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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棋王》的世俗性

2023-09-19吴传玮

今古文创 2023年35期
关键词:棋王阿城

【摘要】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许多学者都将阿城作为寻根文学的一员,他的一些作品也是带有寻根文学的色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阿城的作品不同于文化寻根小说,而是偏向于世俗小说,作品中充满着浓浓的世俗性。阿城始终保持着冷静客观的态度,公正地去描写世俗社会。他的作品中一方面表达出了生活的素朴性和本真性,赞美了世俗乡野中的生命力和活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世俗社会的弊端。他的创作令世俗文化这一主题重新回归文坛。关注文学创作的世俗性有利于还原生活的素朴性和本真性,使文学创作充满活力。本文从阿城具体的作品《棋王》出发,探究《棋王》所包含的世俗性。阿城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他使中国传统的文化与当代的文化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中国社会当中的世俗精神重新苏醒,使世俗文化焕发着勃勃生机。

【关键词】阿城;《棋王》;世俗性;世俗生活;世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5-001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5.003

一、《棋王》世俗性的呈现

(一)吃饱是福

阿城在写作的时候,关注的是现实存在的世俗社会。阿城的小说《棋王》主要讲述了在那段特殊时期,名为王一生的知识青年将下棋视为他的爱好,并且到处找人切磋棋艺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就是生活中的普罗大众,充满着浓厚的世俗性。阿城在写作的时候尽量减少时代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他并没有像当时的主流文学那样将关注点放在歌功颂德上,而是一改笔触将关注点放在和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他写出了知青一代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焦虑。世俗社会关注的第一需求便是“吃”,古往今来也有许多的作品对“吃”进行过描写,但是阿城却是第一个将“吃”作为小说重点描写要素的作家。汪曾祺曾经评价阿城时说过:“阿城是敏感的,他对生活的观察很精细,能够从平常的生活现象中看出别人熟视无睹的特殊情趣。”[1]阿城在《闲话闲说》中,探究“吃”的文化意味,并且将吃的文化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世俗之人嘴越吃越刁,终于造就一门艺术。”[2]这也体现了艺术来自生活,取材于世俗社会。

“吃”的情结在阿城的小说中同样得以体现,《棋王》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小说围绕着“吃”这一平凡而又常见的方面展开叙述。人们生活在世界上,当然离不开吃饭这个话题,这也是生存下去所必需的物质方面的条件。在小说中,吃饭是知青们非常特殊的一段经历。物资匮乏的年代,一起煮蛇肉便也成为美好的回忆。王一生非常重视吃,他对待吃饭是诚挚和敬重的。作者运用了动作和神态上的描写,对王一生吃饭的情形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在王一生看来,忧愁那都是闲来无事的文人们的雅兴。他要追求的是“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这种世俗的生存之道。在王一生到达知青点后大家煮了蛇肉来招待他,在吃蛇肉的过程中,和王一生切磋棋艺的脚卵在谈话间表现出了对于饮食文化的丰富了解。脚卵在家里吃螃蟹、吃燕窝的情节,对当时与贫困饥饿做斗争的王一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脚卵的话语中可以得知他父亲的身份是一位文人,但是阿城并没有具体说明文人的政治身份。由此可见,阿城是想通过知青一代对饮食方面的回忆来揭示政治身份和吃方面的关系。

(二)棋道至简

除了吃这个物质活动,阿城还着力刻画了王一生在下棋方面的故事。在小说中其他知青与家人难分难舍的时候,王一生却独自一个人在火车上坐着。当他注意到身边有人过来的时候,他的眼睛里突然放出光来。作者在后面运用了一串简短的语言描写,揭示出王一生是因为遇到熟人可以一起下棋而这么开心的,他对下棋的热爱,达到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境界。在其他知青的对话中可以得知,王一生绰号为“棋呆子”,并且棋艺精湛。当被问到为何妹妹来找也要下棋时,他说外人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咋回事,可见是内心有所忧愁。在去往农村的火车上,王一生表现出对吃的虔诚。在他看来,下棋是可以排解生活中的忧愁的。在日常生活中,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欲望,是物质层面的。下棋是一种娱乐休闲活动,属于精神层面。在小说中,阿城并没有去主观地评判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地位。事实上,小说中王一生只是把下棋当作了某种逃避现实社会的兴趣爱好。这是一种带有消极倾向的,所以这个层面的下棋其實文化意味并不是那么的明显。研究阿城创作《棋王》的相关文章后可以发现,小说原稿的结局是在车轮大战后,王一生并没有选择进入省队下棋,而是愿意留在地方棋队里面。原因是在王一生看来,地方棋队的伙食相对来说好一点。如此看来,他内心其实已经把吃和下棋进行了比较,而且吃的地位实际上还要比下棋的地位重要一些。在那一段特殊时期,大多数人喊着“用青春激情燃烧岁月”的口号,这在知青的生活中也是不能避免的。而对于王一生这样贫穷,在饥饿线挣扎的普通知青看来,下棋也不过是在灰暗无光的岁月中聊以慰藉的事物罢了。这带有朴素的哀怨的色彩,而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正是他对于世俗社会生活非常了解的结局。

