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的惠农信息传播本体全信息调适研究

2023-09-13罗贤春黄俊锋

新世纪图书馆 2023年7期

罗贤春?黄俊锋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带来大量惠农政策出台，惠农信息的乡村传播效能是惠農政策实施的前提保障，有利于农民受众的信息吸收利用，把握惠农政策主旨。论文在对惠农信息乡村传播本体的语法、语义和语用特质分析基础上，构建制度性全信息调适和利益性全信息调适路径。制度性调适内容是多样阐释示范，实施制度性保障，侧重语法和语用层次，强调规范权威和农民的适用性；利益性调适内容是利益权责引导，实施利益规制策略，侧重语义层次，强调效率和通俗性解释。

关键词惠农信息；信息传播；全信息调适；数字乡村；乡村振兴

分类号G250；G35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3.07.001

Research on the Full Information Adjust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Ontology of Benefit-farmers Inform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Luo Xianchun， Huang Junfeng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brought about the introduc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policies that benefit farmers.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dissemination of benefits to farmers is the premise guarante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that benefit farme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grammatical， semantic and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dissemination of benefit-farmers information， the path of institutional full information adjustment and benefit full information adjustment is constructed. The content of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is a variety of interpretation and demonstration， implement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cusing on grammar and pragmatic levels， and emphasizing normative authority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farmers; Emphasis on semantic level， emphasizing efficiency and popular interpretation.

Keywords Benefit-farmers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Full information adjustment. Digital village. Rural revitalization.

0 引言

自2022年国家提出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进一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来，惠农信息在乡村传播的范围、效能显得至关重要。惠农信息体现了国家“三农”政策导向，是惠农政策的直接载体。惠农信息的乡村传播效能直接决定了惠农政策目标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巩固精准扶贫成果和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政府惠农信息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本体，具有极强的目的性、针对性和效益性，其语法、语义和语用层面在乡村传播过程中，由于不同层级权限、地域经济文化状况和“三农”特质等影响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内容和结构，同时，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主体不同的价值追求，会对惠农信息进行符合自身需求和目标导向的适应性调适，使惠农信息本体形态、内容和结构等发生改变，使其传播效能受到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农民受众对惠农信息的认知，使惠农政策实施发生偏差。所以，有效规范和引导惠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调适行为，是确保惠农信息有效承载惠农政策，着力“三农”，实施乡村振兴的优选之路。

1 惠农信息传播本体的全信息特质

从全信息理论视角廓清惠农信息本体的构成要素、结构及关系等特质，是提高惠农信息乡村传播效能的认知基础。信息认知源于申农和维纳对信息的定义，信息是负熵，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关注重点从信息形态传递转向信息内容和价值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全信息的概念。对此，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借鉴语言学的概念，对信息提出“语法、语义和语用”的区分[1]。钟义信教授明确了信息应该是语法（结构、形式）层面，语义（意义、逻辑）层面和语用（效用、价值）层面相统一的全信息概念[2]。惠农信息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而存在的信息集合，包含语法、语义和语用的三种信息特质，如图1。

1.1 符号呈现的语法特质

信息通常以一定符号体系进行关联排列，并呈现在一定载体之上，这些符号排列和载体共同构成一定特质的媒介。这种媒介就是信息的语法特质，具有多样性、具体性和可感受性的特点。单独的语法信息没有具体的含义，它只是信息外显过程的一种表达形式，只有信息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物联系起来才有具体的内容和含义。所以，根据惠农信息的语法特质，可通过不同的符号体系和载体形态进行表达和传递，如文件、会议、广播电视、网络媒体、人际交流等。农民受众会根据自己的认知习惯和技术条件选择适合的信息形式，并通过人的感知器官如眼睛、耳朵直接感受和接收，再通过神经传感器官进入大脑的计算或存储环节。

惠农信息的语法特质表明，在传播过程中存在多种承载惠农信息的载体符号，农民受众对惠农信息的获取和利用都是从获取信息的语法形态开始的。惠农信息传播中所采用的符号体系是农民群体容易获取和感知到的信息符号和载体形态。符号体系和载体形态通常具有很强的联系性和统一性，如采用网络信息符号体系，就应该在农村地区配套相应的网络基础设施并具有网络信息消费的习惯。惠农信息的语法特质是农民受众利用信息的第一层次，只有接收到了语法信息才能进入利用阶段，惠农信息的效能才能进一步发挥出来。

