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诗迪

【摘要】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地位最为家喻户晓的大文豪，有“国民大作家”之称。他的作品写作风格鲜明，同时浸润着东西方文化内涵，而其中汉文化对其的影响更为深厚。《梦十夜》在其众多作品中风格极为特殊，讲述了“我”的十个梦境，全篇散发着怪异唯美的气氛。作品中的十个梦境同样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要素。对《梦十夜》中所蕴含的中国元素进行梳理，发掘作品背后隐藏的深刻意义，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夏目漱石的创作主题。

【关键词】夏目漱石；《梦十夜》；中国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5-001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5.004

1908年，应《朝日新闻》之约，夏目漱石创作了其创作生涯中风格最为奇特的《梦十夜》。十个梦境虽各不相同，但都同样的诡异离奇，这十个光怪陆离的梦境展现了夏目漱石复杂的精神世界。夏目漱石在少年时期便十分热爱汉学，曾专门进入教授汉学的二松学舍学习，汉文学对他的深远而又持久的影响就源于此时。夏目漱石曾在《文学论》的序中这样写道：“我少时好读汉籍，学时虽短，但于冥冥之中也从‘左国史汉里隐约感悟出了文学究竟是什么。”[2]4无论是有着“白云乡”的汉诗文，抑或是如《虞美人草》等作品中对于中国古代典故的运用自如，都体现了夏目漱石深厚的汉学功底。夏目漱石对于《梦十夜》曾说“颇具野心的我，要让100年后的人们来解开这个谜”，而剖析其中的中国元素，或许就是解谜途径之一。

一、《梦十夜》中直接引用的中国元素

在《梦十夜》第一夜中，梦中心爱的女子即将死去，请求“等我一百年”，相约百年后再相见，果然一百年后，在女子坟墓前长出了一株洁白的百合。在形容女子面貌时，夏目漱石用了“五官柔美的瓜子脸”[1]1“白皙的面庞上恰到好处地泛着温热的血色”[1]1“泪水从长长的睫毛中滚落到脸颊”[1]7等，这和最后墓前长出的百合所呈现出的“从石碑的下面，一支绿茎斜斜地向我伸了过来”[1]8“纯白的百合”[1]8“滴上清凉露水的洁白花瓣”[1]8一一对应，女子化作百合与“我”重新相聚。而且在中国文化里，百合素来具有“百年好合”的美好寓意，选取“百合”作为至死不渝的爱情之花，也是对等待百年恋人们爱情的美好祝福。

第三夜中讲述的是一个稍显诡异的故事，也是被称为“漱石的黑暗部分”的一个梦境。叙述者背着“自己”眼盲的六岁孩子，走在田间小路上。孩子虽然眼盲，但却有着大人一样的口吻，这使“我”不由得害怕起来，并生出了“丢弃他”的恐怖想法。后来在孩子的提醒下想起自己在杉树根上杀死过一个盲人，当意识到自己是杀人犯时，背上的孩子突然变得沉重起来。在与孩子的对话中“我”的杀人记忆不断苏醒：

“是文化五年辰龙年吧？”

……

“从你当年杀了我直到现在刚好一百年了呢？”

“刚听完这句话，我的脑海中就突然浮现出一个情景。一百年前，正值文化五年辰龍年。也是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就在这棵杉树下，我杀害了一个瞎子。”[1]20

这里强调文化五年是辰龙年，而龙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是代表正义的神异动物。第三夜中采用了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使时间蒙上一层神秘古朴的气息，并且通过龙的正义意象突出了“我”的非正义行径。文化五年的时间为1808年，这与小说出版的1908年恰好间隔百年，犹如百年轮回，这种精妙的设计给人毛骨悚然之感。

在第九夜中，夏目漱石以一个战乱时期武士家庭为中心展开了梦境。社会动荡不安，战争即将爆发。家中父亲消失了，只留母亲和三岁孩子在家中。母亲每晚都会带着孩子去神社祈求夫君平安，而祈福活动中总会出现猫头鹰的身影。猫头鹰在中国民俗中自古以来便被认为是不祥之鸟。因其外貌丑陋、叫声凄厉，加之栖息在墓地、昼伏夜出，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作死亡的象征。在第九夜中母亲的祈福活动往往是伴随着猫头鹰这一“报丧鸟”的叫声进行，这也预示着作为武士的夫君死亡的结局。夏目漱石能够灵活运用这些中国民俗文化元素，足以看出其汉学功底之深。

二、《梦十夜》与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自3世纪后半叶传入日本后，就对日本文学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明治维新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日本迎来了对西方文化的“热情吸收期”，与此同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活动也愈发活跃。但不可否认的是，儒教思想依旧影响着此时的日本文学，尤其是在汉学功底深厚的漱石文学中，儒学因子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在《梦十夜》中，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五常之道、劝善惩恶作用以及对日本武士道思想的影响。

