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必政

那坡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在宋、元、明朝代，那坡县城曾经是统辖数州县的“地级市”——古镇安州、镇安路和右江军民宣抚司衙署所在地。

那坡县城北有一著名的山洞叫“感驮岩”，20 世纪50 年代末到90 年代中期，国家文物考古部门对感驮岩遗址的发掘曾经轰动一时，出土的文物如牙璋、炭化粟、竹编等在广西史前考古中是首次发现。《中国文物报》2001 年10 月19 日报道：“牙璋的发现，证明感驮岩遗址与中原地区古代文化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也为越南北部冯原文化牙璋的来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感驮岩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广西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研究华南乃至东南亚地区古代社会面貌及不同地区间古代文化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如此高度评价，足见感驮岩遗址在国内乃至世界考古发现中的珍贵价值及崇高地位。

那坡县现名是1965 年后才使用的，历史上，那坡叫“镇安”的时间长达700 多年。近些年，网上或报刊屡见著述，认为当年镇安土司衙署位于感驮岩洞内。当地旅游部门在洞口立一指引牌，上书“镇安土司官署遗址”。孰是孰非，不可不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那坡县广大农民与全国各地农民一样，为分到田地成为土地主人而欢呼雀跃，经营起属于自己的土地。1957 年冬，那坡县城乡各地热火朝天，都在争着“犁田过冬，广积肥料”。靠近县城北感驮岩的龙泉队社员发现，感驮岩洞内有很多千百年来淤积的肥泥，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要用淤泥来肥田，一时间，社员们扛起铲背起箩，争先恐后到感驮岩挖肥泥来下田。就在他们一铲一锹挖掘之下，沉睡感驮岩地底的千年文明得以重见天日：有群众从淤泥里掘出老物件，县博物馆工作人员获知后报告上级文物部门，急忙赶来的文物专家认定这是一处古文化遗址，打开那坡历史的密码由此被发现。

文物发掘随即展开，这是那坡县历史上石破天惊的大事件。感驮岩，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洞穴，因为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一跃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坡县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也得以在华夏文明史册添上浓墨重彩的一页。有谁能料到，人类历史的一次重大发现，竟源于一群农民的无心之举？！

发掘成果表明，感驮岩是古人类一处重要栖息地，至少在新时器时代晚期，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古人类为何愿意落脚感驮岩，答案并不复杂：山洞宽阔可供居住，洞左侧长年流水，方便生活。洞口不朝向北方，冬天没有寒风灌入。洞外隔河即有平畴可供耕作，河流不仅可以带来渔获，还可以阻隔敌人和猛兽的侵扰。发掘出土的大量日常生活器物证明，大约在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就有那坡先民在这里上演文明更迭，存续人间烟火。

感驮岩是那坡文明的发祥地，对那坡文化史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为强调这种地位和作用，有文章称：“感驮岩遗址又是历代土司衙门遗址。史书记载，‘镇安以洞为城’。”（《品牌广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卷）》，漓江出版社，2015）这种说法是确有其事，褒扬那坡，还是以讹传讹？

根据壮族文化学者白耀天的研究，感驮岩地区在唐、五代至宋朝初期称为古勿洞，属邕州羁縻地。宋初为归化州、来安州，侬智高父亲侬存福、弟弟侬智会先后为其首领。南宋景定三年（1262 年）十月，岑从毅以“归化州”降附宋朝，奉旨改州名为“来安州”，随即为区别位于凌云县一带的“来安”而改为“镇安”。在唐、五代到宋初始有建置的一两百年里，“镇安”衙署会不会建在感驮岩洞内，笔者没有找到史书的明确记载，但从其他典籍里，却似乎发现当时的感驮岩住着另一群人。《那坡彝族开路经》是记录那坡彝族先民迁徙史的，其中写道：“喝口清泉水，再议建家园。感驮岩四周，荒滩平地多。开田栽青秧，辛勤来耕作。”

那坡籍彝族知名文化学者王光荣考证，彝族先民来到那坡地区之初，曾在感驮岩居住。20 世纪50 年代，感驮岩内尚有一块古碑记载这段历史，那坡县彝族群众每年春节都会来到感驮岩祭祖，80 年代，不知何故，古碑突然不知所踪，彝族群众才渐渐放弃祭祀。而对那坡彝族先民居住于感驮岩的年代，王光荣根据族谱记载，认定就是距今1000 年左右的宋朝初年。彝族先民在此居住数代后，因感驮岩为四水汇流之地，经常闹水灾，为保族人不受水害，才举族搬迁到不远处的巴当山上。

明朝以后，史书始出现有关镇安峒的记载，最早的相关记载是明天顺五年（1461 年）编纂的《大明一统志·镇安府沿革》：“宋于镇安洞建右江军民宣抚司。”清朝地理名著《方舆纪要》卷一一一《镇安府》有对感驮岩的记载：“府西四百五十里。岩周二十余丈，内有石柱如盘，亦名盘石岩。”这是史书对感驮岩较详细的描述。同卷还有另一句：“镇安旧城在府西感驮岩下，即故镇安峒也。”《镇安府志·沿革表》有这样的表述：“则今之镇边县感驮岩即小镇安厅也。”