1.2 逻辑关联的语义特质

当抽象的信息符号及其序列与其所代表的“事物”联系起来，并形成一定的逻辑关系时，这个抽象的内容符号及其序列就具有了信息内容的意义，进而形成了语义信息。语义信息是抽象的，通过人的思维器官进行抽象的逻辑演绎而获得。而这种抽象的逻辑演绎需要建立在对信息的表达符合和具体使用价值充分认知基础上，才能构建出合理关系，并了解信息的具体内涵与指涉。

惠农信息的语义特质总体表现为信息内容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和价值。惠农信息是与“三农”问题紧密联系的信息体系，其信息内容具有层次性、结构性和逻辑性，针对不同层次或结构的问题会有对应的解决策略和方案规划。通常在内容上表现为政策要点、关键词布局、方案实施环节等；同时，针对农民受众认知模式会设计相应节点内容引导和吸收。因此，只有充分把握惠农信息的具体内容和各政策条款要求，才能更好的利用惠农信息为农民、为乡村发展提供帮助，减少或避免农民对国家政策因理解不到位而产生的误解。

1.3 价值效应的语用特质

当语法信息与主体关联，主体结合自身知识背景，对该信息进行目的性解构时，该信息的效用和价值就会呈现出来，就形成了语用信息。信息对主体的效用是信息得以传播和利用的必要条件。语用信息是实在的，通过主体的实际体验认识，体会到信息的效用与价值。我们在接收到一个新的信息时，往往并不关心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多少信息量，而只是关心该信息对于自己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一读，才会考虑是否内化和遵从[3]。这种效用和价值的判断是一种目的性的引导，人们在利用信息时只有在目的引导下才会把信息转化为知识，继而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和智能行为[4]。而信息效用和价值的判断来自于原有的知识背景库和实践中的习得经验[5]，所以，语用信息的判断既有理性因素也有感性因素。

惠农信息的语用特质是感受性也是目的性，但这并不是单纯的主观行为，其中包含了一定的理性判断和情感选择。农民接触到惠农信息时会根据自己的知识基础和生产生活经验对惠农信息进行初步价值判断，如果该信息可能对自己带来益处则会关注并利用；如果该信息对自己没有影响则会漠视不关心；如果该信息有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则会关注该信息但极力反对信息内容。所以惠农信息的语用特质决定了惠农信息能否实现乡村传播并完成政策落实。因此，在惠农信息传播中要注重对语用信息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宣传，引导农民的期望与惠农信息的目标相契合，并通过多种方式让农民体验和感受到惠农信息对当前和未来带来的益处。

据此，可将惠农信息乡村传播分为正式的官方和非正式的民间两种传播方式，基于这种传播方式可以将惠农信息乡村传播的调适路径分为组织层级角度的制度性调适路径和市场引导角度利益性调适路径。

2 基于组织层级的制度性全信息调适路径

一项惠农政策最终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前提是看惠农信息在乡村的传播与认知程度。惠农信息通过行政组织层级的传送，从中央传递到乡村并予以执行[6]。各层级政府会根据其职责，将惠农信息进行传递、分解和转化。各地方具体的资源配套实施条件和各层级主体的认知和利益诉求存在差异，会对惠农信息本地化传播做出相应的调适行为[7]，以便更高效完成本地惠农信息传播。如图2所示，惠农信息从X输入到Y的输出过程中会受到各层级组织传递中的干扰因素N的影响[8]。正是这种因素N的存在才出现了信息调适的现象，最终形成了调适后的基层传播的惠农信息Y。通常Y

2.1 制度性全信息调适内容

根据全信息的理论，惠农信息的调适应该包括语法、语义和语用的调适。在传统的信息传播策略中大多只关注到语法信息层次的知晓率和覆蓋面，缺乏对语义信息和语用信息的传播和利用，导致惠农信息传播了但农民却对其一知半解，不了解国家惠农政策的深意，所以很多乡村的惠农信息传播无法实现整体的效能[9]。因此，要实现好惠农信息的乡村传播，落实国家惠农强农助农目标，就必须在制度性调适中采取全信息传播的调适策略，如图3所示。