（一）五常之道——信

“信”是儒家五常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第一夜中，“我”信守承诺，按照女子的要求用大个儿的珍珠贝壳挖墓坑，再把陨落的星星碎片放到墓碑上，并且在坟墓旁边等她百年。这完美地践行了儒家“信”的伦理道德准则。也正是因为“我”具有“信”的品质，所以在百年之后才能与恋人以另外一种方式相聚团圆，谱写了一则美丽的爱情故事。

（二）劝善惩恶

儒家提倡“文以载道”的实用主义文学观。随着日本近世封建秩序的加强与巩固，儒学尤其是朱子学对于封建秩序维护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加之以李渔戏剧为代表的中国明清文学的影响，文学中的劝善惩恶思想在日本也传播开来，成为从思想上维护封建统治的有效手段。到了日本近代，虽然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强烈批判这种以曲亭马琴为典型的劝善惩恶的文学观，但随着近代文明的急速发展，儒家的“劝善惩恶”思想依旧在某些文学作品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它的作用。

第三夜中，“我”因百年前杀死一位盲人，百年后盲人成了“我”的孩子，并在“我”的罪孽意识逐渐清晰之时背上的孩子也逐渐变重，变成地藏菩萨来惩罚“我”。无独有偶，在第十夜中，主人公庄太郎因为好色而被女人骗到了山上，最终被自己最讨厌的猪舔了。这两个梦境中主人公都因没有做到“善”而受到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的劝善惩恶思想。

（三）日本武士道思想

在《梦十夜》中，有两个梦境都以武士为主人公。武士道自日本江户时代起开始形成，在片面吸收儒佛思想后，与神道教思想融合贯通，最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武士道精神，其有着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的精神内涵。在儒学中，特别是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对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确立、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夜中的核心事件为“武士开悟”。在准备开悟前，武士说到“必须要开悟。我可是武士，若悟不出来我便自行了断。武士受辱，岂能苟活。不如壮烈赴死。”[1]12“要死的光荣”是武士道精神中“荣誉”意识的集中体现。名誉意识集中体现了一个人的人格与尊严，它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在儒家经典中，同样有诸如“士可杀不可辱”（《礼记·儒行》）这样重视名誉、荣誉的语句，这与武士道精神中的“荣誉”意识是相通的。其次，武士道强调宁可死去也不能活着受人侮辱，对自己的良心要负起“耻”的责任，“武士受到侮辱便不能苟且偷生”便是武士面对“耻”时的选择。这与儒家羞耻思想是一致的。第五夜中作为士兵的“我”战败被俘虏时：

大将在篝火旁盯着我的脸，问我要死还是要活。这是当时的惯例，每个战俘都会首先被问这个问题。回答要活命就是投降的意思，要死便是宁死不屈。我只回了句要死。[1]29

即使是在如此生死一线的情况下，身为武士的“我”也绝不愿为了生而失去武士名节，这也体现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宁死不屈的武士道精神。

三、《梦十夜》与禅宗思想

佛教思想从古至今对日本文学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其中对于日本影响最为深刻的，当属中国的佛教宗派——禅宗。夏目漱石一生中有两次参禅经历，如上所述第一次参禅的赵州无字公案成了第二夜武士开悟的主题，第二次参禅所得到的公案也曾在《门》中出现，而《行人》中夏目漱石为苦闷的一郎指出的解脱之法依旧是“禅”，可见参禅经历对其影响之深。在《梦十夜》的梦境中，依旧可以看到禅宗思想的渗透。

（一）生死轮回因果

一世结束，在死去后灵魂又重新轮转投胎，重新获得生命，如此循环，像车轮般转动不停，这便是禅宗的轮回思想。第一夜中女人对“我”说：

“太阳会升起。然后会落下来吧。随后又会升起再落下吧——在旭日东升西沉、东升西沉的轮回之间——你，愿意等我吗？”[1]6

女人化作百合来见男人、太阳日复一日东升西落，无一不蕴含着“轮回”思想。

与此相同，之前叙述过的第三夜中百年后的孩子与百年前的盲人之间也存在着因果轮回的联系。但与第一夜不同的是，第三夜存在着“恶业”的“因”与受罚的“果”。佛教教义中有十种恶业，在这里“我”所犯的便是处于第一的“杀生”。在意识到自己杀人凶手的身份时，背上的孩子突然像一尊地藏菩萨石像那样变得沉重起来，由此可知孩子的重量就是自己罪业的重量。地藏菩萨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在日本民间信仰中地藏菩萨会帮助夭亡孩子前往冥界，因此被认为是夭亡孩子的守护神，多被称为“子安地藏”。在这里孩子的重量被形容成地藏菩萨的石雕像也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第三夜中的因果实为“三世因果”。《因果经》曰：“欲知过去因者，见其现在果。欲知未来果者，见其现在因。”百年前“我”杀死了盲人为“过去者之因”，盲人转生成为“我”的孩子乃“现在者之果”；“我”想要遗弃孩子这个邪恶的想法为现在者之因，而孩子化身地藏菩萨雕像惩罚“我”则为未来者之果，由此构成三世因果。