(三)语言亦雅亦俗

阿城在吸收乡野民间俗语和世俗生活口语的基础上,对文字进行了艺术化的提炼,使文字既有世俗社会的浓浓烟火气,又饱含着文人行文的深沉与高雅,实可谓之雅俗相间。苏丁和仲呈样曾经这样评价《棋王》的语言特点“能活用中国文字构成相当精确的意念和情绪”[3]。这两人的评论字少却精辟,点出《棋王》的独到之处,也就是说阿城运用短小形象的文字去描写世俗社会的真实。阿城并没有用激越的文字去控诉或者赞颂那个年代,而是用真实的笔触去描摹特定时代背景下乡野世俗社会中普通而又具有英雄特点的人物。这些人物是毛茸茸的,带有生活的本来面目。王蒙曾经也对阿城的语言进行过评价“异于现时流行的各家笔墨,但又不生僻。”[4]这一评价实际上点出了阿城与那个特定年代的格格不同。在那个时期,有人热烈讴歌那一切,也有人批判或者厌恶那一切,因此这些人的文字是激越的。而阿城与当时的主流文学的方向大不相同,他用平和的文字描摹着真实的存在,用娓娓道来的口吻讲述一代知青鲜活真实的人生经历。雅俗相间是阿城《棋王》语言显著的一个特点。

雅,顾名思义就是文雅,文中并没有使用很多的现代复音节词,而是运用了古代汉语中众多的单音节词。比如在小说的高潮部分,王一生和老者进行对决的时候,作者运用了一系列的单音节词。“抻”字生动鲜明地刻画出了老者的动作,文字也具有古汉语的文风雅韵。文中还有一处是在描写王一生和脚卵下棋后,脚卵送别王一生,文中写道,脚卵“掮着锄来送”,这一个“掮”字,质朴而又传神,表达出人们之间这种古朴的依依惜别之情。阿城在渲染王一生和众人下棋紧张的气氛的时候,写道:“我的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老的东西涌上来,项羽刘邦都在目瞪口呆。”他运用了中国古典人物形象来侧面衬托王一生身上的英雄意味。文中在描摹老者和王一生的对话时,运用了一系列古色古香的语句,比如“汇道禅于一炉,神机妙算,遣龙治水,古今儒将”,这些都增强了文章的古典气息,可谓之为雅。

“俗”顾名思义就是通俗,这里的俗实际上指的是语言不晦涩,充满着乡野世俗的真情味。阿城作为知识青年,在日常的生活中早已经和村民打成一片,因此,《棋王》中使用了许多口语化的文字。这些口语并不粗俗与鄙陋,而是赋予了文字以鲜活的生命力,读来令人拍手称赞。比如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当被询问到有什么忧愁的时候,王一生回答:“‘忧这玩意儿,是他妈文人的佐料儿。”这句话充满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也在侧面表现出特定年代下由于物质匮乏人们很少去重视精神层面的忧愁。文中描写大家一起煮蛇招待王一生的时候,运用了大量的语言描写,极富口语化,十分贴合物质匮乏年代下人物的形象。其中有一句是这样描写的“谁来看着,别叫猪拱了”,这一句话是写在煮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猪给拱了,读起来真是又好气又好笑。由此可见,之前应该是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是大家在世俗生活的体验中得出来的经验。文中在描写王一生对战九人的时候还写道“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这句话非常具有意境。虽然这句话的语义成分都是乡野中的,但是并不粗俗,而是读来让人眼前出现这一个画面,有一种苍凉的肃穆感,在文中是渲染了紧张刺激的状态。文中在刻画人物形象的时候,极具生活气息。“王一生把衣裳脱了,只剩一条裤衩,呼噜呼噜地洗”,这一句传神地描写了王一生的麻利,呼噜呼噜非常形象地写出了水的声音,衬托了王一生动作的快,这也是和世俗生活脱不开的。

二、《棋王》世俗性的原因

(一)独特的文学观

1.主流文化排挤

由于时代环境的原因,阿城父亲在1956年写的《上海在沉思》在当时被广泛讨论,他的想法被当时一部分人曲解。正是这个原因,阿城也受到牵连,被所谓的主流所不接纳。阿城曾写道:“我习惯没有尊严。”[5]在他看来,正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他可以安心地在家附近的琉璃厂旧店铺里受到教育的熏陶。雨果、曹雪芹、罗贯中等中国和外国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他在学生时期就已经读过了。正是由于被主流边缘化,他的教育启蒙背景和正规的学堂教育不同,所以他和同时代人的知识结构也大不相同。在这段特殊时期结束后,阿城重新回到北京,帮助父亲编写《电影美学》。在这一个时期里,他和父亲共同研究讨论黑格尔的《美学》和儒家思想、道家文化。这一段经历丰富完善了他的知识结构,奠定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风格。他也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小说里吸收了世俗含义,这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反思文学热潮