惠农信息的调适路径选择要遵循全信息的逻辑关联，进行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和语用信息的调适才能使农民受众获得全信息的完全内容，进而形成智能行为，实现惠农政策的目标。

（1）语法的多样适应性调适。大多数农民对文字类符号信息的阅读和理解存在障碍。而惠农信息通常以规范性、精细化的书面文字呈现，其信息语法形态难以被广大农民吸收消化。当下农民受众大多数把音频和视频等形态的信息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电视和人际交流仍然是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10]。所以惠农信息传播要注重语法信息载体符号体系的选择。一是多元化媒体输出，适应性信息表达形式。对惠农信息全文进行梳理和细分，以可视化的图文、音视频或现场演绎的形式进行传播。二是细分政策条款，满足多样化需求。政府应该根据农民信息利用习惯及能力等个性化特点，提供多样化的信息传播平台，提供多种形式的信息形态，如采用板报、橱窗宣传、悬挂横幅、入户分发手册讲解、运用文艺宣传演出和开展学校中小学生教育来引领家庭政策学习等多样化的信息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可以让惠农信息的语法层次更易被农民感知和吸收。

（2）语义的话语阐释性调适。惠农信息传播的主要目的是要实现农民对惠农信息内容的利用。对惠农语义信息的调适是要让农民易于理解和执行。所以在惠农信息语义层面传播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层面上对惠农信息的内容解释是否清楚、准确、通俗易懂，是否充分表达了惠农信息的深刻内涵、内容层次和具体实施策略，以及需要农民实施行动的具体流程、获得收益的方法和疑问咨询的途径等。二是通过设置话语权人的方式，以本地化的语言形态对惠农信息内容进行宣讲，如村干部、农村能人、新乡贤等都是话语权人的重点培养对象，通过这些话语带头人较高的知识素养和能力，可以形成农村的“意见领袖”，实现以点带面不断扩展的语义信息有效传播。同时，对少数话语带头人的管理，比直接面向全体农民受众进行的信息传播更有效果。

（3）语用的标杆示范性调适。惠农信息是分配型政策信息，如果在传播中没有让农民感知和体验到惠农信息可能带来的收益和扶持效应，那么农民将会对惠农信息弃之不理。所以，要充分利用惠农信息“惠”的特点进行传播和调适，通过一定的宣传设计让农民先获得“小惠”的体验，如打造模范典型事件，激发农民对惠农信息的关注，树立充分利用惠农信息的标杆人物或模范村屯，触发他们对惠农信息效用价值的感知和体会，勾起惠农信息利用和求知的欲望。还可以设计和引导体验式参与进行信息传播，如设置奖励机制将较为积极的农民纳入惠农信息的传播队伍中，让“农民”向农民宣传，加上村民之间的信任纽带，通过个体化的切身体验，以人际交流的形式，更易将语用信息与农民的利益需求有效连接。

2.2制度性全信息调适的实施机制

制度保障是实现惠农信息“科学化、规范化、长效化”传播与政策落实的重要支撑，合理的制度安排不仅可以克服惠农传播中调适的主观随意性和基层工作的形式化，而且还有助于推动其惠农信息传播的延续性，避免朝令夕改引起农民受众的认知混乱[11]。

（1）建立专门的政府惠农信息公开配套机制。信息公开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惠农相关政策信息的了解和监督[12]。由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农村环境的特殊性，惠农信息在乡村传播中通过一定的调适手段有助于信息的传播和农民的获知。透明的惠农信息传播环境将有利于降低信息传播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提高信息可获得性和利用率，也可以防止政府犯错、防止资源配置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现象[13]。惠农信息的公开不只涉及惠农政策本身，还应该包括支撑惠农政策执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工作条例。要保证公众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获得惠农信息及相关政策信息，如政策法规、工作条例、政府公报、新闻案例等类型。同时，根据本地化調适的需要，有条件的调整和扩大公开的内容和范围，保障各类信息传输渠道的畅通。农民获取的信息类型越多、信息差越小，他们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感就越强，对惠农政策就越容易在情感和理智上接受并在行动上予以主动配合。

