的喜爱，相比之下，林逋作品中的隐士是淡泊而知足的。

明清时期描写隐士的文学作品仍然很多，由元入明的很多文人不愿接受新朝的统治，向外寻找栖身之所，或受到朝廷的打压，为保全自身性命而远离官场，他们受老庄思想的影响颇多，因此收敛起自己的锋芒，面对高压严酷的政治环境，他们强调的是庄子思想中“自保”的一面，如刘基在作品中劝勉士人要低调行事，保持隐士的姿态。《三国演义》中的隐士有的是为了功名而暂时隐居，如诸葛亮前半生隐于田亩，但仍想要辅佐明主成就光辉伟业；有些人隐居是为了洁身自好，避免自己失去本心，如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他们遇见刘备时称自己“山野慵懒之徒，不省治国安民之事，不劳下问”。《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隐者，在外人看来他疯癫叛逆，与世俗格格不入，在作品结尾，他与一僧一道走入了茫茫大地之中，从此不再关心世事，实现了另一种方式的“隐居”。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隐士文学出现的主要原因是隐士群体的大量产生，在文人创作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注意到该群体，将他们作为写作对象，或者作者本人就是隐士群体中的一员，这就证明了文学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先唐时期大多数士人选择隐居的原因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强烈冲击，他们的观念和社会主流思想格格不入，因此选择隐遁山林。先唐时期的隐士文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从先秦到晚清，各种各样的隐士出现在文学史中，形成了一条“隐”的血脉。隐士是一个时代中相对清醒的人，他们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有相对独立的灵魂，他们上下求索，在天地之外、山水之间完成了灵魂的洗涤与升华，实现了“诗意地栖居”。

注释：

①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2页。

②⑥⑨方勇译注：《庄子》，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08页，第253页，第10页。

③汤漳平、王朝华译注：《老子》，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页。

④⑤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9页，第299页。

⑦⑧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22页，第221页。

⑩王秀梅译注：《詩经》，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3页。

??瞿蜕园选注：《汉魏六朝赋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第38页。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34页。

?阮籍撰，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66页。

?嵇康撰，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9页。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