从这几处文献记载可见，史籍中“感驮岩”并非单指山洞名，它包含至少三种不同含义，一是专指山洞名；二是泛指感驮岩地区；三是代指感驮岩地区的地方政权。感驮岩作为如今桂西一处地理奇观，远近闻名，但古代史学家、地理学家未必能亲临此地，遂以感驮岩作为地理标志，介绍“镇安”辖区的位置。因此，笔者以为，史载土司衙署位于感驮岩，应该理解为“感驮岩一带”为宜。

史书上明确记载衙署具体位置的有几处。《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感驮岩）侧有镇安峒，宋、元时镇安旧治也。”对外地人而言，“岩侧”可以很贴近，也可以是距离不远的地方。清光绪刊本《镇安府志》卷二一有载：“镇安垌在感驮岩，俗传故署在傍甲，不知何时所建，俟再考。”明白指出衙署是在感驮岩附近的“傍甲”。傍甲在哪里呢？那坡城北有座小山，当地老人习惯称之为“螃蟹山”，因从高处往下看，这座山形如螃蟹，“螃蟹”那坡本地方言念“傍甲”。螃蟹山脚各甘屯号称风水宝地，旧时县城官绅、有钱人家喜欢到此营建别墅。直至20 世纪90 年代，各甘屯内仍有数幢青砖黛瓦的古建筑，前些年才拆除殆尽。《归顺州志》也有记载：“小镇安旧治在音峒，明天启年间被交趾莫夷攻占，遂移治麽窑甲。”《镇边县志》记载：“旧厅署在大街中，建于乾隆三十三年。”《归顺州志》记载表明，明代时，镇安土司衙署曾一度建在今百合乡音洞村，后因战乱迁到今城厢镇永平村坡耀屯。《镇边县志》记载表明，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镇安改土归流的第三年，到任的流官就迅速在镇玉大街上建成新衙署。

既然史书都没有在感驮岩洞内建衙署的记载，为什么出现感驮岩为“衙署重地”之说呢，笔者认为多半是误解所致。首先是受“镇安以洞为城”误导，望文生义。且不说这句话出处存疑，单是从字面看，简单理解为镇安在洞内建城无疑是可笑的。《读史方舆纪要》对感驮岩的描述是“岩周二十余丈”，既是“二十余丈”的方寸之地，如何能建城，这不过是古人对地理位置的大略描述罢了，如同“扶桑在碧海之中”，是不可以抠字眼的。其次是受洞内古建筑误导。感驮岩内遗存一处古建筑，砖红色外墙，正门处是15米宽的山墙，大门居中，入门左右各有一间小厢房，是2.2 米×7.6 米的狭长房间，中厅进深仅三四米，前方石柱高耸，中有岩石突出如盘，高台上罗列观音诸神像。左右侧墙设走廊、龙门、月台，墙上有壁画彩绘。这样的建筑形制，加上大门顶上“大殿”二字，很显然这里是一座庙宇。100 多平方米大小的建筑，且没有屋顶，不可能作为官署。查阅资料，这座庙宇建成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是时任通判汪应绶主持修建的。汪应绶撰写的《新修感驮岩记》详细介绍了修建过程，从文中关于平整地基的内容看，此处“地势倾侧，削之培之，得平地一段”，说明洞内地面从来就没有平整过，当然建房就无从谈起。从来没有营建过屋舍，当然就更谈不上“官署重地”。

史书记载的这几处官署置地“傍甲”“麽窑”“音洞”有一个共同地理特征，就是背山面谷，地形既合乎我国房屋选址的传统文化，在屡遭匪患的年代，又利于进退攻防。综合判断，前人断不会将衙署置于三面受困的山洞之内。

城厢镇百大屯是那坡岑氏土司的祖居地，根据土司后裔留存的族谱记载，岑氏土司初到那坡时，在今德隆乡百迭屯驻戍，至今百迭屯后山上还残存古代垒筑的护墙，经数年经营，局势稍定，遂搬到地势较开阔的百大屯，后来受“百马觅地”启示，最终搬到后龙山脚龙泉边风水宝地定居，开启长达数百年的土司统治历史。笔者采访岑氏土司后裔，说起在感驮岩内建衙署的说法，他们均表示从未听先辈说过，并且还愤慨地表示，认为土司在山洞里为官的说法是有意轻视他们的先辈。特别是感驮岩山洞如狮子张口，很难想象笃信玄学的古人会在“狮口”建衙署。抛开繁复的考证，单从生活常识来说，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古人类选择在山洞栖身应该是常有的，但到了近古时期，选择穴居多半是流民，是临时居所，将衙署置于山洞内就近乎玩笑了。