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相继在中国现代文坛兴起,成为当时主流社会认可的文学。这一方面反思了过去,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也过分脱离了现实生活,造成另一种层面上的虚无。阿城反思当时的文学创作,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小说中得到灵感,将描写对象定位在世俗社会中,他所描写的正是与世俗乡野密不可分的。时代环境影响人们的思想,当时的人们处于一种极端和偏激的思维中,这就造成人们处于两个极端。在那一个时期,人们都将目标作为追求的重点,而过程却是被忽视的。这种观念阿城并不认可,他认为人们应该注重过程,过于注重理想化最后往往会受打击。阿城认为,“过程主义者离开世界时是快快乐乐的,‘这个我见过,那个我见过。玩物丧志,我取玩物。”[6]思想观点必然会影响一个人的文学创作方向。阿城遵循着他的想法,从中国传统古典小说和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下,放弃了带有厚重感的历史主义写法,也和同时代的一批知青作家不同,他另辟蹊径,将关注点放在了世俗现场,将叙述的角度下沉到世俗民间社会,他并没有仰视或者歧视世俗文化,而是采取一种平视而又温和的角度,赋予乡野世俗以最本真的色彩,描摹那个时代人们面对苦难来临,平和对待追求精神上的平衡的现实。什么是世俗文化呢?阿城曾经如是说就是活生生的多重实在。活生生说明关注点在现实场景,多重实在说明关注的视角是多样的。在特殊的文化和生活经历影响下,阿城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世俗文化和现实中。他明确提出过,在一些扫除运动中,有很多的世俗文化被批判和破坏。他“总是喜欢看日常生活”[7]。这里他喜欢的日常生活,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文坛上所推崇的那一种向日常生活所靠拢。“世俗小说中呈现的‘日常生活不是‘非日常的某种宏大叙述的对立面,只是‘日常本身。”[8]正是有着这样独特的想法,他并没有将知青这一部分生活经历看作对青春美好时光的浪费。他也并没有陷入甘愿挥洒青春的自我感动中,而是欣赏和着迷于世俗生活,注重着一些活生生的现实存在。

(二)文学传统的继承

1.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阿城说过,用自然的心态来看,中国文化和世俗文化具有某种共通性,这是早已经成熟的实用文化。他举例说明发掘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上出现的大多数是一些非常实际,和现实世俗生活紧密相连的问题。比如说女人怀孕了会不会难产,猪跑了是什么寓意等等,尽管都是一些非常生活化的问题,但是人们却询问得非常真诚和迫切。由此可以看出,世俗作为一种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阿城又进一步对儒释道思想进行分析,阐明了世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他看来,道家讲的大部分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使天下安居乐业的社会理想。阿城还使用鲁迅先生的观点来证明道家的世俗性:中国人把道教放到重要位置的原因不仅是因为道教是起源于中国本地的宗教,而且是因为道教以人民为主题,始终为世俗生活服务。阿城曾经说自己是一个十分现实、入世的人。阿城特别欣赏孔夫子积极入世的思想,在他看来,儒家的入世思想不同于总带有标榜味道的道家,他认为儒家思想的实用性非常强。阿城认为后世之所以把孔子尊称为圣人,正是因为圣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俗人当作俗人的范例,是可以学习的。中国的古人把这样一个鲜活的,有溫度的人作为世俗人们的样板,这里面的世俗性令人深思。佛教不同于以上两种宗教,它并不是中国本土宗教,自从传入中国后就处于被改造的地位。在印度,佛教的意义是实现灵魂的永恒,这与追求现世美好的中国社会大不相同,因此,印度佛教里的一些神仙被改造为和世俗生活息息相关的送子观音和慈祥的佛祖。很明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着世俗意味。

2.中国传统小说的继承

班固曾经说过,只有不入流的人才会写小说。阿城认为,班固的贡献主要是他在于提出了小说这一个含义。司马迁是非常擅长写小说的,他的小说大多数是以世俗生活为主要题材。魏晋时期的志人和志怪小说,唐传奇代表了世俗小说的发展,宋元话本在民间大量流传,元杂剧是中国世俗艺术史上一大奇观。明代的《水浒传》《金瓶梅》是把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作为描写对象的。阿城认为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在文化意义上是可以被看作世俗小说的。曹雪芹将中国古代传统的一些诗歌引入文中,这一点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在《红楼梦》以后,中国近代的世俗小说在清朝末年达到顶峰。到了“五四”时期,中国小说的目的是改造国民性,反对世俗化。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小说才开始重视世俗精神。阿城非常专注在世俗生活和乡野民间寻找一种文化意义的支撑。他认为,由于主流社会的传统意义的文化传统被破坏,所以可以去充满生机与生命力的世俗民间去寻找丢失的文化传统。他的《棋王》便是创作于世俗精神重塑的一个时期,也是在中国小说一脉相承的世俗性影响下创作的。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说阿城小说《棋王》[J].名作欣赏,2005,(01).

[2]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3]苏丁,仲呈祥.《棋王》与道家美学[J].当代作家评论,1985,(03).

[4]王蒙.且说《棋王》[J].文艺报,1984,(10).

[5]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6]阿城.行走的智者[J].鸭绿江,2001,(05).

[7]阿城.威尼斯日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8]林建法,王景涛.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吴传玮,女,汉族,山东济南人,海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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