（2）实施惠农信息传播绩效评价机制。惠农信息的传播要注重语用信息的实现，而语用信息不仅体现在农民受众利用信息的价值体验，而且体现为农民利用信息的体验反馈给传播主体的满意度评价。惠农信息传播的制度性调适行为可能会出现“异化”，在利益的诱惑下，完全依靠执掌者的“大公无私”精神和个人品行是难以长期维持的。所以通过惠农信息传播绩效评价考核，可以让农民受众的声音充分反映政府传播调适工作的效用，从而建立惠农信息传播与反馈的良性循环，抑制运动式、标语式、过场式的信息传播行为，让制度性调适行为始终把农民的利益和满意度放在首位，通过农民惠农信息让农民获利来形成良性的推广效用，让惠农信息的语用价值成为传播工作重点。

（3）完善一体化惠农政策信息管理机制。由于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自主裁量权”，加之各个层级的决策者存在的认知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容易在每一层级的传播中逐渐偏离惠农信息原本的政策意图。所以惠农信息从中央传递到乡村的长链条过程中，信息是单向度的传播，缺乏向上的信息追溯求实的机制，导致具体执行中的调适行为过分追求上级任务的工作效率而忽视信息传播整体效能的实现。惠农信息传播效能最终是通过主体利用背景知识对信息内容的理解和现实应用场域契合来实现。因此在惠农信息传播中的制度性调适要保证信息本体内涵的一致性，不能因为调适的需要消解惠农信息本身的内容和价值。一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官方惠农信息传播管理系统，实现中央到地方一体化的全程管理和监控，在统一信息系统中即保证了纵向上各层级间信息传播内容的一致性，又打破了横向上组织间的“信息孤岛”而引起的沟通和协调的障碍。二是要建立统一的惠农信息解释权机制，实现惠农信息内涵诠释的统一性，有助于基层传播工作与信息受众对信息内涵与价值的统一性认识。例如可以搭建惠农信息服务平台，实现新闻报道和问答咨询服务一体化，实行统一的新闻发言人机制，对于公众关注的惠农信息问题实行统一答疑，避免各地因认识差异而导致调适行为出现人为性偏差。

3 基于市场引导的利益性全信息调适路径

随着信息和媒体技术的发展，公共信息服务生态发生了变革。传统的公共政策信息传播媒介单一、成本高昂，过去政府拥有绝对的信息主导力，以单向的、严肃的范式为主。而现在的公共政策信息传播更贴近民众生活，引入各种市场化主体，以多元化、平民化、简单化的范式增加了受众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市场化媒体主要通过利益驱动机制参与到惠农信息的传播与服务中，是现代公共信息服务的重要主体。利益性调适是市场化信息活动的社会自适应性的一种自我调整过程[14]。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本体可以跨越制度层级，而以信息生产和消费的形态进行扩散和聚合，各传播主体根据利益需要对信息进行加工和转化。这是一种基于“经济人”假设的非政府自利性信息传播的调适行为，基于对惠农信息的激励性引导传播，带来市场化媒体的利益诉求，从而实现对“三农”的价值回应，如图4所示。

非正式传播避免了制度性组织层级间信息传递的滞后性，让农民能第一时间了解惠农信息。可以认为公众对政府公共信息的获取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非政府传播方式获取[15]。而惠农信息自身具有的政策性转移性支付特点，使其成为民众众多信息选择中的优先选项。

3.1 利益性全信息调适内容

非正式传播是以获得的利益反馈来调整自己信息传播的策略，所以利益性调适在不同本体特质调适内容上有其倾向性安排。

（1）语法的偏差纠正性调适。大众媒体对惠农信息的利用主要是通过语法信息的重塑和解析，以生活性、平实化的语言符号或视听信号进行传播，才能被广大农民获知。然而基于自利性基础，大众媒体通常更注重信息的关注度，而有意无意地对惠农信息造成曲解和误读。所以在利益性调适过程中要兼顾信息传播效率和效用，不能为了“眼球效应”而单纯地追求信息流量，也要重视信息传播的社会影响。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监督和管理对大众媒体惠农信息服务的用词用语规范进行必要监管，才能有效纠正偏差，使大众媒体以科学合理的信息形式开展多层次的惠农信息的传播和利用服务[16]。

