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一直将生产力视为繁荣的基础。一个国家能持续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就是用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而这一点从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是借助创新实现的，也是生产力在公众印象中已经和技术进步及研发成为同义词的原因。

我们对创新如何促进生产力的直觉，是由日常商业行为塑造的。采用新技术的企业往往会变得更有生产力，能够超越技术落后者。但一个高生产力的社会，其实跟一个高生产力的企业不尽相同。在企业中促进生产力的东西，可能在整个国家或经济层面不起作用，甚至可能产生反效果。新技术的“水涨”，可能无法实现全部的“船高”，因为它们的好处可能被一小部分参与者占据。

其中一个罪魁祸首，是不适当的制度和法规，它们扭曲了经济中的议价能力或是限制行外人进入各类现代部门。另一个原因是技术本身的特质：创新往往只会给特定的群体赋能，如高技能劳动者和专业人士。

以超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悖论为例：1990年代后，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和制造业生产在世界各地的延伸，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企业被纳入全球供应链，并采用了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企业的生产力由此实现了飞跃性的提升。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所在经济体的生产力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墨西哥这个曾经的超全球化模范国家，就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案例。得益于政府1980年代的自由化改革和1990年代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经历了制造业出口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蓬勃发展，但其结果却是在真正重要的地方出现了惊人的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