第四夜讲述了一个要把手巾变成蛇的老爷子走入河水中却没有上岸的故事。在梦境里，妇人曾问老爷子家在何处，老爷子回答说“在肚脐里头”。肚脐可以引申为子宫，从深层次可以解读为“生”。而后来老爷子想要过却没能过的河则可以理解为“三途川”，在佛教中被视为生与死的分界线，也预示了老爷子没能上岸由生走向死的结局。佛教以生死为此岸，涅槃为彼岸。一切凡夫，皆在生死中，故皆在此岸。一切圣人，则已从此岸，渡烦恼河，到达彼岸。而老爷子没有到达彼岸，正是他未取得正果的提示。

（二）禅语公案

禅语公案是是禅宗的血脉，是禅宗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在《梦十夜》的梦境中也有部分梦境是以禅语推动发展的。如上所述，第四夜中的老爷子的家是在肚脐眼，并且要去“那里”。肚脐眼也就是“回归胎内”，回到父母未生之前。1884年12月夏目漱石第二次参禅，这次参禅得到的公案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也就是要“找到自己本来面目”。除此之外，在第四夜中还出现了另一个禅语“真直”。

“径直走吗”妇人发问时，老头呼出的气息已经越过纸拉窗穿过柳树下，直直吹到河滩那边去了。

老头径直来到柳树下……一边直直向前走去。他穿过柳树，笔直地走下小路。

老头还唱着“水深了，夜来了，笔直地走着”，一边唱着，一边不停地直直走下去。[1]23-26

在对话形容中，多次出现“直”这个词。五台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问台山路向甚么处去。婆云：蓦直去。而在第四夜中，老板娘就是婆子的化身，为老爷子指了“去往未生以前”的道路。但由于老爷子一心“真直”，被“真直”束缚，最终并未到达“未生以前”。

第二夜中作為武士的“我”努力地想要悟出“无”，无法开悟的后果只有“死”。面对所得“赵州无字”公案，即使武士再怎么努力，耗尽心力也没有成功开悟。赵州是中国唐末著名高僧，1893年夏目漱石第一次参禅时得到的公案便是“赵州‘无字”。在得到这一公案后，夏目漱石就像《第二夜》的武士一样，无论再怎么努力悟“无”，最终也没有参悟。而《梦十夜》距离夏目漱石第一次参禅已过去15年，在此梦境中武士的开悟公案依旧为夏目漱石未能参透的“赵州无字”，可见此次参禅对他的影响之大。

在第六夜中称赞运庆专注技艺高超时，曾用了“大自在的妙境”来形容。“大自在”为禅语，出自《法华经·五百弟子受记品》：“复闻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是对运庆艺术境界的赞扬。

（三）其他佛教要素

除了如上所述的禅宗思想外，在《梦十夜》中也有其他要素体现着夏目漱石的禅宗文化影响。譬如第二夜的武士开悟以及第六夜的运庆雕凿佛像，是在整体上将故事设定在佛寺禅院中；再如第四夜中老爷子身着“浅黄紧腿裤”“浅黄无袖衫”以及“纯黄短布袜”，则从侧面塑造了一位禅僧形象。在第五夜中，则出现了两种在佛教中有特殊意义的动物来烘托佛意，其一是心上人所骑的白马；其二是最后的鸣叫的公鸡。传说当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家时，便以白马为坐骑。之后，白马慢慢地成了渡世间苦难之人所的坐骑。代表着经历轮回的苦难，走向未来、走向来生。心上人的坐骑设定为白马，也寓意着“我”和心上人的共死的结局。鸡鸣后“我”将被执行死刑，而心上人也因为鸡鸣而坠崖，鸡鸣不仅仅代表着新的一天的开始，也代表着新的一生的开始。现世结束，“我”和她将一起走向来生。

四、结语

《梦十夜》中除了渗透着儒教和禅宗思想外，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教的思想。譬如第五夜中的运庆作为佛像雕凿师，有着高超的技术以及熟练的技巧，并且有着对事物的专注，这和庄子经典中的“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以及“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总之，在《梦十夜》这部作品身上，人们沉溺于夏目漱石天马行空的想象，对《梦十夜》中中国元素的梳理，能够体会到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与夏目漱石汉学的深厚造诣，发现其独特的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夏目漱石.梦十夜[M].贺包蛋译.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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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光贞.夏目漱石与汉文学[J].聊城大學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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