（2）语义的权责追溯性调适。语义信息承载了惠农信息效能实现的核心层次，也是国家惠农政策意志的集中表现。大众媒体传播的利益性调适既要对信息内容进行必要的解构、分析和综合，但又不能为了追逐私利而杜撰各类与惠农信息不一致的信息内容，消解惠农信息的正向效能。所以，为了防止利益性调适存在的不利因素，应该构建有效的信息发布和传播的权责追溯机制，坚持谁发布谁负责原则，各大信息平台也要设置相关的信息审核机制，过滤易导致人们误解或故意抹黑、恶意造谣的各类不合规信息内容。

（3）语用的利益分配性调适。惠农信息作为巨大价值的公共信息资源，对于市场化传播者和利用者都有相应的利益回报。惠农信息的价值利益体现在语用信息层次上，如果传播主体过分注重信息关注度的利益回报而故意制造不存在的信息内容，则会损害农民真实的惠农信息效用体验，从而削弱惠农信息整体的社会价值。所以在语用层次上的调适要兼顾传播主体和受众的利益和效用分配，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效应，推进惠农信息在乡村的传播和效用价值的实现。同时，在语用层次上还要关注“沉默的大多数”人的诉求，由于农民群体是不善于表达的群体，他们的诉求声音容易被忽视和弱化[17]，因此惠农信息传播不能只关注“会哭的孩子”而忽视“沉默的老实人”。

3.2 利益性全信息调适实施策略

作为社会化传播与信息解读的利益性调适，对惠农信息内容基于各自相关利益人的考虑，必然会出现为“自利”而危“农利”现象，所以，要建构基于制度层面的法律法规和基于道德层面的伦理等调适策略。

（1）完善媒体和信息利用法规。通过法规规范各利益性调适主体对惠农信息传播的权责。非正式的信息传播生态是去中心的多元化，具有去官方、去權威的特点。各媒体平台会基于“自利性”考虑，而对惠农信息进行“截取”和“润色”，这种市场化的调适行为有助于传播的多样化和繁荣，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和法规约束，就容易失去公共信息的主导权，使惠农信息成为服务少数人的信息，从而背离惠农信息乡村传播的初衷。通过完善媒体和信息利用法规可以遏制和预防惠农信息不合理传播和非法利用，维持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公共性。法规制度的规范主要集中在语法信息利用上规范利益性调适主体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因为语用和意义信息涉及的主观感受和逻辑认识因素较多，不宜在法规上予以清晰的界定。同时也要允许一定的自由度，对于相关从业者也要抱有一定的宽容措施，不能矫枉过正以免阻碍信息市场的积极与繁荣。

（2）培养惠农信息利用伦理规范。信息伦理是信息效用价值体验的重要影响因素，具有怎样的信息伦理观念就会形成相应的信息价值行为取向。以私人利益为中心的信息伦理观，会让人们只关注“眼球效应”，汲取利益回报，容易导致各种突破伦理下限和公众价值认同的信息行为，如杜撰、恶搞、抄袭等；以社会效益为中心的信息伦理观，会形成多种视角来判断信息利用的价值和行为选择，兼顾社会公共价值和自我效用价值的实现。所以培养公共信息利用伦理规范，利于形成信息传播利益性调适的内在伦理约束。具体来讲，一是前期教育，对市场化信息从业人员要进行必要的信息伦理素养教育与考查，在入职之前要获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二是后期引导，在信息生产与服务活动中，引导各利益性信息调适主体遵守职业道德和法规，并通过社会公众进行监督，形成良好的信息传播道德。积极正向的信息利用道德对各信息传播主体行为具有制约和引导作用，反之恶意负向的信息传播思想会把信息传播引向歧途。所以要通过一定的奖惩制度，鼓励全社会坚守诚实守信，形成社会公共道德导向。

（3）加强政策学习和法规宣传。利益性调适主要是通过对惠农信息的语义内容进行内涵解析和关联性延伸。由于传播主体掌握惠农信息的非对称性，容易对信息内容产生以偏概全或断章取义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加强惠农相关信息的公开之外，首先还要加强市场主体对惠农信息的学习，了解国家惠农政策的意图和全貌，不仅使他们获得更可靠和全面的信息，而且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和认知偏差。其次，要加强相关法规的宣传，不知法、不懂法是很多市场主体信息传播产生违规行为的重要因素。“知法”是“守法”的前提，所以像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相关法规的宣传要与惠农信息的传播活动同时推进。通过政策学习和法规宣传使得各利益性调适主体和受众之间的关系更注重共赢而非疏离，也能够使利益调适主体意识到自身要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18]。

4 制度性与利益性调适路径比较

惠农信息乡村传播的正式官方层面的制度性调适和非正式民间层面的利益性调适都包含了语法、语用、语义三个层面的全信息调适，调适过程中各有其优缺点，如表1所示。

制度性调适侧重语法和语用信息调适保障信息规范性权威性，注重农民知晓性和利用的乡村效果。信息内容结构表现单一不易理解，缺乏灵活性。生产性信息：种粮补贴、农资补贴、农业保险等。

利益性调适侧重语义信息的调适和利用易获得、易读懂、效率高，注重信息内容的解释性和通俗表达。信息表现形式不规范，权威性和可靠性较差。补贴性信息：税费减免、医保农保、家电下乡等。

制度性调适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惠农信息正式传播行为。政府作为惠农信息的形成者又是执行者，政府在传播过程中的调适行为，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政策信息中所要达成的惠农效果，其调适的重点是语法信息和语用信息层面的调适。通过调适，可以提高农民受众的惠农信息的知晓率，并让他们了解信息的基本效用价值。但是在制度性调适过程中往往囿于体制的不足，信息传递渠道和信息表现形式相对单一，不利于农民对于惠农信息的理解和利用，往往需要基层执行部门对农民施加一定的压力或引导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例如，用于促进生产性的惠农信息，如良种补贴、农资补贴、农业保险等惠农信息，都需要农民付出相应的农业生产活动才会获得相应的收益回报，因其收益的滞后性，需要基层组织在前期进行积极的引导和推动。

利益性调适是民间的主体以获取利益回报为目的的惠农信息非正式传播调适行为。它是惠农信息传统传播链条上的第三方主体。利益性的调适通常是以惠农信息的内容含义作为侧重点。通过对惠农信息内容的分析和理解，重新组织新的信息形态，并分析衍生新的信息内容再对外传播，这就形成了新的次级信息源，而由于其与民众的天然联系性常常成为公众获取惠农信息内容含义的重要信息来源。它具有易获得、易读懂、效率高的优点，注重内容的转化和通俗解释，突出信息表现形式多样性和平民化表达。然而受到市场调节固有缺陷及信息主体认知能力参差不齐的影响，导致信息表现形式良莠不齐，出现不规范，权威性和可靠性较差的弱点。但是这种信息传播和调适方式对于补贴性惠农信息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如税费减免，医保农保，家电下乡等惠农信息。因为该类信息只要受众利用了该信息就可以立即获得相应的收益回报，而利益性调适可能出现的一些不实信息并不会对利用该信息获取的收益产生太大的影响。

5 结语

惠农信息乡村传播是国家惠农政策执行的前提，由于基层各主体之间、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信息差，以及各地政策落实条件的差异，使得传播中出现的信息调适现象不可避免[19]。地方政府制度性的合理性重点在于与市场主体利益性调适是否形成协调互补的关系，在依靠市场的同时，政府也要做好引导者和服务者的角色，通过调控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通过语法信息、语义信息、语用信息的全信息视角探讨了惠农信息乡村传播本体特质，从制度性调适和利益性调适提出乡村传播的路径选择方案，只有将制度性调适和利益性调适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多向度、多维度的立体式传播态势，有效推进国家惠农政策的落实，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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